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一向被称作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价值？在两会开会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战争延续至今且激烈程度不减反增。跟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表现如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看法。
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的许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
在许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要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之际，黎安友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让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能集聚一堂相相互通气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谈到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黎安友认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断力表现很差，习近平相对而言要强得多(强个鬼啊，同一个级别，一路货色）。黎安友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论据。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普京与习近平判断力与智力哪个强
金哲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您认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跟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如何？
黎安友答：我可能是属于少数派，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普京不聪明。普京怎么说呢？他太情绪化。或者说，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因素太强，因此过份孤立。你可以说普京多少有一些迷信，他不太现实。而习近平，我个人的判断是他虽然面临的问题更多，他面临国内、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但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
举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没有引起西方或别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应，没有引起战争。他回避冲突，他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但不去碰别的国家的红线。也就是采取“切香肠”（salami cutting）战术，慢慢地看机会，寻找战略的机会，慢慢扩张中国的势力。
“一带一路” 也是一个例子。他用经济的实力来强化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尊重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国际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的，但普京不尊重这个原则。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当然我个人是站在台湾的一边。但是客观地观察习近平，客观地观察习近平
的台湾政策，他是慢慢地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可以说，没有过早的动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所以说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比较聪明，比较小心谨慎。我十年前跟另外一个学者斯科贝尔出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安全追求》（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我们那本书的前提是，中国是一个面临很多很多安全问题的国家，包括国内的安全，政权的安全问题，还有国外的安全问题。
中国的安全状况不是那么舒服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它要追求、要改善它的安全局面。在中国的经济增加到一定的水平，它的军力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中国会努力改善它的安全情况。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当然会碰到其它的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但也包括印度、日本等国的反弹。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习近平他不冒险，他是一步一步去追求这个目标。
如何看毛泽东跟习近平对苏俄态度迥异
问：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说到毛泽东和习近平，我们从李志绥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俄罗斯也很瞧不上，毛对苏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充满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则好像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 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这种差异该如何解释？
答：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的差异。当时（在毛泽东时代）苏联是（共产党政权阵营当中的）老大，中国相对比较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中国。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还有钱来发展中国。但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跟苏联分裂。
现在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是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安全的是美国。所以，谁能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促使美国衰落（谁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它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在慢慢地衰落，所以它们要促进美国走下坡路，不要帮美国强大。所以习想利用俄罗斯。
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下，习利用俄罗斯的计划碰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他不能控制普京。而普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普京不够聪明，判断力非常缺乏。这就使习现在面临一个难题。他不想放弃普京。因为放弃普京对美国有好处。但他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边，因为普京弄出了大差错，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还要等着瞧。
如何理解习近平式的防疫政策
问：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中国正在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疫区大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价来防疫。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明显自以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权威。但中国有这样一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您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有幸运什么见解？
