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政党，维护一小撮权贵家族的利益，中共逆时代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的集体意志，这都是中共与生俱来的反动性，也是它迟早要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至于偶然性，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共选择了习近平为这一代的领袖。虽然党内政治是决定因素，但也有习近平个人际遇的偶然性。习近平无能偏执，内政外交上屡屡误判与失机，极大损害了中共的根本利益，加速了中共政权的崩坏。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隐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最终要对西方民主实行反攻倒算，这本身有其必然性。但换一个人主政，或许会比习近平更理性，更有谋略，更知进退，因此也不会屡屡翻车，不可收拾，不会衰落得那么快，这便是偶然性。
中共的战狼外交在特朗普手上碰钉子，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国策，却造成美国孤立。直至拜登上台，致力修复与盟国的裂痕，合纵连横，很快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世界同盟，其中有普世价值为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性，也有拜登战胜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偶然性。换作特朗普连任，西方团结不易为，中共的处境也不会坏得那么快。
虽然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指向中共的崩溃，但真正发生百年大变局的契机，却还是决定于两个基本变量，一个是中共实力衰落的速度，一个是中国人民反抗的激烈程度。
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造就了强盛国力。江朱朝与胡温朝国力尚浅，国进民退初试啼声，破坏刚刚开始。直至习近平上台，倒行逆施，大撒币、大外宣，花钱如流水，国内经济政治大倒退，长期损耗经济与民生的基础。民营企业打一个少一个，国企占尽资源却日益虚胖，国库进的少，出的多，官员食之者众，谋之者寡，十年过后，中共的国力以惊人速度崩坏。
另一方面，民间对中共的服从程度，却随着经济民生的败坏而不断削弱。起先，不服管的只是一小撮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维权律师，这部份只占人口一个百分比零头，虽然政治能量大，但很快被中共镇压瓦解，至今已疲不能兴。
与此同时，中共仗着巨无霸的国力，却对民间不同社会阶层实行全面压迫，国进民退打击私企老板，清算教培,得罪大量就业教师，向网络平台开刀,又砸大批中青年饭碗。经济上倒退，外商外资撤走，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边缘人，中产阶级因经济滑落,理想破灭，到最近，清剿卫生系统又使医务人员怨气冲天。至于种种恶法窒息人心，更神憎鬼厌。
本来，中国人安于岁月静好，退休了有退休金安渡晚年，病了有医保解决难题，如果就业情况好，多数人享受现世快乐，没有心情搞抗争。一旦经济情况恶化，各行各业基层民众都感受生存压力，社会不公的怨言就平地而起。
政权的稳固取决于官民两方面变量的对比，国力强了，民间反抗势必较弱，因为政府有余力用钱摆平民怨；反之，国力弱了，处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民间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怨四起，便会酝酿社会危机。
国力强反抗力弱，国力弱反抗力强，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初始阶段，中共武警公安足以镇压民间反抗，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政府日益陷入被动，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对山高皇帝远的基层，便慢慢失去控制能力。
中央缺钱必然失能，对不同级别官员的控制也力不从心，地方自主的胆量越来越大，地方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到最后，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是无可奈何的结局。
中共有数百万公安武警与军队，公安武警也需要大量财政预算来维持。六四时三十八军军长张承先甘冒军事法庭审判的风险，也敢于公然抗命拒绝开枪，可见军队中也不乏有良知的将领。军队如此，公安武警出身基层，对社会危机感同身受，一旦政府开不出薪水，还有人会与中共同心同德吗？
国力与民怨互为变量，衍化形成一个合力，便是推动中共崩溃的巨大动能。这个衍化的过程需要时间，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中间还要加上天灾﹑战争等意外因素，因此，谁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时间。到某一临界点，契机骤然降临，历史的靴子落下，方生方死，皆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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