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奥运将至，然而中国的疫情再起，面对传播力强大的新变种病毒Omicron，中共依然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中共这种政策造成的各种民生灾难的后果，已经越来越为人诟病，国际也关注中共的清零政策还能持续多久。
本期节目请程晓农博士分析，为何中共要坚持其清零政策，以及中国防疫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乱象。
晓农博士您好。
程晓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的，那很高兴请您再次来我们这个节目中解读。那我想首先请您谈一谈，就是中共这种封城的做法。特别是最近西安、天津出现疫情之后，中共当局这种严厉的封城，造成了很多不幸的事件。所以您怎么看中共这种动不动就封城、封区，乃至把人集体拉到异地隔离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引发的这种次生灾难，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病毒引发的这个灾难本身呢？
中共封城及大数据管控 剥夺人身自由并造成民生恶果
程晓农：中共现在它是以冬奥会，就是2月初这个冬奥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在那里拚命地坚持。国际上实际上是，出现了对中共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对中共来讲，越是敌人反对的，它就越要坚持到底。
所以这样的话，冬奥会的举办就成了中共的形象工程，也成了中共政绩的标志。那么正好又是冬奥会开始前不到2个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国扩散了，这就让中共防不胜防。
我们都知道首先是西安去年12月上旬，因为发现疫情而封城，引起了国际关注。随后，西安的这次疫情又蔓延到五省六地。那么到了12月23号，官方宣布西安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71个。
差不多1个月以后，中国超过半数的省市当中，疫情又出现蔓延。国家卫健委还有各省卫健委的疫情通告显示，中国现在是18个省份出现了新一波的疫情。
那么天津市因为疫情频发，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封城，但是全市已经宛如空城，居民全部都留在家里，街上的行人多半是被要求去做核酸检测的。那么据天津居民提供的消息，有的街区的居民要被要求反复做6到8次核酸检测。由于冬奥会是在北京周边地区举办，那么这样的话，所以中共对北京一直采取严防死守的办法。但是毕竟是人难胜天，所以北京还是失守了。
那感染病毒的案例从少数几个人，迅速变成许多案例。那么1月19号到20号是北京朝阳区东部，还有丰台区的玉泉营街道，有一个万柳园小区被划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执行叫做人不出区这样的措施。
那封锁居民区乃至封城，这其实是中共应付烈性传染病的惯用手法。2020年1月20号，中共高层曾经做了批示，然后国家卫健委就发布疫情公告，宣布武汉肺炎按传染病的甲类管理。
那什么是传染病的甲类管理？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的鼠疫。那么在政府管控疫区的时候，它用的是代号叫做一号病。那么第二种甲类传染病就是霍乱，中共的代号是二号病。
由于对这两种恶性传染病没有治愈手段，所以它的传播速度和死亡率又非常高。所以中共对这个甲类恶性传染病的管控，通常是对病人或者疫区采取隔离对策，就是先派军队或者民兵封锁疫区，放弃治疗，也不提供医疗照顾。
听凭疫区里的人自生自灭，等里面的人死亡，然后再在疫区周边撒上石灰，最后放火烧村，焚尸灭菌。中共的疫情管控重点不是在减轻民众的痛苦，而是不顾民众的困难，用强硬手法把疫情压缩到尽量小的范围内。
在西安封城期间，有一篇《西安十日》的文章，披露了当时西安居民处于生活困难、食物不足的状况，但是这个完全打动不了地方政府。
因为封锁居民区的做法，是源于中共高层制定的所谓的清零政策。现在的中国因为手机时代，人人都夸手机万能，用处广泛。现在手机也成了万能的监控手段，因为每一个手机对应每个人，政府都传送这个人自己的健康码，出门上街，去公共场所都要检查健康码。
那么如果手机持用者在户外活动，你只要到了某个有感染确诊者的地段，当局用大数据扫描马上就会发现。然后他手机上这个健康码就会自动转为红色警报，于是他的行动自由就被剥夺了。
也就是说他走着走着，就可能被按照手机监控系统指令追踪而来的防疫人员带去强行隔离了，或者是走到自家小区门口时候被拦下来，不让进楼门了，要送去隔离。那么这样对行人还有旅客的随时管控会出现什么结果，我这举3个例子。
1月18号，从北京南站开往山东威海的高铁上，有一个乘客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然后被送去隔离。然后同车的乘客都被滞留在北京南站5个小时，然后全部被赶下车，然后送去专门的旅馆集中隔离21天。车上的旅客本来是要返乡过年的，现在返乡过年是泡汤了，而且隔离期间的住宿费用还要必须自理的。
第二个例子，有一个人12月30号从重庆飞深圳，离开深圳以后，深圳出现疫情，他是1月13号回到重庆的，然后定好了1月20号到海南过年的机票，结果17号的下午收到重庆当地的预警通知。
告诉他说，他可能和感染者存在交集，所以他手机上的健康码就自动地从绿色变成黄色了，那凭着这个黄色健康码他就没法登机了。这样的话他就得在机场登机前再做核酸检测，设法等到健康码由黄转绿。
那么就在这过程当中，他手机没电。核酸检测要先扫码，那手机没电，他连核酸检测也没法登记。结果经过反复折腾，这个人最后只好半夜取消去海南的行程，又回了重庆的家了。
