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堂哥穆旦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

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
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
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
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
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
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

慨叹“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的这首题为《冥想》的诗歌，成为了诗人穆旦的绝笔。1977年2月，他因心脏病突发猝逝，终年59岁。而就在他去世的头一年，他的另一首诗歌《智慧之歌》中的那句“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道尽了人生的辛酸。

可叹的是，他去世时，连他的子女也只知道他叫查良铮，而却不知他还有一个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字——穆旦。而查良铮这个名字，与本名查良镛的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连在了一起。

出身文宦之家

查氏家族最早溯源可至春秋时期的查子，至明代已成为江南望族，是明中期至清以来著名的“文宦之家”。明代的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的查慎行、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都出自查氏家族。查家在明清两代获秀才头衔者800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者133人，著名诗人查慎行兄弟三人同入翰林院，时人颂为“一门十进士，兄弟吴翰林”。康熙曾御书“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赐查家。

近代查氏家族也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锐、查良铭以及查良铮和查良镛。这些名人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金庸（查良镛）。1918年出生的穆旦与金庸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辈份，都属于“良”字辈，名字中都带金字旁。穆旦是金庸的堂哥。穆旦就是查良铮。

不过，因穆旦所属的查家那支在明代前往京津经商，世居天津水西村，与仍居住在江南的金庸那支查家并无往来。但可以想见的是，查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依旧影响着天津的查家。

穆旦的祖父查美荫曾任知州，家中藏书多为查慎行所著。55岁时早逝。穆旦的父亲查燮和，排行老六，一生担任小职员度日，晚年吃斋念佛，自称“自在逍遥一懒人”。

穆旦6岁上学后，就显示出了写作的天分，7岁就曾发表过百余字文章。11岁时，穆旦考入南开中学，在校刊上发文时，开始以“穆旦”（有时也写成慕旦）为笔名，即将“查”拆成“木”和“旦”两部分，并易“木”为穆。

诗满校园

1935年，17岁的穆旦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半年后改读外文系。进校后不久他就开始创作诗歌，发表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等刊物上，并逐渐有了一些名气。此时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气息，但也不乏对现实的不满。

抗战爆发后，穆旦随清华师生前往长沙，后至云南。一路艰辛不说，穆旦居然怀揣一本小型英文词典，一边赶路一边背单词和例句，背完一页便撕掉一页，到昆明时，竟将其完全背了下来。除了背诵单词，沿途的壮美风景、社会生活、战火下的民众的苦难，也都让诗人的心颤抖，并化作了一行行诗歌。

在西南联大期间，穆旦受诸位留洋的教授影响和指导，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了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轰动校园和文坛，因他们大胆引入艾略特等西方大家的写作手法，拓展了白话诗的格局。诗人郑敏曾说：“上世纪40年代学习西方现代化诗歌的，穆旦做得最好。他才情横溢，是艾略特的艺术和拜伦性格的结合体。”

1940年，穆旦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彼时其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就当时的名望而言，查良钊要远超穆旦。

1941年，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山河和人民悲苦生活的穆旦，写下了他最为知名的诗歌《赞美》，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首歌奠定了穆旦“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参加远征军 死里逃生

1942年2月，怀着报国之情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加入了杜聿明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不过，其参军还有两层原因，一是“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二是入伍即为少校，收入会增加一些。

因为女儿曾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关系，杜聿明对加入部队的知识分子照顾有加。当他得知穆旦是诗人后，还让其在作战间隙朗读诗歌，活跃气氛。

然而，在入缅作战半年后，杜聿明部惨败，逃入“野人山”的原始森林，部队不仅要忍饥挨饿，还要承受各种困苦，穆旦的马和传令兵都死了。吴宓日记中曾记述了穆旦对其讲述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

对于远征军的这段经历，直到1945年，穆旦才写下又一名篇《森林之魅》，以纪念死难战友：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天真选择回国

远征军回国后，穆旦继续在军队就职，担任英文秘书等。1946年，他辞去军职，回到北京，与沈从文、林徽因交往颇多，一度还替沈编过《益世报·文学周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周与良。周家也是名门望族。周的父亲周叔弢是红色实业家，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

穆旦是通过中学同学周玨良认识其妹周与良的，彼时周与良为燕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周与良的大哥、历史学家周一良曾说：“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合。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

不过，周与良对穆旦的第一印象不错：“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也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诗歌很有见解，人也漂亮”。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1948年底，周与良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而穆旦则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次年穆旦也前往美国，与周与良相会。两人随即结婚，在美国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中共建政后，海外留学生是否回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对于是否回国，杨、李举棋不定，主张“观望”，穆旦却坚决主张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为此他天天背俄文字典。

