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网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张3G(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
财新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随着4G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的新建投资。TD-SCDMA网络未来的目标是维护以保持网络稳 定，逐步将过去发展的TD-SCDMA用户过渡到4G(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上。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网络将走向自然衰亡。上距2009 年1月3G牌照发放，TD-SCDMA网络从2万个基站开始踏上商用之路，不过短短五年。
实际上，早在中国移动一年前上马4G时明确将4G的语音服务回落到2G(第二代移动通信)网而不是3G网时，TD-SCDMA就已被放弃了。
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的2009年，当中国移动受命组建TD-SCDMA网时，便明确这张网只是一张过渡网络，要求制造商在组网时必须兼容TD-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两大标准之一，另一标准为LTE FDD)，TD-SCDMA的命运就早已注定。
这是一张举全国之力打造的3G网。尽管运营商被迫为之，多年来花在TD-SCDMA网络上的投资仍然不菲。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TD- SCDMA网络建设累计投资超过1880亿元。加上中国移动投入的终端补贴、营销资源，保守估计投入远远超过2000亿元。
“现在，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约30%。随着TD-SCDMA用户转向4G，这笔巨大的投资永远收不回来了。”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对财新记者说。
TD-SCDMA曾经赖以立足的“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很清楚是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中国一家知名设备厂商负责专利研究的中层告诉财新记者，有没有TD- SCDMA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专利实力。一是在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里面，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核心专利，如华为在WCDMA领域拥有的专利超过 6%，在LTE里拥有的专利达到15%，中兴在LTE里的专利也有13%；二是在一个国外无人使用的技术里，拥有再多的专利又有什么用？何况，中国企业在 TD-SCDMA里拥有的核心专利，业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不比中国企业在WCDMA及LTE里拥有的专利多。
“你不能因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别人晚，就以为不能追赶，转而自己去挖一条跑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终还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拥有30多年 电信从业经验并曾在中国知名电信制造商担任高层的一位加拿大电信专家说，“中国的TD-SCDMA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电信企业引上了一条背离主流技术的路， 等于是花中国移动的钱，在错误的技术方向上，培养了一批无法跟上国际主流技术的企业。”
中国标准横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经积极为TD-SCDMA奔走的电信老专家，几年前就开始后悔。他说：“我没想到TD-SCDMA最后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会要求运营商只能上TD-SCDMA。我们的初衷不是这样。”
他仍然认同当年支持TD-SCDMA成为国际3G标准。“在当时，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认为，2G时代，中国只是看懂和学会使用别人制定的标准，后来中国整个电信产业界都希望能真正参与3G标准制定，搞懂游戏规则，同时为中国企业赢来一点话语权。
这位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GSM/WCDMA都是FDD频率，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 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而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 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一开始，中国人曾经尝试在WCDMA中增加话语权。其时，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宣布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3G标准，特别是欢迎中国、日本、 韩国加入。中国于是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电信专家组成，参与欧洲3G标准的评估。他们参加了欧洲标准组 织在西班牙举行的3G标准讨论大会，当时倾向于支持WCDMA。他们也希望将自己的技术融入欧洲的WCDMA技术标准里，还曾专门邀请欧洲标准组织来到中 国，组织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的电信专家们与他们讨论。