还有第三个例子，国内现在手机上人人都有这个行程卡。你比方如果是从北京或者上海离开，不管你居住的地区离这个隔离区有多远，行程卡上都会自动地出现星号。据说现在全国人当中，行程卡上有星号的人多达几千万。然后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土政策，有的地方规定说凡是行程卡上有星号的人，一律一刀切，不许进入当地，这是比较强硬的监控手法。
那软封城的做法当中，它是把有可能接触感染者，但是还没有检测出阳性的居民集体强制实行所谓的异地隔离，就是送到专门的旅馆去集中隔离。
如果隔离措施不是非常严格，那么他在异地仍然可能互相接触，是可能发生次生感染的。
不过他们停留在原住处隔离，仍然也可能感染。所以强制性集体异地隔离，主要涉及的是对居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对他们精神上造成打击，在生活上造成不便还有代价，因为异地隔离的旅馆开支是要自付的，对这些居民经济上的代价很高，这只有在专制国家才能做到。另外，不管软封城还是硬封城，封城范围里的居民都不得不面临一项对家庭来说极其危险的意外风险。
比方说家里有人生病了，这个病和疫情无关，但是却不能正常就医。那如果病情危及生命，就可能因为封城而无端地失去救治机会，这样的例子从武汉到西安的一直不断地发生。
那这个时候地方政府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它们为了执行北京的命令，地方政府会罔顾民众的生命，不让患病或者有紧急需求的民众外出就医，而医院也会拒绝收治，那么这种违反基本人道的情形是专制国家的特色。如果有亲属在封城期间因此失去亲人，他们也不敢说，因为家人是死于共产党的制度祸害。
中共防疫政策与西方政策相比 最大不同就是专制
主持人：是，其实中共它一直宣传它这种政策是显示了什么制度的优越性，那很多在国内的人因为信息封锁，他不是太能全面地知道西方的情况，所以感觉说你们西方什么都不做，每天感染人数那么多，简直天下大乱。那我想也请您分析一下，就是中共的这种政策，它和西方的这个防疫政策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
程晓农：最大的不同就是专制国家用专制方法，西方国家没办法专制，因此它也没办法按照中国的做法做。那么去年12月以来，新的一轮疫情出来以后，中国国家卫健委，它的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有一个专家组组长叫梁万年，他就表示说：在出现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发现本土病例的时候，所采取的综合防控总方针是“动态清零”，说这是疫情防控的最佳选择。
那么他对这个“动态清零”做了个解释，就是说可以及时主动地发现传染源，一旦发现病例，快速地采取公共卫生和社会的干预措施，同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隔离密切接触人员，控制病毒的影响范围以减少确诊人数。那么他也解释说，说“动态清零”和“零感染”两者不是一回事，现在中共也没有能力做到不出现一例的本土病例。
但他说中共有能力、有信心，发现有本土病例出现的时候，就快速扑灭疫情。“清零政策”又被称为叫做“零传播政策”，现在已经成为中共防疫方面的一个政治性口号，也是指挥各地必须执行的基本方针。那去年12月12日的时候《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和零感染有何不同？”它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说明，那如果是和国外的疫情防控措施相比“动态清零”政策在治疗患者方面，和其它国家没什么不同，但是在强制隔离方面差别很大。因此，它的动态清零政策的目标和民主国家的防疫措施也有很大不同的。
在民主国家，政府有三个不能强制的事。第一个就是不能强制所有居民反复进行核酸检测，它只能建议居民自发去检测，然后为居民去检测的时候提供检测服务；那么第二就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能强制所有的居民统一接受疫苗注射，也只能建议居民自己去接受疫苗注射；那第三个就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不能强制居民离开自己的居所，也不能够强制封闭居民小区，所以基本上是让感染的居民在家里居家自我隔离。
那么中共做法是，第一个，它强制所有居民反复进行核酸检测，它就用健康码来管控各个小区居民每个人的活动；第二，就是它强制所有居民统一接受疫苗注射；第三，是强制居民离开自己的居所去集中隔离，或者是干脆强制封闭居民小区。
那么西安疫情和武汉的疫情发生以后，这第三种强制措施是让很多居民处于生活上非常困难的状态，甚至有时候吃不上饭这么一种困境。更严重的是，就是为了防疫，会把需要正常治疗、还有与染疫无关的病人拦阻在封锁区内，或者医院之外，导致居民的病情因此加重，甚至死亡。
也有产妇没办法到医院分娩，就导致孩子生在马路上。但是面对这种困境，居民是没有权利抗议的，不能反对，他们只能卑微地通过微信恳请政府给予关注。那么政府这架庞大的机器，它只关心怎么样落实“清零”政策，它并不在乎少数面临困境的居民的生存需要。
那么就在这三个方面，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制度架构，就是民主国家没有中国那种统一受政府指挥的居民委员会。那么这样的居民委员会是被政府授予，它管控小区居民的全部权力。
一个居民委员会就可以剥夺居民的行动自由、可以封死小区的出行道路、可以禁止小区居民出入封锁区，也因此就控制着封锁区里头居民所需要的生活物资供应。那虽然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只是一些普通市民，但是居民委员会它有上级领导单位，就是城市里的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是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中共它是通过市政府向区政府下达命令，区政府再把命令传达到街道办事处，然后街道办事处就赋予了居民委员会，代表政府执行强制措施的行政权力，所以居民们他就不得不服从。
