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 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 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苏联副总统，国防部长等人）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 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 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 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 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 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 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 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 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 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 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 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 （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 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 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 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 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 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 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 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 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 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 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 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 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 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 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 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 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 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 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 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 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 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 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 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 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 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 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 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 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 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 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 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 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 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 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 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 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 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 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 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 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 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 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 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 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 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 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 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 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 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 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 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03-23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 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 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苏联副总统，国防部长等人）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 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 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 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 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 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 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 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 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 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 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 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 （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 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 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 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 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 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 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 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 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 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 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 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 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 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 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 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 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 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 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 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 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 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 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 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 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 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 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 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 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 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 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 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 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 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 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 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 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 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 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 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 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 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 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 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 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 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 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 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 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 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 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 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