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兰在1960年代前往旧金山读书，之后幸运地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她在1971年重返旧金山后，成为了《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这份报纸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赫斯特年代，它也曾是排华情绪的煽动者。
这也是个令人愤怒与感伤的情绪。华人是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群体之一，它最早的街道萨克罗门托街正式翻译为唐人街，从金矿到铁路，华人是近代加州历史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华埠，不管其历史之悠久、华人的数量，它都堪称海外华人之都。
但他们不仅未得到过相应的承认，却是嘲弄、排斥、漠视的代名词。赫斯特时代的《旧金山纪事报》是“黄祸”的有力鼓吹者。
当白兰成为这份报纸的记者时，她发现这偌大的唐人街，却被忽略在主流媒体之外。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华人生活在挂着红灯笼餐厅、杂货店中，会馆、宗亲会、堂口充当他们的幕后管理者。美国早已从淘金时代来到了民权运动时代，政治权利、种族意识已普遍觉醒，华人却仍是沉默的。在很大程度上，唐人街似乎仍遵循19世纪作家布莱特·哈特的描述。一方面，“异教徒中国人不是冒险家。但是他却将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带进了冒险家的新生活。他既安静又温和，几乎像个哲学家。他从不嚣张、挑衅、更不会炫耀自己三千年的历史……他坦然接受自己的杂役身份……他只和中国人通婚、吃中国菜，自中国店里购物，死后骨灰也只运回中国”;另一方面,“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
白兰决定成为一名社会运动者。在报道一所华人医院的被迫拆迁时，她认定直接参与行动比旁观（不管它是多么的富有同情）更可能改变现状、也更符合她的个性。她意识到当地政府是多么漠视这个社群，他们原本是这座城市的奠基人。
她要与华埠的一小群不安青年一起，想打破华人社会的沉默、捍卫他们本应的权利、也向外部世界解释自己的故事。那是个充满希望、也困难重重的开端。对于外部，这群革新者欠缺关系与网络，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而在内部，唐人街则面临着一股暴力化的浪潮，林立的帮派彼此争斗，1977年金龙饭店的枪战震惊了整个加州，国共分裂也给华人团体带来了无穷的争端……
二
红眼圈的白兰与我期待的形象大不相同。在旧金山，她是最富争议的政治人物。尽管她在名义上不过是中国总商会的顾问，但人人喜欢称她是“地下市长”，是她把李孟贤推上了旧金山市长、也是这城市160年来第一位华裔市长的位置。《纽约时报》干脆说她是本市最重要的“权力掮客”，她的政治影响力绵延了30年，而且看起来仍在继续。
她的性格更是同时引发赞叹与咒骂。在一些流行的照片中，她叼着雪茄，面带傲慢的斜视人群，在录影片段中，她在每年一度的华人游行中，她在主席台上用麦克风大声斥责政治对手。她胖胖的圆脸若发起怒气，显得不无凶恶。倘若你那东方主义的想象力发散起来，她无疑就像中国城中的现代“龙夫人”。
不过，坐在希尔顿饭店咖啡厅里的白兰，不象是无所不能的“龙夫人”，倒像是一个和善的邻家婆婆。她笑呵呵地坐在一旁，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管讲起英文、中文还是广东话，都语调缓慢。似乎没什么事情要等着她处理，她可以这样一直聊下去。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和她打招呼。
希尔顿饭店门前的科尼街是唐人街东部边界。跨过科尼街，这玻璃幕墙、混凝土、暗灰色的摩天大楼就突然被低矮、砖砌的、布满五颜六色招牌的小楼取代了。街道突然变得拥挤，茶餐厅里老人在沉默地饮茶、杂货铺里广东话的讨价还价，还有柜台里的密集陈列的木雕、茶叶、玉器，它们专为游客而存在。
旧金山不仅可夸耀自己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有连续性的华埠，而且仍是最富活力的。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已风光不在，新移民迁往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在洛杉矶，华人社区更崭新、却像是一盘散沙一样存在着，他们是通过shopping mall、而非共同的历史记忆……