那么如果没有居民委员会，中共这个上述三个强制做法就没办法落实。那么我们都知道居民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中老年人，女性居多，他们这些人本身没有强制小区居民的执行能力的，但是他们的行动有警察配合。所以如果有小区的居民他不服从居民委员会的命令，警察或者是辅警就会出手对某个民众采取暴力强制措施。
比方我们知道在西安封城期间，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家里没有食物了，出去买了几个馒头，回来的时候被阻止在家门的小区之外，不让他进入小区。那么他要回家，结果就被警察打倒在地，馒头也丢了一地。那么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警察和民主国家的警察功能也不同。民主国家的警察是为民众服务的，所以他们只能对民众劝导，但不能够对没有违法的居民实行强制行动，所以警察只能依法行动，不能违法越权的。那么在专制国家呢，政府的命令虽然不是法律，警察照样可以把政府的命令当作执法根据，对民众实施暴力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在专制国家民众好像都很顺从，因为在中共治下，政府的话就是法律，哪怕政府违反法律，你谁也不能追究警察或者政府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清零”政策才能轻而易举地执行到底。
中共清零政策本质就是极权国家的专制工具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批评，中共这种“清零”政策，它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收益，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就该采用这种强力措施，不然的话这个医疗系统就会瘫痪，根本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人染疫，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它一定要坚持“清零”政策，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程晓农：我们先讲武汉疫情的问题，就整个这次几年来的新冠疫情，只有在武汉出现了当地医疗系统瘫痪的情况，那是因为武汉当地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奉命保密，所以它没有及时采取市内居民自我居家的措施，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致命疫情快速爆发，以致于武汉市的医疗系统因为病人暴增而瘫痪，没有办法收纳所有患者。
但是今年这一次这个疫情，显然没有严重到武汉疫情高峰的程度，感染者大多数都是轻症，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呼吸系统来抢救。假如中共现在公布的感染人数属实的话，一个大城市只有几十个人或一二百人感染，那么其中重症的、需要住院抢救的并不多，所以这样的疫情规模不会导致医疗系统瘫痪。
所以说中国必须要“清零”政策，是为了防止医疗系统瘫痪，这种说法是在滥用武汉的恶性爆发的案例。
其实从中共提出来这个“清零”的口号，也可以看出来，每个城市的疫情规模并不大。当初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共怎么没在武汉提出“清零”口号，那就因为感染者太多了，单是重症患者都治疗不过来，那种恶性局面下，谈“清零”政策就是胡扯，完全背离实际的情形。那么现在中共既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清零”口号，恰恰证明各地的疫情还是零散的，数量有限的。
那么中共的“清零”政策本身就反映出了中共对流行性传染病的一种专断态度。就它不是考虑如何尽量照顾好民众的健康安全还有生活便利，而是主要考虑要让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全国一盘棋”，“令行禁止”，用一刀切的办法来鞭打地方政府，逼迫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南海下达的任务。
那么这个“清零”政策可以有一个比较，那就是和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大炼钢铁”政策如出一辙。就是全国一声令下，所有大小单位在大跃进时代都得搭建小高炉炼钢，怎么样的劳民伤财、怎么样师出无功，中央是在所不惜的，它要的就是全国动起来。也就是中南海领导人的手指头一动，全国的男女老少都要像一个人一样地集体行动，去打一场完成中央任务的歼灭战。
