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我訪問了從中國來香港的徐鑄成，其後沒有再見過他。但一次長談即記憶良久。
徐鑄成生於1907年，1991年去世。在張季鸞、胡政之主筆政的《大公報》最輝煌時代，徐鑄成從記者做到總編輯；1937年上海淪陷，他到香港主持《大公報》港版業務，太平洋戰爭後從香港潛回桂林擔任《大公報》總編。戰後在上海主持《文匯報》，被國民黨查封。1948年到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1949年中共建政，徐鑄成到北京想從事新社會的新聞事業，發現報紙不能民辦。1956年十月，中共中宣部力邀徐鑄成出山，讓《文匯報》復刊。但復刊不足一年，就受到毛澤東親自執筆的《人民日報》社論猛烈批判，由此掀起反右運動，徐鑄成被打成右派，當了22年賤民。文革結束，1979年平反，1980年來香港為《文匯報》慶生。我的訪問就是在這段期間。
中共建政前，徐鑄成的報壇經歷可稱輝煌，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新聞自由的巨擘。1949年以為新中國成立實現民主自由，回北京想辦報，但壯志雄心立刻「就涼了半截」。經過30年雪藏、其中22年右派生涯，又不是中共黨員，我在訪問前並沒有預期他會說出超越中共允許範圍的話。然而，想不到他在沉穩中，顯露出忠實於新聞的報人本色。
我過去對反右的認識，以為毛澤東原意是要大鳴大放，結果鳴放的程度超過了他容忍的範圍，於是才祭起反右大旗。但據徐鑄成所說，實際情形是《文匯報》早已經收攤了，當毛號召鳴放時，經歷過「肅反」等運動，絕大多數知識人還是不敢放。這時候中共宣傳部想到《文匯報》和徐鑄成，連連找徐鑄成商量復刊，說怎樣鳴放都完全支持，徐鑄成提出十幾個骨幹名單，也全部調回來，於是1956年10月復刊了。復刊以後的報紙面目，徐鑄成說，「我可以狂妄一點講，是解放以後全國報紙最生動活潑的一份。」1957年3月，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當面對徐鑄成說，「《文匯報》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匯報》」，「你們是琴棋書畫、花鳥蟲魚，應有盡有，辦得很好，編得也好。」接著，就組織了中國記者訪蘇團，由徐鑄成當團長。這讓徐感到受寵若驚，覺得簡直把他這個黨外人士當自己人了。
誰知從蘇聯回來，反右就來了。距離毛澤東接見他和稱贊《文匯報》不過兩個月，而這兩個月還是在徐出訪期間，實際上他沒有主持《文匯報》筆政。所以徐說，毛是五月以前就有計劃去搞反右了。目的是讓知識分子不敢講話。
徐的這段經歷，說明專政者為了不留餘地的掌握全部權力，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過激的、矯枉過正的施政絕對不是被刺激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啟示。
第二個啟示，是我問他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他都因為新聞言論受害，請他比較兩個時代遭遇的異同。
他說，國民黨對知識人的迫害是餓肚皮、坐牢甚至殺害，但它在精神上沒有法子凌辱你。那時候報館被封，他回過家鄉，家鄉父老都很尊敬他，說他有骨頭。在上海里弄，居民見到他也肅然起敬。在共產黨之下，右派帽子一戴，朋友見到面趕快躲開，里弄居民不敢接近，家庭裡，除了太太，其他人包括兒子，不同程度對他都另眼相看。「這種精神上的凌辱，開始時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後來也就算了，特別文革後，連劉少奇也說是反黨，也就無所謂了。」
最後這句真夠淒涼。知識人可以窮，宋代歐陽修甚至說「文窮而後工」，但人都有尊嚴，精神凌辱使人的尊嚴沒有了底線。從被打成反黨的劉少奇來尋求個人的安慰，也許在中國真是只有靠阿Q精神才能夠活下去了。
徐老給我的第三個啟示，是他指對中國輿論監督的必要。他說：中國的「輿論中心，過去在上海租界。中國幾千年來專制主義形成的狀況，要比較自由一點說話，只有靠保護傘。今天中國需要輿論監督，作為一個輿論中心，暫時還只能在香港。不是看你的冷眼，而是有什麼問題也不客氣地指出來。這樣對國家是有很大好處的。」
這三點啟示，一是講權力的虛偽本質，二是講人的尊嚴，三是講輿論監督需要保護傘。三點都同我從事傳媒和寫作有關。
1987年徐老八十壽辰，上海中共統戰部為他祝壽，統戰部長稱贊徐老「六十年新聞工作，愛國之心始終不渝」。但在1980年徐老在我的訪問中卻說，「我認為我一輩子搞新聞事業，只寫了半篇文章，後面半篇被人把筆奪走了。」
一個如此剛毅、敏銳、通達和有才華的報人，半篇文章也應該珍惜。我那時想到的是，在被人把筆奪走之前，多麼艱難和風險，我也要把自己的整篇文章寫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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