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行止：政經40年 凌雲健筆意縱横

編按：《信報》創辦人、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上月底宣布擱筆，結束48年筆耕。 啟思出版社年前在 《思源》2012第一期以 〈政經40年　凌雲健筆意縱横〉 為題專訪林行止，眾新聞獲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啟思出版社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讀者在上期已瞻仰過董橋、黃國彬、何福仁三位大家的丰采。這次我們請到享譽香江的報人林行止先生談童年經歷，論文章之道，讀者想必也會獲益良多。

林先生於1973年創辦《信報》，自此直至1996年梢，每天耕耘社論「政經短評」，二十多年來議人論事，剴切事理，不少港人奉為洞識政情局勢，掌握經濟脈搏的圭臬。林先生柔翰至今依舊矯健，在《信報》撰寫「林行止專欄」，筆墨結集已有一百二十多本，獲譽為「香江第一健筆」。他倒輕描談寫說所謂「香江第一健筆」不過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溢美之詞」，備受推崇、稱健之故，不是寫得出色，無非長寫長有，一寫四十年！

流落街頭　飽嘗世情

林行止先生四十年來縱橫筆海，月旦中外政事，批點環球經濟，六十年代曾負笈英國劍橋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經濟學的種種學說和理論自然了然在胸。經濟學有一重要概念名「機會成本」，大概意思就是說但凡取捨必有得亦有失，抉擇時考慮機會成本有助衡量得失輕重，從而選失之最少者。林先生對此概念體會至深，緣於童年時在大陸的經歷。

林先生1940年生於潮州澄海，在當地讀小學和初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赴港工作，母親則與林先生及其三名弟妹居於澄海郊區。幾年後，母親遭當局以涉嫌當間諜的罪名逮捕，卻從無正式起訴和審判，一年半後獲「無罪釋放」。母親遽然無辜陷獄，遺下幼孩四人，么兒不過三、四歲；林先生身為長子，一力肩負照顧弟妹的重責。當年的政治環境風聲鶴唳，為免人口實，親戚全都避而遠之，兄妹四人上門求援不單遭受白眼，更常吃閉門羹。四人苦無生計，最後流落街道，拾荒維生。那時汕頭外馬路新華戲院剛落成，大門前的石階寬敞無比，便成了兄妹四人的棲身之所。後來兩個妹妹寄居父母一老同學家中當女婢，林先生和弟弟二人則住進拾荒街童自搭的竹棚，靠賣破爛來換些殘羹冷飯，偶爾從垃圾堆中檢獲一枝廢棄的塑膠牙刷，便如拾至寶，足夠兄弟二人樂上半天！

一年多的流離失所，是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至今偶然途經垃圾站聞到那股氣味，還有說不出的感喟；不過，其間的苦頭令我深切體會一旦法治薄弱、官員胡作非為、社會失序，老百姓生活便如陷水火、苦不堪言......。母親入獄期間，家裏的東西全部被盜、被竊、被搶，四個小孩身無長物，卻被當權幹部掃地出門。可是，母親獲釋後，政府並未作過一分一毫的賠償或資助。

當年日子雖然徬徨，其實也有所得，就是領略過苦中作樂的滋味：拾荒時我和弟弟住寮屋，木板牆壁，竹葉屋頂，真正是雨打日曬。尚記得當年在垃圾收集區討生活的小孩自編的『童謠』有這二句歌詞 :『日出雞卵影 ，落雨擺砵仔 』，形容晴天時陽光透過竹葉編織的玻漏屋頂，投於泥地的影子如雞蛋大小，而在下雨天，雨水入屋，人 們必須以小器皿盛載雨水的景況。

這一年多流離失所的生活令我明白到正如鐘擺迴盪有兩頭，樂極亦可生悲，於是不去追求大起大落的刺激；這種尋常是福的取態，間接影響到我的學習與工作態度。因為尋常，所以不嫌刻板、不避重複、不怕沉悶，做起事來便較為堅毅和專注。

林先生和幼弟後為一位屠狗宰貓沿街叫賣的小販「善叔」收留，其大恩大德，林先生沒身不忘；善叔當年無懼牽連，收容兄弟二人，林先生認為這個決定甚至世間大多數決定的由來，都離不開機會成本。

「仗義每多屠狗輩，當年的恩人剛巧是宰狗屠貓的。其後涉獵經濟學，認識機會成本這回事，明白凡事都得考慮機會成本的高低。當年母親涉嫌當特務而身陷囹圄，親友怕遭連累，避之惟恐不及，此非不安好心，而是為勢所逼；屠狗輩沒有家小財產，機會成本較低，伸出援手，所冒風險不高。而這正好反證擁有愈多的人，愈要有推己及人的素養，才不致為富不仁。簡言之，本性善惡與機會成本高低要一併考慮，如此才較易於察人觀事。」

尊重知識　格物致知

林行止先生多年來在《信報》撰寫社論和專欄，立場鮮明，劉紹銘教授說林先生這些「議論縱橫」的作品已「在香港社會的知識與領導階層建立了傲人的公信力」。林先 生的公信力奠基於評論獨立中肯，不囿權威之名；「字裏行間時見逆耳之言」是事實，只因「春秋之筆，亦合該如是。」劉教授如是說。

劉教授也說林先生是個務實作家：「務實作家不信口雌黃，事事講求言之有物。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的美譽，就是建立於這種誠信的基礎上。」這位務實作家的大塊文章觸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旁徵博引，信而有徵，倒坦白招認當年在汕頭唸小學（廣州旅汕小學）和中學（華僑中學）時品學俱劣；母親出獄後當上縫紉工人幫 補生計，一心冀望子女成才，卻因長子無心向學而常給召至學校「受訓」。這位當年 教人頭痛的學生卻原來自有見解。

