January 1, 2021
（编辑说明：这是由位于纽约一些现生活在海外原籍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所撰写的一份宣言，关于中美关系及未来人类历史发展前景。由该智库提供，这里全文刊载，尊重作者的观点，未作任何改动。值此新年元旦之日，希望引起关心中国前途、世界走向的人们的关注与讨论）。
202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了极不平坦的路，其建设现代文明的国家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2021年也是美国介入东亚事务、促成《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100周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中美重新握手创造条件50周年。
而今，冷战结束，中国崛起，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挑战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民族国家的，且二者相互缠绕，复杂而冷峻。新冠疫情肆虐，中美关系再添变数。不少人相信，不同于过去的“接触”、“联姻”与合作，对抗将是中美关系未来演化的大趋势。美国政界中的一些鹰派人士和反共的中国民主运动激进分子尤其欢迎这种对抗，期盼它将给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一击”。（我非常赞成这种对抗。所以下面的文字我都不想看了.不过附文值得一读）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不赞成这样的立场(唉，在替共匪涂脂抹粉呢。实乃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真是“服了”他们）。本智库以宪政自由主义为底色，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使命，然而，我们认为，基于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基于国与国关系之政治哲学基础的重新反省，基于自然界施加给人类的诸多限制和人类面临的生态方面之共同危局，中美对抗已经不合时宜，它不仅不利于两个国家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和未来的人类福祉相冲突。有原则的合作才是两国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为了充分阐释其中道理，提醒两国政治家理解中美两国的真实状况及其逻辑衍生背景，厘定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及合理边界，本智库特发表宣言如下：
一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1500年以降，其文明的老化凸显，进入19世纪后更是遭遇近代欧洲文明的强烈挑战。鸦片战争标志着两种文明的首次冲突，也给中国人告别前现代、迈入现代社会提供了机会。可惜清朝统治者囿于过时的“天朝”心态和狭隘的“部族”私利在在延误与现代世界接轨，俄日英法等新老列强恰在此时乘虚而入，朝贡体系崩溃，中国几乎陷于任列强宰割、国将不国的极度衰微之境。由此，中国人面临不得不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其一，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洗去国耻、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请注意：民族国家在这里并非意味着汉民族单一国家，而是汉藏满蒙维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其二，建设一个优良的宪政民主体制以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同时完成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立宪民主制度的伟大转型。这两大历史任务，曾是晚清到民国几代先贤的共识，无论他们憧憬的现代制度转换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民国建立后，中国也曾有过两次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袁世凯，本来可能籍清廷和平退场、南北终告统一而重振国势，扫除积弊，徐图建设民主政治，却因《临时约法》定位错误、宋教仁被暗杀、孙文二次革命再造分裂、袁世凯本人复辟称帝而彻底告黄；再一次是蒋中正，南京政府在三民主义“党治”和“训政”架构内推进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以“还政于民”之“宪政”为目标，方案清晰合理，却因遭遇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又借势崛起而最终功亏一篑。
美国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自独立建国、费城制宪，这个年轻的国家以上帝选民自命，要成为人类自由灯塔，宗教使命感强烈；又继承大英帝国的贸易帝国主义传统，在美洲以外扩展其国家利益，此二者构成颇具张力的美国国家定位的两个基准点。19世纪中叶，美国像英国打开中国市场那样，用强权打开日本市场，迫使日本从“攘夷”走向“开国”；而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征服之新星时，美国又借助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并在山东问题上还中国以公道。从一战终结、威尔逊总统提出14点和平倡议以来，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相映成趣，它们分别代表着这个国家精神的与世俗利益的两个层面。而就中美关系言，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友好的，美国同情中国的遭遇，在很多国际场合为中国主持公道。美国首倡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支持中国办大学、办医院，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它构成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的前身，北京协和医院亦是庚子赔款的产物。美国也寄望中国建设起现代民主政体。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歇尔对国共两党的调停、希望促成两党联合政府之建立即为鲜明的例子，而马歇尔的失败则证明了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美国人而言仍然是一座高山。
二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终结了国民党建设宪政国家的努力，从中国政治现代化大逻辑看，这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中的巨大扭曲。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激进阶级斗争纲领曾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建政后毛泽东推行的同样激进的经济社会政策制造了大批“阶级敌人”，中国距离自由民主似乎更加遥远。但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余年，又是中国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长期和平无战乱年代，且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为建设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不遗余力。毛泽东无视常识和经济科学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乃和平年代共产党制造的最大人间惨剧，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否认毛本来想以“赶超”形式实现富国强兵的勃勃雄心。文化大革命以挑战人性为能事，否定利益驱动乃人类生产之基本动因，却同样没有否定现代化建设目标本身，只不过以反现代形式推进现代化而已。中国的“两弹一星”即毛时代器物现代化建设成就之标志。邓小平汲取文革教训，推动改革开放，承认市场经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获得迅猛发展；然邓承毛统，“共产党领导”仍然不容丝毫挑战，虽有1980年代体制内外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多次努力，均被保守的中共元老势力所扼杀。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终毛邓两朝，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矣！
而这个时段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相互为敌到握手言和的转变。中美之为敌，乃冷战之产物。1950年爆发的韩战让中美两国军人直接对抗于朝鲜战场，此后20年，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冰川谷底。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因中苏闹翻、急于摆脱两面作战之窘境，有了和美之需求；美国亦因深陷越战困顿需中国帮忙、且有意分化两大共产国家而决意向北京招手。这就有了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文革结束后，1979年邓小平正式访美，奠定“中国开放主要是向美国开放”之格局，两国关系进入“蜜月”。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美国的管理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美国需要中国制衡苏联，也希望中国籍经济发展而政治进步。甚至中国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样惊天动地、骇人听闻的变局，老布什总统仍派出他的特别助理秘密访问北京以为沟通。冷战结束，苏联不再，美国仍然保持对中国的“接触”，有白宫的战略考量，也有华尔街的经济压力。美国不但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从而放弃对中国的制裁（1994年），而且支持中国加入WTO（2001年）。市场经济唤醒了无数中国人的发财渴望，融入全球化又给中国经济腾飞增添了双翼，到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三
今日中国与10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两大历史任务的第一个方面，中国有了足以自豪的成绩：它不再是“东亚病夫”——那个任列强宰割的衰微破败的国家，而一跃为西方公众眼中的世界强国。它已经有4亿人口过上了中产或中产以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另外10亿人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它的高铁、高速公路系统纵贯南北东西，里程高居世界之首。它不但是“世界工厂”，而且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市场。它正在建设强大的蓝水海军，自从郑和下西洋成为绝响，中国人再做这样的海军梦已经相隔600年。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性能优异，足以媲美长期独占鳌头的美国GPS。它也实现了登陆月球，甚至向更加遥远的火星进军。如此等等。然而，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权的专制政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掌权时期，民间要求民主化的呼声此伏彼起，2008年还有《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但均未得到当政者的善意回应。自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些年，中共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打压更趋严厉。它发明了一套严密有序、疏而不漏、实施有效的互联网管制系统。它仍然采用文革方式大搞个人崇拜，对最高领导人歌功颂德。它控制大学教育、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它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党的喉舌”。它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营造全民监控体系。它把这套体系用于抗击新冠疫情获得非凡成功，便马上夸口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两大历史任务结果之间的分裂式并存，乃是当今中国最为吊诡的景观。对外，北京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根据和武器。这个“红色帝国”不再寄望推动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但确实冀图扩大对全球的影响，并把它的触角延伸到遥远的非洲大陆乃至拉丁美洲。它的那套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辞，力图把自己描绘为美国式霸权的替代物，它要用这样的“价值观外交”占据国际交往领域的道德高地。
那么美国呢？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人类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俄罗斯、中国在各自的轨道上重新崛起，美国却因“9.11”陷入反恐泥潭，长期纠缠于阿富汗、伊拉克战事或战后重建不得脱身，这让美国充满焦虑。更麻烦的是，2016年唐纳德·川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全无价值关怀的总统，又是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自私、自恋而任性的总统。在不到4年时间里，川普以“美国优先”为名，迅速使这个国家重回丛林世界，美国民主则黯然失色。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凸显川普政府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冷漠、不负责任，这让它的传统盟友都大为惊骇。川普总统以提高关税为武器对北京发动贸易战，根据的是荒唐而奇怪的川普式逻辑（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吃亏”）。倒是他的鹰派同僚——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警醒到北京的威胁而重新吹响意识形态冷战的号角。新冠疫情发生，美国应对不力，川普和共和党推出一系列“甩锅”行动，试图让中国/中共承担罪责。在重重打击下，中美关系迅速落入谷底，从朋友再次变为敌人。对抗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四
然而，我们又何以理解这样的“对抗”？“对抗”真的会有结果么？
从表面看，无论彭斯、蓬佩奥的演讲还是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台湾、香港、新疆问题的法案，美国打击中共专制，均显得道义满满，蓬佩奥甚至呼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似乎美国在高擎自由民主大旗而继续人类自由的事业。然而，川普政府的行为还是有着太深的丛林烙印，它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公司的打压，虽然以“国家安全”为名，却在在显示是“老大”容不得“老二”与自己比肩。已经辉煌了100年的美国常常显露骄态，对别人的反超充满自然而生的敌意。所以，美国的行为是复杂的，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国传统的民主价值观立场与“美国优先”之现实政策考量间的纠缠，重燃自由灯塔的渴望（让我们假设彭斯等人的演讲表达这样的渴望）和地缘政治层面对新崛起强权的担忧竟如此交错地缠绕在一起，让人怀疑美国出台的新政策究竟是传统“美国精神”的延续，还是基于自私的民族国家利益，甚或仅仅是一个不靠谱的总统的歇斯底里。当然，拜登先生已经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谢天谢地！我们期待美国政治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中国方面同样复杂。中国是民族国家与党国政体的捆绑体，北京对华盛顿挑战的反制，固然首先是为了中共政权的自保，但由于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者，来自外部的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又可以解读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威胁。事实上，中南海正是这样向14亿国民宣导这种威胁的，而且，由于美国行为中包含的丛林属性，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错。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反对中共把政权利益包装为民族国家利益、甚至为了政权利益不惜损害民族国家利益，但我们也同时承认，在一个新丛林世界中，中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者，客观上的确承担着捍卫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责任，且当它履行这样的责任时，理当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当遭遇外部挑战时，政权作为民族国家利益守卫者的身份会凸显，政权的政体性质本身倒往往会淡化，退居为次。
而无论美中之间的对抗是意识形态的民主对专制，还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老大”对“老二”，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都必须追问：这样的对抗会有结果么？中国今天的GDP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未来5年（最多不超过10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固然仍远逊于美国，但进一步缩小这个差距将是今后的大趋势。考虑到这个事实，问题更精确的提法应该是：美国尚有能力达到打压中国/中共、遏制中国发展或红色帝国崛起的目标么？可以说，以中国今天的体量和中美相对实力的消长，就便美国完全出于捍卫民主的决心和“拯救”中国的善意，它的经济打压、技术封锁、外交围堵、军事恐吓也已经不足以遏制中国/中共，在很多场合很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更何况往昔的自由灯塔正在暗淡，美国行为中的丛林要素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抵消其道义含量。中国固然仍然是共产党在统治，但来自外部的丛林式打压反倒会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感，给执政者提供绝佳机会实现民族主义动员。中国的百年国耻此时恰好派上用场，“民族复兴”的口号不但会提升统治者的执政合法性，而且由此凝聚的民族力量将大大提高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整体抗打击水平。可以断言：中美两国对抗，不会有结果，不会有赢家，只会两败俱伤。贸易战升级、经济脱钩、金融脱钩、军备竞赛……，两国尽可以这样玩下去，但最终美国打不垮中共更打不垮中国，中共也同样摧毁不了美国。然而，两国将有多少资源被用于这样的相互防范、相互打击呢？世界又有多少资源被直接间接地卷入中美两国这种相互恶斗呢？它将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五
更大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生态危局已经不允许中美两国如此对抗下去。
50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撰写过《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对全球问题提出警示。半个世纪的发展证明科学家们的悲观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人类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已经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温室效应加剧，南北极冰川融化，极端气候频频，大批动植物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面临末日威胁。能够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但大国政治家们似乎对此出奇地迟钝。他们仍在斤斤计较各自得失，醉心于彼此争斗中各自民族国家自私的算计。你可以说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们代表各国利益，当然没有科学家来得潇洒、超脱；但这也恰恰证明政治家和外交政客体现人类的动物本性，而人类若不能超越这种动物本性，人类绝对不会有未来。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自然担负着保卫地球的重大责任。在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局面前，所有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国家对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若海平面继续升高，用不了50年或100年，上海和纽约的大片地区都将被淹没，而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也不管它姓“社”还是姓“资”。美国虽然极富自然禀赋，怀俄明等内陆州仍然有着大片未开发的处女地，远不像中国人多地少，不得不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但美国照样不能免去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频繁的东南沿海飓风和肆虐的加州山火就是明证。在如此背景下，包括美中在内的世界各大国还要拿出巨额资金生产军火，且在彼此竞争中恶性提升，难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自杀行为么？这些钱用于改善环境、消灭饥荒、抗拒共同的公共卫生灾难（就像此次新冠重疫），难道不更好么？克制人类的动物本性，超越丛林世界的狭隘视野，处理好人类自身的问题，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
六
简言之，中美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这不但是中美两国之所需，也是世界之所需，人类之所需。当然，合作应该是有原则的，所谓“原则”是指：不回避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差别乃至对立，而又对各自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予以充分尊重。在事关人类福祉的全球公共事务领域，中美两国则应竭诚合作，承担责无旁贷之大国担当。
中美合作从何做起？台湾。
台湾问题本是70年前国共内战的遗产，又因为冷战成为中美关系之焦点。两岸问题当然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蕴含：专制的大陆对民主的台湾，让自由世界自然站在台湾一边。但两岸问题同时又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必须面对的主题：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可能容忍它的一部分永久处于分离、分裂状态，特别是考虑到这个部分在很长时间内曾被屈辱地割让给外国。1979年中美建交时美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国会又通过《对台湾关系法》重申对台湾的价值承诺。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和地缘冲突的加剧，台湾问题越益复杂化乃至异质化。对华盛顿而言，台湾固然还是华人民主的象征应予保护（至少理论上），但在与中国的“修昔底德冲突”（“老大”遏制“老二”）中，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在凸显。对北京而言，收回台湾固然有利于党国政体安全，同时乃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之举，且恰恰因为来自美国的围堵加剧而必须加快部署，才能撕开、破解美国的战略包围。目前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就是在这种恶性互动中形成的，它正在成为中美冲突的热点。
按照民族国家间相处惯例，美国海空军对台湾海峡对岸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是过分的，不会被任何一个大国所接受。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始于冷战年代，本为对付苏联，如今却成了围堵中国的现成利器。美国也在加紧构筑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试图在更广阔的印太范围内“抗拒中国扩张”。作为回应，北京势必加强与莫斯科的同盟关系，同时与伊朗联手，还要巩固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以保护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在这个大棋局中，台湾对博弈双方都是关键点。然而这样斗下去，不但依然无解（如上述），而且台湾势必成为双方恶斗的牺牲品。美国至今没有表示两岸军事冲突时会出兵相助台湾而刻意保持所谓“战略模糊”，这是因为美国军方清楚知道在中国家门口打仗，美军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但美国又在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试图把台湾变成对抗中国大陆的武装堡垒。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便是为了台湾民主，这样的政策也只会把台湾2300万人民置于危险之中。