只有在旧金山，古老的堂口、宗亲会仍隐藏在狭窄的巷中，同时也准备重修东华医院、改造街道、修建新的地铁线，同时在进行。每年春节的盛大游行，仍是全城之盛事。传统与新生在此并行不悖。
这一切都与白兰有关。坐在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你感觉这似乎就是她的私人客厅，所有路过的人都与她点头或是say hello。在旧金山，她无人不晓，而对于一街之隔的唐人街，她则像是一个饱受争议、却当之无愧的Aunt。四十年来，她把自己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这个社区，她改变了这个社区的面貌、文化、政治态度，看着两代人读书、毕业、相爱、结婚、生小孩、职位升迁……她熟悉每一条街道、每一段掌故，更对此地有一种浓烈感情。
“如果不是唐人街，很多移民会是mental disorder”，她说，“他们在这里找到自己得熟悉的东西，怎么坐bus，吃到喜欢吃的东西，找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此听到对唐人街的如此定义，她把唐人街视作一个心理治疗中心，缓解移民者的乡愁、给予他们在陌生世界以习惯的秩序。这也是温暖的定义，她攻击过一些人，但一定帮助过更多的人。如果以传统中国的标准，她也为此付出了对应的代价，她孑然一身，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当地一份报纸曾称她是“偶然的战士”。她原本希望把母亲从香港接来，陪她安度晚年。但母亲的突然去世，打破了她的计划。
四十年过去了，正处于影响力顶峰的白兰与七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气息十足的年轻记者，还是同一个人吗？
“权力啊，它就是一种幻觉”，她仍语调迟缓，“人家觉得你有你就有，觉得你没有就没有。”至于政治，她则说“它是帮助那些不能发生的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她看来，华人社区沉默了太久，直到过去四五年，才开始获得本应的影响力。
尽管她把一位华人推上了市长之位，说起她在每市政府的每一个关键人，但她仍充满不满意。她不无义愤地说起街道的重修，在她看来，这仍是华人被忽视的明证。在1906年的大地震之后，华人全凭自己之力在废墟中重建了家园，多年来它也未从市政规划中获取帮助。在白兰看来，倘若要更新街道，他们要面临的是100年前遗留的问题。
她下意识的批评了李孟贤，嫌他不够有决断力，自七十年代起，他们就是朋友了。她的尖锐一面也顺势表现出来，她又批评了骆家辉，认定他在中国大使任内，沉迷于作秀，他的那些节俭举动不是出于清廉，而是他的薪金不过如此。她更是很不喜欢，他被视作“民主先生”，因为她不相信此刻的中国需要美国式的民主……
“它真是太丑了”。白兰说的是Portsmouth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的铜雕。
跨过科尼街，就是Portsmouth Square。它是旧金山历史最悠久的地点了，本地区的第一面美国国旗就是1846年在此升起，1848年，则在此宣布金矿的发现，由此开始了一场狂热的淘金浪潮。中国人也因这股浪潮开始了本地的居住史。
在中文世界里，Portsmouth Square成为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老人们在此拉琴、唱粤剧、打牌、晒太阳，也是夜市的举办地。一些时候，它也是政治行动的公共空间。法轮功在此发出他们的抗议，每年的“六四”纪念集会也在此。
在广场上，除去八角亭、长廊、纪念碑，还有一座手持火炬的雕像。雕像像是微缩的自由女神像，但少女的面部是东方式的。它被称作“民主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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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前夏日的天安门广场。为了抒发他们强烈情绪与渴望，一群美术院校的学生在中用泡沫塑料雕出了一座塑像。它对自由女神像的显著模仿，尽管他们将之作了少许的本土化，一些人宣称她的面孔与在文革中因坚持自己理念而被害的张志新有关。雕像得名为“民主女神”，它的形象与名字都恰好反映了那场运动的特征，它是模仿的、也是速成的，充满了对美国式政治制度的模糊却强烈的渴望。这渴望真挚却脆弱，坦克推倒了雕像，子弹驱散了人群，热忱换来的是鲜血……悲剧也激起了最广泛的联盟。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散落世界各处的华人群落，暂停了他们所有的习惯性冷漠、内部纠纷，成了天安门学生的最热烈的支持者。
