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洪理达 （Leta Hong
Fincher）最近出版的新书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政府通过官办社会团体、组织舆论炒作“剩女”问题。她的研究发现，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女”，政府鼓励
“剩女”放弃追求事业和教育赶快结婚，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家面临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压力。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当下的社会风气使妇女更容易被边缘化。
洪理达在介绍她的新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时说，“‘剩女’是全国妇联在2007年提出的，指居住在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年龄超过27岁的未婚妇女。这一提法同年也被中国教育部所采 用。”
“剩女”在百度中解释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洪理达说，根据2010年中国的人口调查，中国已婚妇女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中国政府发布的各种数据显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女“。
她说，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了解政府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中国政府提出‘剩女’的叫法，其实是为了对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施加压力，让她们早点结婚，告诉她们不要等太久，到30岁就很难嫁出去了。”
洪理达说，从2007年以来，中国媒体对“剩女”做了广泛报道。一些报道、评论，甚至漫画，极具侮辱性，非常具体地针对那些具有大学或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要她们赶快结婚，以免失去机会。
洪理达的研究发现，2007年初，也就是她在中国妇联网站发现第一篇有关“剩女”的文章之前，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一份有关人口政策的文件，《关于全面 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包括性别比例不平衡，指其 “必然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她认为，因此，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定为全国妇联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指定妇联为中国人口计划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洪理达说，“这是很重要的政策 宣布，文件说中国面临低素质人口危机，因此政府有责任提升人口素质。素质意味着优越的遗传、教育结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洪理达表示，这一运动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让这些高素质妇女不要再关注其事业和教育，她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找丈夫。这样她们就可以为国家的未来生育小孩。
洪理达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近为《剩女》一书举行的介绍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根据洪理达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介绍，她是第一位在中国清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她从事媒体工作将近16年，其中任职美国之音超过8年。她曾于2000至2003年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郑安捷（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指出，“洪理达在《剩女》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运动引导女性结婚并购买婚房，而这通常 会阻碍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和获得财务独立。官方媒体经常通过诋毁女人的事业成就和列举单身的种种可怕之处来批评那些选择晚婚的女性。它们向年轻的中国女性 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她在大学毕业后不很快成家，那么到了27岁就会成为人老珠黄的剩女。”
《剩女》一书还揭示了中国妇女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现象，也就是中国妇女的房地产拥有率很低；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参与购房，而是因为她们的名字通常没有出现在房产证上，因此，也就没有她们对房地产贡献的记录。
洪理达说，自2000年代中期中国房地产市场飞涨以来，对妇女来说，不仅存在着久已有之的结婚压力，而且还有买房的压力。她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威 力强大的社会规范：结婚必须买房。她说，“父母只为儿子买房，不给女儿买；绝大多数房屋都只登记在男方名下；很多妇女把自己终身积蓄交给男方买房，而不把 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
洪理达说，其实，这些受过良好教育、非常聪明的妇女“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非常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最终是她们的家长、她们丈夫的家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及她们的焦虑，觉得不赶快结婚就找不着丈夫，使她们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
郑安捷的评论说：结婚必须买房“这远非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是由婚介公司、房产代理商和官方媒体共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种社会期待。这些机构都是中国政府炮制软措施的渠道，而这些软措施的目的是确保社会秩序和支撑充满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2011年修订的《婚姻法》规定，如果双方离婚，“一方的婚前财产”归一方所有，作为婚前财产的住房自然就会归房产证上的房主所有。洪理达认 为，修订的《婚姻法》意味着妇女被排除在历史上最大规模住房财富积累的过程之外。2013年中国住房财富的总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
《剩女》一书还谈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银行一般不允许开联名账户，即便是夫妻。洪理达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家庭中房地产是最宝贵 的财产，大部分都由男人拥有；男人赚的钱比妇女多很多，性别导致的收入差非常大。所以，当银行不允许开联名账户时，她们不仅不能拥有家庭中最宝贵的财产， 而且也没有进入其丈夫通常较大收入的渠道。这些是妇女在经济上被歧视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虽然银行的这些做法并非设计来歧视妇女，但我的研究显示妇女不允许 拥有联名账户，使她们更容易被边缘化。”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洪理达认为，中国30年前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妇女已经获得的很多权利被瓦解， “她们先是被解雇，然后在找新的工作时总是最后被录用，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别也越来越大。由于失去了国家各种补贴，国家不再为妇女的工作机会拨款，儿童照顾 补贴也取消了，许多中共过去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被取消了。”