到了改变这种可怕现实的时候了。美国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减少乃至停止对台湾的军售、改变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围堵的传统政策，台湾反而更安全。美国应该认识到，即便根据大国博弈的现实主义规则或传统，力量接近的大国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是在所难免之事，更何况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危局，让这样的平衡观念都显得过时而落伍，遑论非要争个子丑寅卯、你输我赢？美国不再武装台湾或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台湾，美国军事力量远离中国家门口，将彰显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尊重，可能构成两国合作的真正开始。而且，从中国民主转型角度看，外部越不安全，内部就越要控制；外部安全了，内部的变化反而容易发生。
就中国人来说，两岸统一乃大势所趋。我们主张两岸就统一问题进行真诚对话，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当然希望两岸统一于民主；一时做不到，则退而求其次，台湾并入祖国大陆而留其制，乃应保之目标。而保留台湾民主体制，统一只能“和统”而非“武统”，“武统”结果，必一国一制，实质而非形式。更重要者，“武统”，兄弟相残，生灵涂炭，须尽力避免。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其民族国家建设成功先于民主政治建设成功，乃台湾不得不面临今日之吊诡的原因。但势已至此，只能因势利导。我们希望中共在处理两岸统一上，表现出历史的大度。我们也相信，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会随着时代发展而终将汇流。在这个问题上，两岸的政治家、民主事业追求者都应该有大眼界、大格局。
七
民主乃人类未竟之事业。民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中美两国来说，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难题需要攻克。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是终结公共权力由单一政治集团垄断的不合理架构，这一点依然如故。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诚然，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主转型将在一个日益走向富裕、整个社会越来越中产化的背景下发生，而不再是经济危机或崩溃的产物。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渴望的不断满足，人民会生发出更多权利意识，要做更有尊严、更多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公民。网络时代也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事实上，40年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民间民主化潜能，各级政府推出的法治化举措有很多恰恰是民间压力或政治反对派长期呼吁、不懈抗争的结果。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民主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可能长期搁置。我们希望已经100岁的中共认清未来大势，克服权力的傲慢和既得利益羁绊，要认识到，放弃公权力垄断这一步是早晚要迈出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有历史贡献，这一点人民不会忘记。但中国共产党长期霸住公权力不放，不管以什么名义，仍然是前现代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逻辑，是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的。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必将汇流，被扭曲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必将矫正。所需者勇气、时间也。我们相信，中共党内不乏有识之士，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更是一代接一代，薪火相传。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条件、解决问题的努力，永远是并配而行的。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愿意与体制内外的同道共勉。
新疆、西藏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无论今日中国还是民主化以后的中国，都是一样的。恰恰因此，我们要重申对北京的批评，北京以反恐、反“极端化”为名对维族兄弟姐妹的打压、监禁不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却是在损害国家安全，因为对人权的不尊重势必造成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其影响不幸而深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必须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权利和宗教自由权利，此乃保证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央政府应重新启动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流亡藏人的“中间道路”诉求温和而理性，北京应予认真对待。尊重民族地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和呵护、传承民族语言应并行不悖。晚清官员推行以汉化为中心的藏务改革遭到失败，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香港是中国的明珠。保护香港的国际贸易自由港地位、维持香港经济的长期繁荣同样是重要的，而保持香港繁荣的根本前提是稳定香港民心、落实香港法治、兑现中央政府对港人的双普选承诺。提升国家安全的努力不应造成香港的恐惧气氛，更不应成为扼杀一切批评声音的借口。在中美对峙减轻、家门口的威胁减少后，相对宽松的内外环境应该有助于提升执政者的安全感，有助于体制内外合作，有助于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的启动。无论早或晚，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
中国的民主化是人类在更高水平建设共同家园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未来的中国民主体制，不会是对任何国家的简单模仿，而一定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需要，但我们会认真研究各国宪政的宝贵经验，也汲取其教训。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欢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各国政府和NGO组织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对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的斗争给予道义声援，这种声援超越主权边界，是公共理性在人类整体水平的生动体现。
八
美国是具有伟大自由传统的国家。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为促进人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发生的倒退，令人痛心。让自由灯塔重放光芒，美国需要从检讨民主体制自身缺失、反思美国社会现存问题入手。今日美国分裂，绝非川普总统一人之过。有观察家言：美国的问题不在川普，而在“川粉”。那么“川粉”又是如何炼成的？这就涉及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凸显，种族冲突、移民冲突、右翼极端群体的出现等都是其结果或副产品。在政治结构方面，川普当选及在任的4年，暴露出美国选举制度、两党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制衡体制中的一些内在缺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政治素人”川普竟然把共和党改造成“川普党”，共和、民主两党基于党派利益的两极化恶斗则令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衡几近失灵。此次美国大选、总统换届中凸显的宪政危机，让人们深感美国民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各级司法机构虽然抵挡了川普团队的“烂诉”，但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人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美国大选结果。全世界热爱民主的人们都期待美国尽快从这样的局面中挣脱出来。可以说，美国解决好自身问题，恢复民主制度的活力，就是对世界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我们也相信美国人民会痛定思痛，尽快割除美国肌体中的毒瘤。这毕竟是一个拥有自由传统又极富创造力的国度。美国终将“再次伟大”。
至于美中关系，我们认为美方应取的立场是：在价值观领域，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对中共在中国国内推行的专制政策继续予以批评、揭露，对红色帝国对外的威权模式输出，继续予以警醒、抵制。但在国家关系领域，停止美中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和相互攻击，学会换位思考，彼此尊重，且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尽力合作。专制毒素对当今人类的侵染，当然不容小觑；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冲突，仍将在这个地球上延续相当时间，这不仅存在于美中之间，也存在于地球现存的各种文明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但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间的竞争，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以谁更有文化和科技创造力、谁更能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领域的自由、谁更能促进不同水平人类群体的有效治理而又不失每一个个体的尊严，通过诸如此类的竞争而鉴定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合理、哪一种政体更有效，更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未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仍然占据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梯。
九
世界未来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各国的共同努力。国家无论强弱、民族无论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全球未来政治板块将趋向多元化格局，而不再是一强独霸。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联合体、脱欧后的英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伊朗、南非等发达国家或正在崛起的国家，都将在决定地球未来命运上承担角色。
正因此，本宣言再次强调：我们要学会共处。
在保卫各自民族国家疆界及合理利益的同时清楚认知民族国家的有限性，遏制彼此的野心，压抑自私的冲动，学会互谅互让，是人类走向更高水平共处的前提。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理应在此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秩序的调整、重组或更新，均应以有利于提升人类整体的安全水平为目标。把更多的资源、智慧和金钱用于拯救我们的共同家园吧！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并不多，我们不可再犹豫！
中美作为大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理应做得更好、更出色。让我们两国共勉！
基于上述历史、哲学和战略分析，本智库将向中美两国执政者分别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作为本宣言的两个附件。
附件一：《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就政治改革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书》。
附件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就调整美中战略关系、促进国际和平发展致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建议书》。
执笔：张博树
课题组成员：李伟东、张博树、邓聿文
鸣谢参与讨论的中美学者：刘亚伟、顾为群、陈军、荣伟、
张艾枚等40余人
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对外关系的战略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January 1, 2021
(编辑说明：这是本网站收到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撰写的“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附件之一。原文题目为“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就政治改革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书”，因过长，现改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对外关系，攸关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和平，值得深入探讨。此文观点及形式是否恰当，皆属作者的选择，本网站只全文刊载，欢迎各种意见参与讨论)。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习近平总书记阁下：
今天是2021年元旦。到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成立100周年了。
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们作为一批拥有宪政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愿意通过这份公开建议书，与你们交流对当下时局、百年历史和中国未来的看法，并提出一系列有助于贵党应对当前时局、深化政治改革、卸掉历史包袱、华丽转身及和平转轨的重大体制、政策建议。希望贵党能够从善如流，积极回应，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改变。
我们在《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正文中已经指出，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两大（基于民族觉醒和融入世界主流愿望而自然生发的）历史任务：1、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建设一个优良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完成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百年过去，从两大历史任务完成的进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民族国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增长，对此我们给予充分肯定。但中国共产党1949年革命的成功及建政70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发生很多扭曲，迄今纠正这种扭曲的多方努力仍在进行中。并由此产生出很多现实矛盾和困境，国际关系也因此长期处于紧张之中。
我们同时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远未真正完成：两岸尚未统一，香港动荡，民族地区形势紧张，未来中国仍有分裂的可能。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安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紧张与博弈中。中国显然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以化解这些挑战。我们相信，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将会更好地处理内部矛盾、化解内部危机，从而完善民族国家建设、推动民族国家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让世界为之鼓掌，因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民主制度，全球治理才会变得更为顺畅而较少障碍，人类共同家园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期待，已经100岁的中国共产党能顺应这个历史要求，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
在这份建议书中，我们将讨论如下问题：中共自身的改革；推进政治体制转型；应予澄清的若干不实观念；今日中国面临的挑战；两岸统一备选方案；民族问题化解方案；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最后，我们将汇总本建议书提出的政策要点。
一、中共自身的改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在强调改革，并认为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是促进创新和实现高水平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经济层面的改革和开放的确有较大进展。这一点没错。但也是自十八大以来，政治改革几乎不再被提起，政治体制的若干方面甚至有所倒退，如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本来已经被逐渐克服的“以党代政”问题，再次卷土重来。使国家俨然成为一个中共1930年代批判的国民党执政样式的“党国”，并有过之无不及。这个问题也成为国内国际很多矛盾的触发点。我们理解处理若干重大风险问题（如抗疫）时集中权力的必要性，但集权不等于极权，更不等于专制。严重以党代政和干政，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越发不被国际社会信任，全世界都会怀疑自己到底是跟一个国家打交道，还是在跟一个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党在打交道？这实际有损国家安全和在国际上的主权地位，使国家陷入不应有的国际风险当中（海外已有“中共国”一词在流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不仅政治改革不再提起，而且党的自身改革也从未被列上议事日程。而在我们看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是启动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只有从自身改革入手，执政党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当然，按照中共的深层思维：“打江山坐江山”，党的自身改革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华丽转身会被认为犯了“颠覆性错误”。其实此论大谬。考验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远见卓识、是否能成就历史上真正的丰功伟业，恰好要看他们能否突破历史的局限，从自己编织的传统之茧中挣脱出来。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政党。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左翼理论，其合理内核（保障工农权利、争取平等和言论自由等）已被西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充分吸纳。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设想，已被人类实践（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一种空想乌托邦。他提出的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被实践证明是一套产生巨大破坏后果的“魔鬼方案”。这套学说可以成为革命党进行激进阶级斗争的动员手段，却不能用来建设国家。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在事实上放弃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提下，才获得成功的。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具有科学和理想主义意义，而只剩下了一幅招牌。
我们也看到，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纲领中，本来含有终结“半殖民地”状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要求，只不过这种民族主义诉求是包含在共产革命的整体逻辑框架内的。如今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作自己的主要口号和目标，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党的重新定位，即华丽转身：把原来追求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党，变成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党。虽然这个重新定位有执政合法性方面的精细考虑，我们仍然不反对、甚至鼓励这样的重新定位。毕竟，这意味着中共正在放弃那个共产世界的幻想，而回归现实，回归中国本位，党员死后也不必再找马克思报到了。中国人，不管是否是党员，其死后灵魂都应向皇天后土和炎黄祖先报到。死后灵魂向一个异族人报到，实际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而且多年来中共一直被国民党和某些海外反对派及舆论认为，是一个代表异族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机构（共产国际和苏共），在统治中国的外来政权。被打上这样的标签对贵党领导民族复兴是很不利的。
将马克思及共产主义尊崇为“神”一样的信仰，实际是因为他的理论暗合了中国农民的均田薄赋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理想，以及马克思说的（也是中国农民喜欢的）“亚细亚专制”治理模式：一极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极是汪洋大海般的拥戴皇权的小农。皇帝和农民一起“反封建”（破坏金字塔型社会体系的中间阶层——商贾、门阀、军阀和地方分封势力等），共同维系中央皇权专制。中共用马克思主义领导的1949年革命，实际上暗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不自觉地重回了皇权专制（毛泽东的类皇权加神权统治）而不自知。贵党内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对此仍不自省，思想底色仍是维护皇权专制的——尽管批了一层马列外衣，所以才给国家民主化改革造成困难。
我们认为，一个政党，如果不是宗教政党，是没必要要求和强调党和党员的信仰的。政党不应该有信仰，只能谈党的政治理想和治国蓝图。把社会理想信仰化，会成为一种宗教式的执着——如毛泽东就非要实现共产乌托邦不可，结果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把理想不当成信仰，就可以与时俱进，根据现实变化调整自己的社会理想模式，让其更符合社会的可能性和演进规律。一个党，讲信仰，就会固执和僵化，变得习惯于强制别人服从自己，也会固步自封。再说，把共产主义当信仰（“自由人联合体”、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按需分配），太形而下了。信仰是属灵的东西，不该被物化。根据中共对自身的新定位，实际已向民族本位回归，因此是时候向这些“党神”——马恩列斯毛说再见了。四项基本原则至少有两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专政）可以立即放弃了，其他两条，尤其是一党垄断公共权力，也应该做出改革了。
我们认为，为了推动中国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应该完成两个转型：理念转型与组织转型。具体包括：
