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国家的两张面孔

—04/09/2022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中国政府“新的社会契约”，承诺为那些不反抗的人提供一个完美设计的'安全和便利'社会。新疆和杭州的情况显示，用来恐吓和改造那些被认为抵制党的权威的人的技术，也可用来呵护和安抚那些接受其统治的人。

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由数据和大规模数字监控驱动，在全球范围与民主竞争。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越来越多关于其人民的行动和习惯的数据，并开发了处理这些数据的新方法，中国共产党承诺建立一个完美的操纵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工智能公司与警方携手合作，追踪逃犯，寻找被绑架的儿童，并公开羞辱乱穿马路者；在这个社会中，公共服务、对善行的奖励和对不当行为的惩罚都是以数学的精度和效率进行。

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增长已经放缓。爆炸性的债务、大流行病的控制和人口压力有可能将其降低到爬行状态。新疆黑暗面世界已经看到了,中国在偏远的西北地区的监控项目的黑暗面，当局在那里开展了多年的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这些群体的成员被数字化追踪，使用他们的脸、声音、虹膜的旋转，甚至他们的走路方式。警方不断扫描他们的智能手机，寻找宗教身份或海外关系的证据。被认为有可能造成麻烦的维吾尔人被送进监狱或该地区的“教育改造中心”之一。其结果是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最大规模的监禁。但是，如果说新疆是（共产）党大规模使用监控陷入了乌托邦式的噩梦，那么浙江省富裕的省会杭州则是它追求乌托邦式的高地。与新疆一样，杭州到处都是摄像头。但这个密集的传感器网络在改善居民的生活的同时控制他们。它将数据输入算法，以缓解交通拥堵，并帮助护送急救人员更快到达现场。杭州乌托邦高地杭州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个精心培育的、异常成功的技术公司集群。这些公司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和世界领先的监控摄像机制造商海康威视。

从2016年左右开始，杭州让这些公司成为管理城市的合作伙伴。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城市的商业区--那些被命名为“未来科技城”和“物联网街”的新建区域，现在充满了年轻的、征服世界的能量，任何在美国科技中心呆过的人都能辨认出来。这些合作使杭州成为中国“最智慧”的城市，成为全国其他城市急于效仿的典范。该市收集的数据有助于管理拥挤景点的游客流量，优化停车位和设计新的道路网络。该市的摄像监控网络在寻找失踪儿童方面功不可没，这在一个长期限制家庭规模的国家赢得了巨大的好感。杭州被称为小河街的整洁社区有个叫“城市眼”举措特别值得注意。该计划将人工智能工具交给地方城管。城管是一支城市管理力量，其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警察不想管的任务：赶走街头小贩，惩罚未经许可乱丢垃圾的行为，追踪破坏者和开罚单。我们参观了位于小河街一栋低层行政楼三楼的“城市眼”指挥部，在这个社区里，人们要么即将进入中产阶级，要么在努力避免跌出中产阶级。在这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幸福感很普遍，但也很脆弱，公寓窗户之间悬挂的衣物掩盖了剥落的油漆，后面是飘扬的T恤和内衣的彩虹。中间阶层易怒,共产党对这样的社区感到担忧。富人没有制造麻烦的动机，穷人也没有权力，但处于中间的人却有足够的动力。在现代中国，他们面临的压力——无情的工作时间、糟糕的医疗保健、不断上涨的物价、污染和食品安全恐慌、反复无常的股票市场—都使他们有可能发怒。该文说，地方官员正在走钢丝，以施加足够的力量来确保街道秩序和经济增长，但又不至于引发令人不快的反应。而城管就处于这种交锋的最前沿，因为它负责保持杭州的街道不受发展中国家经济那种混乱、执着和有时绝望的影响：农民在破旧的面包车后面卖水果，外来小贩兜售袜子和山寨手袋，无牌小车提供该地区著名的臭豆腐，乞丐在捡来的纸板上写下个人悲剧的故事，阻断行人交通。多年来，城管已成为中国各地几乎普遍厌恶的对象，这并非没有原因。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视频，显示城管恶毒地攻击街头小贩，而这些小贩往往是中国社会中最贫穷和最弱小的成员。负责“城市眼”指挥中心的官员邱立群向我们承认，城管有时会动手，但他说那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没有人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与违规者讲道理。“城市眼”始于2017年，当时海康威视在小河街安装了大约1600个警察监控摄像头。该计划将摄像机画面与人工智能技术联系起来，对街道进行24小时监视，并在看到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时自动发出警报，并提供截图。该系统被训练成能注意到成堆的垃圾和在未经授权的角落里卖东西的流动街头小贩。然后，官员们将决定哪些违规行为值得回应。人工智能并不总是正确的，它的错误有时会导致白费力气。特别是在早期，机器会把落叶或新降雪误认为是垃圾。其他时候，它们会标记出一些技术上属于违规的东西，但并不严重到需要采取行动。邱先生说，该系统收集的数据越多就越好，其好处远远超过了错误警报带来的困扰。邱先生说，在2019年1月至7月期间，他的人工街道巡逻发现了2600个潜在的违规行为。在同一时期，“城市眼”的人工智能标记了19,000个。更重要的是，仔细的检查产生了结果。邱先生的团队记录了小河街每月的无证售货情况，从2018年8月的1100多起下降到一年后的30起。他在谈到非法摊贩时说："他们每次出现你都会抓到一个"。邱先生的上级显然很满意。在这个指挥中心会议桌后面的墙上挂着当地国家媒体的有关报道，赞扬该系统的有效性，还有其他城市派出执法代表团来学习他们的工作的照片，以及杭州副市长的表扬信。居民们似乎也很高兴。他们说，行人的体验得到了改善。以前杂乱的街道现在变得干净了。电动自行车被整齐地停放在人行道上的白线内，而不是随意地停在人行道上。邱先生特别赞赏“城市眼”对改变社区居民和城管之间关系的影响。摄像机和微信中透明的报告系统使城管能够证明他们只是在用尽其他办法无果的情况下才进入街道。系统还使城管保持诚实，减少了贿赂。邱先生认为，其结果是将城管从令人厌恶的国家暴行的象征转变为小河街社会秩序的受人尊敬的保护者。这篇文章说，当然，“城市眼”也可以被用来检测和镇压当地人对滥用权力的抗议活动。不过，它会预先阻止以前导致这种抗议的一些冲突。

