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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3 July 2024

金融大亨变穷光蛋 中共吸血实例

 

在大肆打压民企、经济又陷入三十多年来最低谷后,2022年底开始,中共换了一副面孔,向民营企业家示好了。习近平接连喊话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2023年3、4月份,中国各地出台政策,保证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还要“慎诉慎押”。

不过,中共的保证有用吗?它真的当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吗?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就讲讲历史中的康心如,以小见大,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找找答案。

叱咤风云的大银行家

康心如这个名字,在中国的金融界曾经如雷贯耳。他是陕西城固人,1890年出生于四川绵阳,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当过国务院侨务局佥事,办过报纸,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2年4月10日,中美合资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开业。美国人雷文做总经理,康心如是协理。

1926年9月5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导致上千人死亡事件,由此引发一场排外运动。次年2月,在四川的外国人纷纷撤离,美丰银行的美方总经理也不得不走。

总经理走了,银行怎么办?当时,康心如找到“四川王”刘湘,筹集了三十多万元,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本。就这样,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银行完全变成中资银行,由康心如负责经营。

康国雄在文章《我的父亲康心如》中回忆说,父亲接手美丰后,总的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初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就是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后来康国雄到重庆,有的老人对他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因为是他到重庆以后才搞起来的。

除了水电,康心如还不断扩大对煤矿、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新闻等的投资,所营企业多达八九十家,形成了四川美丰银行资本系统。

到1937年,康心如成为美丰银行最大股东,他的股本上升到66.7万元。他的两个弟弟紧跟其后,三兄弟股本占资本总额的37.7%。康心如个人资产,加上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和不动产,已达百万。

同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重庆。重庆成了抗战大后方,而美丰银行,成了大后方民营资本最大的地方商业银行。康心如也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

1939年,蒋介石成立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康心如为议长。他连续做了两届,一共八年。他曾以临时参议会议长的名义,上书蒋介石,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蒋介石欣然接受,正式立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当时,康心如在西南地区影响很大,也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于右任、张群、何应钦等。

他的儿子康国雄和蒋介石夫妇还有过一段交往。当时,康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的黄山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康国雄和他的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

“一诺千金”的行训

康国雄说,父亲能把美丰银行办得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特别重视信誉,有个“一诺千金”的行训。

美丰银行的老人、做过广东省政府某厅长的尹登甫曾跟康国雄讲,1944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局势紧张,很多人准备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美丰贵阳分行的人打电话到重庆请示,康心如二话没说,立即派专人坐一辆吉普车,带三千两黄金,连夜赶到贵阳,以保证贵阳储户能取到钱逃难。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不过,美丰的黄金时期,短暂地定格在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康心如本想大干一场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国家重建,到处都需要钱。但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经济空前紧张,美丰银行开始走下坡路。

先是兑换金圆券,亏了一大笔钱;之后是兑换银圆券,又亏了一大笔钱;之后,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跑到康家,拿着枪要求退股。康心如不得不买下杨森的美丰股票,接着又应付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退股事件,再亏了一大笔钱。

这几件事,几乎把美丰的流动资金给掏空了,但还没给美丰造成致命打击。

那么,美丰是怎么彻底垮掉的呢?

中共来了康心如被“共产”

1949年11月30日,中共军队进入重庆。当时,为了让美丰生存下去,康心如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家人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部拿出来。康国雄说,那次一共筹集了22亿旧币的现金。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的义举。

但是,银行天天都是现金进出,这些钱也不够啊,怎么办呢?康心如就找中共的中国人民银行谈贷款。他在重庆最好地段有一座商业大楼,当时值20亿。他提出用这座楼做抵押,贷款10亿,结果没谈成。之后,他提出拿美丰银行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也不同意。

康心如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有关门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人说:你关门就关门吧。1950年4月4日,这家经营了28年的著名银行被迫关门。

关门后,康心如还不死心,他又给中国人民银行打了两次报告,明确告知:他负债多少,还有仓库、房屋、工厂等不动产多少,资产减去负债,还剩多少,只要人民银行同意贷款,美丰银行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人民银行根本不理他的茬。

之后,中共开始“清理”康心如的资产,一清理就是10年。说白了,这就是中共“共产”康心如个人资产的过程。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刚才提到“杨森退股事件”。当时,康心如被枪逼着拿出两百根金条“买下”杨森的股份。1949年后,杨森成了中共的“战犯”。中共说,康心如买杨森的股份是“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中共——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又比如,军阀马步芳从西北逃到重庆,带了一批黄金,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存放。他走的时候,取走了。1949年后,马步芳也成了中共的“战犯”。中共说,康心如让马步方取走他存在银行的黄金,也是“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中共。

还有,康心如在重庆的房子,中共作价卖了17万元。但这17万也没全部给康心如。因为当时康心如在北京需要买房子,中共给了他1万,剩下16万被强制存入人民银行,说是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美丰早都停业了,还能入股啊?这不是扯吗?而且入股只能领定息,不值几个钱,才领了两年,又不让领了。

康心如那次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十四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在“文革”中,又被强行安排“群众”入住。

谁家经得起这般折腾啊?

说了啥?康心如成“极右派”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在这之前,中共一再鼓动非党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康心如信以为真,在重庆市委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了一个言,结果,被打成“极右派”。

为什么呢?

他说:“如拿党来代替了行政,包办一切,就不行。企业不外三项工作:一叫行政,二叫业务,三叫人事,党组织三样事都代办了,非党员只能受支配。”“为啥发生(非中共党员)有职无权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作如按德才分配,何来职权问题,有德才才可以去担当。如果还不懂不会,就不该当经理,学会了再来好不好?”

这些话,在当时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被打成“极右派”后,康心如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年老体弱,没有办法,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上面又通知他,不让去了。

凄凉死去的“穷光蛋”

“文革”爆发前,康心如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作为重庆市政协委员,每月有90块钱工资。

1966年“文革”爆发后,重庆市政协不给他发工资了,连寄去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给退回,上面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

接着,就是红卫兵抄家。据康国雄讲:“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1969年11月,康心如病危,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但医院拒收。

家人请求跟毛泽东有些交情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开了个证明,上面写着:此人是高级民主人士,请予收治,等等。人家一看“章士钊”这三个字,说,“这个人也不怎么样!”

后来,家人又找到医院军管会,军管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这前后一共花了五六天时间,康心如就一直躺在急诊室。住进病房仅三天,1969年11月16日,康心如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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