最后洪理达表示，从很多采访中她获得希望，年轻妇女认识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政策法规的退步。“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妇女保护她们的经济利益，当她们越来越认识到拥有自己财产的重要性。"
洪理达在介绍她的新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时说，“‘剩女’是全国妇联在2007年提出的，指居住在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年龄超过27岁的未婚妇女。这一提法同年也被中国教育部所采 用。”
“剩女”在百度中解释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洪理达说，根据2010年中国的人口调查，中国已婚妇女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中国政府发布的各种数据显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女“。
她说，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了解政府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中国政府提出‘剩女’的叫法，其实是为了对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施加压力，让她们早点结婚，告诉她们不要等太久，到30岁就很难嫁出去了。”
洪理达说，从2007年以来，中国媒体对“剩女”做了广泛报道。一些报道、评论，甚至漫画，极具侮辱性，非常具体地针对那些具有大学或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要她们赶快结婚，以免失去机会。
洪理达的研究发现，2007年初，也就是她在中国妇联网站发现第一篇有关“剩女”的文章之前，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一份有关人口政策的文件，《关于全面 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包括性别比例不平衡，指其 “必然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她认为，因此，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定为全国妇联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指定妇联为中国人口计划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洪理达说，“这是很重要的政策 宣布，文件说中国面临低素质人口危机，因此政府有责任提升人口素质。素质意味着优越的遗传、教育结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洪理达表示，这一运动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让这些高素质妇女不要再关注其事业和教育，她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找丈夫。这样她们就可以为国家的未来生育小孩。
洪理达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近为《剩女》一书举行的介绍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根据洪理达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介绍，她是第一位在中国清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她从事媒体工作将近16年，其中任职美国之音超过8年。她曾于2000至2003年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郑安捷（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指出，“洪理达在《剩女》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运动引导女性结婚并购买婚房，而这通常 会阻碍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和获得财务独立。官方媒体经常通过诋毁女人的事业成就和列举单身的种种可怕之处来批评那些选择晚婚的女性。它们向年轻的中国女性 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她在大学毕业后不很快成家，那么到了27岁就会成为人老珠黄的剩女。”
《剩女》一书还揭示了中国妇女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现象，也就是中国妇女的房地产拥有率很低；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参与购房，而是因为她们的名字通常没有出现在房产证上，因此，也就没有她们对房地产贡献的记录。
洪理达说，自2000年代中期中国房地产市场飞涨以来，对妇女来说，不仅存在着久已有之的结婚压力，而且还有买房的压力。她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威 力强大的社会规范：结婚必须买房。她说，“父母只为儿子买房，不给女儿买；绝大多数房屋都只登记在男方名下；很多妇女把自己终身积蓄交给男方买房，而不把 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
洪理达说，其实，这些受过良好教育、非常聪明的妇女“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非常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最终是她们的家长、她们丈夫的家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及她们的焦虑，觉得不赶快结婚就找不着丈夫，使她们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
郑安捷的评论说：结婚必须买房“这远非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是由婚介公司、房产代理商和官方媒体共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种社会期待。这些机构都是中国政府炮制软措施的渠道，而这些软措施的目的是确保社会秩序和支撑充满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2011年修订的《婚姻法》规定，如果双方离婚，“一方的婚前财产”归一方所有，作为婚前财产的住房自然就会归房产证上的房主所有。洪理达认 为，修订的《婚姻法》意味着妇女被排除在历史上最大规模住房财富积累的过程之外。2013年中国住房财富的总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
《剩女》一书还谈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银行一般不允许开联名账户，即便是夫妻。洪理达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家庭中房地产是最宝贵 的财产，大部分都由男人拥有；男人赚的钱比妇女多很多，性别导致的收入差非常大。所以，当银行不允许开联名账户时，她们不仅不能拥有家庭中最宝贵的财产， 而且也没有进入其丈夫通常较大收入的渠道。这些是妇女在经济上被歧视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虽然银行的这些做法并非设计来歧视妇女，但我的研究显示妇女不允许 拥有联名账户，使她们更容易被边缘化。”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洪理达认为，中国30年前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妇女已经获得的很多权利被瓦解， “她们先是被解雇，然后在找新的工作时总是最后被录用，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别也越来越大。由于失去了国家各种补贴，国家不再为妇女的工作机会拨款，儿童照顾 补贴也取消了，许多中共过去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被取消了。”
最后洪理达表示，从很多采访中她获得希望，年轻妇女认识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政策法规的退步。“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妇女保护她们的经济利益，当她们越来越认识到拥有自己财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