“我们想着通过指出别人的WCDMA存在缺陷，趁机把自己的专利加进去，结果中国的几个专家一说话就被人家驳了回来。他们提的问题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每个参数都有理有据，连怎么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感叹，“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转向TD-SCDMA的过程来得突然。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而中国是在1998年初，才由时任国家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在一个内部会中提出，要提出中 国自己的标准。之后周寰找到当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技术带头人李世鹤，请他主持，给定三个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仓促上马的TD-SCDMA 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当时，西门子的这一方案因技术上过于繁复，在欧洲标准组织关于3G标准的竞争中已经败给了爱立信、诺基亚等支持的 WCDMA标准。用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的说法，在西门子研究部参与3G研发的李万林的推荐下，西门子决定用这一技术与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来提出新的 3G标准。“TD-SCDMA里面真正中国人研发的专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线。”上述电信权威人士说，按照李万林当年的说法，邮科院的智能天线及相关技术正好 解决了一些西门子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智能天线在新标准里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争议。长期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曾在欧洲标准组织介绍TD-SCDMA的智能天线有优势，遭到一位外国 专家的反驳：“天线技术可支撑任何无线传输技术，如果一个系统过分依赖天线，说明这个技术或许有缺陷。”李默芳当时无言以对，只能强硬表示中国的运营商要 使用这个技术，希望纳入国际标准。据与会人士透露，在整场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 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在频谱的划分上，TD一直就处于辅助地位。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不久改制成为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各个场合都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 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大唐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吧。”上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直言，“很长一 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
2000年5月，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宣布将中国提交的TD-SCDMA，与欧洲 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对TD-SCDMA的出炉，国外厂商反应冷淡，甚至有设备商称“我们有能力做 TD-SCDMA，但我们不会做”。
大唐很快将TD-SCDMA冠以“自主知识产权”之名，中国标准由此名扬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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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大唐的谎言：
我在中国通信行业做了许多年，去年离开大唐，现在上海开一家咨询公司。由于在大唐工作多年，朋友众多，给大家澄清一些关于TD的事实：
1）TD的历史：当初欧洲提交3G标准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爱立信、NEC等公司提交的WCDMA标准，准确说WCDMA是欧、日联合提出的标 准；另外一个是西门子提交的以智能天线和联合检测为基础的TD技术。欧洲最终决定只提出一个技术标准给国际电联，于是在WCDMA和TD的投票抉择时，多 数投票者选择了WCDMA，于是最后WCDMA技术胜出，作为欧洲的唯一标准被提交给国际电联。西门子为了让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TD技术不至于废之东流， 同意了与中国大唐的合作，即以市场换技术，大唐推动中国政府以中国名义提交TD技术给ITU（国际电联），西门子把全套技术免费授权给大唐使用。
这个免费授权很重要，西门子对大唐的免费授权从本质上说明了TD技术的来源，及大唐拥有核心技术的谎言。但是为什么在大唐不断地撒谎：“大唐拥有核心技 术”过程中，西门子并不出来澄清呢？原因很简单，作为TD利益的共同体，西门子需要大唐来打民族牌，以扩大TD生存下来的可能。如果西门子戳破了大唐的谎 言，中国政府和民众对TD的热情必定会减退，这样对西门子没有好处，毕竟将来一旦TD市场铺开来，西门子凭借自己在TD方面多年的深厚技术积累，可以在巨 大的中国市场拿到一块大蛋糕。TD的核心技术把握在西门子手中，是通讯行内人士尽知的事实。这就是关于TD的几个怪现象出现的原因：一向低调的华为去和西 门子合作，成立了研发TD的合资公司——鼎桥，华为行事低调、做事坚决，以华为的眼光自然很快就明晰了TD技术的关键所在，研发TD时直接找到了关键的点 和真正拥有TD核心技术的公司。
研发TD的人在做算法分析和专利检索时，经常发现关于智能天线和联合检测的算法、专利，最早多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论文的作者和专利的提交者，基本上 都是西门子公司的研发人员。而所谓的中国3G标准提出者大唐，这个号称TD核心专利的拥有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要说TD，那时侯的大唐连GSM都搞 不懂。电信运营商们也都很聪明，其实移动、电信和网通，都知道TD的历史与事实，这就是运营商们避大唐如避瘟疫的原因。试想，运营商们也要活呀，为了生 存，谁乐意在上3G时，选择连GSM都开发不出来的公司的设备呢？尤其是知道了TD是西门子标准的本质之后，运营商们残存的一点儿民族情感也没有了。既然 都是欧洲标准，上WCDMA和上TD不是一样吗？WCDMA既成熟又便宜。中国政府慢慢地也知道了关于TD核心技术的事实，不过由于西门子对中国不收专利 费的承诺，使得政府对TD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为乐观其成。尤其是在高通与中国政府的3G专利谈判陷入僵局之后。高通的拒不让步，和西门子的免费授权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中国政府渐渐得开始支持TD，至少作为与高通专利谈判的筹码，中国政府也是需要扶持TD的。然而，随着高通声明自己也拥有部分TD专利后，中国 政府和大唐慌了神，这时西门子挺身而出，透过鼎桥冷静地斥责了高通：“TD的核心专利与高通无关”。西门子坚定的驳斥稳定了中国政府和大唐的心，但是，尽 管西门子刻意保持了露面的低调，可是西门子深沉的声音还是让不懂通信的行外人士最终认识到，所谓的3G中国标准与中国无关，其实是美国的高通和欧洲的西门 子之间的搏弈，中国试图从中渔利，获取最低的专利买入价格，而大唐只不过是一个拿到了西门子免费代理权的代理商而已。大唐的利益在于，把TD说成大唐的事 儿，打民族牌，以后一旦大唐移动的股票上市，大唐的管理层能够从中获利。不过随着大唐电信在股市上丑闻不断，大唐移动管理层希望借股票股票上市圈一把钱的 想法越来越渺茫，股民们越来越精明，谁都不好骗。.