● 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认知架构，也放弃列宁主义的专政逻辑，转而认可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认可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是现代人类进化和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 组织转型：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按照现代民主社会政党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 为了实现党的新生和华丽转身，可以考虑更改党名。我们推荐两种选择：一是改为为“中华共生党”，以强调党的民族复兴倡导者和领导者身份；二是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以保留党的左翼色彩，而在未来中国宪政体制中彰显自己的独特存在。“共产党”这个名字不要再用了。自从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市场经济，和全党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后，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作为党名，遮蔽了党的新生和真实性，并让全世界都误解中共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冷战遗存，引起不必要的敌视和冲突。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后，冲突的表面原因就不存在了。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仍集中在专制还是民主（这个问题要继续改革），以及地缘利益矛盾上。但比保留一个共产外壳、总被怀疑要好得多。
● 在中共二十大（最迟不晚于二十一大）上完成如下历史性工作：1、形成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重新审视中共百年史，对中共历史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全新总结。2、给“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名誉，维护党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撤销对所有“六四”相关人员的通缉，卸掉所有历史包袱。3、完成党的更名，修改党章，使党在追求宪政民主的新起点上轻装上阵。4、将毛泽东遗体迁出纪念堂，送回韶山安葬。将纪念堂改为“国家先贤祠”。5、天安门上不要再挂领袖像了，以宣示党和国家从此结束个人崇拜。
二、推进政治体制转型
政治转型是全民族的事业，需要体制内外共同努力。中国的民间自由派已经为此奋斗多年。但我们也承认，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国情极其复杂，且体制内聚集了大量民族精英，若中共同意启动自身改革，将为更全面的中国政治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愿意重申：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急是急不来的，但也不能停滞不动。我们反对激进的“推翻”或“打倒”，也反对一厢情愿的外力“强加”，它们不但无助于民主化，而且会毒化改革和政治转型的氛围，是对历史进程不负责任的作法。中国的改革还是要靠体制内外上下互动一起推动。我们期待中共“更名改革”后，能形成全社会上下一心推动和加速民主的局面。
我们以为，政治体制转型的重点领域至少包括：
● 逐步放开言论管制，让独立于官方主张的建设性意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毫无节制地一下子放开，民粹主义戾气和各类抱怨借助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宣泄，只会破坏公共领域的健康氛围。引导建设性公共领域的形成，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责任，也考验当政者的智慧。
● 结束对教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严格控制。目前在大中小学推行的党化教育（包括对当下领导人的崇拜式颂扬、对垄断性单一史观的灌输、对中国现行政策不容怀疑的阐释等）与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人格背道而驰、格格不入。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和民族文化未来，不能再这样下去。没有精神上健全的国民，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
● 在中共启动自身改革的同时，推进各级立法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包括：改变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方式，由中共“组织推荐”为主改为中共、其他政治团体、公民推荐候选人并用，且逐步将市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经过一段时间，使各级人大成为能够容纳各方见解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这样的机构将为过渡到未来宪政体制下的民选议院奠定基础。这个民选议院可以仍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更名为国民议院。政协制度的改革包括：不再作为8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之所（这些民主党派应逐步完成自身转型，作为独立政党参与未来民选议院的竞争），而成为超党派的议事机构。全国政协应由知识界、教育界、工商界、公民组织各领域推举的社会贤达所组成，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以平衡民选议院因党争可能产生的短视。这个体现智识原则、超党派的机构，在未来宪政体制中，可以改名参议院或贤人委员会。它应该拥有对行政和司法首长的弹劾权，对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任命权，以及历史问题真相与和解的调查仲裁权。
● 司法改革的核心仍是司法独立问题。党权干涉法权的问题不能长期持续。否则无法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公正。近年来司法程序正义改革做得不错，我们给予肯定，仍应进一步深化。同时，要鼓励社会中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自治。
● 逐步按照双轨共和制原则建构新的中央-地方关系，完善地方自治和大国治理。所谓双轨共和制，指保留传统中央集权体制，这能有效应对全国性或跨区域公共事务风险、化解由于地区不平衡导致的许多矛盾之优点，同时发展地方自治，以弥补中国民权传统之不足。即中央集权加地方自治，可谓双轨共和。未来中国行政区划可以按照50个左右省级单位、1200~1500个县市级单位调整。省的规模缩小，县市的规模适当扩大，有利于建构分级合理的地方自治，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整合功能。
● 所有上述改革，待条件成熟时，应通过修订现行宪法或制定新宪法予以确认。
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也很重要。我们赞成中共中央最近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同时推进的经济战略。内循环为主，最重要的是分配制度改革，改善基尼系数恶化的趋势，逐步向社会均富迈进。希望能用10年左右时间，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应在税收（开征富人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支持民营经济、减少国企垄断、加大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开辟更多就业通道、提高平均工资水平、进一步在二三线城市放开户口管制、缩小政府规模等方面，多管齐下，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让内循环，即国内市场为主的战略，拥有更多有支付能力的民众来支撑。这个方面，本智库今后会有专门报告，这里不再详述。
三、需要澄清干扰政治转型的若干观念
我们注意到，中国崛起以来，中国经济上、治理上取得的成绩往往被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拒绝民主化的根据或理由。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说辞很多是不实的。我们要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特别是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须先解构这些不实的说辞。让我们从最近的说起。
●关于抗疫
中国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获得非凡成功，是为事实。我们赞赏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努力，但把成功首先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却是不当的总结。疫情开始时，中共中央显然并未足够重视，地方政府对“吹哨人”李文亮等的“训诫”暴露了现存体制一切“唯上”、动辄严控公共舆论的传统痼疾。这不是什么“制度优势”，恰恰是制度劣势。视专业人士的提醒为“影响社会安定大局”，导致贻误宝贵的抗疫防疫时间，才有了疫情蔓延后不得不采取的武汉封城。这个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的、疫情早期的人为错误，是需要认真总结、深刻汲取的。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共中央有这样的表示，早期的失误被后期的成功完全掩盖了。美国抗疫的失败似乎更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虽然这个断言未必站得住脚。科学地分析中美两国抗疫的不同结果及原因，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比如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美国式联邦分权体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反应、动员能力之比较，大数据运用的政策界限和伦理界限，文化因素在人们面对疫情袭击时的不同作用等。在这些方面，各国本来可以进行深入的交流。但中国共产党把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则堵塞了所有此类交流的可能。当然，我们理解这样的文宣首先是针对国内公众的。利用一切场合颂扬自己的政绩、掩饰曾经的过失，往往是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才会使用的手段。已经执政70年、且在此次抗疫中确实做出成绩的中国共产党本来不必如此。
● “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近10年来，随着崛起，国家上下，虚骄之气凸显。抗疫成功只是助长了这种虚骄之气而已。不难发现，学者中鼓吹“中国模式”的大有人在；国家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示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含义无非是西方那一套不行了，中国正在走出不同于西方、供世界选择的另一条路。
西方民主体制确实出了不少问题，我们生活在美国，对此深有体会。但美国民主的问题就反证了中国制度的成功么？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美国人民选出了川普作总统，川普所作所为对美国民主造成巨大破坏，也暴露了美国宪政结构的许多弱点，这是需要美国学界、政界反思的，但美国人民毕竟通过新一次选举纠正了这个错误，证明了美国民主的强韧。所以，美国是民主制度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问题。而中国尚未建立起民主制度，亟需向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中国的问题是执政者正在籍民族国家建设的成绩否定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之路。但中国共产党又在国际场合倡导“和而不同”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此乃“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人们会问：这些听起来很好的原则为什么不能先从国内做起呢？“和而不同”意味着对异见的尊重，“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该先有“国内关系民主化”才对。
●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叙事
应该说，在民族国家成长层面，这个叙事本来并不全错：过去7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进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于此是有功的。但这个话不能反过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国民党政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方面亦完全可能取得成就。中国第一次“站起来”也不1949年，而是1945年，当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获得了世界的尊敬。
历史解释的垄断、史观的垄断源于公共权力的垄断。所谓“胜利者书写历史”其实只
是这种垄断的结果罢了。我们以为，已经建党100年、执政70余年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不允许对历史的开放性讨论、仍然不愿面对那些似乎对己不利的史实、仍然对大众进行“爱国就要爱党”的文宣，说明党对公共权力垄断的合法性这一点，自己也是缺乏自信的。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由一个政治集团长期或永久垄断公共权力（不管它以什么名义）真的符合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么？当这个国家已经在5G这样的高科技领域引领世界，却仍在要求它的臣民高歌“党啊亲爱的妈妈”时，两大历史任务之间的吊诡是不是显得极其突兀呢？
四、今日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凸显政改的紧迫性
在我们看来，今日中国仍然面临的诸多挑战，恰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拒绝宪政改革、坚持一党垄断公共权力这个事实引起的。这里只举几例：
● 贪腐问题
我们不否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反贪腐方面力度很大，成绩斐然。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目标要求。我们以为，“不想腐”的提法是幼稚的，腐败关乎人性，让共产党员连“想”都不准，近乎荒唐。更大的问题是，这种靠当政集团自我整肃的反贪腐方法真的能长期奏效么？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时代，由于贪腐造成的官民冲突几乎是周期性现象，再有能为的皇帝也很难保证官场廉洁之风维持20年。1949年中共建政后，尽管运动频频，官员贪腐问题从未禁绝。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仅10年，官场腐败已然成势，这是1989年民众积极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反“官倒”的重要背景。“六四”后市场化继续而政治改革停滞，20年不到腐败更呈遍地蔓延、惊涛骇浪之状。可以讲，“新时代”的反贪腐成绩再大，也不过令贪腐行为暂时收敛而已，早晚还有卷土重来的一天。这一点，党权逻辑不会比皇权逻辑好到哪里去。只有公共权力不被单一集团所垄断，或曰，只有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才是解决官员贪腐问题的最终出路，这种可替换性（通过公开竞争定期选举新的公共权力受托人）将使权力真正置于民众监督之下，它的相应制度设施（比如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和自由媒体监督等）也都有助于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这才是可靠而长期的反腐败机制。
● “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问题涉及权力的稳定性、连续性。皇权时代这种稳定性是通过血缘继承实现的。
现代革命党执掌政权后的党国体制，除朝鲜金氏政权采用血缘继承外，没有哪一个党公然继续这种前现代形式。但党国体制却由此造成“接班人”的不稳定问题。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更替靠民选。党国体制下，领导人更替靠“指定”或高层内部博弈。这种权力继承事实上的无规则乃是权力稳定性的巨大隐患。常有人颂扬与西方政党轮换相比，中国的一党制度更稳定也更有效率，体现更高的政府效能。这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府更迭、政党互斗确实常常导致施政重心的转移，政策缺乏长远性、连续性，这是未来中国宪政体制应该尽力避免的。但竞争性民主选举保证了公共权力受托人产生的程序合法性与民意合法性，保证了选举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公共权力稳定性的最可靠依托。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接班人”问题。这才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就中国而言，我们担心的是，在现存党国框架内，不要看最高领导人尚年富力强，“接班人”困局就在前边，毛、邓都是前车之鉴。难道中国人总是在同一个陷阱里再次失足么？
● 文化创造力
中国经济崛起令国人振奋，但中国能否实现同样的文化崛起？答案显然并不乐观。10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奉旨作文”现象加剧，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更加荡然无存。官方一直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边增加了“文化自信”。然而，如果正视历史，那就不能不承认，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前30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最严重的摧残。复兴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需要深入的文化梳理，需要公开而广泛的公众讨论，包括对前30年发生的文化悲剧的认真反省。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中是无从谈起的。官方似乎只是热衷于把“文化”当成又一个论证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国内场合）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独特性的“根据”（国际场合）而已。
在大众层面，严格的舆论控制、精巧的舆论引导正在塑造低幼化社会认知氛围。经典的奥威尔式国家对个体的强行压制正在附之以小布尔乔亚消费主义的满足。它在销蚀对严肃文化的需求，让民族精神整体碎片化、泛娱乐化、去批判化、枯萎化。精英阶层的“精致利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小时代”倾向相映成趣。试问，这样的文化状态如何能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相称？
● 公民基本权利
由于中共一党仍然垄断全部权力，民权在很多场合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中国“官本位”传统既源远流长，又就在当下。国家仍在强政府、弱社会状态中运转。老百姓有冤屈，仍然很难与官府对簿公堂。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自由远未实现，仍有很多因言获罪的案例。保护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律不健全，写进宪法的条款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落实。作为社会监督之第四权力——媒体监督权，亦远未落实，一部新闻法已经难产了很多年。
我们理解中共自己解释的“社会主义民主”标准与国际不同。这个差别，即便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亦不能自证合理。何况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在民主制度建设标准上应该与国际同步。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需要探索。但不管民主具体形式为何，其核心原则——是“民”主，而不是“官”主，也不是“党”主或“党”替人民做主——却不会变化。中国需要的是权力制衡，而不是党权独大。
● 民族问题
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尖锐挑战。我们深知西藏、新疆、内蒙对中国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具有的战略意义，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有大量投入，举国援藏，举国援疆，但为什么效果不佳？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却买不来民族地区人民的心？核心问题是党国体制不能容纳民族地区的真正自治，也不能容纳民族地区的宗教自由。把宗教视为另一种有组织、成系统的力量，担心它对政权构成威胁，而不把它理解为民族地区人民重要的精神生活且有助于社会稳定，此乃党国体制的天然弱点。
近年来，新疆“再教育营”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国际组织批评新疆地区正在发生人权灾难。中国政府则以“反恐”、“反极端化”为由为自己的大规模拘押行动辩解。我们不否认中亚等地区的恐怖活动会对新疆有影响，采取适当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造成民族地区不稳定、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我们内部，在现存体制。如果不从根上着手考虑改变体制，真正落实民族地区人民的自治权利和宗教自由权利，边疆治理是不会有改观的。靠几十万个工作队也换不来边疆地区的真正和平。
● 香港、台湾问题
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曾经得到比较好的执行，但近年来因“双普选”迟迟不能落实，香港人民表达了强烈不满，抗争不断，最终导致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公布，香岛一片肃杀之气。我们理解，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有预谋有组织的分裂国家之行为，我们也不赞成各类“港独”主张。然而，北京无意兑现香港“双普选”的庄严承诺，无视香港争取民主的普遍民意，是导致香港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此外，香港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北京与西方各国政府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及这个对立基础上的相互恶斗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就香港问题推出一系列制裁，北京则以捍卫民族国家尊严为由予以抵制、施以反制裁，凡此均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同样道理可以解释台海局势近年来的日益紧张化和它所内具的充满张力的蕴含。如宣言正文所宣示，我们高度肯定两岸统一乃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崛起必须完成的使命。但这个统一应该是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或至少是能够容纳台湾民主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现存政体是让2300万台湾人民对统一心怀畏惧的主要原因。哪怕中国大陆当政者表现出政治改革的初步意愿，都将有助于减少这样的恐惧，而有利于开启两岸和平谈判的大门。
● 外部的冲突环境
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安全。导致这种不安全的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有中国崛起后民族国家层面的争雄。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捍卫合理的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但作为宪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同时指出，中国现存党国体制与现代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不协调甚至冲突，乃是当今世界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自身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党国政府为了抗衡美国，支出了大量国力，在全世界谋篇布局，固然有保卫民族国家之含义，但更是为了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我们都是有体制内多年经历的知识分子，对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的这种盘算是完全清楚的。但这种博弈真的有意义、有出路么？中美之间真的非要彼此为敌么？
