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支柱让英语民族的活力长存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魔咒

一战之后，各国代表们还在巴黎和会上为寻找新的国际秩序焦头烂额，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却敏锐嗅到英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角色：

“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英美两国对全人类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语言、法律以及民族历程，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独特基础，这种团结一致可能会极大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

丘吉尔此言，看似以他的民族为中心，却并非空穴来风。

回顾往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以及后来的德国，都曾一度飞速崛起，势力遍布全球，却也都迅速衰落，沦为二、三流国家。但不列颠自十六世纪开始，却一直“活力长存“：

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发于英伦三岛；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其生产、贸易、殖民扩张均居世界首位；

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地位虽然被美国超越，但两者的文化制度一脉相承。

英语民族相续领先世界其它国家几个世纪，是不争事实。

百年后的今天，历史仍未跳出丘吉尔的判断：美国维持着全球的主导地位，英语国家的教育水准、廉政程度、经济实力，均名列前茅。

世界银行数据为例，2017年全球人均GDP为1.7万美元，而英语国家中，美国接近6万美元，英国接近4万美元，加、澳、新均在4万美元以上。而与英美关系良好的国家与地区，发展也相对更活跃、健康，邓小平总结“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甚至有学者干脆称之为“傍美定律”。

无法否认，英语民族，始自小小孤岛，却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明版图，一度左右人类命运和历史的走向。不论是西方的其他民族，还是东方国度，都非常值得思考。

让英语民族活力长存的四大支柱

英语民族，活力长存，靠的是什么？ 

在丘吉尔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于英语民族独特的历史中。

为追溯答案，丘吉尔曾耗时多年，撰写了四卷的《英语民族史》，细细描绘了英语民族文化和制度的源起、演变，以及十五世纪末，英语民族主要特征和制度成型后，如何通过开辟新航路和海外殖民，将商品、技术以及文化制度散布全球。

书中，丘吉尔总结了英语民族的四大支柱：保障私产、崇尚自由、恪守法治、重视议会。

1. 保障私产。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基石，也是民众自由与尊严的根基，剥夺私有财产，就是对人肉体和精神奴役的开始。

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会为了五斗米折腰，会为了填饱胃袋而舍弃尊严。只有保障民众的私产，在经济层面，努力者才会得到回报，创新才能得到鼓励，社会才会繁荣兴旺；在道德层面，民众才会有责任感和道德感，人才成为自由人。

在东方，战国年间，孟子也曾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异曲同工之处。

2. 崇尚自由。“英格兰人自古遵奉的原则是，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领主，战时随他出征，平时为他工作，另一方面领主则须保护他们免受强邻/侵害，在法庭上给予其相应支持。”

英格兰的自由人与领主，比较贴近现代意义上契约性质的雇佣关系，而非“从一而终”或“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主奴关系。这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为相似，但中国却不幸早早陷入了帝制的深渊。

3. 恪守法治。法律是保障民众权利的坚盾，而非君主惩罚臣民的家法。这种观念下，法律钳制的是强权而非大众。

早在12世纪，不列颠的统治者就深深意识到，国家的稳定与强大，在于将法治公正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逐渐，英国设置了王室法院、陪审团制度，并在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自此“法律高于王权”成为英国人的信条。

至于具体法律的修订，英国人与罗马人都坚持自然法：即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当权者拍脑袋“制定”的。英国人甚至走得更远，在脱离罗马统治后的1000多年中，他们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普通法，更直接体现自然法精神。

4. 重视议会。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强大到能染指一切的权力，势必会翻越红线，侵蚀他人的财产、剥夺他人的自由、毒化法律，唯有分权制衡，才能最终保障公民的权利。

1258年，在贵族施压下，英格兰成立了15人的议会，从国王手中“夺权”，后逐渐演化为上下两院，权力继续分散并向下流动。从此，参政的不单单是王室与贵族，更有平民。1688年，英国完成“光荣革命”，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框架瓜熟蒂落，比欧陆国度至少早了一个多世纪。

 英语民族一枝独秀的两大秘诀

不过，熟悉欧洲史的读者，难免会质疑，以上四样，非英语民族独有，却为何使英语民族一枝独秀？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权力的分散，为自由留下绝佳生存空间。

不列颠历史上，单极强权很罕见，势力间的相互“推搡”与磨合才是常态。权力的这种天然制衡，给私有财产、自由精神、法治原则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空间。

东方古国过早进入大一统的帝制时代，于是习惯于强调“分久必合”、“定于一尊”的逻辑。相反，不列颠历史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武力优势，无法完全压制其他各方。

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不论是罗马人、维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底人，还是各大家族，他们的战争不管打得多么激烈，大家最终都要卸甲入座，诉诸谈判。即便凭武力令一方臣服，征服者也要表示尊敬与关照，不可欺人太甚。同时，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优点也渐渐被吸收融合。

战后和平时期，国王与贵族勾心斗角，又进一步制衡了权力。贵族彼此联合，钳制王权；王权携手平民，抗衡贵族。几个世纪以来，“掰手腕”是常态，没有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势，只有英国特色的“三足鼎立”。

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规则与妥协，逐渐变得比武力和“一言堂”更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见尤其有趣：王权和贵族矛盾越大，国王就越向平民示好，政策也就越向平民当家的城市倾斜——尤其是经济政策。这样一来，民众们越发擅长事务自治，工商业也蒸蒸日上。此外，当一个社会难以通过权力攫取暴利的时候，民众更倾向于务实谋利，而不是削尖脑袋争当政府官员。（怪不得，美国人不是很想当官，不是很想进入政府部门谋职）

而反观权力集中，则必结恶果。从社会运转角度而言，高度集权，导致决策中心“中风”，同时末端却“贫血”。从民族心灵角度而言，集权者及其代理人形同大家长，拒绝让公众自主自治，只强调服从。久而久之，民众逐渐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能力与基本常识，变成了盼着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做主和安排的待哺“巨婴”。

被绝对君权腐蚀过的如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至今其弊病仍若隐若现——一个民族的灵魂祛毒，道阻且长。

大革命爆发后，法国政局动荡百年

其二，英式个人主义，强化社会的活力。

英国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特殊性，造就了独特的英式个人主义，强化了契约精神，保障了阶层流动性。

敏锐的学者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早早察觉到英国人与欧陆人的这种微妙差异。

英国人的私产观念更加个体化，即便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财产也有明确界限。一个年轻人得不到父母的财力支持，必须早早学会离家生存，并且努力赚得自己的财产。这使英国人早早跳出人身依附的社会，进入契约精神的时代。

而基于王室法庭和陪审团制度，英国人逐渐形成的普通法系。与说一不二的罗马法不同，普通法是一种“商量着来”的法律框架，法官无权判断罪否，而是交给12位陪审团成员来衡量。这保障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降低了恶法的出现可能。

以上两者相辅相成，英国人努力谋生，法律上多保障、少阻碍，最终整个社会阶层流动性强，贵族与平民平起平坐，恪守同一套价值体系，双方更不觉彼此共处有何不妥，跨越阶层的通婚也是屡见不鲜。

相比之下，在法兰西，财产归属有明显的团体性特征，文化制度又强调人们“各守本分”。结果，劳动力的流动性差，工商业欠发达，社会阶层严重固化，平民与贵族差距日增，彼此鄙夷仇视。这种社会结构与心态，为后来大革命中的腥风血雨埋下了伏笔，也为激进主义的兴起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