同年，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两人都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前往台大任教。几乎在同时，两人也收到了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聘书。然而，两人最终还是选择回国，除了因为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都在大陆外，他们也相信回国后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开创出一番新天地。可惜，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1953年初，穆旦夫妇回国，穆旦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当副教授，周与良在生物系做副教授。一心向中共靠近的穆旦，在当年底就翻译完了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前两部分，次年又翻译完成了其的《文学发展过程》，署名皆为查良铮，其速度之快，令国内文艺界惊讶。

除此之外，穆旦还在1954年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系列作品，将其诗歌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在社会上掀起了“普希金热潮”。穆旦为此也非常高兴。据周与良回忆：“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

然而，随着中共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等运动的降临，穆旦安宁的日子也结束了。他曾在给友人萧珊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

1954年11月，因对系主任李霁野的“不民主”、“排挤他人”不满，穆旦等人写了联名信交给上级领导，最终处理意见为：“查先生在此次事件中表现是粗暴的，受人怂恿的，缺点也是不少的，惟因回国不久……故不与论处。”

1955年2月，因曾参加远征军、曾在FAO工作等“历史问题”，穆旦成了“审查物件”，并在全院大会上与巫宁坤一起被批斗。彼时的周与良因为有父亲做后盾，只是被停止上课，在家“帮助”丈夫“反省”和写“交代材料”。

1956年，徐迟、臧克家等人不断约稿，穆旦发表了一些诗，结果被批评为“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穆旦不得已，只好埋头翻译，又回到了查良铮的角色中。

“反右运动”开始后，穆旦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1958年12月，穆旦因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被中共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改，“接受机关管制”。此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并被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澡堂接受管制，进行劳动。

三年管制结束后，穆旦依旧不被允许回到课堂，继续在图书馆劳动。困苦之际，穆旦开始悄悄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到1965年底，这部长达16000多行的诗歌终于完成了初译稿。

可还没等穆旦喘息一下，文革的风暴掀起，穆旦自然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抄家、批斗，并被关进“牛棚”。据其几个孩子回忆：“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是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

很快，穆旦一家被扫地出门，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只有17平米的房子里。1968年，周与良的父亲被打倒，周与良也因涉嫌“特务”问题被“隔离审查”，备受折磨。

半年后，周与良才被放回家中，不久后，穆旦也被从“牛棚”中放出。之后，他们与南开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两人被分隔两地劳动。一次，两人居然因为穆旦偷偷去探视周与良而被审查、批斗。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继续劳动改造。1972年，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政策出现变化。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但仍属于“内部控制使用”。为了纾解心中的郁闷，穆旦在夜深人静时，又开始了诗歌的翻译工作。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还创作了多首诗歌，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进行回顾。

1976年，穆旦跌伤，左腿残废，痛极时只能将砖烤热，敷于患处。1977年，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术，但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着力最多的《唐璜》译稿交给小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1979年，穆旦被中共“平反”，1981年，他的译作《唐璜》出版。

结语

穆旦在南开大学的生前好友、史学家来新夏曾言，穆旦自美国回国二十几年后，“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回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造成其悲剧人生的除了穆旦自己对中共的看不清外，更多是在中共这个吃人的恶魔上。回顾中共盘踞在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像穆旦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其吞没了的啊！

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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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穆旦的生与死

作者: 

巫宁坤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是诗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还记得八七年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过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的“穆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几十位诗人、学者济济一堂，以研讨其遗著的方式，为一位含恨而殁的当代诗人志哀。一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与会者有的已垂垂老矣，穆旦的两位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周珏良和王佐良两位教授已先后谢世，更令人黯然。略具讽刺意味的是，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间，“二良”都是英语界的泰斗，而穆旦却“斯人独憔悴”，直到死后多年方得重见天日。

一

诗人本名查良铮，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三四年将“查”字一拆为二，“木”、“穆”谐音，开始用“穆旦”作笔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文创作，现共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这些“少作”刻划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强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青的诗人热心抗日救亡活动，又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已经投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洪流，开始唱起“追求进步”的序曲。

一九三五年秋，良铮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良铮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逊等人的言传身教，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一九四二年写的《诗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钞》。这些情诗使人耳目一新，这里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花雪月，也没有现代诗歌中徐志摩那如火如荼的倾诉，卞之琳那欲语还休的独白。请听第一首：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的程序，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诗人自己说：“那是写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了爱情的绝望之感，”毫无缠绵悱恻的温情。“九叶”诗友袁可嘉教授认为“穆旦的情诗是现代派的，热情中多思辨，抽象中有肉感，有时还有冷酷的自嘲。”这样的情诗，在中国几千年的诗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其后半个世纪中，也还是尚无来者的。

