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千年歷史來源的中國人，忽然發現他們失去定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這竟成了一個問題。
在中國的意義世界裡，本土已經出現沙文主義（大陸）、恐懼回歸（香港）、選擇不再作「中國人」（台灣）等群體認同的傾向以及移民風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能性，也以軍備競賽和「準冷戰」的態勢無限升級著。
中國作為一個族群的凝聚意義，越來越稀薄了。這在社會心理學上，叫做「認同危機」，『百科全書』裡英文「identity crisis」這個辭，通常是指青少年的角色混亂所導致的抵觸情緒、期待和焦慮，一個老大民族居然患了「青少年狂躁症」，這卻是需要靠思想史研究來「診斷」的。
本來，二十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理想發狂、高度激進的世紀，也是徹底離棄傳統的一個世紀，而它的遺產主要是三個主義﹕理想主義、激進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都對中國人的傳統認同極具摧毀力。
八十年代，我為了拍攝一部電視，曾去拜謁幾位二十世紀的中國亡靈，如安徽陳獨秀、胡適的故鄉，湖南毛澤東、劉少奇的家鄉，紹興蔡元培、魯迅的故居。二十世紀的中國，基本上是在他們的陰影下渡過的，他們都同這三個主義有關，雖然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甚至是互相對立，但如最激進的毛澤東也會利用傳統，而一貫持溫和態度的胡適也曾是文化上的一個激進主義者。
不過也在二十世紀之內，這三個主義幾乎都走到了盡頭，所以說中國人正在走出二十世紀。一般而言，這三個主義的衰微，顯示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主宰中國人的「啟蒙心態」開始被化解，但取代它的將是什麼呢？
八十年代以來，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和回歸傳統三種思潮的興起，引起了普遍的爭論。比如，現實主義是作為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否定而出現，講求功效，不惜代價，最典型的莫過于鄧小平在「貓論」，即在「四項基本原則」幌子下進行「資本主義大躍進」，以及在「六四」屠殺後縱容消費文化，雖然都具有否定舊意識形態的傾向，但也帶著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徵。現實主義思潮在民間的表現，則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興起，也令價值崩解、人性破碎，以及政治參與意識的普遍冷漠。
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秩序和權威，與普遍蔓延的個人主義直接沖突。再如，向「傳統」的回歸，在官方表現為向傳統文化尋求統治合法性，煽動民族情緒和排外主義；在民間則表現為「東方神秘主義」的復蘇，「周易」、陰陽八卦、道教仙術、氣功的風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國本土化，雖也顯示了反傳統情結的消解，卻是文化認同的新危機。
說得稍準確一些，二十世紀的三個主義中，淪喪最深的只有理想主義，反傳統主義其實依然根深蒂固，而激進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罷了。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紀主宰中國人近二百年的「啟蒙心態」的衰微，自然會引發新的認同危機，因為這種心態肇始於「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一個近代認同危機。
發韌於晚清的認同危機，從一開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傳統具有產生現代認同的可能性，因而舍棄它轉向以西方為標準鑄造中國的現代認同。然而弔詭的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民族，要實現這種轉向並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憑藉某種極端思潮的泛濫，才有可能。一部中國近現代史證明，這種極端思潮主要是兩個：激進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
上面提到的那幾位中國亡靈，正是這兩個主義在中國的始作俑者。這裡發生的一個邏輯鏈條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啟動了文化認同的轉向，為文化激進主義推開第一道門，而文化激進主義又為政治激進主義推開了第二道門，一旦大門洞開，首先逸入的正是當時西方的極端思潮——馬克思主義，它又對中國的政治激進推波助瀾，直至全面專制的鑄成。這樣的描述雖嫌簡單，但可凸顯陳寅恪當年的哀傷，他輓王國維所說的「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钜劫奇變，劫盡變窮」。
