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是中共的“建军节”，中共中纪委监察网站推出了特别策划视频《“纪”在心间》，开篇即提到了中共红军当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过视频没有提到的是当年在其下被掩盖的罪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由来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在所谓的秋收暴动失败后率领残余部队抵达荆竹山，并打算进发井冈山。为了与在井冈山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毛向所属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到达井冈山后，为了与周边老百姓搞好关系，毛又于1928年1月颁布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
3月，毛在率部队攻打湖南桂东县沙田抢夺地主财产时，将二者合在一起。据《红军在沙田》一文记载，当时毛说：“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次他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到这些地方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毛知道后，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出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
1947年10月，中共解放军总部发布训令，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修订版的“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与中共其它欺骗的伎俩一样，中共虽然出台了制约军队的“纪律和注意”，虽然在宣传中将红军吹得天花乱坠，但中共军队真的做到了吗？一些回忆录和民间说辞透出了端倪。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的恶行之勒索富户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报》官方网站刊文《陈毅述红军筹款秘诀：贴条子勒索豪绅不给钱就烧房子》，该文章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原载1930年初《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后收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报告称，1928年初，毛上井冈山后，因国军不断围剿导致给养困难，因此逃离井冈山，四处游荡。每到一地，毛的红军都要张贴标语，宣传共产思想，同时向当地富户“筹款”。
文章称，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富户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身上。筹款的方式有：一、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红军每写信到临县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二、勒索富户。如果没抓到富户或其家人，就估计其房屋价格并在其房屋上贴一张罚款的条子，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警告。据说，这个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三是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其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此外，奖励来报告富户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党委编纂的《芗江风云》一书中也记载了中共红军对商户、富户的勒索。1932年毛随红军东路军入闽，打进漳州后，红军负责筹款的毛泽覃提议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由商会评议，定出各途（行业）商户应“捐助”的数额，指派专人收集，每日集中点缴。筹款人员持红军发的证件上街，确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户，红军发凭证，上写“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字，贴在店门口。此举与土匪、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并无两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的恶行之绑票
中共红军除了“勒索”和收取保护费外，更为恶劣的是进行绑票。当年中共红军颁布的《筹款须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传恐吓的秘诀：
“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
绑票后，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
中共绑票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被中共鼓吹为“英雄”的方志敏。1931年11月，中共趁国内混乱，在苏联的帮助下，于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控制了赣南、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方志敏当时任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勒索。
1930年7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此行绑架多名外国商人，押往“省会”葛源，在得到其家人巨额“赠款”后才将其释放。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也遭红军枪杀。
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亲自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千年古镇廿八都，掠走数万元财物。据《衢州文史资料》记载早在两个月前，红军就派人摸清了当地富户的情况，“所以抓起人来，一抓一个准”。
红军将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统统绑架回江西。保长谢盛仔被释回乡，给这二百多人的家人带回消息，要速交足额罚款赎人。随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担去八百块大洋，但有些人仍被撕票。
两个月后，惊魂未定的古镇再遭洗劫，红军又绑架了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从此，廿八都走向萧条。当地健在的老人对此仍记忆犹新。
方志敏，这个曾杀死亲叔叔，洗劫景德镇、杀人越货的中共红军将领，还曾绑架了美国传教士达能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在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而请求留下他们女儿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也被一起砍头。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才全力围剿方志敏部，并将他逮捕后以“绑票杀人罪”被处死。
而网上刊登的李元龙撰写的《红军的绑票和借条》一文透露，作者曾因文字被关进监狱时读到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内中提到在1934年11月，贺龙、肖克的红军在贵州的黄平县城抓到了两个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妻子或孩子。两个传教士被红军绑起来，“像牵狗一样”被红军牵着走，共有560天之多，而红军只为从他们身上勒索钱财进行长征。
博萨哈特后来在回忆录记述道，红军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与他们一同被关押的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红军的确榨出了不少金钱。
正是因为红军这样的恶行，红军每到一地时，地主、富户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得跟不上长征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在博萨哈特写的《神灵之手》中还提到，这些红军还曾绑架了一个德国传教士凯尔纳，他最终因为教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丧命。
不仅如此，《九评共产党》中也讲到，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的恶行之借条
在李元龙的文章中，还提到原中共将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
吴法宪的记述应该是真实的，实实在在地打了中共厚颜无耻的嘴脸。
如此“借款”的光荣传统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被叫做了“就地筹措”。中共另一个将领陈再道回忆道：1947年刘邓跃进大别山，无法依靠后方长途运送冬装，“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粮食也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
更为滑稽的是，2005年4月27日的《金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湖南汝城胡运海在维修其祖父胡四德遗留下来的三间老土坯房时，发现了一张70年前红军写的借条，内容是“向胡四德借稻谷103担，生猪3头，约503市斤，鸡12只”。最终，当地民政局向胡运海归还1.5万元。问题是当年的借条只值1.5万元？中共真是不要脸。
难怪有人对此讥讽到：党军所谓的秋毫无犯，就是白吃白喝以后给老百姓留下党军自己印的钱票子——借条，实是变相地抢。不仅收借条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连写条子的都不知道。……大别山就有商人在八十年代以当年解放军开的借条作为革命文物献给政府，而被政府“按现价”付账“奖励”。
民间老百姓的说法
对于中共红军的恶行，民间还流传着源自老辈人的说法。大纪元曾登过一篇文章，文章称其当地有老百姓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由于是战败溃逃，一到哪里可以说就是土匪进村。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红军一进村，就分头跑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的找他们需要的东西，布匹、粮食、银圆、鸡鸭、牛羊猪无一幸免落入他们的口袋。
由于前行的红军把村民的东西抢光，后面经过的红军实在没啥可抢的。于是，它们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麦场的粮食就地取材，直接从堆上卸下来，用火烧了吃，弄的狼籍一片。老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活命依靠被糟蹋。
相反被中共宣传工具反面宣传的国民党的国军，老百姓的评价比较好。老人说国军进村时，都是列队行进，从不让军人脱队单独行动，而且不准骚扰无辜百姓。即使国军宿营也要到离村子较远的野外宿营。
结语
中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掩盖下的恶行，再次证实了中共是何等的无耻，中共与土匪并无两样，而其所谓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等，不过是宣传的伎俩而已。可以说，中共的“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基因迄今从来没有改变过，世人若是相信了，只能被中共害得很惨。
201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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