今日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但制度不同，合作自然增添障碍。比如，人们会认为，由一个专制政权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辞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虚伪的。一个连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都不尊重的政体，又怎么会真的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西方学者也可以质疑北京对“文化”的阐释：当中国政府抵制普世价值时，“文化”是特殊的，所以不能“干涉内政”，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当北京政权要“协和万邦”时，“文化”又是普遍的，所以“中国方案”才成了各国可以效仿的模本。总之，一切视“党”的需要而定。在这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民主国家又怎么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归纳以上所言，虽然中国在第一个历史任务——重建强大民族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的第二个历史任务——政治制度民主化却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和睦、边疆地区安全、与世界友好相处、发挥大国作用，都要求中国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方面更进一步。就中国国内改革而言，套用老祖宗的话语，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公共权力不应为一姓所垄断，也不应为一党所垄断。就世界大局而言，人类必须找到共生之道，不应继续对抗，中国的民主化将为人类合作提供全新的基础。
五、两岸统一备选方案
两岸统一乃大势所趋。如何统一则考验两岸政治家的智慧。我们认为，目前两岸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代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法统。它们只有先后之分，没有高下之别。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为民族国家的进步呕心沥血。民进党等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政党也为台湾民主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期待，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都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以博大的包容心实现两岸政治和解。可以考虑先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在这个基础上，开启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和平统一备选方案供两岸参考：
方案一：中华邦联
要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同组成“中华邦联”，先实现名义统一，并请联合国同时接纳中华邦联和中华民国作为会员国，给大中华系列增加两个联合国名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不变。同时也给中华邦联成员——中华民国开辟国际生存空间。如果能实现这个邦联构想，北京统一的梦想就基本实现了，台海危机就解除了，可保台海未来的和平。
方案二：中华第三共和国
如果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适时启动，也可以采用直接合并两大历史法统、建立第三共和的形式实现两岸统一。其中，第一共和指辛亥革命创造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指1949年革命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共和代表对两大历史法统的同时继承。中华第三共和国的国号可以就称“中国”，由“中国”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方案三：台湾特别自治区
如果中国大陆政治转型晚于两岸统一，则统一可以考虑采取建立台湾特别自治区的形式。中国大陆承诺统一后台湾现存政治制度（包括多党竞选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保留自己的货币和独立关税地位，中国大陆只接管台湾的国防、外交。台湾原驻军改为地方国民警卫队，负责地方治安。应该按这个原则重新解释大陆对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内涵，即（与香港不同）相当于高度自治的共和国。
无论哪个方案，都要求台湾民进党放弃“台独”诉求，中国大陆方面减少武力威慑，以为双方谈判签署和平协议、进而谈判两岸统一建立必要的互信。
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五大棋局之核心问题，美国多年用台湾牵制大陆，意图无非有三个：1、台湾是美国用第一岛链围堵中国的核心支点；2、美国承诺不丢弃老朋友；3、美国看重台湾的民主制度。因此大陆若想解决统一台湾问题，无法回避美国因素的存在。上述各方案都能解决美国和岛内对台湾民主问题的关切。其他因素，我们将在第七节中讨论。
六、民族问题化解方案
在宣言正文和本附件中，我们已多次谈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既和第一个历史任务有关（落实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安全，使中国彻底摆脱分裂威胁），也和第二个历史任务有关（落实民主政治，使中国真正成为宪政法治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统一）。我们要强调的是，只有推进民主化转型，才是解决民族和睦、边疆安全的根本之道。同时，鉴于国家面临的潜在分裂风险，又必须在政治转型进程中，始终保留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总原则是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这部法律也强调要“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目前，最敏感的民族问题发生在新疆和西藏。而其原因，首先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没有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我们为此强烈呼吁：
● 必须尊重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停止对自主宗教活动的限制、打压。
● 新疆的“再教育营”应立刻停办。不再以“反恐”、“反极端化”名义惩治、压制人权批评，造成新的人权灾难。
● 尊重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权利。应保留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国家通用语言（汉语言）的学习推广不能伴之以取缔当地民族语言。
● 要相信、使用民族地区干部，真正落实民族地区的自治权。
除以上呼吁外，我们还愿意就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行政区划提出如下调整建议，以利这两个地区的长治久安：
● 新疆：
撤销目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原自治区分为三块：南疆以喀什为中心建维吾尔自治省；西北疆以伊犁为中心建哈萨克自治省；另设乌鲁木齐为多民族聚居之中央直辖市。现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取消，各农垦师可转为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 西藏
保留现西藏自治区，改称卫藏自治省；在四川、云南藏区设康巴自治省；在青海、甘肃藏区设安多自治省；另设西宁为多民族聚居之中央直辖市。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外交部门同印度谈判，收回藏南之达旺地区（藏南其余地区可以让渡给印度，作为收回达旺地区的交换）作为藏人自治特别行政区，欢迎从印度返回的流亡藏人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原藏人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并逐步向其他藏区推广。
我们还建议对整个西藏实施宗教自治，将宗教事务的自治权利交还给达赖喇嘛尊者，请他返回布达拉宫。西藏的行政管理仍由各自治省负责，但要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七、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
如宣言正文所示，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双重紧张中，既有意识形态对立，又有中美之间“老二”、“老大”的地缘政治冲突。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内部问题也高度外部化了，比如上面所列之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等。我们并不否认当下问题的复杂：在某些场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崛起，撞上了世界“老大”美国的打压；且这种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的打压会隐藏在民主的口实下，宣称是民主国家对极权国家的反对，显得很有道义高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的一党专权制度的确是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障碍，也是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障碍。这个双重矛盾，必须解决。我们主张，两个问题——捍卫民族国家和平崛起的正当权利和正视民主政治建设的急迫需求——应该放在一起正面面对。一方面就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正面与美国和西方谈判，名正言顺地争取民族国家正当权利；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自己主动跨越一步，开启民主转型的伟大进程。如此，则可一举解决这个双重国际矛盾，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也给中国迎来长治久安。这是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改变国际战略思维的总思路。
在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建议：
● 不再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诚然，中国外交语言中，早已不再这样表述，反倒常常指责对方的人权批评为“冷战思维”。但作为有长期体制内经历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一直保持“冷战思维”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旦政治转型启动，这样的传统思维也应该改变了。
●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其实有着许多超出党国政治体制的文化因素或行政经验，它们对世界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交流这些有益的经验，只有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才更加可能。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家和外交政策制定者要有更长远的眼光。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 中国一旦转型为民主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改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同西方各国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不再存在，但社会制度的趋同确实有助于和美国、欧盟、日本、澳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更好的合作，也将有利于建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周边安全。
下面将集中阐释中美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如何破解。需要强调的是，地缘利益与制度冲突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应率先解决上述自身的制度问题，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深层矛盾。
中美在亚洲地区实际存在五大战略棋局，即台湾问题（解决办法见上述第五节）、中美朝关系问题、中美日关系问题、南海问题、中美印关系问题。还间接牵涉到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澳大利亚各国，涉及美中双方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要想根本解决美中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的博弈问题，必须将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联动解决。对美国来说是在印太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与中国的碰撞，对中国来说是保障战略资源运输安全和传统国土安全与美国在此地的碰撞。说白了，是美国要维系对中国的传统战略包围圈，与中国要突破这个战略包围圈的碰撞。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还不明显，但本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双方正在此激烈博弈，甚至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演化成热战。为了避免冲突，历史已经走到了两个大国都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刻。大国之间，利益很难让步，但利益可以交换，可以代偿，可以双赢而不是零和。以下我们将尝试解棋，看以下方案能否化解双方心结，并相向而行。
五大棋局的核心看似单纯地缘冲突问题，其实包含制度演变的含义。我们明白中共在推广“中国模式”、极力扩大中国影响力。但换个角度看，这又恰恰是中共应对美国威胁和围堵的战略回应。这种安全困境是双向互动的。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就当减少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随着中产阶级增长，国内平权的问题必然会日益凸显，中国并不会违背“中产带来民主”这个历史规律。中国努力改变自身制度，是走活这五大棋局的关键。具体棋局的走法只有战术策应意义。如果能向毛泽东撬动尼克松那样，化敌为友，将美国拉入中国的朋友圈，并与日韩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才是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和大智慧。
（1） 朝鲜问题
总判断：朝鲜半岛核危机影响整个东亚安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符合东亚各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在美中应该从战略对抗走向战略合作的今天，充分发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起手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是有可能的。
●中美两国首先取得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战略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共同重启朝鲜问题六方会谈。
●美方同意将朝鲜纳入中方的核保护范围，中方同意美方继续对日韩提供核保护。
●中方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由五方监督予以销毁；同时，为了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公布驻韩军队撤军计划，逐步减少以致最终完全撤走美国驻韩国军队。
●由中国劝说和帮助朝鲜启动改革开放，提出对朝鲜的20年投资开发计划，并将其总体上纳入中国东北经济圈，给朝鲜提供新的战略市场和投资来源。美日韩俄均可加入朝鲜改革开放进程，在朝鲜设立各自的合作自贸区。朝鲜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五方参与竞标，利益均沾。
●中美俄日向半岛南北方同时表达希望，在北方改革开放20年后，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达到南方一半左右之时，开启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国际社会将予以支持。
●在半岛开启无核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之际，日俄关系（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关系（慰安妇问题和竹岛/独岛问题）、朝日关系（历史和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下一小节详论）等，也有望在半岛无核化获得解决的鼓舞下，同时获得推进、解决或改善，为实现东亚永久和平奠定基础。
●在朝鲜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同时，中美可以进一步促使它进行民主化改革。
（2） 钓鱼岛问题和中日美关系
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是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从明朝起就已纳入海防范围，清朝时明确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日本则宣称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是日本领土之西南诸岛的一部分。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发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编入日本领土。日方特别强调尖阁诸岛没有被包括在1895年4月缔结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当中。日本没有提到的是，构成日本“西南诸岛”的琉球群岛原来本是中国朝贡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服琉球，但仍维持琉球与北京表面上的朝贡关系，在以后200多年时间里，清廷对琉球的双重身份竟未察觉。由于中国国势日衰，日本于1875年正式进驻琉球，终止其与北京的朝贡关系，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这样，才会有——按照日本的说法——冲绳县政府发现并“确认尖阁诸岛”的后续故事。钓鱼岛和美国也有关系。根据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同意由美利坚合众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方。1971年美国把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且在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中承诺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义务，“以行动因应共同危险”（《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此后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中日1972年恢复邦交后，碍于中日关系大局，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长期低调处理。
2012年，日本东京都政府欲买下钓鱼岛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将该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围绕该岛的主权争议迅速升级。中国并于2013年设立东海识别区，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区的巡逻。美国虽然对岛屿主权不持立场，但作为日本的盟友，又有条约规定的义务，事实上被卷入这个冲突关系。
我们认为，面对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议，中日作为两个大国，又是近邻，应该展现胸
怀和气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人小岛，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方没有意愿再去追究冲绳的历史纠葛，我们赞同这种态度。我们也相信中共中央的战略重点是收回台湾，未必希望在东海与日本发生冲突。主权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不错的思路。但它的前提是建立信任。中日之间要建立信任，中美之间也要建立信任。
（3）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的复杂在于有众多主权声索国正围绕这片巨大的海洋利益进行博弈，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中国等国家。中国人定义的“U型线”产生于民国时代（1934年绘入中国海疆地图，1948年正式设立，先是十一段线，1953年中国让渡给越南两段，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坚持十一段），如今被称为“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线”。上个世纪70年代南海巨大的经济价值被发现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抢先开始南沙岛礁的争夺，中国则在1980年代后期加入，如今这些国家各控制南沙岛礁若干。为化解南海地区争议、找到各国和平相处的办法，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意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2013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南沙岛礁的扩建步伐、提升了岛礁的军事化力度，这个举措与保卫中国海上运输线的整体布局有关，也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相关，而并非仅仅着眼于南海经济利益。但这些举措自然会引起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不满。2016年7月12日，国际仲裁法庭曾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相冲突的海事主权要求没有国际法依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近年来，中国和有关各方正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管控南海局势、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最近（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此举也当有助于这个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稳定。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当首先践行自己一贯倡导的共同协商、互谅互让精神，按照国际法，合理解决南海主权争端中的有关问题。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采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当域外国家的军事威胁减少时，中国南沙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亦应减缓或停止，以便创造和南海周边国家互信、合作的氛围。
（4）印度问题
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从历史渊源讲，涉及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时对中国西藏地区的觊觎和野心，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这种野心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坚持英印时代的领土主张，虽然中印两国在1950年代曾有不错的关系，还是因领土问题爆发1962年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直到最近，在中印边界若干重点争议地区仍然不断发生紧张和军事对峙。