实际上“清零”政策是专制国家独一无二的工具，民主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当然西方很多的媒体经常是从人权的角度，批评中共的强制“清零”政策不顾人权，或者侵害人权。那这样的批评其实只是触及皮毛，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剥夺基本人权的基础上，什么时候共产党政权之下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选举自由？那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连经济自由、就业自由、购买商品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那在防疫问题上，现在再加上一个剥夺行动自由，而对共产党政权来讲，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美国现在左派当局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有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强制剥夺民众自由的倾向，或者是强制剥夺民众某种自由的举动。但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好感，或者是爱好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意识形态，因此对美国的政策缺乏识别力，不知道美国目前的这种去民主化，正走在危险的共产党制度化这种道路上。
相反，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的做法都是“政治正确”的。实际上，美国的“政治正确派”正在模仿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路数，想在美国建立他们的长期统治。
有些人认为，中共的强制力展现出施政效率，但是疫情之下中共的强制“清零”政策，完全剥夺民众的行动自由的时候，这种专制的暴力色彩就暴露无疑了。实际上“清零”政策并不见得能够完全有效地阻断疫情的传播，这次又一波的疫情爆发就出现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上一波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之后，而且很多病例都是本土病例。
病毒它不接受共产党统治，所以这一波的疫情实际上意味着，是“清零”政策被病毒给“清零”了。然而，中共会顽冥不化地坚持它习惯的专制型强制手段，所以最后“清零”政策就得和病毒展开艰巨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清零”政策可能暂时取得某种效果，然后又再次被病毒“清零”。那么中共的防疫到底成功吗？我们看到此时此刻中国的疫情就证明了它不成功。
防疫也不是只有中共这样的专制手段，但中共它只会用专制手段，它也最喜欢专制手段。因为所有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某种的专制倾向。
中共疫情数据不可能真实 因中共体制规则就是“保密”
主持人：我觉得您这个解读，很点到它的本质，真的就是由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它就会这么做，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挺关键的问题，也请您解读一下，就是中共的疫情数据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国外的专家学者，他对于中共的疫情数据就表示强烈质疑，最近有一位学者他是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量化金融项目的主任乔治‧卡尔霍恩（George Calhoun）他在福布斯（Forbes）网站上，分三次就是发表了一篇长文，里面就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和分析说明，他说中共公布的这种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根本上就是数据操纵。那您怎么看中共疫情数据真实性？
程晓农：其实中共一向是隐瞒疫情真相的，所以官方的数据从来都值得怀疑。但是，中国唯一的疫情数据都来自官方，你要完全不信，你就没有可相信的资讯了；但是，你要是完全相信官方的疫情数据，就是你傻了。
我举一个我自己获得的疫情案例，上海市是在靠近沪西的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有一家小小的奶茶店，里面有3个员工他们是到了位于普陀区的华东师大家属新村师大一村住了几天。然后这3个人被确诊感染，然后师大一村两栋楼的居民都被送去强制隔离，而整个的师大一村被封闭，5到6百户居民不能外出。
那这个隔离区的消息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我是因为从小就住在这个家属新村，所以从熟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相关资讯。这个例子说明了，官方的关于疫情的任何消息都是被严格管控的，真相的大部分被掩盖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福布斯那个长篇文章，乔治‧卡尔霍恩文章，他讲的就是事实。
那在中国，隐瞒疫情真相是惯例，不是个别官员的个人行为。那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信息管制，因为中共相信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所以对影响民生的重大事件，中共从来都是以“保密”作为第一要求，第一要务。
