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疫情大爆發對中國未來的影響

 王丹  / 上報 20221229

11月底，烏魯木齊大火的死難者促使上海民眾聚集在烏魯木齊中路自發悼念，隨後演變成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反對殘酷的動態清零政策。抗議蔓延到北京等全國各地，最終形成了六四之後最大規模的全國性抗爭，即白紙運動。民眾忍無可忍走上街頭迫使當局作出了回應，12月7日，國務院發布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條」，放鬆了管控力度。包括縮小核酸檢測範圍，除特殊場所外不再要求核酸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對跨地區流動人員也不再要求核酸陰性證明和健康碼。民眾的抗爭似乎取得了成果，人們紛紛走出家門享受久違的自由。

 

但是，由於放開管控時正值奧密克戎在中國傳播的高發期，且政府將此前嚴格的限制措施瞬間解除，中間沒有任何緩衝和過渡，導致封控三年的民眾來不及像國外百姓一樣摸索出一套與病毒共存的方法，就完全暴露在高傳染性的病毒之下。政府的這種荒謬做法無異於之前打著怕你淹死的旗號，連澡都不讓你洗，現在突然一腳把你踢進汪洋大海，說該到你自己學遊泳的時候了。這就帶來瞭解封之後近幾個星期國內的疫情大爆發，直接後果就是醫院滿員，退燒藥供不應求，殯儀館超負荷運轉。由於太多人在短時間內同時感染，導致預想中的恢覆生產也困難重重。驟然放開會給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帶來巨大損失，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影響，我認為這次疫情處理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信任問題，防疫政策的急速轉向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原本就很脆弱的互相信任徹底瓦解。

 

眾所周知，維繫社會運轉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只有人們存在基本互信，才能在交往中形成對彼此穩定的預期，從而使現代社會覆雜的分工協作得以實現。而政府作為現代社會的最高組織形式，對塑造一個社會的信任文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政府有公信力的社會。而當下的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已經蕩然無存。

 

中國人失去對政權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從毛時代開始，在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鼓勵人們互相告密揭發，嚴重損害了社會的信任氛圍。改革開放以後，八十年代政治逐漸解凍，人們剛剛恢復了一點對社會和國家的信心，六四開槍就使這種寬鬆氛圍戛然而止。之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對六四的殘酷開始漸漸淡忘，和國家形成了新的社會契約：共產黨帶我們發財，我們接受共產黨的統治。這個政權與民眾達成的隱形契約，一直持續到疫情爆發前。疫情爆發後，習近平不顧經濟，只顧清零，主動打破六四後中共政權和民眾達成的默契，老百姓又一次發現，國家背信棄義了。

 

 

從具體的社會政策就可以看出专制政府的反覆無常，比如年初上海封城前信誓旦旦說不會封城，只會精準防控，但後來突然大規模封城，帶來無數慘劇。到了年底由於民眾的抗議，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把嚴格的防疫限制措施全部取消，人們沒有任何準備時間，同樣帶來無數悲劇。政策在短時間內180度大轉彎，反映的是決策者對民眾利益的漠視。經過三年混亂的防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覺醒，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話。民眾對國家徹底失去信任，將是中國未來面對的重大挑戰。因為對政府指令集體性的冷漠，無論國家說什麽都無動於衷，正是蘇聯解體前的大眾心理。中共三年來罔顧民眾心聲，最終可能給自己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