答：我对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释还是从安全的角度。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焦虑。这个政权认为它是否能够永远执政取决于人民是否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而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也就是共产党这个执政党，这个党认为它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执政党认为它要永远执政，就要充当老百姓的父母官。它得保护、服务，要拿出东西来。
所以面临疫情问题，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十四亿人不能让一个人生病。但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都庞大，更有能力深入全面地控制社会的一切，它已经形成了那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所以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有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控制疫情，包括这个小小的病毒。
他们大概是错误地判断了造成疫情的这个小小的病毒的能力。
如何看普京低估乌克兰与习近平低估病毒
问：我就想问黎教授，您刚才说习近平在应对这个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要使人想，这好象跟普京差不多嘛。普京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好象也是有这样的误判，他认为小小乌克兰或以轻松的打下。这就让人想起普京跟习近平的相似。他们是不是跟下面的沟通出了问题，普京对乌克兰判断错误，习近平对病毒判断错误，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错误？
答：这个类比有一定的逻辑，但是不同的是，普京应该知道他不可能控制乌克兰。这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乌克兰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没有一个国家知道能怎么控制的。这个疫情是一种无前例的病毒。
美国可能是对这个病毒判断失误最大的国家。台湾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乌克兰没戏，他应该事先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习近平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程度，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我这不是想为习近平说好话。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作为美国的学者，因为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我们要用客观的分析来避免最坏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非常容易说中国或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坏话。
普京给习近平带来了难题
问：这使我想起来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都寄希望于，至少是半心半意的希望中国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劝说普京不要再打了。但也有很多人这可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他们可能是过高地估计了习近平的智力，过高地估计了习近平的聪明。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中国连朝鲜都控制不了，他怎么能够控制普京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内情，但我估计习会找一个中间的道路，不百分百站在普京的一边，也不帮美国和欧洲控制普京。因为他没有控制普京的能力，也不想牺牲他跟俄罗斯的反美统一战线。所以，习近平他会尽量站在中间，不要选俄罗斯那一边，也不选美国那一边。他大概是这样一种策略考虑。而中国跟乌克兰也有相当的关系，很多粮食也是来自乌克兰。
(2): 谈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问题
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目前依然在进行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普京当局予以明里暗里的支持。在俄乌战争开始时，中共当局对“铁链女” 案件的看似掩盖的处理方式导致许多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
尽管中共当局在国内国外的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但中共政权却依然能长年“溃而不崩”，为什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说。
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内战中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中共政权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合法性的问题。它持续不断地出尔反尔，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践踏它一直承诺给予人民的权利，违背它高调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原则。
批评者指出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在乎合法性的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中共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被选举权，但在当今中国哪个公民胆敢独立参选并坚持进行竞选活动，便会被抓捕判刑；中共政权声言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却拒绝谴责攻打乌克兰侵害其领土完整、狂轰滥炸其居民区的俄罗斯。中共当局还调遣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俄罗斯洗白，配合俄罗斯污蔑乌克兰，同时大力封杀中国国内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言论。
在“铁链女” 问题上，中共政权再度使批评者抱怨它不在乎合法性的问题。“铁链女” 是今年年初扶贫志愿者在江苏徐州丰县发现的一名女子，被用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据说生育了八个孩子铁链女案曝光之后，众多中国人认为政府不但不去认真调查反而是竭力掩盖该案，并对网路舆论进行全面的封杀，对试图了解真相的人进行堵截和抓捕。这种局面导致众多人担心绑架和贩卖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权加持的产业，并因此担心自己和自家人的人身安全。
政治科学学者一般认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像中共政权这样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却能长期 “长治久安”。合法性这一概念在政治科学中是否还有用？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还有解释力？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表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从多方面考虑合法性的问题；从政治科学上看，合法性问题还是政治学学者们在继续探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摘要的第二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合法性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用处或解释力
金哲问：有人说，中共政权尤其是习近平政权一次又一次地祸害民众、祸害社会、祸害国家，它早就没什么合法性（legitimacy）可言了，但偏偏这样的一个政权可以有惊无险甚至长治久安。您认为在讨论政治科学和中共政权的时候，合法性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用处，或者还有多少解释力？
黎安友答：这个真是一个迷。因为很多的我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用别的方法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度比很多别的国家都要高得多。但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中国政权祸害老百姓的例子都是很对，但为什么共产党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支持率）？。
