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最初爱国心爆棚，他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使得日本人经营南满洲铁路陷入危机。然而，等到918事变，张学良转身开跑，实为对他救国理念的莫大讽刺。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日本及美国等，影响极为深远的大事件。
至今，九十年过去，九一八事变已经被简化表述，为家喻户晓的"国耻"事件。
每到纪念日，课本、报刊、网络甚至民间，都有很多关于这次"国耻"始末及历史评价。
这里，仅对九一八事件的"国耻"定义，在不为人知的另外视角进行诠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随后，日本关东军构诬东北军，突然攻击东北军主要军事基地奉天北大营。
枪声一响，张学良麾下数十万东北大军一路不战而溃。
到了次年2月，日军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东北全境也就随之沦陷。
日军付出极小代价，即奇迹般席卷、囊括了肥沃、广袤的中国东北，实为近现代战史上罕见的奇迹。不可否认，这一让中国蒙羞的"奇迹"的创造者，除却日本的关东军之外，更有中国的东北军。
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
此后，长达14年之久，尤其在中国悲壮苦撑抗战的8年时间，东北以其广袤之战略纵深、丰饶之战争资源、发达之铁路交通、成熟之军工技术，完备之轻重工业，沦为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最主要的军事、经济、后勤的大后方。
可谓历史最痛！
说到这里，我坚持认为抗战历史，实为现在与未来国人不可忘记的重要事件。
需知：
八年抗战，中国纵然经济、军事损失再大，尚可以在战后发愤图强、努力建设、逐年恢复。
然而，人口，尤其是精英人口的损失，却远不是可以恢复人口数量那么简单。
历史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青年精英予以了几乎是歼灭性、灾难性的打击。由此，这场战争对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正常发育，破坏、荼毒极深，可能数百年也难以恢复。
当然，历史既成事实，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是当年的军国主义日本，而非现在的有着现代文明政治体制的日本。
理性去看，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不过，可能因为长期致力研究中日战争，以及深刻认知中国在这场战争付出极为惨痛、惨重的人口与人文的牺牲，至今，我对日本侵华历史，始终耿耿，难以释怀……
适逢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之际，我为此详述另外视角的九一八事变，或者可以有助朋友们对这段历史的另外的思考。
那么，在1931年秋冬的东北，究竟还发生了什么？
而"柳条湖事件"由于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也是日寇集结侵华的军事信号，对日本侵略者而言，"意义"重大。因此，日寇占领东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柳条湖事件"的发生地点都被日本侵略者视作"风水宝地"加以"纪念"。图为1938年,日寇为炫耀侵华罪行建成的所谓"柳条湖事件"标杆与爆破地点"纪念碑"。
早在中苏中东路战争停战后，至张学良入关之前，东北军为加强东北国防，曾经对东北境内外的苏军、日军作过较为缜密的调查和准备。
当时，在旅顺、辽阳、长春、海城、铁岭、奉天等十多处日军军营，驻扎不过万余人，勉强算作1个师团的日本关东军。
再加上能够与关东军相互策应的日军朝鲜军，总算日军野战、卫戍各部，也不过3万人。
在谋求军阀利益最大化的张学良看来，这点日军，兵力不过留守东北军零头，其战力有限，绝无可能可能翻起太大波浪。
为此，在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发"巧电"，决心率东北军大举介入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时，他对东北边防的主要防御方向不是日本，而是苏联。
和日军在东北境内驻军一样，当时苏联在东北境内外，也有部署规模更具威胁军队。
在斯大林执政早期，他的政治羽翼未丰，苏联国力尚需发展。因此，苏联调整国策，在东欧、德国方向，轮番与接壤波兰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却在中苏边境，部署了重兵。
在中东路战争前后，苏军专门调集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精良武器，包括当时苏军最新型的MC－1坦克，组建了针对中国东北的特别远东集团军。
该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最高峰时兵力不少于8万人。
这股苏军，便是中东路侵华战争时，重创中国东北军的苏军主力。