中印关系由于最近美国川普政府强力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而更加不稳定。理论上，这是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号召的战略联盟。前不久（2020年10月27日），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度，还表示“美国和印度必须共同努力，应对中国给安全和自由带来的威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呼吁却是危险的：中印之间的冲突从未涉及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和边界冲突，至多加上两个大国间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博弈。蓬佩奥这样的呼吁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美国在中印领土、边界纠纷中是站在印度一边的，是在“拉偏架”。我们不认为这样的作法真的有助于印太地区的稳定。
我们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印两大国友好相处，对双方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印完全应该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框架”内加强合作。关于边界问题，我们知道中印边界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土地实际处于印方控制下。我们也知道1960年代，中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提出放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以换取印方对西段阿克赛钦中方实际控制土地的承认，但印方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如今时过境迁，中印两大国都应该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大度。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不再要求收回东段全部印控土地，而只要求收回达旺地区，作为中国政府特设的特别行政区，以欢迎从印度返回中国的流亡藏人，在那里继续原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主转型也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最后，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以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时，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真的成为可能。中国目前宣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更多带有党国价值观外交的修辞成分。要让这样的修辞成分变为真实成分，变为中国外交的真正道德追求，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势在必行。
民主化后的中国，其价值观外交将更真实地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遗产，并以此奉献于当代人类。我们相信，那时，中国作为推陈出新的东方古老文明的代表之一，将和现代西方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支撑起现代人类文明大厦。中国和俄罗斯、和中东各国、和中南欧、和非洲、和拉美的关系，也将在这样一个新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八、总结
可以把本建议书的要点归纳如下17点：
●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应是总结中国历史、判断当下状况、评价进步得失、厘定未来走向的总基点。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也应放在这个框架内予以评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民族国家、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远未真正完成：两岸尚未统一，香港动荡，民族地区形势紧张，未来中国仍有分裂的可能。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安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紧张与博弈中。
●只有推进民主化、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才能真正化解这些挑战。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将会更好地处理内部矛盾，化解内部危机，完善民族国家建设、推动民族国家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让世界为之鼓掌，因为只有当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均建立起民主制度，全球治理才会变得更为顺畅而较少障碍，人类共同家园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要怕犯“颠覆性错误”。考验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远见卓识、是否能成就历史上真正的丰功伟业，恰好要看他们能否突破历史的局限，从自己编织的传统之茧中挣脱出来。
●中共自身的改革应该完成两个转型：理念转型与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认知架构，也放弃列宁主义的专政逻辑，转而认可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认可公共权力的可替换是现代人类进化和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组织转型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按照现代民主社会政党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相应地，党也可以考虑更名。有两种选择：一是改名为“中华共生党”，以强调党的民族复兴倡导者和领导者身份；二是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以保留党的左翼色彩，而在未来中国宪政体制中彰显自己的独特存在。
●逐步放开言论管制，让独立于官方主张的建设性意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结束对教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严格控制。培育健康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品格，乃是政治转型的重要基础。
●推进各级立法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的改革。未来民选议院可以仍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更名为国民议院。全国政协应根据智识原则改组为超党派机构，在未来宪政体制中，可以改名参议院或贤人委员会。
●司法改革的核心仍是司法独立问题。党权干涉法权的问题不能长期持续。
●按照双轨共和制原则建构新的中央-地方关系，完善地方自治和大国治理。
●两岸统一，重在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都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以博大的包容心实现两岸政治和解。有“中华邦联”、“中华第三共和国”、“台湾特别自治省”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必须尊重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停止对自主宗教活动的限制、
打压。新疆的“再教育营”应立刻停办。不再以“反恐”、“反极端化”名义惩治、压制人权批评，造成新的人权灾难。
●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自治权的落实，必须在防止国家分裂、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
●捍卫民族国家和平崛起的正当权利和承认普世价值观、正视民主政治建设的急迫需求，应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国际战略、制定对外政策的新的出发点。
●中国一旦转型为民主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改观。
●国内政治转型也将促进中国的国家安全，构建更友好的周边环境，化解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紧张。
●中国目前宣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更多带有党国价值观外交的修辞成分。要让这样的修辞成分变为真实成分，变为中国外交的真正道德追求，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势在必行。民主化后的中国，其价值观外交将更真实地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遗产，并以此奉献于当代人类。
不难看出，本建议书是一份温和的政治渐进主义或改良主义建议。我们不希望中国未来哪个时刻再次发生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革命，其实都难以确立和巩固先进的制度，而陷入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或者仅仅是底层造反的社会破坏。我们以为，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应跳出革命思维，以宪政民主为目标，通过精细的社会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本建议书也是一份肯定民族复兴的建议。但我们仍要提醒，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助于凝聚人心、团结奋斗；但用过了头，也会发展成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应该跳出极左或极右理念，不再跟着极左共产主义走，也不让自己陷入纳粹式的极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应该回归中国传统的中道理念。中道理念，就是力图兼顾到各种利益诉求、回应各个群体对中国问题的关切。我们相信两大历史任务的提出和对中共转型的期望，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和党员的心声，也包含了宪政民主主义者的诉求、自由知识分子的诉求、民间维权群体和律师们的诉求、期待给六四平反的人们的呼声、期待在祖国统一过程中保护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的呼声、呼吁宗教自由和民族区域高度自治的诉求，等等。我们也相信，这份建议容纳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和区域安全化的合理关切。
但我们反对以下立场——因而不会代表他们的诉求：1，毛泽东左派关于新文化大革命的主张；2，新左翼和毛左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与帝国主义决战、急忙武统台湾等）；3，港独、台独的立场；4，海内外极端反共反中派别试图引外敌入侵的立场；5，藏独、疆独及各种肢解和分裂中国的立场；6，各种蔑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逆向种族主义立场。
世界正面临着大航海时代500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正在崛起。
它的民主化将造福自身，也造福人类。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转型，一举奠定中华民族安全、强大以及“和合”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让民主自由之光普照中华大地。
此致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2021年1月1日于美国纽约
执笔：李伟东、张博树
课题组成员：李伟东、张博树、邓聿文
鸣谢参与讨论的中美学者：刘亚伟、顾为群、陈军、荣伟、
张艾枚等40余人
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以及国际和平发展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January 1, 2021
(编辑说明：这是本网站收到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撰写的“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附件之二。原文题为“就调整美中战略关系、促进国际和平发展致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建议书”，因过长，现改如此。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注定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以及亚太和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关注。此文为该智库作者的观察与期望，恰当与否，由读者自断，本网站不予置评，只全文刊载，亦欢迎各种意见参与讨论)。
华盛顿
美国第四十六任当选总统
乔·拜登先生阁下：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由一批身居美国、秉持宪政民主理念的华裔知识分子组成，长期分析美中战略关系、研究中国民主转型。在美中关系异常紧张的态势下，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就职的时刻，我们希望把自己对美中关系的不同于一般美国智库和学界的看法，呈递给美国新政府作为政策参考。
如《关于中美关系及人类前景的宣言》正文所言，我们认为，自尼克松总统访华近50年来，美中关系发展总的说是好的。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出现挫折和新的误区，不利于美中建构更好的未来和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虽然美国疫情仍然严峻，新政府上台后有大量国内问题亟需处理，我们还是想提醒总统阁下，在美国新政府即将履职之际，如何更准确地把握美中关系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做出更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决策安排，同时亦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助于两个大国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
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应该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第一，如何避开休昔底德陷阱（即世界“老大”与“老二”之争），用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与中国的矛盾及世界总体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的问题，避免激化矛盾、甚至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使两个大国回到世界合作格局当中。第二，如何保持美国对世界的价值观领导力，并以此影响中国的民主转型，同时尊重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利。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的所有对华具体政策，均应以上述两个基点为基础。
在这份建议书中，我们将就下列问题给出详尽分析：美中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如何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如何理解当今中国的实况和战略意图？为什么我们主张美国应该“不再武装台湾”并将这一政策视为美中合作的新起点？何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如何看待川普政府对中国的错误政策并加以改变？为什么美中合作才有利于解决东亚乃至全世界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建议书的最后，将汇总我们基于上述分析而向美国新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
一、重新厘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是重塑美中战略关系的前提
本国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确定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换言之，凡“国家利益”，均带有以本国利益为核心考量的自私属性。美国的“例外”似乎在于，美国人以人类正义守护者自诩，在这个逻辑下，美国国家利益可以等同人类共同利益，捍卫美国国家利益就是捍卫人类共同利益。其实，这个逻辑只说对了一半。除“自由灯塔”外，美国当然有独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而且同样有其自私属性，只不过当美国足够强大时，这些自私考量往往在人类正义大旗下隐而不显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维持自己的全球存在角色，包括欧洲、中东和亚洲各热点地区。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美国具有的超强实力（当时美国GDP占全球一半）使其拥有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充当“世界警察”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冷战背景下，美国必须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日韩驻军、在菲律宾建军事基地）和195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围堵”（包括与台湾签订《中美共同防务条约》）都是服务于冷战之战略目标的。对美国来说，这样的东亚政策既体现美国的自由民主原则和价值观（美国要保护东亚地区人民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和侵蚀），又体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美国国家利益（也就是，保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涉及美国的战略安全）。而这样的政策，是以美国军力的绝对优势为基础的。换言之，无可置疑的“威慑”能力拱卫着美国的东亚利益与战略安全。
然而，过去30年，东亚地区发生下列重大变化：全球冷战结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生态，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正如宣言正文所指出，美中关系是复杂的，包含两个互有联系又各不相同的面向：意识形态的与地缘政治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专制国家，冷战后依然如此，但它已经放弃了毛泽东式的对外革命扩张，而且早在冷战结束前的邓小平时代已经和美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中国又是一个正在“复兴”中的民族国家，洗去“百年国耻”、重塑大国尊严是它正在追求的目标。在本建议书中，区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党国的中国在分析和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日韩的驻军本来主要针对苏联（同时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震慑北朝鲜之意），现在苏联没有了，换成了实力大不如前的俄国（且它的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欧洲），那么美国军力又是针对谁的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这应该是合理解释，但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对手的党国之中国（因为中国不再输出革命），而是作为地缘政治对手的民族国家之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当然，美国曾经欢迎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回到世界舞台，但那时中国相对弱小，美国不会感到威胁。如今不同了。中国崛起的势头如此之猛，这个崛起在经济上并未否定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利益，虽然它确实构成某种挑战、试图建立中美间的新型经济竞合关系；但中国崛起在军事上的含义则另当别论：它的军事现代化进展神速；它拥有了第五代隐身战斗机J-20和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大型运输机Y-20并用于实战部署；包括航空母舰、055大型驱逐舰、071船坞登陆舰、075两栖攻击舰、094甚至096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内的新型作战舰艇正在成批下水或加紧研制；东风系列导弹已经具备从近程、中远程到洲际的常规打击或核打击能力；它的电子作战系统、无人机作战系统亦在迅速发展中。解放军当然还无力与美军在全球争雄；但它已经有能力挑战本来固若金汤的美军在台海地区乃至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
两个大国正在军事意义上迎头相撞。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靠“威慑”立足的美国，是否到了应该重估自己在东亚的国家利益究竟何在的时候呢？按照传统思维，当美国在某一地区的战略安全受到挑战时，应该通过加强该地区的美国实力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过去多少年来在大部分场合也是这么做的。但如果对抗增加了战略风险、实际减弱了美国人理解的国家安全呢？而且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对抗除了使双方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外，很难使美国再次获得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机会，而且会让美国付出过高的、难以承受的成本，则这套安全战略，及其体现的国家利益就需要重新反思和重新界定了。
二、准确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样重要
北京为什么要发展它的现代军事力量？其战略意图何在？背后根据何在？理解这些，对美国重新界定在东亚的国家利益、进而厘清自己的对华政策同样非常重要。
中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中国只在原来声称的领土主权问题上坚持，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都属于上个世纪的遗留问题且大部分已解决或在友好协商中（除印度），并未提出任何新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一点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也不同于当年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北京的军力增长并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中国是个传统大陆型国家，只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化进程而开始重视海洋，并拥有了自己的“发展利益”。如果美国人理解宣言正文阐述的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则不难看出，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复兴和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饱含一个古老文明历经衰败的惨痛记忆，也蕴含着新一代中国人重现汉唐盛世的拳拳渴望。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者，“政权安全”是它的第一考量，也被定义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这样一个专制政体（党国）与强大的民族国家复兴的并存，就中国两大历史任务而言，是深刻的历史吊诡（其吊诡在于一个专制政权为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复兴。这是学界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对美国而言，则是一个必须加以理解的复杂现实，并以此作为新的对中国政策的出发点。而美国人对此常常出错。比如，美国学者习惯于从民主-专制的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往往认为北京“实现统一”的国策未必代表民意（一个专制政权怎么可能代表民意呢！），北京如果真的对台湾“动手”，或是因为台湾“出格”，有了走向台独的实质性举动，或是因为大陆内乱，北京需要“转移目标”。——这样的分析充斥于西方媒体和各类学术、政策研讨会。然而，此类分析却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不理解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走到这一步，收回台湾主权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遍民意。当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2019年10月21日《环球网》报道）时，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它意味着，“完全统一”是一个大国所以为“大国”的起码标志，更何况这个未统一的部分本来是国共内战的遗产，只是由于外力（美国）支持而迟迟不能收回。可以想象，这个逻辑符合复兴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的普遍期待，它成为压倒性民意一点也不奇怪。美国人也往往误读中国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动机，因“内乱”而“转移目标”就是一例。这个判断又是错得离谱。习近平决意拿下台湾，是其上任之初就立下的宏愿。毛泽东、邓小平等前辈领导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若在习近平手上完成，就习个人而言，乃彪炳千秋之“伟业”，可以使他进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帝王之列，谁能扛得住这样的诱惑呢？习有足够的动力完成这个统一目标，更何况中国正在具备这样的能力。