如果我們換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使中國知識份子感染的「啟蒙心態」，主要是兩種與時間相聯的觀念﹕一是社會均依階段而進化，二是西方處在比中國完美的高一階段。
支撐這種觀念的，是曾在西方處於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線社會進化論﹑極端實證論和現代化理論等，它們在西方學術界的長期清算下如今已經枯萎，而這種清理催發了文化多元主義﹐並為各民族尋求自身文化認同提供瞭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並未因此而轉身去向中國文化要認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場清算「西方文化霸權」的時髦運動，伏身去拾落滿學術界的種種「後現代」青澀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國學界兗兗諸公的腹中，又長成一副當年飢不擇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腸胃。
認同新危機在中國本土則是一種亢奮和迷亂。一座文化廢墟所能提供的認同資源，往往是那些未經脫魅而極具「非我族類」意識的神秘主義、「左道旁門」，所以會呈現「周易」、氣功熱與「痞子」文化「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景觀；而這樣的文化廢墟，又最能誘發「人們操縱歷史記憶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緒，其結果是對歷史的建構流入隨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變成了不負責任的恣縱，人們在舊神話的殘骸上又編織了新神話」（余英時語）。
我想，這幅景觀並非始於「六四」之後，它應是八十年代大陸又一次「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的順延，那次「藍色狂想」孕育了這次「思古恣縱」，當然也導致了再一次的「後現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為現代認同的一個資源，就可能提供強烈的「原教旨主義」，這是余英時教授提出的一個看法。他認為，由文化多元論而致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這一傾向發展到極端也會引生「返本論」的文化危機」，他將一般用以界定伊斯蘭教的「原教旨論」另譯為「返本論」，是因為「無疑更適用於中國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國大陸上所謂「易學」和「氣功」的流行情況來看，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論」，那也是不足為異的」。
「返本」運動在中國大陸的微瀾，當起於八十年代開放後的全國性浮躁，我稱之為「現代化後來者的焦慮」。從「女排狂熱」、「足球恥辱」直到同外國人爭奪黃河「首漂權」，以及官方有意將這種情緒引向「振興中華」的政治操作，充分喂養了民族主義。「龍」的崇拜和「龍的傳人」意識的浮現，都可視為外來意識形態（馬列新名教）破產後湧起的「尋根」和認同沖動。
1984年鄧小平在天安門上第一次使用「炎黃子孫」的概念，以及鄧力群公開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產主義者，但必須作愛國主義者」，都顯示這個政權意識到它的合法性與民族認同息息相關，向中國文化要民族主義資源以維係統治，使共產黨第一次需要「利用」傳統。
近二十年來的動蕩、流血、腐敗，在社會心理上產生追求共產主義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雙重幻滅，導致民間向中國文化要神秘主義藉慰的渴望；同時，共產黨因屠殺和腐敗雙重統治危機，也產生愈加依賴民族主義的另一種渴望。這雙重「渴望」便是中國大陸「返本」運動極端化的誘因。
我想順著這個思路，稍引開來談談今天國際社會同樣面臨的國家認同危機。從伊斯蘭世界的經驗中可以看到，他們現代化運動的失敗，不論是何緣故，卻終究落入「原教旨主義」的泥潭，專制黷武的軍事強人得以利用這股來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資源，則是同他們也曾有過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歷史有關，這段可能也是「钜劫奇變，劫盡變窮」的歷史，淹沒了伊斯蘭宗教文化中優秀的成分，以至無法提供理性的認同資源。
