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四月，蘇聯紅軍包圍柏林，即便這場席捲全球的大戰已經來到尾聲，歐洲並沒有迎來想像中的和平，而這似乎並不令人意外。紅軍進逼柏林的同時，史達林對南斯拉夫的共產黨領袖闡述了自己對戰後中東歐秩序的構想，他說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不管是哪一方，只要佔領一片領土，就會在該地區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每一方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推進到其軍隊所能攻佔之處。非此不可」。
兩個陣營
被史達林視為戰略緩衝的烏克蘭西部與波羅的海諸國首當其衝。史達林的秘密警察「契卡」針對所有反抗蘇聯，以及被當成「反革命分子」的人進行了迫害，沒有束手就擒的反共游擊隊展開了報復，為了徹底解決蘇占區人民的反抗，史達林將大批蘇聯人強迫遷徙到波羅的海諸國，被迫移居到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高達18萬之譜，而戰後的愛沙尼亞總人口不過百萬。
史達林對「歐洲夾縫」的著力其來有自，在俄羅斯人的世界觀裡，對歐俄戰略要衝的爭奪，是19世紀以來「東西鬥爭」的延續，19世紀那場發生在克里米亞的戰爭徹底改變了俄羅斯對於世界的認知，正如21世紀同樣發生在克里米亞的戰爭徹底瓦解西方世界對於「歷史終結」的幻想一般，俄羅斯人的「冷戰」始於克里米亞戰爭，西方人的「後冷戰」也終結於克里米亞戰爭。
西方盟國的政治領袖對史達林並非全無戒心，早在納粹敗局已定的1945年二月，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就透過梵諦岡，向西方盟國釋出了「和平方案」的訊息，這位曾經代表希特勒與史達林肩並肩簽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外交部長，如今強調史達林不可能滿足於雅爾達會議的方案，妥協只是為了未來赤化歐洲的暫時策略，西方國家必須攜手阻擋共產紅潮，只有「改變戰爭中的結盟關係，並讓德國積極參與，才有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無論是史達林自己，還是負隅頑抗的納粹菁英，都沒有把隱然預見，後來發展成「冷戰」，單純視為強權的競逐，這當然也包括了美國人。大戰結束後兩年，伴隨希臘內戰情勢的惡化，杜魯門在國會發表了《冷戰宣言》演講，將「反對極權政體形式」視為當前美國的戰略核心，經常被人忽略的是杜魯門在宣言中的「門羅主義」：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最崇高目標之一，是必須去創造條件，讓該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民，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擺脫被奴役的危險。
史達林先是譴責了美國的「世界主義」，後來又透過外交部門提出了「兩大陣營」理論，聲稱戰後的世界是「反民主的帝國主義勢力」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勢力」之間無法妥協的衝突。隨後，1948-1949的第一次柏林危機，以及1950-1953的朝鮮戰爭既加劇了衝突，也鞏固了兩個陣營。
從文明使命到骨牌效應
冷戰的經典定義是兩個自認具有改造世界使命的強權之間，無法妥協的衝突，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各自是雙方改造世界的意識形態方案，衝突之所以沒有爆發成熱戰，主要是因為原子彈的發明，原子彈以其相互毀滅的困境，代言了大戰後的兩大陣營的對立基調，然而，這個基調經常掩蓋了冷戰的「文明戰爭」面向，不僅僅美利堅人懷抱「新世界」的展望，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菁英同樣也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是人類發展的終極方向，他們的國家最終將會成為世界的文明中心。過去受殖民的民族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俄羅斯人所發起的革命正是掙脫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束縛的典範，「蘇維埃」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沙文理念，而是對全球正義的務實想像，彼時的第三世界很難抗拒蘇維埃「輸出革命」的誘惑。