我记得武汉疫情爆发的初期，2020年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曾经透露了一点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这家杂志采访了原上海市的副市长谢丽娟，谢丽娟是回忆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她提到了一个情节，她在采访中说，“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没有能够广泛宣传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这个对疫情“保密”的体制规则至今没有变化，中共总是指望要在“保密之下悄悄地消灭疫情”。所以从上海的甲肝到萨斯，再到新冠疫情，是屡屡地验证。那对疫情的保密至少它包括对疫情程度和疫情源头两个方面。
武汉疫情是初发在2019年12月初的，12月1日在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的；然后一个多月内武汉市没有任何防范，全国也没有戒备，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武汉那个医生李文亮去世前当地政府认为他就疫情“造谣”，而官方判定“谣言”的根据不是疫情是否存在，而是因为他违反了“保密”的需要。
武汉市长公开地说了，未经授权，不便公布疫情，无非就是因为中共这个“保密”的制度就是这样，所以上下都必须服从。不少人认为说，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防疫和“保密”有直接关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坏防疫效果。那么“保密”也不仅仅限于国内。比方讲2020年1月14日路透社报导过，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冠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了。
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就把报导改成“可能”人传人。这是1月14号的报导，离武汉封城还有一个星期，如果中共老老实实承认疫情，不要“保密”的话，那么瘟疫会人传人，那武汉早就应该“封城”应该提前一个星期，而且是赶在春节前，那种大规模人口外流，回家过年的那些活动完全停止下来，才能避免疫情扩散。
但是呢，等到中共这个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反复斟酌之后再确定“封城”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武汉的大批居民以回家探亲、出国旅游等等方式，已经快速流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然后疫情扩散的后果就无法挽回了。这是“保密”之害。
那么疫情公开以后，“保密”规则仍然在运作。一方面，中共是对致命病毒的源头，它既回避公开的讨论，也对公众关注病毒来源严加控管，不许讨论；那另一方面，就它对疫情统计多方面掩盖，试图冲淡公众的担忧，同时掩盖政府的责任。
那么在专制国家，还有一条制度规定，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发布涉及全国的重大疫情，然后国家卫健委自始至终在操盘。而国家卫健委在这些事涉及到大局的大决策方面，其实也没有决策权，他们只能事事请示，唯命是从；也就是说，在确诊标准和传播方式这两方面隐瞒疫情，问题都出在中南海。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的《福布斯》（Forbes）杂志上的长文章，作者就是根据中共政府过去三年来发布的全国总人口死亡数据，发现比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下死亡人数，这三年里头多了100万。这些“多余”的死亡人数，除了死于疫情，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
中共甩锅外国邮件 遭专家强烈反对 也反复自打脸
主持人：是，所以看中共的疫情数据，我觉得绝对数据是没办法看的，相对数据可能可以分析一下趋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在应对疫情中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比较喜欢甩锅，我们看它一度经常说什么境外啦，然后三文鱼啦，什么冷冻食品、冷冻链啦，那现在就是北京前一段刚刚出现病例的时候，又说是“境外邮件传入病毒”。然后就引发国际专家强烈反对。特别是加拿大的专家说，不是我们加拿大邮件。那后来中共卫健委自己也不得不出来澄清。那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甩锅的做法？
程晓农：甩锅是政治需要，然后您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冷冻食品的疫情，此时此刻中共还在讲，还在推卸责任。因为中共它封锁疫区，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要封锁疫情的源头，方便当局来推卸责任。比方讲，武汉疫情都过去快两年了，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它源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源头仍然被掩盖着。那么这一波的新疫情还是照样。
就像主持人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两年中共已经形成了一种把疫情来源归咎于国外输入的模式。每个地方只要一出现感染者，马上就会找出来一个所谓“国外来人”，说这次的国内感染是因为某个国外来人身上有病毒，然后传染给国内的人了。除了这以外，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类似的办法，就是把国内出现疫情，归咎于国外进口的食物、邮件。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文鱼。