今天的中國大陸，反身向中國文化要資源的，不僅是上行下效的氣功熱，也不止於「尊儒祀孔」的袁世凱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獨裁政權越來越乞靈於民族情緒中偏狹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傾向彌漫的同時，繼續以西方為假想敵，以充分榨取近代以來積累的「屈辱情緒」，並以「西方要使中國保持分裂狀態，不放棄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為現實理由，煽動民眾的「統一情結」和沙文主義情緒，以保持對東亞和太平洋的進攻姿態，這不僅是要充當區域霸主，也已經顯露出步伊斯蘭後塵的跡象。
另一方面，「返本」運動又在中國內部製造著漢族之外民族的認同分裂，最明顯的自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的「原教旨」傾向。在台灣發生的認同分裂更複雜，從國家認同裂變到民族認同，以至拒絕認同中國文化；而對台灣本土的認同亢奮，掩飾著「返本」追溯日本的傾向，也是越來越明顯。這些群體認同危機將產生的後果，絕非多元文化的健康發展，和區域自治的整合以至民族國家的順利建構，而可能是重演伊斯蘭世界的「春秋戰國」和波士尼亞的種族沖突。
回到思想史角度來看，多元化的來臨，對近兩個世紀的「啟蒙心態」是化解還是加劇，值得存疑。至少「西方文化霸權」的衰微，和西方學術界對「啟蒙心態」的清理，並未使我們的文化危機稍有緩解，倒是引發了另一個危機向度——「返本論」的崛起。依然「尊西人若帝天」的現代化運動，與「紅旗插上曼哈頓」的「返本」運動合流，其激進的張力更高；「反傳統」也一變而為以壞傳統糟蹋好傳統，大陸上未見有一絲儒家「君子風範」來歸，卻只聞「痞子精神」大行其道。
承擔民族認同界定和釐清責任的知識界，或熱衷於「後現代」論說，對中國那座文化廢墟繼續盡情地「解構」，津津樂道於「民族國家話語」對民族情緒的火上澆油；或言不由衷地侈談儒佛道，以及所謂「前現代的神聖文化」，只是鮮少有人面對蒼涼、遙遠而醇厚的古典精華，以客觀知識還原出一個屬於我們的起源。
此種困境已非一個「啟蒙心態」可以解釋，也不只是「尊西人若帝天」那麼簡單。余英時指出，社會學家研究西方各國民族主義興起與演變，尤其重視一種更隱誨的心理，即「羨憎交織」——現代化競爭中，落後者攀比先進者而形成的心理失衡：理論上平等的師法對象卻永遠無法企及和比肩，猶如法國之於英國、德國之於英法、俄國之於西歐；特別是俄國，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紀初即起步效法西歐，一個世紀後俄國精英自覺已不在英法之下，而整個十九世紀裡「憎羨交織」情緒就在他們當中滋長蔓延，因為俄國知識精英們認為西歐並不完美，而他們卻追趕不上，馬克思主義便在這個心理氛圍中生根，並最後在俄國爆炸，於是俄國師法了西歐兩個世紀後終於走上了「反西方的西化」——俄羅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超過西方的「資本主義」而率先進入社會主義，俄羅斯終於「勝利」了。
余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見余英時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自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5月初版）一文中，概略爬梳了這種心理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雪泥鴻爪，令人信服地詮釋出此種心理將俄國推入「十月革命」，而中國又步其後塵的歷史微妙。1981年余英時在耶魯教書時，發表過一篇「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其中說到：
「近代中國雖屢經戰亂﹐但並沒有遭到中古歐州被「蠻人」征服的命運﹐在文化上更沒有進入任何「黑暗」時代。「文藝複興」在中國的出現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的。」
此文對「五四」的評價﹐也深露「同情的瞭解」﹐並基本肯定其「科學與民主」的文化路向。這種態度到八九年他發表「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似有改變，大概因為這種激進化趨勢，最終將中國推入「文革」和「六四」﹐恐怕已近乎「黑暗」了。
另一個極為相同的例子是費正清，這位美國學界中國近代史的「霸師」，震驚於「六四」屠殺，竟在臨終前推翻自己以往的看法，著《中國新史》「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余英時作序贊為「學人的良知」。
今天的困惑則是，在一個千呼萬喚的「太平洋時代」初露端倪之際，雄視這個大洋的中國，以及劍拔弩張的台海情勢，會在認同危機的裂變下，去步伊斯蘭世界的後塵嗎？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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