本智库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对习近平的许多极权主义政策一直是批评的，但我们对专制政体的厌恶不应该成为阻碍对中国政治、中国民意做出客观分析的理由。事实上，收回台湾、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从共产党领导人到普通中国民众一致的诉求。如果说，习的收回台湾除“千秋伟业”外亦有“政权安全”考量（拔掉对党国安全的一颗钉子），那么对普通中国民众讲、对新一代中国青年讲，收回台湾乃天经地义之举，与“民主”还是“专制”没有多少关系。这恰恰是北京进行“国家统一”动员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民意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意基础比前边列举的中国军事现代化成就还要重要。还需强调的一点是，按照这个逻辑，北京何时收回台湾，并不取决于台湾是否有“出格”举动，是否在主动挑战北京，就便台湾乖顺如兔，北京也仍然是要把它收回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要海峡两岸都保持“克制”，两岸现状就可以长期维持，这又是一个判断上的错误。我们智库评估：未来5-10年内，大陆用各种方式（包括武力）收回台湾是大概率事件，台湾搞不搞台独动作、美国是否继续支持或能不能武力驰援台湾，都不会影响大陆收复台湾的决心。这是个必然要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如何在这个事件发生前，找到守护台湾的民主成果和尊重2300万人的意愿，又不把美国拖入热战并使美国能够发挥正向历史作用的战略出路，就变得格外重要。从现实力量对比角度考虑美国对中战略，而不是囿于过时思维制定政策，正是本建议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只是一例，它并非当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全部，尽管它确实是这个战略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巨大的、全球第一的进出口规模不但影响中国自身，而且影响全世界。中国还是巨大的资源依赖型国家，它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70%（到2030年可能达到80%）。在这个情况下，如何保障海上运输航道的安全（特别是石油运输航道安全），自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过去，中国的海上运输安全靠美国，是美军在提供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公共航道安全保障。但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悄然变化，双方都陷入某种安全困境。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原有的霸主地位，所以10年前就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甚至要把60%的军力部署于太平洋地区。中国也在加深对美国的不信任，从而提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蓝水海军建设），以便有能力保护其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线。我们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一国安全的强化在自动损害另一国的安全（不管它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且双方以自身安全为由对对方的防范，会形成真正的恶性互动。这才是安全困境的本质。
总之，可以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要点及相应的国家战略归纳如下：
● 台湾。这是必须完成的“统一大业”，不仅和国家安全有关，而且事关民族复兴根本。
● 海上运输安全。这是中国作为资源依赖型国家的命脉所在，必须确保。由此又有了
● 控制南中国海。一方面彰显中华民国以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另一方面提升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
● 由于担心来自太平洋方向的美国的围堵，北京又势必向西发展，拓展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既可以在亚欧非地区建立广泛的中国朋友圈、扩大中国影响，又可以解决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所有这些，均被视为中国重要的“发展利益”。
理解以上中国战略意图（包括其战略顺序），对美国而言极其重要。严格地说，这些战略规划对一个已经拥有全球影响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基本的。它的基点在于自卫而非扩张，即便扩张（如“一带一路”），出发点仍是自卫。如果不是美国在中国崛起之前已经沿“第一岛链”布置下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崛起本来不至于和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碰撞，也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关于台湾，站在中国立场上，更具有处理家门口遗留问题的含义。美国得天独厚，从来没有、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家门口挑战美国。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被怼回去的。换位思考一下，美国必须驱逐苏联在美国家门口的威胁，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感受呢？
三、为什么我们建议美国不再武装台湾？
宣言正文，我们用了整整一节论证何以美中不应继续对抗，何以美中合作应该从台湾问题始。本节的讨论可以视为该问题的继续展开。
让美国不再武装台湾或“放弃武卫台湾”，即便最温和的美国“鸽派”或“拥抱熊猫派”似乎都难以接受。他们担心的无非三点：第一，台湾是民主社会，放弃台湾意味着美国背离了自己的价值传统。第二，美国必须考虑对盟友的信用。美国如果放弃了台湾，会动摇与东亚盟友的战略联盟。第三，美国自身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台湾“失守”，意味着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出现重大缺口，台湾不再是美国监视中国大陆之“不沉的航空母舰”，反倒成了中国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菲律宾、日本都将处于“威胁”中，中国通向西太平洋的通道也将打开，从而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安全。
站在美国角度，不能说这些担忧没有道理。我们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充分理解并感谢美国同道支持台湾民主的善意。当然，我们不完全赞同美国学者完全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立场看问题，就如同我们不完全赞同中国体制内一些学者完全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立场看问题一样，这样的立场冲突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使冲突更加尖锐化。其实，即便站在美国立场上，也要看到，政治是现实的。美国过去可以以仲裁者身份站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中间，既迫使大陆不敢对台湾动武，也迫使台湾不敢“反攻大陆”或走向“台独”，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强大的威慑能力是前提。而今，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台海地区的美中力量对比正在逆转。美国超强实力若仍在，自然可以按理想主义行事；实力不足，则只能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美国必须回答的是：现实情况发生变化的今天，美国是否仍要飚住台湾不放？“保卫”台湾是否仍是美国不容动摇的东亚政策、体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如果是，什么都不说了。如果不是，那就要调整原来的美国亚洲战略，重新界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我们认为，这个原则和调整，既可以化解美国人基于价值立场的焦虑（上面的第一、第二条），也可以化解基于地缘政治立场的焦虑（上面的第二、第三条）。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对美中两国而言，其意义是根本不对称的。台湾对中国是国运所在：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鸦片战争以来180年屈辱历史的最后终结，所以只能完胜，退无可退。台湾对美国只是其东亚利益的一部分，可以争之也可以弃之（事实上，1950年和1979年，美国政府曾两次做出抛弃台湾的选择）。理解了这种不对称，就可以判断一旦双方因台湾发生冲突，各自能够依托的资源、信心、道义与历史基础、民众支持度和参与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可以为“解放台湾”而全民动员，美国又有多少民众愿意为遥远的台湾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上战场？
不妨模拟一下如果发生战争，两国将面对的风险：美国军方早就有所谓“海空一体战”的战争设计，它当然不仅针对可能的台海战场而适用于整个中国近海作战，但用于分析台海战场的可怕后果却颇为合适。“海空一体战”在比较谨慎的含义上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而美国决定军事介入，美国海空军将相互支援以破解中国的“反介入/区域阻滞”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把美军拦阻于驰援台湾的有效区域之外）。“海空一体战”的更加积极的含义则是为了避免部署在中国大陆本土的导弹部队对美国航母舰队或高价值反导防空系统的致命威胁（如东风21D、东风17等）而率先对这些大陆本土设施实施攻击并摧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中两国为了台湾将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美军的攻击将直接指向中国大陆本土！如果中国全无还手之力也倒罢了，但中国已经拥有对关岛、夏威夷实施常规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更何况中国还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美洲大陆本土的核子武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哪怕开始只是战术层级的，美军只是想摧毁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某些军事设施，但攻击中国本土最富庶的地区势必激发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美爱国热情，亦招致中国军队最凶狠的还击，包括摧毁美军在东亚、西太的前沿基地，战争会迅速从战术层级转变为战略层级。如果美军机从驻日本、韩国美军基地起飞参战，日、韩也将成为解放军导弹攻击的目标。如果美军同时封锁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线，战争就可能在广阔的太平洋甚至印度洋打响。战争性质、规模将发生根本变化。战争很可能失去控制。
可以说，台湾的自卫能力在大陆的强大军力面前基本基本起不到多大作用。而北京也未必真想摧毁台湾（武力围困迫使其投降即可）。北京对台海的武力准备基本是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围点打援（围住台湾，打美国援军），而且正在拉开与美国在中国家门口决战的架势。如果美国执意“保卫”台湾（无论为了民主还是为了“美国利益”），一场硬对硬的厮杀将不可避免。
美国真的愿意打这样一场战争么？
回到老问题：在实力对比变化后，什么才是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所在？难道是在一场双方都不可能赢的战争中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我们不认为美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战争对美中两国人民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正是为了避免两国交战、让东亚陷入战乱、甚至引发核战争，本建议书才用了如此多的篇幅，提出我们的劝诫。
中国有句老话：退一步海阔天空。美中两国各退一步，战争就不会打起来。而且，事情发生在中国家门口而不是美国家门口，美国有主动先退一步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真正的善意，会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称赞（而不仅仅是北京政权的欣赏）。我们也会在给北京的建议书，要求他们放弃武力统一的计划，力促两岸用三种方案走向谈判桌。当然，这需要美国根本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不再把围堵中国视为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所在。美中之间还会有博弈，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但博弈未必一定是零和博弈（全输全赢），正和博弈（双赢）也是可能的，需要双方争取。
鉴于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给美国新政府的具体建议是：
● 停止川普政府时期大规模增加军售、出售先进武器系统给台湾的做法，这帮不了台湾，只会刺激两岸关系紧张、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敌对。而且只援助武器但不实际出兵帮忙，等于怂恿中国打内战，对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都是不道德的。
● 停止美国军机、军舰在台湾海峡及相关海域对中国大陆的抵近侦察。
●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仍保持在原来的非官方水平。
● 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应主要体现于价值观层面的肯定、声援，而不是美国国会、
政府通过刺激性法案去鼓励岛内激进势力，更不是改变美台关系的原有性质。
在美国不再介入两岸事务的条件下，和平实现两岸统一不再有悬念。这不但会免除战火，而且有利于保留台湾的民主制度（哪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也有利于大陆的民主转型（如宣言正文所言：外部越不安全，内部就越要控制；外部安全了，内部的变化反而容易发生）。就美中关系言，两国摆脱了这个多年之结、多年之累，反倒可以轻装上阵，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有原则的合作。比如，美中之间的贸易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川普政府如此打贸易战，都没有改变双方在经贸上彼此需要、彼此互补的现实。美中在台海乃至东亚地区对抗的结束，只会有利于双方经贸关系和文化、教育等其他领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
至于两岸统一过程中如何保住台湾的民主成果和尽可能满足台湾各阶层的意愿，我们将在给北京的公开建议中详细阐述。我们提出了三个能够守护台湾民主和美国战略关切的、供两岸选择的和平统一方案：中华邦联、中华第三共和国和台湾特别自治区。请参考附件一。
美国放弃“武装拱卫”台湾后的东亚战略利益保障问题，将在第六节一并讨论。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美国？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美国？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在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力的美国，一个继续维护全球民主、公正的美国，而不是一个重新回到丛林世界、只顾“美国优先”而放弃全球责任的美国，也不是一个仍然生活在昔日幻想中、留恋于一强独霸时代的美国。前不久共和党主导的一份国会报告宣称：“要确保下个世纪仍是美国世纪”。而“美国世纪”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独霸意味的宣示，这不应该是美国追求的理想。美国应该注意到已经发生的大变局，即世界多极化的兴起。在多极化中保持价值观领导力和维护这个价值观的能力，才是美国的世界使命。
我们欣慰地看到，拜登总统在胜选演说中说：美国仍应是民主灯塔，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不是力量的领导，而应是榜样的领导。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力量可以有兴衰，榜样的感召力却绵延长远。当然，美国只有满足世界需求，才能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力。还要看到，这个需要，并不是让美国单方面付出，美国在作为世界民主灯塔和世界领导者的那些年，自身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如美元在全球的支配地位。美国也成为全世界吸引人才的金字塔尖，使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一直充满活力。大批中国留学生就是在本国完成基础教育后来到美国进修提高，很多人最终留在美国，为美国服务。
美国坚持其自由民主价值观，自然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专制政体发生碰撞。
我们在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成长、历史定位和当今的种种需求时，丝毫也没有忘记中国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党国政体。作为党国的中国，我们称之为红色帝国，但请不要误会，这里的“红色帝国”不意味着中共还要搞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只是说，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其对外政策仍有为专制政权利益服务、扩大中共价值观的外交影响、通过“中国模式”向世界传播威权主义治理要素等内容。而这些均对民主国家共同体和世界民主事业构成威胁。所以，中国仍然需要民主化。中国民主化的世界意义正是由此得到定义。我们也希望美国的民主更加健康有力，这样中国的民主化才会有一个好的国际条件。
原则上讲，制度和意识形态冲突，带有零和博弈性质，但这不意味着在具体谈判场合，完全没有对话交流的余地。美国应该抵制“中国模式”中的威权主义要素，继续批评中共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但应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情感、民族主义是复杂的社会存在。就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既有“百年国耻”背景下寻求自立自强的合理内核，又容易籍“中国崛起”之势而带有非理性、病态化膨胀的特征，后者既是党国教育“洗脑”的结果，又是当政者可以利用的资源。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呼唤健康的民族主义、完成民族精神重建方面还有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希望美国朋友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美国新政府如何与作为党国政体的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 坚定不移地在所有国际场合表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立场。
● 可以组建美国两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对话交流，交换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看法，表达对中共专制政策的批评。也可以呼吁西方盟友采用类似的办法。
● 可以在党际对话范围内，呼吁中共放宽言论限制、善待中国异议人士、尊重民族地区的宗教自由等等。
● 双方也可以讨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概念的价值含义和实际政策含义，就如何理解、推进人类合作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 由于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的执政者，以上各项并不是不可以在政府对政府的层面进行，只是说，以党际交流的形式可以减少冲突的剧烈性，便于双方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找到共识。
● 为了真正落实人权，美国自己也应说服华尔街和对中国的投资商注意在与中国合作中的人权和其他政治因素。美国甚至可以考虑出台一个对中国投资的人权因素指导原则，并鼓励西方盟国也这么做。这不是干预市场，而是为市场行为确立道德界限。
● 我们不认为川普政府推出的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之类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加上亲属就是几亿人。他们的认知和政治倾向各异，并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就一定信奉共产主义。川普政府的此类政策，只会加深两国的相互敌意、毒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 我们也不认为动辄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的做法是有效的。对人权记录不良的中共官员当然应该制裁，但考虑到效果，应该慎用。
另一方面，面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美国又需要把它当作平等的对手和合作伙伴予以尊重，包括作为中国当政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更多新兴大国的崛起，未来世界将不再是美国一强独领天下的世界，美国要适应这个新变化。承认世界多极化，需要共同协商当今世界的治理方式，崛起的中国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美中双方都要努力把零和游戏变成双赢。我们坚信，在民族国家层面，这种双赢是可能的。双方都应该听其言、推其行、合其声、查其果、备其变、促其成。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建构合理经济秩序、寻求区域安全、完善全球治理、保护生态等方面，双方都应该以身作则，己所不欲而又苛求他人对双方都是不可取的。
总之，必须找到同全新战略对手对话、合作的全新方式，这对美中两国都是如此。
五、修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中的错误逻辑和后果
川普总统当政这4年，美国不仅在坚持民主价值和全球责任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倒退。而且在对中国政策方面制造了大量混乱，给新政府重新定位美中关系设置了很多困难的前提。共和党成为在野党后，川普定下的对中国政策基调，可能继续成为共和党在国会中与民主党争论的焦点。并且由于过去川普对民主党的“通共”污名化，可能使民主党的对中政策，时时被过去的阴影掣肘，无法按我们上面建议的那样理性地施展。因此我们必须回顾反思一下川普到底制造了什么混乱？厘清这些混乱，确立美国对中国的理性认知观念，也是我们上述建议的前提。
1、川普认知中国的逻辑前提就是错误的，他把全球化给美国红州带来的失落，形容成整个美国的失落——认为美国不伟大了，因此需要他带领美国重新伟大。而让美国不伟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偷了美国技术，留学生都是间谍，在贸易上中国占了美国大便宜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对美国现状的虚假陈述。为了他的竞选连任，他在给美国制造大祸临头的恐慌（如果不选他，美国就会被中国统治），过度描述了中国的影响，并把竞选对手妖魔化、敌人化（说成是敌国的代理人）。这是一套纳粹式的动员方式：在外部找一个敌人，在内部也找一个敌人，然后把自己形容成可以引领美国战胜大祸、打败内外敌人的救世主——神子或“美国队长”，以便获得竞选连任。川普这套竞选策略能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但却因此严重污名化和毒化了美中关系。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确占得了先机，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中国过去40年从来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经济上和制度上的竞争对手(很高兴看到拜登政府又回到了这一准确定位)。川普的中国政策的核心错误，就是把中国敌人化，而且这个定位将长久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必将掣肘拜登新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把中国敌人化，是川普对待国际事务和大国关系的、与中共相似的“阶级斗争思维”，或者是要把世界拉回“帝国之战”的丛林思维。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害的。
