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另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一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13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

二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连之感。

德国许多媒体对二人的会晤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李鸿章向俾斯麦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其征询清朝如何改革、如何使清朝强大的意见。他甚至还说，自己的改革总是遇到来自朝廷的阻力，特向俾斯麦请教如何化解朝廷的阻力。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臣子只能向皇帝传达意见和建议，违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给自己设置最高障碍。李赞同此点，但又请教如何才能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说，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军队人数不必多，哪怕只有五万官兵，但必须精良。李鸿章回应说，他们的军队从人数上说已经有了，但确实疏于训练。自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军已松散不堪了。对此，他早就向朝廷提出了建议，但一直未获重视。现在看到了德国的精兵良将，他才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他表示应听从俾斯麦首相的建议，今后尽力推动此事，重整军队已成弦上之箭，普鲁士模式就是方向。俾斯麦强调，关键不在于在全国各地都有军队，而在于在需要时能迅速地调配他们。

在德国，李鸿章还做了一次X光检查。一年多以前，他在日本谈判时，遭到一名日本浪人枪击，左颊中弹。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德国医生展示的一些电镀屏图片，可以看到人的脊柱、肋骨和心脏区。当时信西医的国人不多，他能做X光检查，甚显开明。

三

离开德国后，李鸿章一行先后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于8月2日到达英国。

在英国，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参观、考察各类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和制造枪炮、军舰的兵工厂。观察细致的英国媒体发现，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在以收藏各种艺术品而名噪一时的拉格赛德公馆小憩时，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反而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备吸引了他。

有报纸报道，在参观一家军舰制造厂时：“巨大的转台似乎使他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他向官员们连珠炮式地发问，后者几乎都要来不及回答了。转台是用在船板上的。台子的最上头安装有运台，再上头安装着枪炮。这些转台重达46吨左右。在两座炮台安装上去后，总重量可以达到大约200吨。其中一个转台单独放着，另一个上面已经装好了运台和重达50吨左右的重炮。炮管可以轻易地升降或者指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看起来使这位清朝的政治家很高兴，因为他问了大量有关制造这台机器的问题。”在参观一艘12200吨的巨大战舰时，李的欣赏、欢喜之情难以掩饰，对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问”。他问到了钢板的厚度，接待者回答18英寸，他进一步问：“是哈维板吗？”回答说是的。“哈维板”即哈维法硬化钢，是美国工程师哈维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使用表面渗碳工艺制成的镍钢装甲，从1892年开始被各国大量使用。李鸿章在1896年就知道哈维装甲，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在参观一种新式可快速连发四颗子弹的枪支时，李鸿章仔细检查枪座，并问是否引自法国。一位接待者说是使用法式系统，但做了改进。另一位陪同的爵士则说这不是法国的，是引进瑞典的。看来李鸿章对法式系统颇为了解，或他自认为比较了解，就追问这位爵士是否了解法式系统。爵士回答说了解。李又问，法式是否比这个更加便利，爵士回答说没有。李再问枪支是否在法式基础上做了改进。爵士肯定地说，它既不是法式也不是英式，强调就是瑞典式。李鸿章在离开时，仍表示法式比这个要好。（1896年8月21日《北方回声报》（The North Echo））

1872年李鸿章提出修铁路被否决，此后的17年李鸿章一直努力不懈，想尽种种办法，直到1889年朝廷终于正式同意修造铁路。所以此次出访英国，他对铁路分外关注，不但参观了机车、铁轨工厂，还了解铁路公司的运营、调度情况，详细到了解铁路公司为何要减少二等座、增加三等座。李鸿章表示，在清朝有一些铁路延伸段，被推荐使用75磅/平方码的重量标准。（1896年8月17日《约克郡晚报》）

李鸿章在伦敦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细致入微地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还询问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他还讨论了与清朝关系密切的汇率、银元等问题。英国媒体注意到他“看起来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应该拒绝采取复本位制（双金属）的标准”。（1896年8月14日《赛文欧科斯纪事报和肯特广告报》（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

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女性，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的反问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和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位女记者写道：“总督主导性地采访了我。我结婚了吗？然后是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我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应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她明白：“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时，我发现他幽默地眨着眼睛，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对我开玩笑。”（1896年8月13日《丹迪信使报》（Dundee Courier））

