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一事进行调查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大公司雇佣中国高干子女的目的是打开通向中国市场的方便之门，然而这样做有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这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对摩根大通 (JPMorgan) 的调查主要涉及两名中国政界高层的子女。《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雇用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曦曦和中国光大集团(China Everbright Group) 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随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和中国光大集团相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
华尔街银行为发展在中国的业务而雇用中国政界高层子女的做法并非个案。例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曾任职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在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银行工作、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在1995至1997年间曾任职安达信 (Arthur Anderson) 和瑞士信贷。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也曾在2006年帮助美林证券 (Merrill Lynch) 赢得了中国工商银行上市的合同，融资额为220亿美元。
《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一书的作者章家敦 (Gordon Chang) 律师说，这种用工作来换取合同的利益交易被称为“猎捕大象”(Elephant Hunting)。
章家敦说：“这个现象自从中国开放以来就有了。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居住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存在了。重要的国家官员就像‘大象’，他们的孩子通常在国外的商学院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如果华尔街银行要得到大额合同的话，他们必然要去接近这些高官的子女。这就是所谓的‘猎捕大象’。”
章家敦认为，这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体制不能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所以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关系”。
他说，在张曦曦和唐晓宁加入摩根大通后，中铁和光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这决非巧合。 章家敦说：“我相信如果摩根大通没有雇用这两名高官子女，它是不会赢得那些合同的。虽然这并不证明其中有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行为，但是至少引发推测，是不是其中有些问题。”
美国联邦法律《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在1977年签署，由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南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迈克尔•凯勒 (Michael Koehler) 说：“《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项禁止美国公司以及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贿赂，以达到赢得生意的目的。”
凯勒是反腐败法案方面的专家，他说除了直接的贿赂，间接的贿赂例如通过第三方代理、顾问、总代理、合资伙伴等也是被禁止的。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证交会调查的案件中至少有七件涉及贿赂中国官员。国际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的前高管加思•彼得森 (Garth R. Peterson) 在2012年就因为涉嫌贪污及贿赂一名中国官员而受到证交会和司法部的调查。其它受到指控的公司有IBM、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Pfizer)、Biomet、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 等。
这些案例中比较常见的是用现金、礼品、旅行、娱乐等方式来行贿，而通过雇用中国官员家属来获得业务的案子数量比较少。凯勒说，上一次类似案件是在2010年，美国司法部指控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Daimler Chrysler) 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文件，其中一项指控是该公司在2002年，获得中国石化(Sinopec) 业务之后，给中国石化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夫人支付了5万7千欧元的“佣金”。虽然有合同，但实质上这位夫人并没有为这家公司工作。
凯勒说，雇用高官家属本身并不一定违法。 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要调查这其中是否有贪腐的动机。例如，被雇用的那个人是否胜任这项职位，支付给那个人的工资是否符合市场的价位，等等。”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证交会在今年5月要求摩根大通提交有关资料，包括在职工资、雇用纪录、离职后与摩根大通之间的通信纪录、以及相关合同及协议等。
章家敦认为，虽然摩根大通提交了很多材料，但是证交会要找到摩根大通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证据有一定难度。他说：“我认为证交会是在查找摩根大通投行和中国高官之间贪腐交易的协议，如果摩根大通雇用他们的子女，摩根大通将会得到项目或好处。实际上我认为要找到这样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少有明确的协议，通常是双方之间的共识，所以这当中的过程是比较微秒的。”
除了在华尔街公司任职外，很多中国政界高层的子女也开始在中国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等。例如，前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在2009年参与创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 (New Horizon Capital)，并为双汇集团对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 (Smithfield Foods) 的收购融资。2012年美国梦工厂 (DreamWorks SKG) 宣布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东方梦工厂(Oriental DreamWorks)，而投资方之一的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Shanghai Alliance Investment Ltd.) 的法人代表江绵恒正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同年，美国证交会也开始对包括梦工厂在内的至少5家好莱坞电影公司进行调查，切入点是这些公司是否为进入中国市场而有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贿行为。
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尔街在中国雇用太子党调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发起了一场反腐倡廉运动。章家敦说：“习近平的反腐倡廉运动是有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涉及问题的根源，而腐败的根源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虽然也有很多贪官进了监狱，但是他们并不是由独立的检察官在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中受判的。往往是当权者的政治敌人被送入了监狱，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这其实是政治斗争。”
章家敦认为这次的调查会令很多华尔街公司更加小心，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合法的途径做生意。
华盛顿 — 纽约时报曝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是否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得在中国丰厚业务的消息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后代以获得在华业务的做法已经盛行了至少二十多年。
*华尔街青睐官二代由来已久*
“在过去将近二十年，（它）都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西方国家（公司）利用中国高官、领导人子女和关系拓展在中国的市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这里边从胡耀邦、赵紫阳的子女或者是亲属，到以后朱镕基、江泽民他们的亲属，到今天披露出来的中国的高官，包括王岐山、周小川，还有戴相龙等等。他们都是跟西方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雇用中国高官子女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有名的包括2004年，瑞银集团(UBS)出巨资将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从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挖走，年薪高达1000万美元。而当时作为新手的李振智仅在美林任职一年。
