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从“四人帮”的官派律师到异议人士的辩护人

—21/12/2022

2022年在多个层面上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中共二十大为习近平打破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常规，蝉联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打通了道路。这一年，中国也送走了那个时代两位标志性的人物，一位是被称作是中国律师的良心的张思之，另一位是曾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如果说鲍彤代表着随八九六四而夭折的政治改革梦的话，张思之则可以说象征着在砸烂公检法的文革之后，中国土地上曾经萌芽的法治社会之理想。

"无论何种乱世，他仍然相信法治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张思之先生2022年6月24日离世，享年95岁。他一生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动荡，也经历了中共建政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与此相伴而来的迫害。1980年被指定担任“四人帮”辩护组负责人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不是因为这场名副其实的政治审判引来的万众瞩目，而在于他由此愈加坚定的法治信念。他此后一直视未能为江青辩护为终生遗憾，认为自己没能为中国抓住这次对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义非比寻常的机遇。此后，在他迟来的律师生涯中，他曾为王军涛、魏京生、鲍彤、高瑜等政治大案的当事人辩护，也曾不遗余力地为被冤判死刑并处决的聂树斌翻案努力，为因被指控非法融资而面对死刑的女商人吴英辩护。1989年的六四镇压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运动之残酷的记忆。但1991年，重新开始律师职业生涯不过十年的的张思之决定为被指控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辩护。王军涛最终因“颠覆政府罪”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3年。已经流亡美国的王军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回忆说：王军涛：“我觉得张先生真正开始参加大的政治案件辩护是从我的案子开始的。1989年之后，我的亲戚找他，（请他为我辩护），他欣然接受。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在秦城（监狱）见到我时，我对他说要做无罪辩护，因为我认为我无罪。张先生迟疑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你也知道你的案子是什么情况……意思就是他感觉无罪辩护有些勉为其难。后来，张先生看了我的全部卷宗之后，他决定做无罪辩护。我的案子应该是第一个无罪辩护案。张先生开了先例。我的判决书下来后，张先生当晚哭了。他就很希望中国不要再有政治迫害。后来，他又接手鲍彤先生、魏京生先生的案子，以及高瑜女士等很多政治异议人士的案子。我觉得张先生的想法非常质朴。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也做了一些反思。当时的高层领导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政治迫害，希望中国不再有政治迫害。张先生本人在大学时期，也就是在加入共产党还很危险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他也觉得共产党背弃了当初的理念。他于是走上了为我们这些人做辩护的路。”“张先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是他在法言法，包括我自己的案件，包括后来代理的其它维权案件。他一不会向共产党权贵人士屈服，二也不会去附和这个社会应当有革命的言说， 因为革命的时候，法律就变成了次要的问题。他坚持在法言法，希望法律人坚守法律信念。第二，我觉得张先生为我的辩护在当时开一代风气之先，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政治审判，很多中国人，包括律师，也没有想到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张先生为我做无罪辩护之后，才有后来其它律师对政治迫害案争先恐后做无罪辩护。”“第三点，就张先生本人，我觉得他是一位至情至信的人，心底很纯洁。我们知道，像张先生，像鲍彤先生，他们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很长时间，共产党内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们知道很多，但他们仍然保持了一种纯正的心态。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当然，张先生也知道他参加辩护的案件，十有八九不可能成功。”“我觉得对张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意义开掘的不够。”“张先生晚年时，一些青年律师对他有些非议。我因为一直坚守运动最前沿，从事街头运动，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等。有些年轻律师愿意向我谈他们的想法。他们对张先生不满意，认为张先生在与制度做勾兑……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勾兑。第一，在商言商，在法言法，在学问说学问。就事论事地说，张先生的当事人或者说顾客委托他，就是为自己辩护，所以张先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做，他接受委托，就是接受程序性辩护，接受在这个架构下辩护。第二，我欣赏张先生的是，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变化，无论处于何种乱世，他仍然相信法治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我很支持他，因为虽然从急功近利的角度看，他不一定支持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有些想法，但是更长远来说，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想法。”“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当事人”张思之法文传记（« Les confessions de Maître Zhang»）的作者Judith Bout高玉迪女士曾多次前往中国，采访张思之，也仔细研究了张思之代理的所有案件。她向本台表示：高玉迪：“他并不天真，深知在那些政治案件中，他不会赢。但他的想法是，既然当局宣示要尊重法律，那就去展示那些对政治犯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他其实就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同时保护当事人。