当然以前有些时候，就政权支持度（regime support）而言，比如说89六四时，有很多人怀疑这个政权。但后来它又恢复了它的合法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宣传，（中共政权）他们控制了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爱国主义情绪。再一个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态度，也就是他们看重权威、看重集体。
怀疑政权的大概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虽然人数很多，但在中国总人口当中还是少数。但他们也可能怕乱，害怕动摇这个政权社会就会乱。（中共政权支持度比较高）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就能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
你刚才也提到了疫情控制问题，这个问题显示出共产党还是不自信，还是认为人民对它的支持还是脆弱的。如果出现纰漏，人民对政权的支持程度可能会很快下降。就跟苏联和东欧各个共产党政权解体的时候一样，它今天很强，第二天就不见了。他们害怕这种局面出现。中国共产党每一天都在培育老百姓对党的支持。
以执政业绩来支撑合法性又如何
问：我们刚才讨论的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毛泽东曾明确声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明确地、骄傲地宣示其权力来自武力胁迫而不是民众的同意。近些年来，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显然也成了中共的一种心病。这种心病被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了。您在中共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 “中共充满焦虑的百岁生日”。为了伸张或证明其合法性，中共现在又声言其合法性来自它的执政业绩。请问，业绩这种说法对维护中共来说究竟多么有用或多么无用？
答：有相当的帮助，因为我们要承认中共的表现和政绩是非常可观的。从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几年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两位数，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连今年他们都说要追求5.5%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比别的成熟的经济体的增长率都高。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增长目标，但这个增长率还是不错的。
他们建立了初步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国际上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中国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它（中共政权）还是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老百姓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无限的。所以是你今年给我多少，我明年还要得更多。例如环保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很不满意，不能不发牢骚。我要求你政府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最近发生拐卖女性的案件（注：即铁链女案）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一个个案，但它代表很长期的、深层的问题。虽然你是一个能够控制一切的政权，但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不好）。而这并不是政府允许的一个现象，这是政府从政策方面反对的一个现象。但是政府很难控制，因为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地方官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强迫地方官，因为这个现象是受到草根社会支持的。这个问题很复杂。
这个问题一爆光，很多的老百姓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业绩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某一个现象会让大家深层的不满爆发出来，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过份依靠业绩合法性的话，有一定的危险。因为这个东西星期一很强，星期二就没了。你要一个星期七天都要给老百姓送货，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共产党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依靠业绩合法性，它也要依靠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爱国情绪，包括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不断的在推行所谓的四个自信。四个自信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要求第一是党员，第二是知识分子，第三是所有的中国人支持这个概念。因为他要老百姓爱党，爱这个新路线，新理论，新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四个自信。但这个东西好象不太成功，因为这种概念太空洞，太虚无。
深层的与不那么深层的合法性
问：我现在想追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中共在业绩方面还不是乏善可陈，它有一些很明显的业绩和很明显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以疫情防控为例，它想追求业绩，想追求疫情防控，结果现在造成了民怨沸腾。大家都看到全国几千万人、上亿人搞核酸检测，其实都完全是无用。西方的专家也说无用，但是对老百姓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损失。有很多人在医院里不能手术，只能等死。
但是对于中共另一些人，他们肯定是发财了。比如说搞核酸检测的，搞隔离酒店的，他们发了财了。所以说中共追求业绩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损害。还有“铁链女”，这不是中国当局喜欢的。但是底下的那些人，他们可以由拐卖妇女中获取利益。所以黎教授，您对中共的这种追求业绩的同时，底下的官员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对中共的这种基本的追求业绩的目标构成了损害。您怎么看？中国能解开这个死结吗？
答：很危险。过分依靠业绩的合法性，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应该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怎么能够百分之百成功？每一次面临挑战一直成功？这个非常危险，这是一个政治科学理论的问题。
但我自己认为所谓的合法性有深层的合法性和有表面的合法性。或者不是表面，只是深度不太深。作为一个政治科学的学者，你要分析某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你可能会测量到它的合法性很高，它支持率是70%或者什么的，但它还是很脆弱，容易被打破。
另外一个国家，你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有很多问题，包括很多腐败问题。它的业绩不像中共那么好，至少是没有达到中共那么大的经济增长。 但是乌克兰人民爱他们的国家，爱他们的独立。中共可能也有这种深层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
但假如中共想要能够借用中国人的爱国和中国人为了对自己民族的热爱，能够借用这样东西来支持它的政权的话，那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美国而言，我们的制度现在有很多问题现在，特别是政治的极端化、两极化，（但合法性还没出现大问题）。
(3): 谈中国研究的今昔与未来
自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由于中国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增添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此之前，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处于对立状态。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国学者保持沟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闭关锁国的年代开始他的中国研究职业生涯的。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美国还跟苏联并列是中国（中共政权）的死敌。在他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美中友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题，两国学者的交流也畅通无阻，他本人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科学学者。
