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鄧改革」終結在「習皇帝」手中，其複雜的政經含義，不是荒誕二字概括得了，兩者對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都是負面的。至此，中國人回答不了,難題不少：毛澤東功罪、文革利弊、鄧小平功罪、八九學運成敗，現在又來了「改革開放」功罪，接受美國之音許波採訪前，我做了一點梳理，現貼出。】
第一、國強民弱，制度面臨選擇
胡溫執政後期，大概2012年前後，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其后果包括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个历史，在2012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89则是对中共很不祥的数字，自然直指它的执政危机。
然而，正在此時，中国突然在全世界变得最有钱：
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人均4500美元不到；
中国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
1、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以致今天腐败已经发展到万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措施，「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会变成现实；
2、我们的父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历千难万苦，才创建了红色政权。有人把我们叫作「太子党」，我坚决反对；有人把我们叫作「红二代」，我觉得恰如其分。我们「红二代」对红色政权的感情才最真挚，最深刻；我们「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继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傢伙，多得像蝗虫，拼命啃食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他们不负政治责任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苏联命运那样的万丈深渊，甚至比前苏联还惨。「红二代」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进行清党，对败家子官员要大开杀戒。只有这样才能舒缓民怨，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坊间还流传另一个版本的《太子党纲领》：
——「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
——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
——停止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
——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夺回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主导权；
——我们手中的这个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财富，即两个一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成功，下一步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
——到2021是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周年、从毛到习一百年，实现GDP人均从6000美元达到12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超过当年苏联，成为东半球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非常成功，但是也充滿危機，既引發劇烈的權力博弈，也蘊含著制度選擇這樣的根本問題。
然而，這個時候走向中共權力頂峰的人是習近平，他跟薄熙來博弈之後勝出，代表一個新的權力集團即「紅二代」，既無執政合法性，也無民意代表性，必須創造出跟前面「鄧江胡」三屆不同的政治路線，而面對中國的危機，走向民主憲政是最佳選擇，但是習近平拒絕走普世道路，因此只有返回到毛澤東路線，他的路線設計「共同富裕」，區別於鄧的「一部分人先富」，更本質的是回到毛澤東「均貧富」的共產主義路線。
第二、「改革開放」的功罪
一、三個層次
1、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疑是一個進步；
2、改革開放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其中以八九學潮和六四屠殺為分水嶺；
3、簡單化的肯定改革或否定改革，是黑白兩極化，從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要保護改革的成果，也要糾正它的弊端和惡果，唯一出路是民主憲政。
六四屠殺後，邓小平指示江泽民「绝对不跟西方翻脸」，這個時期經濟主帥是朱鎔基，江朱做的幾件事：
1、 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又大举引进外资，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盛世，非常成功；
2、推行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圈地」卖地、国企私分這兩條，最后落实到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千万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3、拆除「社会主义」，铸成「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将中国人民送回「旧社会」，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二、两个「丧失」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這可以歸結為改革開放的成果。
但是這些成就，也有沉重代價，我歸納為「两个丧失」：
一个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30年掠夺性的高速经济发展。现在的权贵集团是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被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
三、兩個「大躍進」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當政曾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災難：大饑荒、文革大動亂，毛澤東搞了一場「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無法擺平學潮，動用野戰軍殺進首都屠城，「六四」以後又以韜光養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進行了一種沒有人權、沒有勞動保障、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輸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價的產品，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同時也把世界的貧富差距中國化，中國大概有三十萬個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卻佔有中國80%以上的財富，令中國的貧富不均問題、人權問題都非常嚴重。鄧小平搞了一場「資本主義的大躍進」。
四、兩個「合法性」
中共是在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上述成就，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也令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引來社會開放和民主政治的預言破產，他們後來又一個新的解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這個怪物叫「适应性专制」。
然而，跳過制度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利益分配，導致腐敗氾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經向胡锦涛挑战，其方式是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可謂習近平路線的預演。
習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尸骨登頂，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壟斷一切社会资源、權力，而势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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