这是2020年6月北京爆发疫情的时候，当局把疫情的传染源说成是三文鱼。当局声称，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查到病毒了，所以要求北京市全市超市下架所有的三文鱼，还说这个传染源是来自欧洲。然后，后来国外又出来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把中共置于一种很被动的境地。
这个说法就是说，说中国通过商品出口，把病毒传到全世界。这个说法还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2019年的疫情是从武汉起头的，中共又把进口食品说成是病毒来源，那中共每年出口商品，不同样都是病毒传播的链条嘛？所以说疫情的传染源是进口货物，这一“枪”就扎到中共自个儿身上。
这样的话，为了挽回中共自己的形象，中共的官网“中国网”在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来解释，它标题叫做“中国出口产品上有新冠病毒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常识”。
它的说法是说，认为病毒在物体上存活，“既没有科学根据，也背离事实”；因为新冠病毒是单链RNA（核糖核酸）病毒，它只能寄存在宿主体内才能存活，而它们留存在物体上并具有活力和传染性的时间很短的。
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扎了中共自己一“枪”。因为逻辑上，说中国出口的货物上病毒很难存活，那么进口邮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共说进口邮件存活病毒带到中国来，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病毒是认字、懂英文，念完三年初中文化程度的英文了，因为它这些病毒在外国邮局里到处乱找，专门寻找地址上写着China，写着中国的邮件，然后就待在邮件上熬上好多天，一直到国际邮件到了中国以后，才从邮件上跳下来往中国人身上钻。这听起来滑稽至极啊。
1月18日BBC发表了一篇报导，标题是“中国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国际邮件接触感染，专家称概率非常低”。这篇报导讲得很谨慎，说：北京、深圳、珠海这些地方近日报告的几例确诊病例，由于没有发现传播源头，卫生官员就说有可能通过国际邮件感染。
这就所谓的甩锅。那么多个地方的官员几乎同时这样推测，就引发了广泛关注。不过，BBC的报导说：医学专家表示病毒通过“物体来传人”的概率非常低，而且不太可能造成集聚性的感染。
其中BBC的报导里采访了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冬雁，金冬雁说，“如果纸张上检测到的阳性结果，只属于死去的病毒，那对于确认传播源头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病毒已经死掉了，它可能能检测出阳性，但它是死病毒；另外，即使纸张上存在着活体病毒，也不能单凭这个证据就判断病毒是纸张传染传给人的。
因为他说，如果确诊人士已经发病，也有可能是人传染给纸张。就说邮件上的病毒可能是人传染给邮件的，这人是指中国邮局的人。
金冬雁就对比了香港的情况，香港接收的国际邮件比中国多数城市加起来都要多，但香港目前并没发生过邮件感染的案例。因此，对公众来讲，不需要对国际邮件过分担心。
那么《华尔街日报》援引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新发传染病教授叫做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说，虽然病毒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表面传播，比如感染者摸过的门把手，几分钟内有可能传播病毒，但长时间以后还通过表面传播的证据是很小的。
因为通过物体表面上的病毒来传染，实际上是有一个10分钟的窗口期，也就是说过了10分钟这个病毒就活不了了。那么现在讨论的是几小时甚至几天以后物体上的病毒，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传播的。
而这个说法其实本来就是中共官媒2020年3月21号的文章表达的观点了，所以中共是反复地在自己打脸。
接下来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又来打国家邮政局的脸。就是1月22日国家卫健委觉得因为国外的媒体辟谣了，所以在中国流传的“境外邮件传入病毒”的说法太荒唐。
所以国家卫健委只好在1月22日出面表示：这种说法根据不足。但这一说不但打了国家邮政局的脸，也打了北京市、深圳市、珠海市政府，每个政府脸上狠狠一个耳光，等于说你们都在胡说八道。
金域医学丑闻揭中共检疫体系 有人系统性借疫情发财
主持人：是，最近还有一件事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共疫情期间的一大丑闻。就是中国新冠检测龙头企业“金域医学”的一个负责人被说是核酸检测作假甚至“病毒传播”，然后他就被刑事立案了；而这家公司和钟南山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外界就很关注这个事件。您认为这个事件透露出中国检疫领域有什么样的乱象？然后为什么中共会让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呢？