稍后采访他的英国女记者是位德国人，李鸿章对前一位是美国人感到好奇，对这位又是德国人更感意外，不禁问道：“英国女记者都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吗？”然后，他又开始连连发问，询问女记者的年龄、婚否、收入等。得知她仍单身时，李鸿章以中国式关爱劝她：“一位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结婚。很多读书人将会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伴侣。难道他们不想吗？”……采访结束后，李鸿章用英语说了再见。（1896年8月25日《丹迪晚电报》（Dundee Evening Telegraph））

到英国，他自然不忘当年帮助他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已于1885年在苏丹战败身亡，尸骨未存。李鸿章向他的塑像和衣冠冢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敬，还与他的家人见面，表示怀念。

李鸿章离开英国前，英国一家报纸对他的访问作了简短总结：“在他带着对英国的美好印象离开时，他也给英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真是不简单。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且在看到什么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时，他不会放弃，直到他已经亲自检查过或者得到了必要的知识为止。如果清朝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且能够掌控足够的权力的话，那么中华帝国在几年后将会成为最可畏的力量之一。”此文进一步说，现在愿意学习英文的清朝人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学习汉语，这是英国人的短视，将是英国在清朝发展的障碍，这篇短评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清朝的语言”。（1896年8月28日《苏塞克斯郡农业报》（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虽然过于乐观，但当今世界开始出现“汉语热”还是印证了这家媒体百年前的预言。

四

离开英国后，李鸿章一行访欧结束，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进行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仍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格力法》是由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格力（Thoms J. Geary）提出、参众两院在189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以后未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持伪造居留证者将罚款1000美元或判五年以下徒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的演讲作了报道。李鸿章以当时最经典的经济学知识，批驳了美国的华工政策。一位记者直接问道：“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措施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朝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朝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报道说，李鸿章这时“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排华法案》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华人是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朝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朝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做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村干活。”

他进一步指出，“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无法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劳动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有记者问他美国资本在清朝投资的情况，李鸿章反应很快，回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朝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朝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被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径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中，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依然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鸿章对政治、机械、工程、舰船、建筑等的性能、制作过程、价格等兴趣浓厚，不停发问，这一特点也为美国记者注意到。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上，他与同船游客交谈时，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他详询了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1896年8月2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The Indianapolis Journal））

在纽约，他们乘船经过横跨纽约东河、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大桥，当船只靠近大桥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行人全都激动起来。这座大桥在1883年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长1800多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4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为主材料建造大桥，落成时被夸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时布鲁克林尚未划归纽约，还是单独一市，美方陪同人员向李鸿章详细介绍了桥梁的高度、长度、结构、成本、利润、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等。当听说建成此桥花费了2500多万美元时，李鸿章立即问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与英国记者一样，美国记者也注意到在面对媒体人的采访时，李鸿章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频频提问。他对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家国大事、异国风俗到个人私事，甚至刚见面的人，也喜欢问他们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对女士也不例外，表现出明显的“国人特点”。对此，美国媒体均对“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表示理解。

一家报纸就以“作为提问者的李鸿章”为标题，对李氏风格作了如下介绍、评论：“李鸿章提问的特点是，他问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被避开，并且被算计好可以获取李本人想要得到的信息。”“李鸿章的旅行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而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的提问非常坦率直接，令人耳目一新……李鸿章有勇气打破传统，问出一些在高度文明化的人群当中被认为是粗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也是这些文明人很乐意被问及并欣然作答的。李鸿章的理论是，如果听一些粗鲁问题的回答是不粗鲁的，那么问出问题的也就不是粗鲁的。不能说他没有道理。”（1896年9月2日《盐湖城先驱报》（The Salt Lake Herald））不过，还是有一些美国陪同者回避了他这方面的提问。

李鸿章访美期间，美国新的总统选战已拉开帷幕，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已获共和党提名，向在任总统、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发出挑战，角逐下任总统。在李鸿章离美到达加拿大后，1896年9月11日的美国《奥马哈每日蜜蜂报》（Omaha Daily Bee）报道了一位美国记者采访的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他反问这位美国记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这位记者回答自己是民主党人，李鸿章笑着说：“哦！那太糟糕了。民主党要失势，麦金利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几个月后，大选揭晓，麦金利赢得选战，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证明李鸿章的预测准确。