华尔街日报这篇周六随笔写道，如果说海康威视为杭州的街道提供了眼睛，那么阿里巴巴则提供了城市的神经中枢。其人工智能平台“城市大脑”帮助市政府优化从交通到水资源管理的一切。同时，阿里巴巴的产品和平台使城市居民更容易支付他们的水电费，乘坐公交车，获得贷款，甚至在网上法庭起诉当地公司。这个“城市大脑”被认为将臭名昭著的汽车拥堵的杭州从全国第五大拥堵城市变为第五十七名。为缓解杭州尽人皆知的交通堵塞，阿里巴巴设计了一个系统，以压缩来自十字路口和实时GPS位置的视频数据，使该市的交通当局能够优化交通信号，减少老化的道路网络的拥堵。“城市大脑”甚至为救护车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导航工具，操纵交通信号灯，在交通中开辟一条道路。2019年10月，一位77岁，名叫Wang Fengqin（音译王凤琴）的农村居民在一条小河边洗衣服时，失去平衡，掉进了小河。将她抬上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启动了“城市大脑”的导航工具，当救护车沿着公路向萧山第一人民医院驶去时，算法确保他们必须经过的14个十字路口都出现了绿灯。在过去，前往医院的路程可能需要近半个小时。据当地新闻报道，这一次，它花了12分钟。医护人员将她推入急诊室，医生将她肺里的水排出来。我们找到了王女士的儿子 Li Dong（音译李东）。他在母亲出院回家后，宴请了20名同乡，并分发了50美元的水果篮以感谢他们的帮助。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城市大脑”在拯救他母亲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说：“我从未想到人工智能会以这种方式影响我的生活。”在王女士发生事故时，“城市大脑”覆盖了400个路口和600个交通灯。它被部署在8家医院和18个急救站，已经使用了400多次，平均缩短了50%的急救时间。阿里巴巴已向“城市大脑”实验室注入资金，致力于完善和扩大其智能城市平台。该公司预测，通过先进的处理，“城市大脑”最终将扩大其算法，以涵盖城市规划、电力消耗和消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家规划者正在推动智慧城市系统从更多样化的传感器网络中吸收数据：不仅是相机和智能手机，还有二维码阅读器、销售机、空气质量监测器，以及用于在先进身份证中存储生物识别信息的射频识别芯片。中国城市使其居民生活更方便的雄心正在增长。2020年，地方政府和公司在智能城市技术上花费了240亿美元，到2024年底，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约400亿美元。这篇随笔写道，就像新疆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压迫一样，杭州作为控制社会的试点地区，让共产党深入了解什么能运转，什么不运转。挑战西方这两个地方的实验表明，“用来恐吓和改造那些被认为抵制党的权威的人的技术，也可以用来呵护和安抚那些接受其统治的人”。

这篇文章说，自从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爆发以来，中国监控国家的“双面孔”的性质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现在，中国几乎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一个健康代码应用程序，跟踪他们的旅行、疫苗接种状态和测试结果，根据风险暴露程度分配一个颜色代码。无人机和机器狗在住宅区徘徊，追捕那些不遵守隔离规则的人。北京对“清零”的热衷，已经将该国的GDP增长拖到几乎为零，而数百万中国公民则忍受着严厉的封锁。但是，鉴于其他地方的冠状病毒死亡率，该国的许多人还是乐于接受国家控制的扩大。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8月的数据，美国每10万名公民中有315人死亡，而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一人死亡。ccp将人工智能和威权主义结合起来，在一个面临战争、大流行病、经济倒退和机构崩溃的时代，悬挂着安全和效率的诱人承诺。一个完美设计的社会的吸引力是真实的。这种模式的传播程度取决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如何应对同样的挑战。本文采编自李先生和林女士的新书《监视国》。该书将于9月6日由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他们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