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习李争锋。长期以来，习近平大权独揽，权力傲慢，对位居第二的李克强竭尽打压、排挤、边缘化，甚至颠覆了中共内部机制：总书记主管党务，而总理主管经济。习近平横蛮地从李克强手中夺过经济大权，搞起党管经济那一套。重弹毛泽东的老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甚至痴迷政治挂帅，以为，一抓党的领导，各种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迷信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毛泽东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习近平党管经济的结果，是一塌糊涂、一地鸡毛、一场浩劫。宏观上，经济产值大缩水、经济增速大滑坡、各地财政收入暴跌。有中国经济引擎或火车头之称的香港和上海先后遭摧毁。占中国产棉80%的新疆棉遭全球制裁（因大搞集中营，残害维吾尔人。）社会上，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剧增，创历史记录；年轻人躺平，人口剧减；物价高涨，人民叫苦连天，甚至饥寒交迫（遭封城的上海、西安、长春等地）。所有这些，几乎成为习时代的标配。
身为中共总理的李克强，在逆境中坚持跟习近平作斗争，在逆流中抗击习家军的干扰，虽处境险恶、形势艰难，却竭尽所能挽救经济、抢救企业、保障民生。党员官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李克强逐渐获得党内多数人的同情与认同。
李克强虽居二号领导人地位，看似弱势，但一旦获得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的多数派支持，依据中共党内生态，并不难由弱变强、以韧克强、以柔克刚，后来而居上。近期习李争锋，貌似强人的习近平，已经渐渐显露败像。
固然，无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胜出，他们的斗争由头，或者说，在党内的说法，都是保党、挽救党，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接近六四33周年之际，北京封锁各大学，并完全关闭天安门广场，其中的意味是：担心党内斗争失控而扩大到社会层面。
换言之，在党内，习李都会声称其所思所为是为了党的利益，只是，两人路径和手段不同，习近平用极左路线，而李克强用改革开放路线。前者接近毛氏，后者接近邓氏。
区别由此延伸。习近平已经用他十年的所作所为向世人清楚表明，他所追求的，就是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断然扼杀任何改革、尤其任何政治改革的空间。习近平摆出的架势就是，只要他在位，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彻底堵死中国的改革、变革之路。他心目中的理想中国，毫不掩饰，就是朝鲜模式。
而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务实派和改革派，至少给中国、给中共保留了改革的空间。或许仅限于经济改革，但不能排除，到一定时间点，需要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也会出现政治改革的可能。尽管，外界无须对此抱幻想，无须对中共整体抱幻想。争取民主与宪政，始终有赖于中国人民主体的觉醒、抗争和奋斗。
有人认为，习近平是众所周知的“总加速师”，意即，他加速中共犯错犯罪，由此加速中共的倒台、覆灭，何不听之任之？故而，不应该反习、而应该挺习，听凭他给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劫难。物极而必反，人民被逼到墙角，就一定反抗、起义，进而推翻共产党独裁统治。这种说法，符合民众的理想和历史的逻辑。但，理论上或许成立，现实中却未必发生。
试看毛泽东，他犯错犯罪累累，尤其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恶接着一恶，一波接着一波地加速，他把中共加速垮了吗？北朝鲜金家三代，极端专制，残民以惩，闭关锁国，人民饥寒交迫，一代接一代地加速，他们把世袭统治加速垮了吗？习近平大搞极端清零、上演极端封城，把上海和西安变成饥饿之城、毁灭之城，民众局部反抗、各自抗暴，可歌可泣，但遗憾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起义。
不可低估长期国家恐怖主义带给民众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由此，就不可低估党内斗争带给一个饱受奴役的民族通往自由的机会。哪怕是些微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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