美国西部各州排华最厉害，李鸿章向美国媒体表示，因此自己不到美国西部就到加拿大访问，然后从加拿大直接回国而不从美国西海岸回清朝。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于9月14日搭乘一美国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归程。途经日本横滨，他因甲午之耻拒绝上岸，改乘清朝轮船招商局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这次耗时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宣告结束。

这次欧美之行的所见所闻肯定对李鸿章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认为欧美的强大是从制度上保障了“上下一心”，在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时“沥陈各国强盛，清朝贫弱，须亟设法”。但清朝政治舞台留给他演出、施展的时间、空间已经无多。回国后他依然处于投闲散居状态，并因误入圆明园受到朝廷的严厉呵责，“罚俸一年”。直到1900年1月，他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才重返政坛，但不久他就忙于处理庚子之事、辛丑缔约，于1901年11月初病逝。

本文为《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赵省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一书的序，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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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悲剧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之外，罕有越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好多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个政治家叫做李鸿章，美国有道菜叫做李鸿章杂烩，说明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市民耳朵里。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俾斯麦。

无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是成功的。他的事业，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他一向佩服的曾国藩，自打他练淮军起，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四十年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有他的痕迹。直隶总督是清朝最重要，也最为要害的地方大员，没有人能持续在这个位置上坐上十年以上的，但他一干就是二十年。不是直隶离不开他，而是总理衙门，确切地说，是大清的外交或者说洋务离不开他。

他主持以及影响了晚清的外交，编练了淮军和后来的练军，组建了能排在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他办的洋务产业，是自强运动中所有洋务事业中最好的。也可以说，唯一能盈利，而且延续下去的洋务事业，无一不是出自他的手，或者由于他的庇护。中国的轮船航运事业，铁路事业，电报事业，都是他的功劳。在那个封闭保守迷信的岁月，办这样的事业，筚路蓝缕之功，怎么说都不过分。

然而，他却是一个悲剧，中国近代历史中最深痛的悲剧。因为，在多少年的近代史讲述中，他都是排在第一号的卖国贼，坏名声，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个人。

晚年他对人讲，他不过是一个大清的裱糊匠，干的事儿，从外面看还行，但一有风吹雨打，就露馅了。然而，当初他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想裱糊一下吗？当然不是。他是真心想挽救大清，挽救中国，好让中国可以从此自强。

但是，一个人，拗不过时代，拗不过形势，更熬不过当年的制度。

他编练的淮军，是第一个采用洋操，即西法操练的。就现代化程度而言，是大清第一号。然而，随着武器的进步，西方很快跃进到了由标准化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又军校学生带领部队的阶段。李鸿章不是没有跟上，他马上兴建了北洋武备学堂。但是，大清的军事体制，一向是行伍出身者的天下，即便是淮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也说了不算，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武备学堂学生，进了队伍，只能喊操，根本进不了主流。

倾全部心血办的北洋海军，全套采用英国体制。但是，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制度面前，他还是碰了壁。连水兵们脑后的辫子，他都没办法去掉。制度的积弊，机构的积习，办着办着，都跑出来捣乱。因循，拖沓，人浮于事，拿干薪，吃空饷，所有的毛病，都堆积起来，最终，让他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不是沉到了海底，就是变成了日本海军的舰只。

至于他办的洋务事业，尽管他明白，这样的新式企业，非得商办不可。可是，说破大天，他也就只能让他钟爱的企业，私下商办，再顶个红帽子。一有风吹草动，还是可能被官家给收了去。

甲午一战，大清输的掉了内裤，丢人丢到家了。但责任，却只能让他一个人背着。当初自我感觉超好，拼命喊打的一帮人，战败之后，都在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而当初不想开战的他，却只能一个人把苦果吞下去。而白眼狼的朝廷，却有意让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背这个黑锅。中日和谈，非逼得李鸿章亲自去马关不可，而后来割让台湾，还让跟台湾毫无关系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来办手续。

然而，李鸿章还是去了，忍辱负重地去了。同文馆的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这么一来，李鸿章肯定会被愚昧的国人当作出卖领土的罪人所唾弃和咒骂。但是，恰是因为这件事，丁韪良认为，李鸿章登上了中国政治家的顶峰，赢得了他的无上尊敬。

马关谈判，还不是李鸿章最后一次下地狱，最后一次，是在庚子之后。朝廷惹出的塌天大祸，得由他来擦屁股。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就活活累死了。这个条约，给他带来的，又是一堆的骂名。然而，他不来谈判，不签这字，换了别人，会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