因此，在中东路战争至张学良率部入关期间，以及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在事变前后，对苏军进行调查、评估后。
日军认为，苏军在西伯利亚以东，部署有8个师以上的战时编制师。
同时，远东若爆发军事冲突，苏军可在百日内，向中苏边境调集至少20个师的兵力。
既然情报详实，日军也就将苏军布防情报频繁通报、提醒张学良及其幕僚。
看似，皇姑屯爆炸案以后，日本与张学良的关系似乎正在改善。
九一八事变中束手就擒的奉天警察。
然而，事态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张学良及东北军发出"巧电"入关一年后的同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张学良手捧电报，异常震惊，原来，真正端掉他的老巢的不是苏军，而是日军。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张学良晚年，用极为真诚语调，回忆解释他当时对这一事件的应对：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这里，如是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反应，不难发现，张学这番解释，看似合理地为东北军溃逃找到的理由，却未免过于欺史、欺人。
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中原战争后期，1930年10月，张学良在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以后，率领东北军主力入关。
就此，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眼见大势已去，只得联合致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
战争结束，大局已定，东北军入关蓄势已久，因而迅速调兵遣将八方出击，抢先占据、控制了晋、冀、察、绥四省，以及当时北方最为发达和极具军事价值的平、津、青岛三市。
东北军阀最大成就，莫过于张作霖在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上取得的成就。
然而，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张学良及奉系军阀们参战中原大战而再回平津，全面占领华北、绥察地区，势力空前膨胀至鲁南、晋西，成就已经超越乃父。
为此，东北军张学良以下，无不弹冠相庆，大为振奋。
张学良不仅个人军职高升，他的东北军更是浑水摸鱼，收编了阎锡山、冯玉祥不少乱军。
也就在九一八事件爆发前夜，张学良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正在不断接手新的地盘，对于东北故地，似乎有了乐不思归的心情。
因而，等到九一八事变消息最先报来，张学良等人虽然为老巢被端未免恼火，但是，按照张学良的性格和军阀们的本性，他们自然就有"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的想法。
作为世袭军阀，他们审时度势，应变危机之根本，便是军阀自己能够继续当上军阀的利益。
如此利益，无非两点：
其一，是人枪；其二，是地盘。
事实上，张学良掌控华北、绥察等地，当时控制了30万精锐东北军。
就算失去整个东北，只要保证军队不被九一八事变影响/受损，一旦日军单方面止步于锦州或山海关，张学良和东北军阀们依旧可以控制中国北方最广袤和最肥实的地区。
显然，这是张学良一直不愿意明言的可心的小算盘。
张学良自幼生长于妇人之手，其心性懦弱，远无法与其窃据高位匹配。
东北富饶，然而在战略上，东北却一直处于被苏、日夹击态势。
早在中东路战争，日军明为中立，暗自却怂恿苏军放开手脚乱打一气。当时，东北军在日军虎视眈眈下拼力接战苏军，损兵折将，战况悲惨。这一往事，更是使得张学良在入关之后，更是将东北旧地视作对抗苏军、日军的麻烦。
因而，张学良及东北军主要将领听闻九一八事变，无不心生畏惧，优柔寡断，难以果断决策应变危机。
其实，他们最为畏惧的，莫过于东北军如是真的北上自卫，一旦与日军爆发战争，陈兵边境的苏军顺势重演日本人在中东路战争的动作，东北军在日军苏军战略夹击、威胁之下，势必损失惨重而失去了割据的"人枪筹码"。
事实上，张学良和东北军阀们对苏联的预判，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时，马占山将军以万余黑龙江军队奋起抵抗，自10月起，该部东北军即与关东军僵持于锦州沿线，扼制了日军向北攻势。
本来，关东军在东北军事行动，毕竟属于违背军政上级的"下克上"。因而，日本军政高层也就对关东军有了不准北上嫩江的要求。
不过，随着东北军步步败退，日本关东军战果急速放大，日本国民情绪受到刺激，民粹情绪高涨，人人欢呼胜利，也就倒逼日本军政不得不坐以观望。
此刻，东北军如是奋力抗战，使得日军关东军的入侵稍微不顺，日本陆军的"下克上"的妄动，就将必然地丧失合法性。
如此，万余日本关东军想要鲸吞东北，无疑妄想。
所以，就在马占山将军部发起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次规模化抵抗以后，日军关东军内部，也首次出现了见好就收，善后九一八事件的声音。
