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发，北京大学历经了三位校长：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长汤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长马寅初以及其后的校长陆平。在中共治下，身为北大校长、同时亦是学者的他们，不仅无法维系大学、学术领域的独立精神，而且他们和家人收获的是中共对他们的侮辱，乃至迫害。
上、汤用彤
学术成就
1893年生于甘肃的汤用彤，父亲汤霖是清末的恩科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汤用彤三岁时，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汤用彤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疗，暂被留校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一年后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他先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哈姆林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因其才学出众，与吴宓、陈寅恪并称为“哈佛中国留学生三杰”。
1922年，汤用彤回国，先后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课，汤用彤始任文学院院长。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汤用彤是少数几位能融汇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等，这些研究填补了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一学术领域上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位，其中人文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学的汤用彤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均因哲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其学问可见一斑。
而汤用彤的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汤用彤的儿子，北大已故教授汤一介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写读书札记……
放弃留美和去台湾机会
1947年汤用彤利用休假机会，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走入颓势时，蒋介石于1948年12月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华北学人”，汤用彤也在抢救名单上，但他并没有乘机南下。其后，离开的胡适也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却依然选择留下。
一念之差后的岁月
中共占领北平后，汤用彤被师生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任期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后，马寅初接任校长，北大搬到燕园，汤用彤则担任北大分管基建与财务的副校长，与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1954年汤用彤出席《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回来后即患脑溢血；此后长期卧床，再无学术新成果。估计此时的他已然对中共心生恐惧，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态度。1964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5月病逝，终年71岁。
大概汤用彤不会想到的是，死后的他也没被中共放过。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的确，如果汤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红卫兵抄家、鞭打的厄运。
儿子汤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责
根据大陆《新京报》年刊发的《2015儒学家训下汤一介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文，汤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和他的同学们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于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多年后，谈及这段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1951年毕业，期间加入了中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毕业后与同学乐黛云结婚，并留校任教。按照汤一介的说法：“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1957年反右期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汤一介则受到一定冲击。文革开始后，乐黛云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并被中止上课资格，除了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在中共的洗脑下，汤一介夫妇曾真心支持文革。据二人回忆，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则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文革中，汤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了父亲送给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换了六百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说不上做什么学问了。
1973年，一场“反右倾回潮”风暴刮起，汤一介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他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名声很坏的深渊。在“梁效”大批判组中，汤一介很卖力，其中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个学者周一良编写的。“紧跟”、“迎合”成为批评组成员唯一的选择。
毛死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被政治裹挟的汤一介也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
或许是看透了中共，“觉悟”了的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试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
2014年9月，汤一介去世。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中、马寅初
1882年出生的马寅初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少知识份子的缩影：在新式学堂学习、赴美留学、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大学任教，中共建政后选择为其服务，但却惨遭批判。与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知识份子相比，马寅初还算是幸运的：虽遭批判，但由于其民主人士的背景和影响力以及中共的顾忌，未受太多冲击，是以活到了99岁的高龄。
提出“控制人口”主张
身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缘何遭到了批判？这还得从其提出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说起。
1951年，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的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马寅初将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并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宣读，但很多人表示反对。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马寅初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支持马寅初的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等。
邵力子的发言得到了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不过，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根据对50年代早期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统计，他判断高速人口增长不利于将来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政府控制生育率。
“新人口论”遭到批评
然而，此时毛发动的“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遭到了批判，有人说这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这让曾认为中共高层认同控制人口的马寅初不知所措。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毛曾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这样，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开始受到了高层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如陈伯达在北大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的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的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在召见邵力子等人时，邵仍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却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对此，马寅初并不以为然，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当年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篇文章。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不过，马寅初依旧并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何错误，而是对那些批判自己的文章一一进行了驳斥，并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要求《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公开发表。
杂志社收到马寅初的稿子后，不敢擅自作主，遂上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素以“整人”为能事，他一方面让编辑部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一方面迅速部署了对其的全面批判。不仅报刊批，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
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遂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批判的核心就是“马寅初的新理论，是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是对人民大众的蔑视”。
辞职赋闲在家
在这种全国上下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下，马寅初没有妥协。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过，马寅初不得不于1960年1月提出了辞去北大校长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准。随后，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此外，他还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从此赋闲在家，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而不加控制的中国人口，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几年内迅速增长。中共为此不得不在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无疑证明当年马寅初的理论是正确的。
文革保持风骨
据大陆《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一篇文章披露，文革爆发后，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并突然有一天，向他叫嚣“要造你的反”。马寅初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却毫无畏惧之感，只是冷冷的看着对方，一语不发。
这个勤杂人员继续威胁马寅初：“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马寅初并不为其所动，反而继续我行我素。
结语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共向马寅初做出了形式上的道歉，同年9月马寅初任北大名誉校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病逝。因为一个正确的理论不容于一个专制的社会，马寅初的一生就这样悄然走过，其内心的凄苦又有谁知呢？
下、陆平
入职北大
出生与吉林省长春市的陆平，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铁道部副部长等。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7年11月起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在1960年，校长马寅初被批判被迫辞职后，陆平还兼任校长，直至1966年6月。
《中华读书报》曾刊登过对陆平女儿陆莹的采访，文中提到了批判马寅初的事情。据披露，批判之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陆平曾在中宣部表示，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王曾瑜在《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选自《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校友回忆录》一书）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陆平来到北大后，要继续反右倾，在压力下，他增划了大量新“右派”，并将矛头指向时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推诿给邹鲁风，狠整的结果是邹鲁风自杀。
按照王曾瑜的说法，他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都对陆平存有恶感，因为他害了许多无辜者，耽误了不少人的学业。
文革遭非人虐待
在反右倾中害了北大师生的陆平最终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膳厅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究竟做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三人，这三人中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一贴出，轰动全校。
当晚，陆平召开全校大会，强调内外有别。然而，不久，毛却下令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大字报全文，其背后正是毛为打倒刘少奇等人的计谋。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许多曾对大字报持观望态度及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师生，迅速转变态度，支持大字报。
随即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声称“为陆平、彭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至此，陆平等人的命运被注定。
据陆莹回忆，2日，正好是星期六，她和陆微、陆征、陆昀分别从学校回到家。此时，北大冰窖11号的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学生和前来“了解北大情况的”人，不少人激愤的高呼“打倒陆平”的口号。当晚，还有中学生跳墙进入院墙夹道，敲打着朝院墙开的门窗，大叫“黑帮陆平出来”！
次日，陆平被带走。陆莹透露，陆平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以至于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还连续多少天不准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其后，陆平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胸前挂着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被连续批斗之余，陆平还不得不在校园从事除草，清扫垃圾之类的活计。之后，陆平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改两年。
陆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牵连，其妻子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儿子陆征也遭到同学的批斗，他“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还被打成了脑震荡。大女儿陆微徒步一个月去山西绛县插队，二女儿陆莹去云南插队。家里就剩下10岁的小女儿陆昀，还被学校推出校门。
文革结束后，陆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结语
身为北大校长的汤用彤、马寅初、陆平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学，都早已丧失了独立精神，早已成为了中共的附庸。北大昔日精神的复活惟有等到中共灭亡之日！
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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