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被北京市安全局拘押，迄今已整整5周年。为了方便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023年11月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修复中澳关系，被中共当局拘押了3年的澳籍华人成蕾于2023年10月11日获释返澳。很多人都纳闷，中共当局为何没有同时释放杨恒均？他们同样是澳籍华人、他们所遭遇的同样是冤案、他们同样是受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指控、他们的案件同样是审而未判、他们同样是被当成中澳两国关系及国际地缘政治的政治筹码。而且，成蕾是2020年9月1日被北京市安全局拘押，羁押时间比杨恒均还短一年多，杨恒均重病在身、更需要及时释放出来获得适当治疗。
中国当局为何会如此区别对待成蕾和杨恒均？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中共当局对他们两人的定性有重大区别。用成蕾自己的话说，当央视主播的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模范新闻工作者，从来没想过遭遇被中国当局拘捕这种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杨恒均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政权眼中的重要“反贼”。
杨恒均又是缘何被中共当局当成“反贼”来拘捕惩罚？当然不是因为他真的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构成“间谍犯罪”。“间谍犯罪”只是中共当局捏造罪名对杨恒均进行政治迫害的无端指控，就像他们陷害诸多政治异议人士所安上的“寻衅滋事”、“非法经营”、“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一样。
杨恒均案在一再推迟之后，中共当局于2021年5月27日开庭不公开审理。此后，又毫无理由地推迟宣判，已经推迟了12次，至今仍将此案吊在半空、悬而未决，对杨恒均进行另一种生理和心理折磨。因为捏造的指控实在拿不上台面，中共当局迄今没有向外界透露具体指控。中国安全部门故意混淆视听，借社交媒体匿名放风，诬陷杨恒均是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澳大利亚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双面谍，就像他在“致命三部曲”那三部谍战小说中所描述的主人翁那样。这类谎言经不起任何推敲。 如果中国安全部门真的抓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澳大利亚情报局的间谍，这个案件早就在国际情报界炸锅，也完全不会是现在这种处理方式。而且，如果杨恒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澳大利亚情报局工作，他绝不会这么高调地在中国当公民记者和“民主小贩”，艰难地坚守在中共防火墙之内的舆论空间，不遗余力地倡导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为中国的民间疾苦大声疾呼、对专制腐败的党国体制大加挞伐，因为这些行为只能引起中共安全部门对他的关注和憎恨。
杨恒均身陷囹圄的唯一原因，正是习近平主导的极权复辟收紧了言论空间，再也容不下杨恒均这位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尽管有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傅政华这一类典型酷吏，胡温时期的中国在制度层面是典型的后极权，也就是信仰坍塌、松弛疲软的极权。因而，周永康主导的维稳体制，在体制内受到温家宝所代表的开明力量的制约，在体制外受到公民社会及维权运动的有力抵制，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享有相当大的言论空间。习近平得以继承大位纯属偶然，是江泽民集团和胡锦涛集团明争暗斗，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但是，习近平被立为党国储君之后，在红二代的拥戴之下野心迅猛膨胀，带着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入承大宝。在才疏学浅、心胸狭窄的习近平看来，权利意识的增长和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已经动摇了马列主义理想信念的根基，当时呼声极高的宪政民主转型如果不强力阻断就会化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就会像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那样失去江山。而且，习近平还认定，有效阻断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唯一途径是极权复辟，也就是重建最高领袖定于一尊的无限权力、重建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摧毁初具雏形的公民社会。习近平柄政以来全力推行极权复辟路线，理直气壮地通过极权主义法制、极权专政机制、特务机关、酷吏打手，系统地对公民社会、维权律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良心媒体人、宗教精英、族群精英、中产精英、线上线下的意见领袖以及被视为政敌或政治异议人士的其他各类精英展开全面扫荡和清洗。杨恒均的灾难，根源正在于此。
2017年3月，中共国安部门对我实施边控和审讯。其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基本上已被噤声，中共当局开始着手收拾海外华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被定为收拾对象。但是，中共当局不是直接拿我的自由主义言论著述治罪，而是责成国安部门办成“间谍犯罪”，与治罪杨恒均是同一套路。领班审讯我的国安人员曾凶神恶煞地对我说， 他们会收拾杨恒均。我就此警告杨恒均时，他一笑置之，认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否则国安部门早就对他下手了。杨恒均完全低估了从事政治迫害的国安人员被授权作恶，会突破基本底线陷害他。这些突破底线的恶行，实在天理难容。刑讯逼供和恶劣条件下的5年监禁，剥夺了杨恒均的健康，但他凭借非凡的精神力量和顽强意志默默承受这一切，把这一切都当成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所付出的代价。天佑恒均，我翘首以待王者归来的喜讯。
作者：冯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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