当时，日本军政最主流的善后意见，即是不作武装占领整个东北的企图，而以谈判解决旅大的租借问题，为事件善后的主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一度有了开始缓和迹象。
然而，同样深谙中日战略的苏联，适时出现，既重演了中东路战争中的日军曾经扮演的角色，为九一八事变浇上了一瓢热油。
原来，就在得悉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莫斯科国际即向各地组织下达命令，明确了苏俄不准备介入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性质：
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的这场战争。
而英、法、美帝国主义，便是斯大林认定的日军背后的事件策动和教唆者。
11月2日，日本最高军政再度向关东军发出严厉指示：
鉴于内外大局，无论以何等理由，断不允许部队越过嫩江、远向北进军。
此刻，苏联却开始以默认和配合日军进军黑龙江，并且违法与中国约定的中东路相关协定和商业和约，为日军北进提供运输，露骨向日本输诚。
为促成日军继续北上，就在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前夕，时任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即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保证，苏联将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出兵援助中国军队。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得到苏俄中东路当局承诺后，向东京报告了苏联无意于日本为敌，并且可以利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北上黑龙江的消息。
就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开始升级九一八事变。
19日，日军第二师团由苏占中东路运兵进军，占领齐齐哈尔。
就此，九一八事变恶果急遽扩大。
11月23日，联共(布)最高组织专门成立了斯大林亲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
该委员会职责表面上是以应付"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实为苏联应对九一八事变的非常设的最高专门机关。
该委员会制订苏联应对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策略，即是各种输诚日本，以换取日苏友好合约的签署，为斯大林执政和苏联发展，争取足够的时间。
就此，苏联反复强调、宣示，解释苏联对九一八和中国东北局势的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同时，苏俄中东路当局则在桌面之下，开始妥协、默许、并且全面配合日军利用中东路在东北展开军事入侵行动。
随着日军在东北进展神速，苏联更是迫切与日本改善外交关系。
为此，到1931年12月初，李维诺夫多次向日本高级外交官表示、提议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对日军入侵东北的中立姿态和暧昧态度，让日军关东军非常震惊。
同样，日军关东军向黑龙江进军，迅速占领全东北，其战力表现，也是让苏联方面倍感震惊。
当时，日本关东军靠着缴获的张学良东北军老巢的军械库和庞大的兵工厂生产补充，在1932年4月伪满洲国成立之时，完成了由事变前的1个常设师团，向5个野战师团，3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5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超过10万的扩军。
几乎在一夜之间，关东军撒豆成兵，升格为日军在本土外的最大规模的总军。
这时，完成了对东北的鲸吞，日本陆军转向苏联、蒙古，虎视眈眈，也使苏联倍感威胁。
为此，苏联只得忍气吞声。
迫于形势，在伪满洲国"建国"以后，苏联第一时间承认了伪满洲国。
直到这时，苏联人寻求与日本签署的日苏友好条约却一直搁浅，为此，日苏关系也就逐渐恶化。
如此苏联与日本混杂多种关系的博弈，头绪纷乱。如此政治、外交、军事乱象，当然使得张学良及其幕僚们倍感困惑，难以理解。
以军阀的贪欲和有限的智商，东北军阀们断然不会站位国家利益去作稍微责任的、深远的思考。
因而，张学良一旦发觉日苏有了媾和迹象，即会想方设法避险东北。
这也是张学良和东北军在事变爆发以后，一味推诿、搪塞、回避正面九一八事件后的应变的军阀对其利益的自我保护本能。
显然，张学良和东北军当年溃逃东北，就是因为惧战，贪利。
如此种种，绝非出自如"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类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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