2、美国红州的失落，只与全球化有关，与美国两党没有处理好经济转型升级后传统工业州如何应对转型的策略有关，而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只是一只“替罪羊”。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不等于贸易红利。那是因为美国自己不生产日用工业品之后，中国恰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而已。美国不向中国买，也要向其他国家买，但可能更贵，实物贸易逆差总规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真能像川普主张的那样把传统产业都拉回美国。如果做不到，与中国经济脱钩和打贸易战都是没用的，中国产品将继续对美国出超，2020年的贸易结果已经说明这一点。对美国而言，关键是如何解决红州的产业转型、工人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问题。因此贸易战中的关税战，再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两败俱伤，并给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不必要的关税负担。但中美贸易失衡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确是美中之间的真问题，目前已签订的贸易协议是必要的，可以继续履行。也可以继续督促中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对中国自己也有好处，以及遵守贸易规则（这包括美国自己以身作则）。
这里也有个“榜样”问题。如果美国自己不遵守世界通行的贸易规则（如动辄用关税战来惩罚贸易伙伴，已被WTO判输），也不尊重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如用政府干预手段抢夺抖音，及用莫须有罪名惩治华为），又有什么资格谴责中国呢？
3、川普团队认为，美中关系40年来的历史证明，尼克松的接触和改变中国的政策失败了，成了对中国的绥靖政策。但这不是事实，川普团队的结论是轻率的。据我们这些更了解中国的华人观察，美中交往40多年来，美国和西方极大地“和平演变”了中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中共的共产逻辑（包括输出革命的逻辑），使它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予以放弃。共产主义对中共来说，已经在国家奋斗目标上成为过去时，目前只剩约束党员纪律的功能。中国人民正在逐步接受普世价值观，为进一步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只是中国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内生的民主动力仍不足（如中产规模还不够大），仍然需要时间来向民主演化而已。怎么能轻言接触政策失败了呢？怎么能轻率地进入国与国的整体敌对模式呢？
目前美中关系遇到的困难是由两个层面的问题引起的：一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崛起与美国的大国碰撞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包括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都有这个因素），两国需要做的是如何协调大国利益关系。我们后面会谈到，美中之间其实有五大地缘利益冲突的“棋局”需要化解，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大智慧和两国相向而行，在照顾各自地缘利益的基础上找到合作和化解冲突的战略突破口。第二是中国当政者在美国和西方强大的普世价值外交压力下，自身说辞的扭曲变形和瞒天过海带来的冲突，即中共在面对普世价值观无力再辩驳时，把这些价值观统统“中国特色化”了，做了有利于一党独裁的解释。把一党垄断公共权力的事实掩盖在表面承认所有普世价值概念的表象之下，瞒天过海。西方对此当然不会上当，仍然抓住问题的实质——独裁和压制人权等问题进行反击。这个价值观和制度的博弈仍然是长期的和要有耐心的。至少目前中共已无力再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直接敌视，改变成了按自己理解来解释，甚至解释成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比西方还好。这怎么能理解成“和平演变”政策的失败呢？恰恰相反，这是成功了大半的表现啊！美国需要做的就是继续接触，继续要求中共改变，并用民主和普世价值寻求中国人民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理解和支持，持之以恒地“和平演变”下去，直到中国发生制度性变化。
4、川普的对中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反中不反共”。后期其团队虽然给他的政策披上了若干反共外衣，但本质上还是在地缘利益上反对中国，川普试图把美中和世界都拉回丛林之战中。在把中国敌人化的总政策背景下，川普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氛围拉回到了“麦卡锡时代”。对中国留学生以莫须有的间谍理由加以限制，动用政府权力抢夺中国的技术企业，将病毒责任完全甩给中国，并用“中国病毒”和“功夫病毒”等羞辱性描述造成在美华裔的种族歧视性威胁，等等。
川普政府的国务卿曾在讲话中声称要把中国人民与中共分开（中国政府还做了个滑稽的反对声明）。但在我们看来，一边声称上述“分开”，一边在整体上反对中国，是个矛盾的政策。中国人民在政治立场上各异，有的拥护中共，有的批评中共，可以另论，但中国人怎么与中国分离？反中政策势必伤害他们的利益，并使他们在民族主义驱使下自动站在中共和政府一边。还怎么区分人民与中共？一边说要区分中共与人民，一边又把中国（包括14亿人民的中国）敌人化，把华裔族群妖魔化——带病毒的或间谍，让中国人民如何看待上述区分的“善意”？
我们认为，首先要将中国与中共区分看待，即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党国的中国分层次精心区隔，在大国关系方面与中国有合作有竞争；在与中共党国关系方面强调普世价值和人权关注，督促和监督中共遵守人权标准并谴责甚至制裁中共的打压人权的行为；在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上努力“拥抱熊猫”，改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感，努力建立两国人民在各个层次上的交流和合作，发展民间的友好关系。让更多的中国人理解、学习和适应民主自由，生发出要在自己的国家促成民主制度的意愿。中国才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产生内在民主化的动力，从而使整个中国不再与民主世界敌对，和平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
上述建议，可以简单归纳为与川普政府正好相反的政策取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策但不反对中国。反共产党的专制也不是要激发冷战冲突，而是要靠榜样的力量，靠对话和诱导，靠和平演变！
六、解开美中在印太五大棋局的战略方案（台湾见第三节）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美中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矛盾和博弈，以及在总体照顾双方战略利益（即拜登政府说的“战略同理心”）的基础上化解双方冲突的战略方案。这些方案需要美中双方耐心谈判，通盘解决。最后应让双方都感到照顾到了各自的战略需求，每一方的适度退让都得到了足够的战略回报，并建立起对未来的安全信心，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美中在亚洲地区实际存在五大战略棋局，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美朝关系问题、中美日关系问题和中美印关系问题。还间接牵涉到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澳大利亚各国，涉及美中双方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因此要想根本解决美中之间的五大地缘利益棋局的博弈问题，必须将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联动解决。这个棋局对美国来说是在印太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与中国的碰撞，对中国来说是保障战略资源运输安全和传统国土安全与美国在此地的碰撞。说白了，是美国要维系对中国的传统战略包围圈，与中国要突破这个战略包围圈的碰撞。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还不凸显，但本世纪特别是近年来，美中双方正在此激烈博弈，甚至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演化成热战。为了避免冲突，历史已经走到了两个大国都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刻。大国之间，利益很难让步，但利益可以交换，可以代偿，可以双赢而不是零和。以下我们将尝试解棋，看以下方案能否化解双方心结，并相向而行。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已在前面阐述过了，下面集中讨论其他四个问题。
五大棋局的核心看似单纯地缘冲突问题，其实包含制度演变的含义。我们不否认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推广“中国模式”、极力扩大中国影响力。但换个角度看，这又恰恰是他们应对美国威胁和围堵的战略回应。这种安全困境是双向互动的。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就会失去合理性，中共对外的模式输出也有望收敛，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随着中产阶级增长，国内平权的问题必然会日益凸显，中国并不会违背“中产带来民主”这个历史规律。美国只需要在缓和对中国的围堵时提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求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执政者是有可能做出响应、相向而行的。而对美国而言，一个逐步趋于同制度并与美国构成战略同盟关系的中国立于东亚，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就不会再有威胁。因此促使中国改变制度，是走活这五大棋局的核心目的。具体棋局的走法只有战术策应意义。而向尼克松那样，将中国拉入美国战略同盟圈，并与日韩也构成同盟关系，才是战略的核心和大智慧。我们相信中国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与美国战略拉近乃至合作的传统，在美国释放善意之际，中共领导人顺势而为，逐步改变政治思维，接受内外的民主化呼吁，并非全无可能。美国不妨从弹性化处理台湾和南海、朝鲜等问题入手，撬动这个大格局的变化。
我们在给中共的建议中同样谈到了五大棋局，只是角度不同。
（一）南中国海问题
南海问题的复杂在于有众多主权声索国正围绕这片巨大的海洋利益进行博弈，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中国等国家。中国人定义的“U型线”产生于民国时代（1934年绘入中国海疆地图，1948年正式设立，先是十一段线，1953年中国让渡给越南两段，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坚持十一段），如今被称为“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线”。上个世纪70年代南海巨大的经济价值被发现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抢先开始南沙岛礁的争夺，中国则在1980年代后期加入，如今这些国家各控制南沙岛礁若干。为化解南海地区争议、找到各国和平相处的办法，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愿意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应该承认，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南沙岛礁的扩建步伐、提升了岛礁的军事化力度，如前文所指，这个举措与保卫中国海上运输线的整体布局有关，也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相关，而并非仅仅着眼于南海经济利益。但这些举措自然会引起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不满。2016年7月12日，国际仲裁法庭曾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相冲突的海事主权要求没有国际法依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近年来，中国和有关各方正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管控南海局势、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最近（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此举也当有助于这个地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稳定。
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本来不持立场。但前不久（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的海洋主权要求，批评“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地区离岸资源的索求完全不合法，与其为控制这些资源采取的霸道行为如出一辙”。我们知道蓬佩奥宣布这一美国新立场，是川普政府加大施压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公开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选边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国家行为，仍然体现美国鹰派政客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围堵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蓬佩奥称“在南中国海，我们要求维护和平与稳定，坚持按照国际法实现海上自由，保障商业往来不受阻碍”。中国政府会回复说：中国从来没有妨碍过南海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也没有阻碍过正常的商业往来。这个回答不能说错。我们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不一定完全赞同中国政府关于南海主权的立场，但我们赞同中国政府通过与各有关当事国和区域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我们也理解，美国虽非南海域内国家，但拥有含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之美国国家利益。问题是在传统围堵政策显然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南海政策才符合今天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怎样的做法才既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又有利于促进这个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
简单说，我们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对抗是可取的。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战略关切，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重要前提。美国可以不同意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主张，但没有必要以如此鲜明、赤裸裸“选边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美国愿意为解决南海问题尽一份力，保持某种超然态度反倒更有利于在南海各国间做工作、化解矛盾、找到平衡。我们也建议美国减少以“航行自由”名义在南海地区的海军巡航，这样的“宣示”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只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加深美中两国间的敌意。但可以要求中国进一步明确南海的公海水域面积和航道，并为此签署多边协议，使南海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成为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
（二）朝鲜问题
南北朝鲜分立本是冷战遗产，又因美国南韩驻军、北韩发展核武器而导致半岛形势长期紧张。本世纪头一个10年，中、美、日、俄、南韩、北韩曾进行几轮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希望找到半岛和平的解决办法，并取得某些阶段性进展，但从未获得突破。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北朝鲜加快核武器和中远程发射装置的研制、发射实验，半岛核危机加剧。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三次会见，除了作秀，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促使平壤与北京长期冷却的关系重新热了起来。2019年，朝鲜恢复导弹发射试验，继续推进运载火箭开发，拒绝与美国进行实质性工作磋商，宣布不再考虑无核化政策，关闭了与韩国谈判的大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2020年全球核力量报告，朝鲜的核弹头拥有量已经从过去的近30枚，提高到近40枚。形势是严峻的。
朝鲜半岛安全与否事关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北韩专制政权蔑视基本人权，武力威胁盟友大韩民国，又用核武威胁世界与美国，属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流氓国家”之列。美国坚持在韩国驻军，道理在此。对中国来说，金氏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南海的盟友，但又是一个不听话、且不断制造地区麻烦的盟友。北京需要朝鲜作为东亚和半岛地区与美国势力对峙的战略缓冲，但并不希望金氏政权用核武器要挟世界，这对中国也不安全。所以，半岛无核化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
我们认为，在东亚地缘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美中应该从战略对抗走向战略合作的今天，充分发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起手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并非没有可能。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 美中两国首先取得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战略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共同重启朝鲜问题六方会谈。
● 美方同意将朝鲜纳入中方的核保护范围，中方同意美方继续对日韩提供核保护。
● 中方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由五方监督予以销毁；同时，为了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公布驻韩军队撤军计划，逐步减少以致最终完全撤走美国驻韩国军队。
● 由中国劝说和帮助朝鲜启动改革开放，提出对朝鲜的20年投资开发计划，并将其总体上纳入中国东北经济圈，给朝鲜提供新的战略市场和投资来源。美日韩俄也均可加入朝鲜改革开放进程，在朝鲜设立各自的合作自贸区。朝鲜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五方参与竞标，利益均沾。
● 中美俄日向半岛南北方同时表达希望，在北方改革开放20年后，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达到南方一半左右之时，开启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国际社会将予以支持。
● 在半岛开启无核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之际，日俄关系（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关系（慰安妇问题和竹岛/独岛问题）、朝日关系（历史和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中日关系（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下一小节详论）等，也有望在半岛无核化获得解决的鼓舞下，同时获得推进、解决或改善，为实现东亚永久和平奠定基础。
● 在朝鲜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同时，中美可以进一步促使它进行民主化改革。
（三）钓鱼岛问题与美中日关系
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是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从明朝起就已纳入海防范围，清朝时明确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日本则宣称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是日本领土之西南诸岛的一部分。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发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编入日本领土。日方特别强调尖阁诸岛没有被包括在1895年4月缔结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当中。日本没有提到的是，构成日本“西南诸岛”的琉球群岛原来本是中国朝贡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服琉球，但仍维持琉球与北京表面上的朝贡关系，在以后200多年时间里，清廷对琉球的双重身份竟未察觉。由于中国国势日衰，日本于1875年正式进驻琉球，终止其与北京的朝贡关系，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这样，才会有——按照日本的说法——冲绳县政府发现并“确认尖阁诸岛”的后续故事。钓鱼岛之所以和美国也有关系，是因为根据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同意由美利坚合众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施政方。1971年美国把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且在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中承诺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义务，“以行动因应共同危险”（《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此后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中日1972年恢复邦交后，碍于中日关系大局，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长期低调处理。
2012年，日本东京都政府欲买下钓鱼岛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将该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围绕该岛的主权争议迅速升级。中国并于2013年设立东海识别区，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区的巡逻。美国虽然对岛屿主权不持立场，但作为日本的盟友，又有条约规定的义务，事实上被卷入这个冲突关系。