如今，那样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中关系陷入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回望他的中国研究生涯，黎安友认为，在中美交恶之际，美中两国学者保持交流，对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十分重要。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习近平不能根除中共党内派系
金哲问：您研究中国政治，出的第一本专著是《北京政治1918-1923》。您为什么选择这段时间来研究？这个时间段就包括1921年中共成立。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北京政治有什么意义？
黎安友答：我当时研究那段历史，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是研究北洋军阀时代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中国人大概会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直隶派和奉天派等等派系。所以我比较注意派系斗争。后来，我把派系分析转到（借用到）研究中共里面所谓的路线斗争。
现在西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共里面还有派系，我自己不这么不认为。我认为习近平已经有效地瓦解了别的派系，所以中共内部现在只有一派，就是“习派”。习近平已经消灭了别的派系。没有一个真正的上海派。或者是共青团派这样的东西。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消灭掉了，不存在了。
但这个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习不会活到永远。习虽然现在要再做5年或者10年，但是他早晚会或者退休，或者生病，或者发生别的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恐怕中共的派系斗争会再发生，会再触发。因为派系斗争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政治现象。政治就是这样。政治家会互相斗争，会互相争夺权力。所以恐怕习以后中共的派系传统可能会再触发。
观察中国 反思美国及美国民主
问：关于中国政治，您还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的民主》。延安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曾经公开大力赞扬美国的民主。但是在今天，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以及中共，美国的民主成了反面教材。您刚才前面也提到，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也有非常激烈的批评。您认为美国民主的状况对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方面的影响不好。
共产党战术灵活。毛在时代因为是要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专制政权，而毛希望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所以毛会说美国民主的好话。但这只是战术灵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毛真正地爱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
但是现在美国民主的功能失调给全球人民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我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研究生。他们来这儿，他们期望向美国的这种健康的政治制度学很多好东西。但他们非常失望。坦率地讲，我也失望。
而且，美国政府讲跟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国内体制的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地跟中国战略竞争。我们的首要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地跟中国竞争。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话，就没有办法跟谁竞争。
长远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经济最大，军力最大，连软实力也可能最大，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竞争（的成败）取决于自己制度的健康。
往日与今日的中国研究
问：现在中国内外有很多人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封闭的程度，对言论管制、学术自由管制的程度直逼毛泽东。您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您的政治科学训练的，在后毛时代，您自己参与或者是训练了大批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您认为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到底怎么样？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
答：我开始研究中国是在6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叫做Pekingology（北京学/中国政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或者发表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社论，提法有没有微小的转变，或者这个照片，谁站在谁的左边或者右边，这样从细微的细节，措辞的变化、照片的变化，来揣测中共当局内部又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
第二个方法是采访离开中国、从中国逃亡的人。比方说，在大跃进的时候，南方的农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门，我们可以去那边采访他们，了解南方的农业情况怎么样。我们采访难民或者少数的（跑到港澳的）红卫兵。
后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慢慢地开放，我们可以去中国，可以做抽样调查，可以做所谓的field research即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合作。这是一个黄金时代。
我现在知道。因为在习近平的时代，毛时代的情况逐渐卷土重来。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和保护我们跟中国学者的这种如果说不是合作的关系的话，至少是沟通的关系。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博士生，现在当教授。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同事。我们跟他们以前有非常自由的交流。
这个东西非常宝贵。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且为了两国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这个目标。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地互相了解。所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需要尽量保护这种渠道。
问：中国现在对学术甚至对普通人的一般话语都进行无所不在的监控。所以您跟中国的学者在交流的时候，是否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说，我在中国要是跟您联系的话，我就要谨言慎行。因为我知道我给您写的这些对中国公安机关来说都是透明的。他们哪一天想抓我的话，一抓一个准。您有这种感觉吗？他们变得谨言慎行了吗？
答：对，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跟中国的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得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他们的安全我们都需要考虑。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渠道，一些人、一些办法，一些场合，可以找到办法，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通畅，但是还有办法促成互相了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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