我現在仍清楚記得初中的科學課本，指世上一切科技包括電話、電報、留聲機的發明人清一色是蘇聯人，這當然不能入信；而對於每日必修的時事政治課，更覺其胡說八道，因此毫無興趣。當年有一份叫《實話報》的刊物，除了專有名詞和標點符號，可說無一句不是謊話。這種背景是我的成績除了作文外，無法合格的底因。來港後我才重拾讀書的樂趣與興趣。

我生性不大服從權威，就學與自學，都是以尊重知識為出發點。

林先生謙稱因報館運作分秒必爭，無暇尋章摘句，故此「文風粗糙」。他說自己不曾 刻意經營文字，只求「盡知順性」：講求理性分析的評論文章要經冷靜思考始成，一旦感情過於澎湃，便不容易冷靜拿揑、理性分析。「也許我是受了《文心雕龍・辨騷》批評有些學習屈原的人為『中巧者獵其豔辭』的影響，作者劉勰認為內容遠較華麗工整的詞藻重要，我深然斯說。」

林先生縱橫筆海四十年，多次鄭重表示評論文章雖無統一衡量優劣的標準，但大致該做到及時應景、辨識真偽、判別優劣。評論者則應該勤懇致知，廣納知識，更須備自主中肯的態度，獨立思考，而不應追求放眼四野的中立，企想面面圓融。評論者還須緊記兼容並蓄，有容乃大，切忌盲從權威，目無餘子，自以為獨步天下，立論無懈可擊便故步自封。

林先生道出四十年來撰寫評論文章一直恪遵的四大準則：

一、在資訊爆炸年代，論題須執中扼要，故應先經慎重篩選，其中當然涉及價值判斷問題；

二、資訊太多，因此文章和觀點難以全備，即使主觀上力求客觀，心中也要緊記那僅是一方之見、一己所納；

三、專業和理性的論題即使輔以生活化的實例加以引申、佐證，但羣疑難釋，仍要尋求學術研究和歷史觀點以增添說服力；

四、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講求局限、對應、變化，只有較佳或較差的思慮，沒有追求真理的決絕，這意味在學術國度裏沒有王者。認識這一點可令時評者不致偏執一詞，理直氣壯，亦不會迷倒於某種學說或某個學者下，致使過猶不及，擇『善』固執。

浮生養閑　寧靜致遠

報館運作夜以繼日，工作異常繁重，當年林先生與夫人篳路藍縷，草創《信報》，資金微薄，虧損嚴重，即使後來《信報》漸上軌道，林先生還是不得清閑，除了負責每日一篇的社論，也總攬和 縱覽《 信報 》和《信報月刊》的編務，親自發掘作者、邀稿、審稿，每晚睡不過五個鐘頭，惟一的消遣娛樂就是讀「閑書」！1965年，林先生 赴英國劍橋研讀經濟學，認識了一位正攻讀物理學博士的香港人黃君，他對林先生的影響甚深。林先生回憶道：「當時香港的學生不多，因此我們經常見面聊天；黃君學識淵博，他的專業我一竅不通，而我的所學他知道的卻比我還多。我問他何來這樣的能耐，他說這是他養成『一出圖書館便不看本科書的習慣』使然。我覺得大有道理，從此遵行，在家只看雜書閑書。這種習慣令我寫非時事評論文章時仿如信手拈來，得心應手。」

林先生讀閑書其實可不得閑，他嘲笑自己天性喜歡「自尋煩惱」，讀閑書還要千方百計為書中每項資料稽查緣由，但求水落石出；他讀英國雜誌《笑林》Punch竟大費周折找創刊號來讀，說「對其演變史以至編輯的生平亦深感興趣」云云！林先生還會根據所讀的「閑書」寫文章，他統稱這些作品為「閑讀閑筆」。這些作品的題目涉及古今 中外，倒也體現林先生一貫的作風：事事考查，數據翔實。如 〈英國人與茶〉 一文，有關英國茶道資料之多，體會之深，使黃維樑教授讀之而讚歎，說讀了此文，方知茶對英國人有多重要。近作 〈披頭不是甲蟲　左獅不同右獅〉 洋洋二千多字大寫搖滾樂隊披頭四和中環滙豐銀行大廈門前兩隻銅獅的歷史。文章緣起是林先生讀了法國《世界外交月報》一篇有關菲律賓「女傭出口業」的特稿，文章提及滙豐銀行門前二獅，卻語焉不詳，他又禁不住尋根究底，翻查滙豐銀行上百年的歷史檔案庫，終找出相關資料，寫成文章，稱作「閑讀偶拾」!

林行止先生從不以經濟學家自居，說自己不過是個「致力於普及經濟知識的傳媒人」。他在1991年獲英女皇頒授官佐勛章，1999年獲嶺南大學授與榮譽博士銜，2009 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2011年獲樹仁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至今仍堅守文人的本質和本份，至今「從文字吸納知識幫助思考，藉文字表達想法和看法」。

劉紹銘教授說林行止先生的寫作方向是提供資訊，傳授知識。廣大讀者當然期望繼續讀林先生的作品，是千錘百鍊的評論文章也好，是閑讀偶拾的戲作也好，讀者從中均能吸收資訊，繼承知識；但讀者想必更殷殷盼望林先生能從寫文章、讀閑書中偷出一點閑，寫寫他這麼不得閑又這麼得閑的一生。不知林先生可有這點閑去寫這本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