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李割席事件的背景

 程益中与李承鹏交恶，看样子进入了第二个回合，李撰写了一篇长文，使用了他那些标志性的表达技术，狠狠地讨伐了程。这些讨伐中，有不留情面的嘲弄，也有接近于谩骂的成分。显然在李承鹏那里，已将程益中列入他一系列"炮轰"目标清单。

这次交恶的导火索，是程益中对李承鹏言论方式的论断。尽管程益中后来解释有"嘲讽"的意思，但他的论断不仅粗暴，也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一位评论人的基本立场。当然，程李交恶不是陡然发生的，两下怨气经过日积月累，终于冲破礼节性控制的限度。
自从程益中熔断其在内地与香港的媒体生涯后，他以几乎无所忌惮的态度发出批判意见。如果了解程益中为人，会发现他20年来的认识框架与言说方式没有变化。在他的身上，完整保存着报纸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念，那种建立在个人与公权二分法之上的站位。

李承鹏同样是纸媒黄金年代的产物，他以体育评论建立最初的声名，而后在那个年代的言论类型中，汇入龚晓跃开拓的体育评论泛时政化的论说方式。在其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体育评论与时事评论在其笔下此消彼长，延续了纸媒时代个人笔阵的知名招牌。

程益中与李承鹏有着即使是他们自己也难以推脱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市场化报纸的弄潮儿，是从前舆论时代走出来的人物。正因为此，他们在共享某个时代身份的同时，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表现在知识背景、角色、经历等方面。

尽管二人都可算得上是"报人"，但李承鹏更倾向于是一位具体执笔者，是那么多b报业从业者中微观的记录者；而程益中在媒体生涯的主要时期，都作为报纸的操盘手而闻名，是宏观的感知者与策划人。身份下的角色差异，导致二位的旨趣不同。

在纸媒时代，甚至是后舆论时代的前期，程李二人旨趣上的差异，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妨碍他们有惺惺相惜之感。但随着形势变迁，不仅纸媒时代戛然而止，国内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等以此开启并形成后舆论时代，两人在社交空间的旨趣重估在所难免。

程益中"警告"李承鹏的"炮轰"方式，只是一个激发事件，实际上导致两人交恶的背景原因，是在评价川普上暗结的埋怨。程益中对川普持有全面否定的看法，而李承鹏等人则对川普抱有好感。更要命的是，程益中对这些好评川普的人加以猛烈批评。

在川普选举落败前后，可以想见程益中与李承鹏之间的裂痕就已经造成，此间矛盾在两下或明或暗的表达中不断激化、扩大。川普败选、拜登上台已经过相当长的时日，可这种观点之争依旧在发酵，终于在如何评价高晓松这个话题上，矛盾公开化。

这是程益中和李承鹏之争的背景之一，在如何理解这个背景上，还可以多说几句。两下对川普的态度差别，都代表一定数量的人，都有代表性。他们并不是在如何解读国际新闻上产生了分歧，实质上是在如何看待时局及未来上，在方法论上出现抵牾。

欢喜川普的人，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而是寄望于他能以外力的形式给国内带来变化。所以当程益中不惮以刻薄言语羞辱川普的中国支持者（权且这么说吧）时，后者在乎的不是观点不同，而是伤感于他们的绝望未被理解，进而不忿程益中的表达。

在川普一事上重新打量对方，重估友情是否有必要存续，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暗涌的心结与心思。许多像程益中与李承鹏这样的矛盾面，已经解开曾经绑缚友谊小舟的价值锁链，提起三观之锚，分道扬镳，不出恶言，相忘于于江湖已属难得。

而像程益中与李承鹏这样，没有简洁地互道一声"傻逼"，反而将交恶的终局拉长，当属少见。因为川普的胜败对知识群体造成的扰动，一种本应早就发生的割席事件延迟到现在发生，一种暗中疏远的同侪友谊终于张扬着决裂，这就是程李交恶的核心。