旧金山也是如此。它不仅积极募捐、举办游行，也成为了流亡者的主要中转站与收容地。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第二次全球会议也在此召开，学生领袖吾尔儿开希短暂的求学、为一家加油站打工……Portsmouths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是1999年的产物，以纪念天安门悲剧十周年。
当白兰说雕像太ugly时，这不仅是美学上的，或许也是政治判断上的。是的，她承认政府不该动用暴力来驱散学生，但也把责任推给了西方媒体。倘若不是他们因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来到北京，没有他们的强烈关注，这场运动或许也不会变得如此激越。至于“民主”诉求，她则相信是一厢情愿的幼稚——“中国人从来没有民主，怎么可以突然有。”她相信，自由可以多一些，但民主则仍需要漫长的等待。
她的看法诚实吗？人们常下意识的地修正自己，以符合此刻的情绪。
25年前，整个世界都对屠杀表现出强烈愤慨、相信这样的政权已丧失了合法性。而此刻，因为中国崛起的姿态、共产党的可怕生命力，人们再度修正了观点。指责这场运动的幼稚、激进，领导人之不负责人负责任。一些人甚至相信正是暴力将中国引上了高增长之路。
这转变在海外华人中更为普遍。海外民主运动已退化为一个小群体的集会。甚至在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时，它也未能吸引更多的关注。流亡知识分子严家其曾说，倘若北京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人的政治形态，香港、台湾代表另两种中国人的政治，那么海外华人能发展出第四种政治。这四种政治最终会趋同，都指向自由民主政体。25年过去了，严家其的期待不仅没有实现，还走到了相反的方向，这四种政治都在趋同于北京的新型威权主义。海外华人社会则普遍导向北京——它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大的身份荣耀。
白兰的看法与这一集体性的转向有关，还是她发自真心？她以一名社会改良者的身份进入旧金山的政治舞台，四十年来孜孜于各种社会进步措施。北京的学生的诉求，她不会难以于理解。
或许，这与她的个人经验相关。
因为母亲，她牢记“腐败的国民党”，当她在唐人街开始新尝试时，这里的保守力量也正是台北政府支持的，“没直接受过共产党的苦”。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倘若想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最好能在迅速兴起的北京与旧金山当地政府间找到一个特别位置。她与法轮功组织的紧张关系，众人皆知。她成功的地阻止法轮功进入年度的新年游行，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中，这颇引人争议。攻击她的人则说，她与中国的政治高层有着密切关系，以亲共的姿态谋取政治资本。多年来，她似乎致力于在太平洋两岸间搭建一个权力、关系、金钱的网络。
这个网络有外界猜测与描述的那样强大、稳固吗？“天下乌鸦一般黑”，她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共产党与国民党。她不满于北京政权的外交部门对于海外华人历史的惊人无知、，普遍缺乏的好奇心。他们甚至重拾国民党的老伎俩，利用帮会力量来控制侨胞社会。这也是历史的反讽，令她不屑一顾的致公堂曾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则是北京的积极统战对象。她还感慨北京滥用海外华人的爱国心，她看到每逢水灾、地震，那些老华侨们将多年的储蓄捐赠捐助除去出去，却不知这不过掉进了腐败官员的腰包。
她也曾作为统战对象回到中国，却发现除去游玩、空洞的会议，没有人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有真正的兴趣。他们不过是一个北京政权的装饰品，随着中国的再度兴起，连这装饰性都不那么重要。在谈话中，她和我说起好几位官员，他们或是侨办或是统战部的，但在北京庞大的官僚系统中，他们只是常被忽略的声音。这或许也是海外华人长久的困境，那个庞大、遥远、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世界，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
我们在希尔顿酒店的门口告别，谈话的时间比我预计的长的得多。看得出，倘若不是下一场约会，她愿意这样一直谈下去，她得的童年、她得的抱负，她得的感慨。或许，这里人人认识她，却很少有人真得的愿意倾听她的往事。
她拄着拐杖颤巍巍的地离开，背影与唐人街的老婆婆并无两样。不过，她的心理却装着很多尚未完成的计划，地铁、自来水、医院、街道更新，她期望这个古老的华埠不仅不被时代淘汰，而且能占据新时代的潮头，仍能为位那些新的中国到来者提供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安全、甚至崭新的商业机会.