诗人无比敏感的心为痛苦的爱情受难，为人世的万千劫难受尽煎熬，更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一九四一年，烽火连天，国土沦丧，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眼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空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样气势磅礡的亨德尔式的“圣乐”是那个大时代众多的爱国主义诗篇中的绝响。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边陲告急。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四岁的爱国诗人走出学府，随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战斗，随后又在大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野人山重峦迭嶂，原始森林瘴疠横行，官兵断粮断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它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但是，爱国从军并没有给劫后余生的诗人带来英雄的光环，后来在新中国倒反而成为他的“历史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诗人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相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五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良铮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那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漫长岁月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诗人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九五七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良铮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五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文革”期间又受尽折磨，亲友回避，诗神无踪。

二

一九七七年春节前，良铮因腿伤在天津重新入院手术。不料，还没来得及动腿部手术，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病逝，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诗人享年仅五十八岁，与忧患余生的诗圣杜甫同龄。

人死了，但是长达二十年的“不公正对待”并没到此为止。那些多年来落井下石的宵小，人还在，心不死，一口咬定死者是“反革命”，连遗体告别仪式也要干预。一九七八年，文艺界开始复苏，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良铮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翻译的拜伦的顶峰之作、两万行长的叙事诗《唐璜》，那些人又以“译者有严重历史问题”为借口，跳出来横加阻挠。与良为平反之事奔波，仍然遭到抵制。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平反冤假错案已在全国落实，我在天津见到与良，才得知经过一言难尽的曲折，南开党委迫于形势终于勉强推翻“反革命”的诬陷。又等了整整两年，南开才在天津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离诗人含恨弃世将近五年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诗人曾对朋友说过：“历史可能有这样的误会，才华横溢的人也许终生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喧赫一时，而且显得煞有介事似的。”穆旦的坎坷半生何止是默默无闻而已！

遗著的出版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谓“历史问题”被推翻之后，一九八零年七月，良铮当年在“监督劳动”之余呕心沥血翻译的《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后来，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葬时，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一九八一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铮死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一九五四年上海初版）。五年之后，一本《穆旦诗选》，几经周折，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选五十九首。如今，又过了十年，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诗全集》终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了。这部诗集收录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残稿，共一百五十余篇。正如编者所说：“正是这样一部由‘抹去诗与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绝的诗艺与坚韧的生命熔铸成的《诗全集》，在现代诗史上留下了一座卓异的里程碑。”

《全集》中最动人的是一九七六年写的二十七首诗。澎湃的诗情在被迫噤若寒蝉二十年之后，竟又在短促的最后一年中再现辉煌，宛如漫天阴霾之后的晚霞夕照，令人为之目眩，几乎是一个奇迹。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一九四七年读过穆旦诗集后就慨乎言之的：“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

《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诗人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沉没》绝望地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
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
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
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全集》的压卷之作是那年十二月写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凄婉欲绝，仿佛是不幸的天才诗人为自己作的墓志铭。

《穆旦诗全集》的出版，确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遗憾的是，穆旦在十年浩劫期间，冒杀头的危险写下的叙事长诗《父与女》尚未收入。全诗八十一节，每节八行，共八千余言，这是穆旦唯一的一首叙事诗，也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独一无二的绝唱。故事的主人公王仑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全心全意拥护党，忘我地工作，虔诚地改造思想。他的女儿初中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最艰苦的大西北，加入一个兵团建设边疆，他也感到光荣。谁料到，天真幼稚的姑娘竟惨遭兵团的领导杀害，还被诬陷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王仑惨遭丧女之痛，上告伸冤又无人理会。文革中反因此受到残酷迫害，被定为暗藏的特务。及至后来特嫌取消，他已神经失常，当不了教师，只能在传达室当一名勤务员，经常被学生戏弄。这样的故事在那个红彤彤的时代，一点也不特殊，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诗人立足现代历史的高度，把父与女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上，演出一场现实而荒诞的悲剧，从而以睿智的洞察和无情的嘲讽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谱写了一曲严峻的挽歌。多么希望这部发人深省的杰作早日“解除管制”，不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让人们读到一部更名副其实的《穆旦诗全集》。（1997年）

后记：这篇旧作写于五年前，《父与女》至今仍未与读者见面，而穆旦夫人周与良教授已于今年五月在美病逝，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