保护当事人，在法言法，而不是借法言政，这一直是他的辩护主线，也是他与另外一些律师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因为他认为不应该借助这些审判来凸出自己，认为在一桩审判中，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当事人。仅此而已。”张思之2012年接受财新«中国改革»杂志专访时表示，“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张思之虽然一向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但每一次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据理力争，也无一不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环境的挑战。他虽然“屡战屡败”，却被看作是“中国律师的良心”。高玉迪（Judith Bout）就此表示，高玉迪：“他自己其实非常反对（中国律师的良心）这种说法，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但他的努力确实很受尊重，因为他代理的那些案件都非常难。尤其是八九之后，没有律师敢接手与此相关的诉讼。接手这样的案件既需要有体力，也需要有精神上的勇气。接手王军涛案时，他做好了各种准备，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而坐牢！他没有逃避此案暗含的风险。”“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他接受担任辩护人，他也确实为当事人辩护。他仔细研究所有指控罪名，举证说明对被告的指控没有法律基础，只有政治考量。 这正是他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他的那些辩护词后来私下广为流传的原因。”“另外，大概从2000年起，他就很少亲自出庭辩护，但他仍然在幕后为当时的各种重大政治案件的辩护出谋划策。这些我都曾亲眼所见：同他采访交谈的过程中，经常有电话打来。他不再亲自接手案件，但会转交给他的爱将，浦志强、夏霖等人，帮助他们制定辩护策略。夏霖如今还在狱中，浦志强如今处于近乎监视居住的状态。尽管他（张思之）的名字并不出现，但他并没有缺席。就是说他一直努力工作，直到2014年他中风病倒。事实上，他向年轻一代传授了他的经验，尤其是年轻人不曾有的政治经验，因为他一生经历了中国各种政治运动，深知当局会转眼变脸，开始打压。这一点让他不幸而言中。”得以近距离观察张思之的高玉迪这样评价这位长者：高玉迪：“很长时间里，我虽然是他的朋友，但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张思之不是一个总是凸出自己的人，很谦逊，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非常重视友情。非常细心，也非常有人情味，在我看来，这是他与其它我曾经接触过的律师的重要的不同。在他眼里，生活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尽力保护当事人，而不是凸出自己，或者优先某种政治理念。问题不是他没有政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甚至非常明确，但他的战斗是救助当事人。”常年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在2014年张思之来法国参加他的法文传记出版活动时，与他相识。侯芷明女士同我们分享了这次短暂的接触留给她的深刻印象：玛丽-侯芷明：“我很高兴有过机会同张思之见面。2014年，他的法国朋友Julie Bout 出版他的法文传记，我们邀请他来巴黎。我有几个很有意义的故事（经验）。一个是张思之与法国人权大使的会面。当时的人权大使是位女士，她对中国不太了解。张思之开始和她交谈的时候，她说你们有很优秀的文化，我们非常尊敬中国文化……张思之有些吃惊，他说：您说的优秀文化是过去的文化，现在可不一样……这次对话就这样各说各话，人权大使说的是一回事，张思之说的是另一回事。最后张思之忍不住了说：现在是共产党文化，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人权大使听了有些吃惊。我当时在场，为张思之担任翻译。我们在会见结束后都有些情绪不好，感觉那位女士完全没有懂我们想对她说什么。”“第二个令我难忘的故事是在CERI，这是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机构（法广注：CERI,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国际研究中心，是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联合主持的学术机构）。张思之那天与该中心另一位教授有一场与公众对话活动。在座有很多留学生，有从大陆来的，也有从香港来的，等等。张思之介绍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有多么困难，面临多少危险，有人被抓，有人被打，有人遭受酷刑等等。在场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眼里好像含着泪，他说：张思之先生，我从来没想到你们的职业这么困难。我现在在法国享受一种舒服的生活，我感到特别内疚。我怎么办？我怎么可以到中国，去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和中国律师呢……他真地就开始掉眼泪了。张思之说，哎呀，你这个年轻人！我只能说一句：我爱你！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非常理解这名年轻人的发言和张思之的这个回答。我估计，他（张思之）在中国，很少会遇到这样同情他的年轻人。年轻人当时都比较相信共产党，或者只考虑自己的职业，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对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三个故事是我们一起  去拜访巴黎律师协会（也是法国律师协会）。律师会的巴黎会址环境非常漂亮，在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建筑。张思之到了后，周围都是巴黎非常有名、很有文化的律师，他们彬彬有礼，并邀请他吃午饭……张思之发言的时候说，我来这里非常高兴，好像是一个孩子回到母亲的家里。但是，我去北京的律师协会，感觉可不一样，好像是去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的家，是去后妈的家，后妈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所以，我想告诉你们，跟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高兴……”张思之离世之时，中国律师团体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压。他未能看到他的法治理想变成现实，但相信他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的执着不会后继无人。张思之：中国律师职业的良心从张思之传记到中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