这也是个令人愤怒与感伤的情绪。华人是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群体之一，它最早的街道萨克罗门托街正式翻译为唐人街，从金矿到铁路，华人是近代加州历史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华埠，不管其历史之悠久、华人的数量，它都堪称海外华人之都。
但他们不仅未得到过相应的承认，却是嘲弄、排斥、漠视的代名词。赫斯特时代的《旧金山纪事报》是“黄祸”的有力鼓吹者。
当白兰成为这份报纸的记者时，她发现这偌大的唐人街，却被忽略在主流媒体之外。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华人生活在挂着红灯笼餐厅、杂货店中，会馆、宗亲会、堂口充当他们的幕后管理者。美国早已从淘金时代来到了民权运动时代，政治权利、种族意识已普遍觉醒，华人却仍是沉默的。在很大程度上，唐人街似乎仍遵循19世纪作家布莱特·哈特的描述。一方面，“异教徒中国人不是冒险家。但是他却将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带进了冒险家的新生活。他既安静又温和，几乎像个哲学家。他从不嚣张、挑衅、更不会炫耀自己三千年的历史……他坦然接受自己的杂役身份……他只和中国人通婚、吃中国菜，自中国店里购物，死后骨灰也只运回中国”;另一方面,“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
白兰决定成为一名社会运动者。在报道一所华人医院的被迫拆迁时，她认定直接参与行动比旁观（不管它是多么的富有同情）更可能改变现状、也更符合她的个性。她意识到当地政府是多么漠视这个社群，他们原本是这座城市的奠基人。
她要与华埠的一小群不安青年一起，想打破华人社会的沉默、捍卫他们本应的权利、也向外部世界解释自己的故事。那是个充满希望、也困难重重的开端。对于外部，这群革新者欠缺关系与网络，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而在内部，唐人街则面临着一股暴力化的浪潮，林立的帮派彼此争斗，1977年金龙饭店的枪战震惊了整个加州，国共分裂也给华人团体带来了无穷的争端……
二
红眼圈的白兰与我期待的形象大不相同。在旧金山，她是最富争议的政治人物。尽管她在名义上不过是中国总商会的顾问，但人人喜欢称她是“地下市长”，是她把李孟贤推上了旧金山市长、也是这城市160年来第一位华裔市长的位置。《纽约时报》干脆说她是本市最重要的“权力掮客”，她的政治影响力绵延了30年，而且看起来仍在继续。
她的性格更是同时引发赞叹与咒骂。在一些流行的照片中，她叼着雪茄，面带傲慢的斜视人群，在录影片段中，她在每年一度的华人游行中，她在主席台上用麦克风大声斥责政治对手。她胖胖的圆脸若发起怒气，显得不无凶恶。倘若你那东方主义的想象力发散起来，她无疑就像中国城中的现代“龙夫人”。
不过，坐在希尔顿饭店咖啡厅里的白兰，不象是无所不能的“龙夫人”，倒像是一个和善的邻家婆婆。她笑呵呵地坐在一旁，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管讲起英文、中文还是广东话，都语调缓慢。似乎没什么事情要等着她处理，她可以这样一直聊下去。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和她打招呼。
希尔顿饭店门前的科尼街是唐人街东部边界。跨过科尼街，这玻璃幕墙、混凝土、暗灰色的摩天大楼就突然被低矮、砖砌的、布满五颜六色招牌的小楼取代了。街道突然变得拥挤，茶餐厅里老人在沉默地饮茶、杂货铺里广东话的讨价还价，还有柜台里的密集陈列的木雕、茶叶、玉器，它们专为游客而存在。
旧金山不仅可夸耀自己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有连续性的华埠，而且仍是最富活力的。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已风光不在，新移民迁往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在洛杉矶，华人社区更崭新、却像是一盘散沙一样存在着，他们是通过shopping mall、而非共同的历史记忆……
只有在旧金山，古老的堂口、宗亲会仍隐藏在狭窄的巷中，同时也准备重修东华医院、改造街道、修建新的地铁线，同时在进行。每年春节的盛大游行，仍是全城之盛事。传统与新生在此并行不悖。
这一切都与白兰有关。坐在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你感觉这似乎就是她的私人客厅，所有路过的人都与她点头或是say hello。在旧金山，她无人不晓，而对于一街之隔的唐人街，她则像是一个饱受争议、却当之无愧的Aunt。四十年来，她把自己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这个社区，她改变了这个社区的面貌、文化、政治态度，看着两代人读书、毕业、相爱、结婚、生小孩、职位升迁……她熟悉每一条街道、每一段掌故，更对此地有一种浓烈感情。