程晓农：主持人你提到了这个通报，是北京中央最高检察院的网站上刊登的。刊登的单位是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刊登的时间是1月12日。这个通报是说：郑州“金域”公司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那么很显然能刊登在最高检察院网站上这个通报，显然是高层批准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眼光放到所谓“郑州金域”。郑州金域的母公司叫做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这家公司的网站自己介绍说，它是一家以第三方医学检验和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
那么什么叫“第三方医学检验”？就是指独立医学检验中心（ICL），它指的是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又不附属于医疗机构的、专门从事医学检验或病理诊断服务的，也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的一种医疗服务机构。广州金域公司是国内同行的市场领先企业，它在国内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为超过23,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同时覆盖了中国90%以上人口所在的区域。
然后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家广州金域集团公司，它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就是著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那么钟南山大家都知道，是疫情发生以来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中共封的“国家级专家”。
金域医学这家公司涉及全国性的核酸检测，是这方面的龙头企业，如果这家公司下面的分公司涉嫌协助新冠病毒扩散。这就不是什么医德败坏这种职业道德问题了，这是属于刑事犯罪行为。那么它说明了病毒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地在传播，还是有人故意人为地在扩散病毒。
关于金域公司协助病毒扩散的说法有好几种，有的说法是说它“主动地传播病毒”、有的说法是它“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等等。
其中最令人毛骨耸然的一个说法就是：金域医学的公司，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到底有几家在地方的分公司涉案，现在只公布了一个郑州的。那么说这公司会故意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让这些感染者继续回到他的社群里去传染，然后为了掩盖这种做法就把检测的样本全部销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继续地依赖疫情的扩散，在检测方面不断的轻松地赚大钱。
根据公开的资料到2021年就去年11月，金域医学一共完成了2.2亿份核酸检测，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飙升。现在大家担忧的是：这可能不是一起员工个人利欲熏心的偶发事故，而是专业人士利用疫情策划的事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链条就变成，说这公司一方面在传播病毒疫情，然后就造成了更多的人需要核酸检测，然后就要扩大检测范围，这形成了一个疫情经济产业链。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依靠制造疫情就可以大发疫情财。那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中国的疫情能控制的了吗？它永远不可能清零，因为有人在通过公司的运作在突破清零。
中共高层之所以公布这个刑事案件，应该讲也是从高层为了“战胜疫情”这个政治任务上考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现在已经知道了“清零”政策失败了，需要替罪羊的。所以把这个案子公布出来，是为了它今后搪塞它“清零”政策失败留一个伏笔。但是中共对这个案子绝对是秘密审讯，不会公开案情的，因为案情的细节稍微公布一点点，一定引起全国震动，又让中共感到形象受损。
主持人：是，就是中共其实在防疫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乱象。那今天非常感谢晓农博士来为我们解读，现在冬奥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想控制疫情也好、清零也好、信息透明也好，这些对中共会形成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看一看冬奥期间还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好，非常感谢晓农博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程晓农：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的这个节目。
主持人：好，那观众朋友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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