我们认为，面对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议，中日作为两个大国，又是近邻，应该展现胸怀和气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人小岛，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方没有意愿再去追究冲绳的历史纠葛，我们赞同这种态度。我们也相信北京的战略重点是收回台湾，未必希望在东海与日本发生冲突。主权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先放一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不错的思路。但它的前提是建立信任。中日之间要建立信任，中美之间也要建立信任。我们对美方的建议是：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继续持中立立场；在东亚安全和发展领域，美国在和盟友日本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加强美日中三国的战略沟通和协调也是重要的。上一小节谈到的朝鲜问题即是一例。关于日本本身，我们钦佩日本在经济建设、国家治理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也理解日本国民国家自立的愿景。我们不反对驻日美军再停留一段时间，但日本总要成为正常国家的，结束外国驻军是其中应有之意。在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合理解决之后，美国应该让日本获得正常国家地位（当然要保留和平宪法），同时欢迎中日和韩日之间签署长期和平协议。
（四）印度问题
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大国。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从历史渊源讲，涉及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时对中国西藏地区的觊觎和野心，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这种野心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坚持英印时代的领土主张，虽然中印两国在1950年代曾有不错的关系，还是因领土问题爆发1962年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直到最近，在中印边界若干重点争议地区仍然不断发生紧张和军事对峙。
美国并非中印领土纠纷的利益相关方。但近年来，川普政府出于围堵中国的需要，强力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理论上，这是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号召的战略联盟。前不久（2020年10月27日），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度，还表示“美国和印度必须共同努力，应对中国给安全和自由带来的威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呼吁却是危险的：中印之间的冲突从未涉及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和边界冲突，至多加上两个大国间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博弈。蓬佩奥这样的呼吁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美国在中印领土、边界纠纷中是站在印度一边的，是在“拉偏架”。川普政府也确实显露出这样的意图。然而，我们不认为这样的作法真的有助于印太地区的稳定。
在一些美国鹰派人士看来，争取印度的合作有助于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这个战略通过支持印度在印中边界地区加大对中国压力，而缓解台湾面临的威胁，还可以在必要时切断印太地区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外，争取印度，还有分化瓦解中国倡导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之含义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围堵中国的合纵连横之术，但它更多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图谋，表面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招牌罢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努力不符合美中之间应该停止对抗、寻求合作的新战略方向。特别是，中印关系涉及领土纠纷，而领土纠纷牵动对中国人而言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面对这个极其敏感的、事关民族尊严的领域，美国人尤其应该谨慎。
我们会在给中共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含流亡藏人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参见附件一），彻底化解中印之间的矛盾。同时使中美印三方进入友好互助的战略和平状态。为美国解除地区冲突的担忧。也希望美国不要再像川普政府那样，主动挑起和介入中印冲突。
就印太地区海上安全言，这本来应是美中在新的相处原则下尝试合作的领域。我们并不鼓励中国无节制地发展远洋海军，我们也不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增设第一舰队是可取的。还是那句话，这种军备竞赛的恶性互动只会使双方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相反，双方应该在保持战略克制、增进战略互信的前提下找到合作的可能和新途径。理想状态下，双方合作分担印太地区海上公共安全的守卫者角色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至于中印双方，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竞争，只会给双方和世界带来好处。我们相信，摆脱了围堵思维的美国，也会乐于看到这个前景。
七、美中俄关系与多极世界
美中俄关系是今天世界上重要的三角关系，但又充满了对抗性。美中关系同时含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已如上述。美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本来在改善，叶利钦当政时期，俄国的民主转型大体保留了初期取得的成果。然此时的美国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北约东扩，直接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这是普京的俄国重新敌视美国、重燃俄罗斯大国梦、俄罗斯民主转型亦发生倒退、俄国重新回到威权统治的背景之一。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国发起制裁，美俄关系至今剑拔弩张。中俄关系则在近年来有准结盟之势，重要原因是共同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就结盟性质言，中国是党国政体，俄罗斯联邦保留了形式上的宪政体制，但实质是个人独裁，故中俄之间的这种准结盟，有政权性质相似因素（都有专制属性），但亦出于地缘政治上抗衡美国的相互需要。
我们反对中俄联手在价值观层面对民主世界的挑战，民主国家共同体应该抵制这样的挑战；但我们也不认为美中俄三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长期对峙会有好的前景可言。美中俄（加上欧日）代表着当今人类最高科技成就，美俄两家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这个地球掀翻100次。正如宣言正文指出的，人类不应再对抗下去，这个地球已经承受不起。美中俄三大国以及欧洲、日本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负有特殊责任。我们主张，无论美中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都应该从冲突走向缓和、走向合作。美苏曾于冷战年代签署《中导条约》（1986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也曾签署《开放天空条约》（1992年），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人类需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建立必要的相互克制和军事透明机制，有利于各方的战略互信。此外，我们相信，美俄走向缓和，也会有助于俄罗斯降低国内紧张气氛，有助于俄罗斯重新回到民主化的轨道上。
在国际组织层面，大国间的相互合作亦非常重要。由于联合国安理会迄今仍实行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度，大国间的不合作将使联合国一事无成。我们主张，美英法俄中五大国应带头促进国际合作，在关乎人类命运的多种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新能源、减灾扶贫、粮食安全、国际维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领域）相向而行。博弈总是会有的，比如所谓国际组织的“主导权”或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之争。但我们相信，如果人类理性能克服或减少民族国家考量中的自私性、狭隘性，则此类问题必有望化解。各国或跨国民间组织也应该发挥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八、 总结
现在，把本建议书的建议内容要点归纳为14点，如下：
● 重新厘定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是重塑美中战略关系的前提。
● 准确判断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样重要。
● 区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党国的中国在分析和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对共产党专制应该批评，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包括其人民）则必须予以充分尊重。
● 台湾对美中两国而言，其意义是根本不对称的。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今天，现实主义地“放弃武卫台湾”（同时中国“放弃武统”），对美国是更好的选择。它可能构成美中真诚合作的开始。
● 中国和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在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力的美国，而不是一个重新回到丛林世界、只顾“美国优先”的美国，也不是一个仍然生活在昔日幻想中、留恋于一强独霸时代的美国。与力量相比，榜样更重要。
● 美国应清理川普政府留下的关于美中关系的错误思维和政策，重新厘定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美中政策。
● 美国应该抵制“中国模式”中的威权主义要素，继续批评中共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但应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
● 组建美国两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对话交流，交换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看法。也可以呼吁西方盟友采用类似的办法。同时在民族国家层面结束对抗、加强合作。
● 美中在亚洲地缘利益上矛盾可以归结为五大战略棋局：台湾、南海、朝鲜、日本和印度。这五大棋局应通盘考虑解围，核心目的是给中国的制度改革创造外部平稳环境，并以中国执政者承诺政改为前提，逐步放松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直至中美两国都找到新的战略合作点，既解除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也促进了中国民主化。
● 公开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选边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国家行为。
● 充分发挥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特有优势，联手解决半岛核问题是可能的。要销毁朝鲜的核武器，必须同时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和朝鲜的经济发展需求。
● 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不符合美中应建立的新关系原则，只会使各方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
● 美中俄关系是今天世界上重要的三角关系，无论美中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都应该从冲突走向缓和、走向合作。
● 鉴于美中俄三大国以及欧洲、日本代表人类最高科技水平，它们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负有特殊责任。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
2021年1月1日于纽约。
执笔：张博树、李伟东
课题组成员：李伟东、张博树、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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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帝国”论与“给中共建言书”
甄言
March 17, 2021
（编辑说明：本网站一月初曾发表过“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撰写的有关中共政治改革以及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建言书来稿。一名大陆学者，读后有些不同看法，写成文辗转传来，现予发表，以飨读者，供讨论。其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
今年元旦过后，刚刚度过这一艰难之年，全世界还在为先在武汉爆发，后在全世界扩散的新冠所困扰，苦苦抗争，上海传来因报导武汉疫情被抓，已经绝食数月的张展女士被判刑的消息。在贵网站上读到张博树、李伟东，邓聿文撰写，由刘亚伟等旅美学者背书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建言书以及两个附件。读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写成此文，如贵网站也能发表，深表感谢。
首先，我们这里不对这些作者的个人动机做任何猜测，假设他们都是用心良苦，为天下苍生着想，但有些问题还是让人费解。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过去多少都是体制内的学者，但因各种原因，包括他们的一些批评立场而选择或者不得已在美国生活。显然，这些先生是有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对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有体认或是受到其压迫，才背井离乡，寻找自由。据报导邓先生个人在国内辛苦积攒的稿费钱都被官方扣押，账号被封，让人深表同情。
但今天这些先生却写出这样一份文件，以为中共领导人听到、读到他们的建议就会改邪归正，洗心革面，立刻着手改革，实行他们所主张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这实在让人感觉有些矛盾或不解。他们所谓对中共的理解到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对中共维护自己权力的坚持，对维护权力所能做出的恶行缺乏基本的判断？想想一九八九年当时的学生难道不是和平地建言要求改革而遭屠杀的吗？其实他们不需要提出什么关于改革国家命运的建言，仅就中共官方是否可以就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改善一下做法，先试着提些建议，看看能否被接收，设想如果连他们个人待遇这样不涉及权力的改变的小事的建言与要求都不会受到理睬，那他们做这样关于国家命运的给中共的建言又有何益，是不是在做无用功？怎么可能还指望中共会在涉及其利益、权力的分配的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
其次，除去就中国改革事务的建言让人费解，就中美关系、国际事务上的一些建言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在关于中美关系的建言书上，这些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在价值观领域，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对中共在中国国内推行的专制政策继续予以批评、揭露，对红色帝国对外的威权模式输出，继续予以警醒、抵制。但在国家关系领域，停止美中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和相互攻击，学会换位思考，彼此尊重，且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尽力合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局部问题上认可这种提法，比如事关全球的气候与生态等问题，可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的逻辑错误是 : 在所谓的国家关系领域，停止作为“民族国家的对抗／相互攻击“中，包不包括他们上面提及的对威权模式输出的反应，他们认可的对这种威权模式输出的抵制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上与他们提倡的尊重相协调；美国又要怎样的换位思考、站到北京的立场去想问题才是符合他们所谓对北京政权的尊重的标准。按他们的逻辑，如果在三十年代，是不是也要尊重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的民族国家，不要与其对抗与攻击？
也许这些作者会认为只要北京政权不侵犯他人就应该尊重，但又说要对中国国内的专制政策予以批评、揭露，那难道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对抗？而以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以及现存的各种威权与极权体制的行为都告诉我们：威权尤其是极权的体制，很难遏制其对外扩张的企图，面对北京近些年推行的各种极具扩张性质的对外政策，这些作者需要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认识，他们是认定西方尤其是美国是遏制过多了还是不足？
这些作者称“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获得周边安全，中共就当减少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制，内部体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哦的神啊，这帮所谓的高智商者太天真了）” 但问题是，什么叫中国获得“周边安全“？是中国造成周边他人的安全危机感陡生，还是中国自己现在受到他人的威胁急剧升高？是不是某种潜意识的”爱国情怀“扭曲了他们判断的标准，他们或许总是认为别人在欺负中国？而中国从不欺负他人？而且，这种逻辑暗含着一种非常不道德也不是事实的逻辑：中国多年对内部意见的压制，是因为外部安全受到威胁。试问：一个弱女子张展在武汉尽公民的责任报导疫情，绝食数月，要被起诉判刑，请问这是因为周边安全的压力？作者们的逻辑是世界各国都放弃对北京政权的压力，中共就自然会让自由之路在中国敞开，那么请问八九年天安门镇压时代，美国与中国尚处于蜜月期，甚至前苏联都与中共改善了关系。那么为何中共对自由化的要求要血腥镇压？没有外界的安全压力，本应该不压制不同意见表达才是。即便九十年代以来，外部环境基本良好，中共对异议人士、异议意见的打压也没有停止，虽然不如习主政以来这般恶化，但那说到底恰恰是当时外部有压力，中共自知实力不足，且在六四镇压后希望改善国际环境，维系其生存，”放低身段“使然。那也是国内在六四镇压后面临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做出的某些调整。
建言书的作者和为此建言背书者许多是学者甚至国际关系的教授，但逻辑的混乱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说法很多，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如说 : “当域外国家的军事威胁减少时，中国南沙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亦应减缓或停止，以便创造和南海周边国家互信、合作的氛围。“是北京在南海不顾国际法及国际的反响、甚至是违背自己原先的承诺实行军事化建设在先，人家有反应包括军事反应在后；还是相反，这恐怕是先要澄清的事实。而这些作者偏偏要给出一个相反的逻辑，卸掉北京政权该有的责任，将其解释为是外部有压力然后才有中国的一种反应。
再如， 就香港问题，建议书作者这样写到 “我们理解，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有预谋有组织的分裂国家之行为，我们也不赞成各类“港独”主张。然而，北京无意兑现香港“双普选”的庄严承诺，无视香港争取民主的普遍民意，是导致香港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此外，香港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北京与西方各国政府政权性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及这个对立基础上的相互恶斗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就香港问题推出一系列制裁，北京则以捍卫民族国家尊严为由予以抵制、施以反制裁，凡此均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我们不理解的是，这些作者到底知不知道所谓的“港独” 是怎么出现的？香港人的爱国情怀从历史上讲就绝不会比许多人少，那是北京的言而无信，不给香港人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保证才逼出来的极端反应。在他们的看法，西方民主国家在香港问题的反应应该是怎样的？认可北京不仅不兑现自己”双普选“庄严承诺、且一步步蚕食自由最终甚至粗暴地撕毁”一国两制“制度，西方毫无反应是应该的，负责任的行为？那是不是会鼓励北京更加肆无忌弹的行为如下一步侵犯台湾呢 ?
说到台湾，这些作者几乎是在鼓吹一种美国应该放弃台湾的立场，这尤其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不仅事实上有违他们自己宣称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场，也对国际地缘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用他们的话讲“我们都是有体制内多年经历的知识分子，对中共中央决策机构的这种盘算是完全清楚的”的人，那他们真心认为如果美国放弃协助台湾自我保护，北京现政权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吗？摆在眼前的香港的例子，这些作者都不去看，却能想象出一种北京慈善的政策，能在未来尊重台湾人民的自由，这是不是太天真了？他们的体制经验都到哪里去了？
这建言书中的主要作者之一李伟东先生过去曾提出过中共正在试图建设“红色帝国“ 的看法，在本人看来，那倒是一个很中肯、很有些力道的判断。李先生要回答的问题是：他这个判读是否还成立。如果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他自己改变了看法还是北京的做法改变了？如果是肯定的，那对这样一个意图在中国与世界上建设”红色帝国“的政权提什么政治改革建言书，是不是有些矛盾，糊涂甚至是幼稚？一个想建设”红色帝国“的政权及其政治人物，会落实李先生这样的政治自由化的建议？且不说中国没有政治自由的实践及相关制度，就是历史上即便有过的如德国，当做”第三帝国“的蓝图在希特勒这样的人物的想法中酝酿，开始落实，政治上现存的政治自由成分都要被取消，怎么能指望中共的现领导人会有如此的良善意愿，一面准备实现”红色帝国“的中国大梦，一面无中生有要给与中国人民实现政治自由的权利？”红色帝国“ 的逻辑与民主与自由的逻辑根本不相容这一点，李先生包括其他作者和背书人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意忽略？这些作者最致命的误区可能就在于：忽略对中共这样一个政权性质的分析，将与北京政权的博弈，轻描淡写地看成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彼此间一样的博弈。这或许是他们立论中许多混乱逻辑无法自洽的一个根本。
所有建议书中提及的建议，包括所谓第三共和、邦联等基本上都是老调重弹，二三十年前国内包括海外的一些学者据本人有限的了解都早已有过讨论，建议过不知多少。这些作者或许可以去做做相关的基本的功课。那些建议的成效如何？或许这才是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依然在推动这些建言能最终实现的机制与动力。而在这些建言书中完全没有，只寄望中共领导人的好意与胸怀远见。我们不想怀疑这些人士对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苦心，任何对中国未来抱善意的人士也都会希望中共能听各种建言，能改过自新，启动真正的改革。但现在，能指望不要因点不同意见就删帖抓人就已经不错了。正如这些作者正确地指出，中国民主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也正因此，需要耐心，坚忍，不断地奋斗与牺牲，长期地累积成果。理性的讨论，培养一种理性的精神当然是需要的，但那不等于“跪求民主“，靠什么建言书能达成目的。当年天安门广场的下跪与绝食自残式的恳求，并没有换来学生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些作者们的思路是不是该换了？知识分子想做为民族未来开辟道路的精神领袖，设计师，这无可厚非，不过切忌找错自己的定位，保持一种独立十分关键，不要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笑柄。
至于该怎样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是另一篇困难的大题目，本人这里暂不展开讨论，只先指出一点：外部与内部的压力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内外部压力形成的机制、运用的策略、条件，后果等，也容以后再讨论。顺便说一句，许多转型文献也多有讨论，这些作者是不是也该去多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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