“如果不是唐人街，很多移民会是mental disorder”，她说，“他们在这里找到自己得熟悉的东西，怎么坐bus，吃到喜欢吃的东西，找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此听到对唐人街的如此定义，她把唐人街视作一个心理治疗中心，缓解移民者的乡愁、给予他们在陌生世界以习惯的秩序。这也是温暖的定义，她攻击过一些人，但一定帮助过更多的人。如果以传统中国的标准，她也为此付出了对应的代价，她孑然一身，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当地一份报纸曾称她是“偶然的战士”。她原本希望把母亲从香港接来，陪她安度晚年。但母亲的突然去世，打破了她的计划。
四十年过去了，正处于影响力顶峰的白兰与七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气息十足的年轻记者，还是同一个人吗？
“权力啊，它就是一种幻觉”，她仍语调迟缓，“人家觉得你有你就有，觉得你没有就没有。”至于政治，她则说“它是帮助那些不能发生的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她看来，华人社区沉默了太久，直到过去四五年，才开始获得本应的影响力。
尽管她把一位华人推上了市长之位，说起她在每市政府的每一个关键人，但她仍充满不满意。她不无义愤地说起街道的重修，在她看来，这仍是华人被忽视的明证。在1906年的大地震之后，华人全凭自己之力在废墟中重建了家园，多年来它也未从市政规划中获取帮助。在白兰看来，倘若要更新街道，他们要面临的是100年前遗留的问题。
她下意识的批评了李孟贤，嫌他不够有决断力，自七十年代起，他们就是朋友了。她的尖锐一面也顺势表现出来，她又批评了骆家辉，认定他在中国大使任内，沉迷于作秀，他的那些节俭举动不是出于清廉，而是他的薪金不过如此。她更是很不喜欢，他被视作“民主先生”，因为她不相信此刻的中国需要美国式的民主……
“它真是太丑了”。白兰说的是Portsmouth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的铜雕。
跨过科尼街，就是Portsmouth Square。它是旧金山历史最悠久的地点了，本地区的第一面美国国旗就是1846年在此升起，1848年，则在此宣布金矿的发现，由此开始了一场狂热的淘金浪潮。中国人也因这股浪潮开始了本地的居住史。
在中文世界里，Portsmouth Square成为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老人们在此拉琴、唱粤剧、打牌、晒太阳，也是夜市的举办地。一些时候，它也是政治行动的公共空间。法轮功在此发出他们的抗议，每年的“六四”纪念集会也在此。
在广场上，除去八角亭、长廊、纪念碑，还有一座手持火炬的雕像。雕像像是微缩的自由女神像，但少女的面部是东方式的。它被称作“民主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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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前夏日的天安门广场。为了抒发他们强烈情绪与渴望，一群美术院校的学生在中用泡沫塑料雕出了一座塑像。它对自由女神像的显著模仿，尽管他们将之作了少许的本土化，一些人宣称她的面孔与在文革中因坚持自己理念而被害的张志新有关。雕像得名为“民主女神”，它的形象与名字都恰好反映了那场运动的特征，它是模仿的、也是速成的，充满了对美国式政治制度的模糊却强烈的渴望。这渴望真挚却脆弱，坦克推倒了雕像，子弹驱散了人群，热忱换来的是鲜血……悲剧也激起了最广泛的联盟。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散落世界各处的华人群落，暂停了他们所有的习惯性冷漠、内部纠纷，成了天安门学生的最热烈的支持者。
旧金山也是如此。它不仅积极募捐、举办游行，也成为了流亡者的主要中转站与收容地。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第二次全球会议也在此召开，学生领袖吾尔儿开希短暂的求学、为一家加油站打工……Portsmouths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是1999年的产物，以纪念天安门悲剧十周年。