至于李承鹏的舆论策应者所持的阴谋论，所谓程益中要以李承鹏作"投名状"、"程益中是大外宣"云云，从逻辑和事实上看，都是夸大的不实之词，只是为了渲染程益中的非正义，而加诸于他的舆论审判。很遗憾，这些论调大大降低了割席事件的伦理含量。
程益中已经解释了他的"炮轰"说，但在两人的交恶中，有一个不平衡的地方是：程益中显然不是长篇论述的爱好者，而李承鹏则更加擅长此道，以致于程益中的简短解释与李承鹏的长篇檄文，无法交集交流，只能在两人各自的支持者那里获得反响。

这是程李二人割席交恶的时代背景，触发点是川普引发国内知识人的分裂，导致在前舆论时代的同路人重估价值观结盟的历史，选择拉黑或警戒对方，来堵塞三观地图上出现的裂缝。通过这种切除变质社交关系网的方法，来保证三观不致于崩解。

除了这一大的背景，程益中与李承鹏的交恶，还涉及对前舆论时代那条言论中心原则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立论选择。人们惊讶于程益中那样批评李承鹏，实际上，如果仔细了解程的职业生涯与道德观点，会发现他不过是重复了一直坚持的道德立场。

程益中始终坚持的一点是，绝对不去评价个人的私德问题。即使是对李承鹏抨击的、在舆论场中被划入另册的左派人士，程益中也不认为需要评判他们的道德。程益中以容易冒犯舆论阵营的坚持，认为道德只是自我要求的荆棘，而不是砸向别人的板砖。
也就是说，在程益中的道德视野中，李承鹏的批评对象不是敌人，只是大时代影响下的个人，虽然表现不如人意，但关键是这些人之外的公权力最应成为批评标靶。而在李承鹏那里，无论是他的写作习惯，还是杂文化的风格，乃至于其性情，都不接受这样的说辞。

恶猜公权，善待个人，是程益中的道德原则，但在李承鹏那里，他选择个人作为突破口，是恶猜个人。从评论技术上来说，如此选择，可能是李承鹏的时评模式使然，他的行文属于杂文一类，"恶猜个人"更容易发挥他嬉笑怒骂的文风。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感，就是成熟作者采取最自如的评论文体，在形成他自有的言论风格时，也将在批评对象、批评方式上形成一定的束缚。自然，这些文本上的结构原理，并不妨碍读者反复接受这样的论述模式，反而能塑造言论作者的魅力。

换句话说，程益中之所以那样"警告"，是因为他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他也认为言论作者应该有这样的伦理自觉。但对李承鹏来说，这种"警告"已经构成字面上的蔑视与冒犯，他也不可能为了程益中放弃自觉或不自居形成的愤怒风格——这种放弃约等于让他成为另外一个人。

不像大多数惊诧于程益中"警惕"说的人，通过上述分析，其实能看到不管是程益中还是李承鹏，都没有变。不存在一个靠求变来收获"投名状"的程益中，也不存在一个愿意商榷"恶猜个人"原则的李承鹏。二位爷割席凭的是触之叮当响的道德分野，没什么阴谋阳谋。
到底是恶猜什么，善待什么，这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了。对此，个人有一点理中客的看法。对于在美国的程益中来说，他不必沉浸在日夜涌来的舆论环境中，而李承鹏无法超脱。因为感同身受的程度不同，选择词锋所向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

也或者说，李承鹏之所以选择恶猜个人，是因为个人与公权不可分割，区分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而程益中经历了职业生涯的熔断，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岁月，养成他无法磨蚀的价值观的底色，即使形势变化，也愿意始终坚持，哪怕要发出孤愤的嘲弄。
这就是对程益中与李承鹏交恶一事的理解。从效果上说，本次割席事件为程益中的公共形象首次公开抹上了一层负面评价。想必他不会在乎这一点。相应地，李承鹏对程益中施加了相当程度的惩罚，而他的尊严会否因此有损失，也还有不确定之处。

若说最私人的感受，是在讨伐程益中的短暂狂欢中，激愤折冲孤愤：割席当事人的过去并未被清楚地了解，更未被公道地评价，一旦凭价值观支撑的肤浅社交关系破裂，标签化的污名操作就难以避免。即使这种操作是为捍卫清誉之人，也还是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