*官二代独钟金融*
与大多数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同的是，有背景的中国高官子女一般都选择金融领域。曼达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合伙创始人傅格礼(Alberto Forchielli)说：“金融领域是官二代的最佳选择。他们不学医、不学建筑。他们主要学商科，目标就是进军金融业，要么是去一家投行，要么就选择进入私募股权公司。这非常普遍，因为做金融被认为是非常成功、非常赚钱的行业。” 傅格礼曾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目前还是中欧国际商学院上海企业咨询顾问委员会成员。
西方投行雇用中国精英阶层子女当然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Weiss Berzowski Brady LLP律师事务所的商业律师石明轩(Charles Stone)说：“问题是很多太子党，他们原本非常优秀，他们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他们上哈佛大学商学院等等。我们（美国）的公司认为，如果哈佛要，我们当然也要。” 石明轩还兼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教授。
*华尔街看重官二代人脉关系*
但显然，西方大型金融机构更为看重的是富二代、官二代在中国强大的人脉关系。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因为聘请高官的子女或亲属作顾问或雇员可以帮助它们突破中国金融市场的层层阻力和限制。“关键在于，中国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使得关系资本主义成为美国要打通这些由国家垄断和国家控制的行业的一个敲门砖。”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不过，这些高官的后代往往不会在某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做太久。“他们往往是拿到一个比较低的职位，做几年后就离开。他们不会一直干下去。” 傅格礼说。
*官二代把华尔街当跳板*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精英子弟先在国际投行镀金然后回国创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或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成为他们成功发迹的模式。前面提到的李瑞环长子李振智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MBA学位后，曾先后就职于美林和瑞银，后自立门户。李瑞环的次子李振福在辞去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后于2011年初创立私募基金“德福资本”。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2008年离开美林后成立了中广核产业基金。冯绍东在2006年帮助美林获得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承销权的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曾就读于芝加哥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会计硕士学位。他先后在安达信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90年代末回国进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
高官子女不在国际投行做久有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捞不到太多油水。 “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如果他们在美国留下来，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没有爆发的机会，”夏明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美国长期任职下去的话，基本上最后也就是一个中高层的职务，那么也不会带来暴利。”
华盛顿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是否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得在中国丰厚业务的时机令人颇感费解。华尔街投行的此类做法已经有至少二十年的历史。
但《中国行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却认为，美国政府早该出手了。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调查感到吃惊。实际上，唯一让人惊讶的是联邦政府怎么会拖这么久才开始真正着手去审视这个问题。”
有分析指出，美国监管机构对华尔街的这一行为早有察觉，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确凿证据。美国证交会此次出手或许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但Weiss Berzowski Brady LLP律师事务所的商业律师石明轩(Charles Stone)认为，媒体对SEC调查摩根大通做出了过度解读。他说：“我们5月份已经知道，美国的官员已经说过，他们可能要把摩根大通拿来作个例子。（他们）现在在中国雇用太子党的问题很可能是跟以前的问题有关系。”
摩根大通的确最近一直麻烦不断，特别是该公司去年在“伦敦鲸”(London Whale)交易爆仓事件中对金融衍生品押注失败，造成60亿美元的交易损失。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和行政监管机构对摩根大通的一系列调查。
但无论如何，调查把中国的腐败问题再次展现在世人眼前。章家敦认为，华尔街投行为获得生意而雇用高官后代的做法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世界各地的银行都会雇用有关系的人，但这在中国更为普遍，”章家敦说，“这是中国经济中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拥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只要共产党仍然维持一党专制的话，这个体制就不会转变成一个开放、透明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一直让西方企业爱恨交加。西方企业为打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入乡随俗地遵循中国商界和政界的各项潜规则。中国推行的以国家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使得裙带之风盛行。在中国做生意，往往不是拼实力，而是拼关系“硬不硬”。
美国对摩根大通雇用中国高官子女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反应出美国对中国关系资本主义模式的担忧。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尤其是战略层次上意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会对全球的投资环境，对全球的商业和资本运行的环境都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会进行某种腐蚀。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的政界和商界，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上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对中国资本抱有怀疑、抵触和仇视的情绪。”
曼达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合伙创始人傅格礼(Alberto Forchielli)也认为，美国证交会对摩根大通的调查突显美国上下弥漫的一股对中国的不利氛围。他说：“我认为美国现在整体上对中国的氛围都不好。这是肯定的。”傅格礼1981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目前还担任中欧国际商学院上海企业咨询顾问委员会成员。
与此同时，华尔街同中国的联系正在减少。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我认为，西方的投资银行，尤其是以华尔街为首基本上是在非常谨慎的把它们在中国的投资紧缩。所以我们看到，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在内的投行都把它们在中国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和房产脱手。在最近一两年，外资、尤其是美元逃离中国市场是在加剧。”
夏明表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非常精明，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再从中国市场捞取好处的时候，就会转战其它新兴市场。“应该说，华尔街和中南海的蜜月已经破裂。我觉得这种破裂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这种政治后果不仅牵扯到腐败问题，而且会牵扯到最根本的中国奇迹还能不能维护下去，中国的模式会不会最终破产的问题。”
由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以来一直迟迟未能推出关键的改革措施，再加上以朱云来、温云松为代表的“红色贵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垄断让华尔街对中国越来越失望。这似乎也为美国监管部门过问有关的腐败问题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