当白兰说雕像太ugly时，这不仅是美学上的，或许也是政治判断上的。是的，她承认政府不该动用暴力来驱散学生，但也把责任推给了西方媒体。倘若不是他们因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来到北京，没有他们的强烈关注，这场运动或许也不会变得如此激越。至于“民主”诉求，她则相信是一厢情愿的幼稚——“中国人从来没有民主，怎么可以突然有。”她相信，自由可以多一些，但民主则仍需要漫长的等待。
她的看法诚实吗？人们常下意识的地修正自己，以符合此刻的情绪。
25年前，整个世界都对屠杀表现出强烈愤慨、相信这样的政权已丧失了合法性。而此刻，因为中国崛起的姿态、共产党的可怕生命力，人们再度修正了观点。指责这场运动的幼稚、激进，领导人之不负责人负责任。一些人甚至相信正是暴力将中国引上了高增长之路。
这转变在海外华人中更为普遍。海外民主运动已退化为一个小群体的集会。甚至在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时，它也未能吸引更多的关注。流亡知识分子严家其曾说，倘若北京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人的政治形态，香港、台湾代表另两种中国人的政治，那么海外华人能发展出第四种政治。这四种政治最终会趋同，都指向自由民主政体。25年过去了，严家其的期待不仅没有实现，还走到了相反的方向，这四种政治都在趋同于北京的新型威权主义。海外华人社会则普遍导向北京——它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大的身份荣耀。
白兰的看法与这一集体性的转向有关，还是她发自真心？她以一名社会改良者的身份进入旧金山的政治舞台，四十年来孜孜于各种社会进步措施。北京的学生的诉求，她不会难以于理解。
或许，这与她的个人经验相关。
因为母亲，她牢记“腐败的国民党”，当她在唐人街开始新尝试时，这里的保守力量也正是台北政府支持的，“没直接受过共产党的苦”。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倘若想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最好能在迅速兴起的北京与旧金山当地政府间找到一个特别位置。她与法轮功组织的紧张关系，众人皆知。她成功的地阻止法轮功进入年度的新年游行，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中，这颇引人争议。攻击她的人则说，她与中国的政治高层有着密切关系，以亲共的姿态谋取政治资本。多年来，她似乎致力于在太平洋两岸间搭建一个权力、关系、金钱的网络。
这个网络有外界猜测与描述的那样强大、稳固吗？“天下乌鸦一般黑”，她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共产党与国民党。她不满于北京政权的外交部门对于海外华人历史的惊人无知、，普遍缺乏的好奇心。他们甚至重拾国民党的老伎俩，利用帮会力量来控制侨胞社会。这也是历史的反讽，令她不屑一顾的致公堂曾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则是北京的积极统战对象。她还感慨北京滥用海外华人的爱国心，她看到每逢水灾、地震，那些老华侨们将多年的储蓄捐赠捐助除去出去，却不知这不过掉进了腐败官员的腰包。
她也曾作为统战对象回到中国，却发现除去游玩、空洞的会议，没有人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有真正的兴趣。他们不过是一个北京政权的装饰品，随着中国的再度兴起，连这装饰性都不那么重要。在谈话中，她和我说起好几位官员，他们或是侨办或是统战部的，但在北京庞大的官僚系统中，他们只是常被忽略的声音。这或许也是海外华人长久的困境，那个庞大、遥远、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世界，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
我们在希尔顿酒店的门口告别，谈话的时间比我预计的长的得多。看得出，倘若不是下一场约会，她愿意这样一直谈下去，她得的童年、她得的抱负，她得的感慨。或许，这里人人认识她，却很少有人真得的愿意倾听她的往事。
她拄着拐杖颤巍巍的地离开，背影与唐人街的老婆婆并无两样。不过，她的心理却装着很多尚未完成的计划，地铁、自来水、医院、街道更新，她期望这个古老的华埠不仅不被时代淘汰，而且能占据新时代的潮头，仍能为位那些新的中国到来者提供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安全、甚至崭新的商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