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費／造神

因為人口過剩就人命不值錢？因為尊齒就得聽任老人無恥？因為皇帝曾經喪權辱國就讓主席凌駕一切？因為八國聯軍燒了圓明園就得服從「四項基本原則」？

假如這些也算爭議的話，那麼都要由子彈來裁決，而子彈果真呼嘯而來，木樨地的飲彈者卻是一聲「橡皮子彈」的慘叫——無奈林昭媽媽被逼為女兒遭槍決而支付五分錢子彈費的驚人細節，仍不能驚醒這樣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運動」的陣前主帥，搖身一變為「改革總設計師」，我們還來不及去釐清這筆帳，又要繼續為他的「開放設計」，而支付江河斷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禍子孫後代的代價。

說來淒涼，我們或許是「亡國滅種」的冤大頭，叫它討了二百年的債，否則我們不必慌著強國忠黨或改造民族，以至滅絕了單個的人，而人口卻從四億增長到十二億。六十年裡中國埋頭生產「反革命」，幾無科學發明，卻精於羞辱、折磨之術的鑽研，內含多項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錄的話。

「與人奮鬥」因發達成一門哲學而「其樂無窮」，這一次我們倒是不屑於俄羅斯的「靈魂」拷問，因為我們有「民族魂」魯迅的專利「靈魂療救」，並在毛澤東手裡發揚光大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因為紹興的阿Q穿越時間隧道，終於跟雷鋒握上了手。

在這種國度裡，抗議是一種「群膽文化」，悲痛才能聚眾，「清明」由此變成一個「政治哀悼節氣」，而「覺醒」總是在一個「好人」死了之後。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裡，我躺在豫北農村冰涼的被窩裡，被廣播裡的哀樂，催得濁淚滿枕巾。其實大家都跟我一樣，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過找到一個政治理由才哭得出來。「十里長街送總理」幾乎是一個街頭運動的新創造，但十三年後又去重複一次，至少是很沒有想像力；而統治者更沒有想像力，以為推倒前朝宮牆，擴出一個巨型廣場來，它只具有萬眾雀躍歡呼萬歲一項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間，恰好是最佳的滅神場所。

盛世／鬼打墻／李叔同

不過，苛政不會錘煉叛逆者的智慧，毋寧只煎熬了他們的焦慮。異想天開的「民主一舉成功」，大概不過是「解放全中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預期地馴化出來。

即便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似乎都用錯了地方，儘管這是二十世紀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議模式，無奈共產黨豈有英國殖民者的「婦人之仁」？至於文革的絕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裡那個梟雄玩於股掌之上的雕蟲小技。中國七個星期的浩大抗議，啟動了蘇東波崩潰浪潮，卻在本土鉤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壓制。這個更大幻滅，使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鈣，而我們或許只能遺憾，那為中國異議者所能使用的抗爭模式，這個世界還沒來得及打造呢。

這六十年，卻把俄國人巴枯寧最早預感的"黃禍"幻覺，落實成真——鴉片戰爭輸入的西方技術與中國人的原始奴性相結合，撫育兩億五千万勞力，日工資一美元，只是沒有再拖著一條辮子而已，也非"亞洲四小龍"同日而語，卻由"新儒家"早就預備好一頂"儒家文明現代化"的桂冠，偏又遇上亞洲當紅而歐美衰退，於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訂單和買斷全球，於是它便可以綁架酒色財氣的神州，又贖買昏頭脹腦的華爾街，迎來一個油膩膩的「盛世」。

假如歷史可以「假如」——假如譚嗣同沒有把光緒手詔交給袁世凱，假如陳獨秀出了北洋監獄後沒跟李大釗去樂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澤東沒能從上海碼頭赴法留學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壩的葉劍英沒有截獲張國燾的電報，假如胡宗南的軍長劉戡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懷去美廬求見時,毛澤東沒有睡覺，假如文革中毛澤東沒有特意留下鄧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艦隊用高射炮平射擊中了主席專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趙紫陽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線見了鄧小平……這六十年會不會稍有不同呢？

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邏輯後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續。你瞧，無論全盤西化還是「以俄為師」了一個多世紀，我們居然哪兒也沒去過，還是在祖先設下的歷史循環圈裡「鬼打牆」，設若西太后還魂於鄧小平，趙紫陽就是光緒了，那麼誰是袁世凱呢？惡的歷史，竟如此輕易地重複了一次，而我們卻不可能在六十年裡，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筆、陳獨秀的曠世呐喊、胡適之的冰潔清醒……

忽一日，聽網上飛來一支小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這來自上個世紀初的音調，好像有上千年的塵埃，卻又分外的清新、悠揚。歌詞的韻味，貼近千古絕唱的唐詩樂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有人考證，那曲調原是一首美國通俗小調，歌詞則是濃縮了《西廂記》的某個折子，竟然成為現代中國晨曦中的一曲"陽關三疊"，然而淒迷之處，是李叔同在《送別》無法送別的一切。輪到我們來送自己的「六十年」，則仿佛沒有甚麼值得送一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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