後來的人們經常將蘇聯瓦解的遠因歸之於窮兵黷武的干預，確實，蘇聯在阿富汗相當不體面的退場，向全球傳達了莫斯科第三世界政策徹底失敗的訊息。儘管戈巴契夫為首的克里姆林宮高層深刻反省了蘇聯對外干預中，對於「階級內涵認知錯誤」的問題，但事實上，對外干預的直接經濟代價，並非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付出了龐大的軍事開支卻無法維持蘇聯在海外的超級大國地位，加上70年代末總體經濟成長的趨緩，以及民主化浪潮的催化，才最終一步步瓦解了蘇聯帝國。
早在19世紀，帝俄時期的自由派外交大臣高什克夫（Aleksandr Gorchakov），曾經對於帝俄在中亞的困境有過這樣的描述：所有文明國家與缺乏穩定社會組織的半野蠻游牧民族打交道時，都會遭遇這樣的困境：要麼任其在外部邊疆地區騷亂，要麼更深入滲透到這些野蠻國家內部，而這樣的文明任務，永無休止。這預言了蘇聯在20世紀所遭遇的困境，只是對象從中亞換成了全球。
主張全球蘇維埃一體同命的「布里茲涅夫主義」，以及美國對於雅加達原則（Jakarta Axiom）的反省，反映了冷戰在相互毀滅僵局之外的文明衝突基調：這個星球一切或大或小的衝突，都可能在對手陣營的介入之下，造成對於己方陣營不可回復的傷害，進而導致瓦解。
美國自由派起初認為，第三世界本土激進的民族主義對於自由陣營是有利的，但1953年的伊朗政變讓美國重新反省雅加達原則，後來同樣在伊朗發生的人質危機，讓華府菁英徹底意識到，低盪時期的和解基礎遠比想像脆弱。波蘭貴族後裔出身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時任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就警示了美國的危機，他指出，若是美國不能強勢排除伊朗危機，那麼冷戰的核心焦點就會落到中東，美國在波斯灣的地位將會受損，進而影響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蘇聯在西南亞的影響力上升同時，盟友將認為美國無能為力，造成石油價格提高的話，美國就會失去針對限制戰略性軍備談判的偵察機構與情報能力，而這一切，最終會反過來對內政產生嚴重影響。
回頭看布里辛斯基這番推論中對於骨牌效應的驚悚描述，彷彿如果當初美國沒有採取行動，整個冷戰的結局將會完全不同。
從未結束的冷戰
冷戰是一場意識形態被絕對化的理念衝突，它的戰場不僅僅是由傳統的權力衝突所決定，同時也是由對於意識形態任務，對於「文明任務」的意識所決定，一旦一方在這個意識戰場上退卻，這場冷戰就會來到盡頭。如果拿掉上帝視角，不談「命定」的終結，蘇聯的崩潰只是一個偶然，冷戰的結局也可能是美國崩潰，至少在布里辛斯基看來，這並非危言聳聽。
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是一個高敏感的格局，所有看似微小的騷亂與變動，都有可能導致劇變，差別只是哪一個陣營受害。布里辛斯基據此認定，任何國家一旦被蘇聯介入，阻斷其「自然」發展路徑，就只有透過外在干預，才能重新導回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正軌。布里辛斯基沒有明說，但必然可以推論的是，由於布里茲涅夫主義的全球干預，美國將不得不以同樣力度的全球干預回應。
就體系對於區域衝突的高敏感度來說，冷戰所遺留的國際政治格局，可能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在區域的威權大國面前戛然而止，相對和平的90年代也沒有能促使它們走上「和平演變」的道路，普丁在2000年就任總統前夕發表了〈千禧年門檻上的俄羅斯〉，主張堅持俄羅斯的傳統價值，並聲言將捍衛俄羅斯「永遠的大國」地位，幾乎象徵後冷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想破滅。
柯林頓路線中所構思的「負責任的區域大國」，始終沒有在這個世界中出現，區域的衝突無法透過具有共同價值國際典則消化，其效應就無可避免將會直接作用於超級大國，美國之所以在世紀之交從柯林頓路線急轉小布希路線，根本原因恐怕是冷戰易敏的國際政治格局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差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震盪美國。
在1991年那個陰冷的冬天，蘇聯解體了，人們所認知的「冷戰」終結了，然而，冷戰所形構的國際政治格局，可能從來沒有結束，至少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此，從未結束的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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