2）大唐的管理：大唐是一家国有企业，具有国有企业管理的一切问题：管理混乱、职责不清、人浮于事、帮派林立。大唐电信来自于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力推3G的大唐移动是大唐电信的全资子公司。大唐移动的北京公司是主公司，大唐移动在上海还有一个子公司，西安还有一个分公司。大唐移动的总裁唐如安 来自上海，前大唐移动的CTO李世鹤来自北京，他们两个为争夺大唐移动的主导权斗得不亦乐乎。最终以李世鹤年老退休败北而结束。可是作为李世鹤的学生，大 唐移动主管研发的副总裁李峰，从李世鹤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和唐如安明争暗斗。争斗的结果是，李峰控制住了大唐移动的研发权力，唐如安控制住了大唐移动的 人事和财务权力。唐如安把所有研发出身的干部级别压的很低，并且不断地试图削弱李峰的研发管理权力，但是都没有成功，虽然李峰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但 是团结在李峰周围的倒霉的大唐移动研发员工再也得不到升迁机会。整个大唐移动有近二十个部门，而研发部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号称做高科技的企业，大唐移 动的研发部明显被弱化了。提到大唐移动的人事组织，不得不提到一个叫须敏的人物，该人是唐如安的死党，年纪不大，三十几岁，高中毕业。被唐如安从上海带到 北京，成为大唐移动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在唐如安和李世鹤的争斗中，立过汗马功劳。不过最近听说，须敏受贿被对头抓住证据，在大唐移动内部被连降两级，撵回 上海，唐如安也保不住他了。大唐移动内部的公开说法是，须敏回上海是家庭原因，父母需要照顾等等。关于大唐移动的研发水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非常差 劲。大唐移动也有自知之明，努力地在改进自己的研发流程，然而体制的弱势，导致大唐移动对研发流程改进的努力，总是事倍工半。另外大唐移动改进流程，提升 技术的手段也很单一，就是学习西门子或华为的流程、技术，为了获取西门子和华为的技术资料，大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能要就要，能偷就偷。大唐移动员工内部 有说法，华为文档满天飞。大唐移动为了忽悠住国家，大唐移动做标准和算法的部门准备向国际电联提出大唐移动的4G标准，据说，大唐移动的4G标准文档是这 样产生的，把华为提交给国际电联的4G文档拿出来，直接在上面做局部更改，改动之后另存为大唐移动的标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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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运营商们真的不支持TD-SCDMA吗？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支持TD-SCDMA？
2000年时，当时的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中国移动曾力挺TD-SCDMA成为国际通信标准。之后，也在内部进行战略规划时设计了联合组 网的计划，以3G时代更主流的WCDMA为主，在网络密度高的地方，辅之以TD-SCDMA。曾经参与当年标准制订的一些专家和后来参与TD-SCDMA 网络建设的很多电信业内人士，都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吐露了他们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通信技术的渴望，以及通过增强中国电信制造业的整体实以获得更大话语 权的期待。但他们同时也不讳言，从当时全球几大3G标准的实际商用水平来看，TD-SCDMA并不具备独立组网的条件，在技术上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在全球 3G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并非中国移动一家的看法，也是电信业的主流看法。3G发牌之时，三家运营商都不希望领到TD-SCDMA牌照。
但最后中国电信主管部门决意力推3G，要求中国移动用TD-SCDMA独立组网。在产业链不完善且全球3G市场已经铺开的情况下，TD- SCDMA独立组网成了运营商不能承受之重，即便是强大如中国移动也独木难支。尽管最终完成了组网，并拉动终端产业链生产出了支持TD-SCDMA制式的 手机，但还是因为网络速度太慢、手机终端选择不够丰富而被竞争对手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迎头追赶，市场份额日渐下滑。中国移动不得不提前转向4G以摆脱竞争 劣势。
在包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在内的多位电信业专家看来，从电话产生到第三代移动通信，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原本都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带动的，在中 国却因主要设备商大唐比较弱势，转而形成了由运营商中国移动作为龙头来拉动整个TD-SCDMA产业链的商用化进程这样不同寻常的产业格局，现在再将 TD-SCDMA发展的不利归咎于中国移动实属本末倒置。
运营商力挺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运营商们不支持TD-SCDMA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正是当年中国运营商们的力挺，才使TD-SCDMA由一纸提案变成真正的国际3G通信标准。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 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但是，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
参与标准制定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TDD频率从分配上就属于辅助地位。在整场标准问题的 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 再加上当时的大唐电信集团过度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给标准组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觉得“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 吧”，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 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当时以李默芳为代表的运营商阵营都给予了TD- SCDMA坚定的支持。
2000年5月，同样是在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才将备受冷落的TD-SCDMA推举成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3G国际标准。
TD-SCDMA成为国际3G通信标准之后，中国移动也早早地为TD-SCDMA安排了出路。在TD-SCDMA还未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国 的3G通信标准之前，中国移动决策层已经达成一致：在FDD频率上，GSM平滑升级至WCDMA；在TDD频率上，上马TD-SCDMA。TD- SCDMA作为热点地区的补充网络有其存在的价值。
中国移动在向主管部门汇报时也表示了对TD-SCDMA的支持，呼吁中国的运营商们在FDD频率上，运营商们可以根据既有的2G网络选择走向 3G的技术；在TDD频率上，运营商们都用TD-SCDMA。一位中国移动内部资深专家表示，当时中国移动的想法是等中国自己用好了TD-SCDMA，带 动全球都来一起使用TD-SCDMA，进而推进中国在TDD频率领域的话语权。
强上TD-SCDMA
如果TD-SCDMA没有演变到要求独立大规模组网，或许，现在的TD-SCDMA又是另一番光景。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在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交织之下，原本被定位为补充技术的TD-SCDMA最终拔苗助长，走上了独立组网之路。
TD-SCDMA成为国际3G通信标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以及他的继任者王旭东虽然对TD-SCDMA给 予了必要的支持，但还保持克制，并没有将整个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都押进去。譬如吴基传就曾在2000年12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TD-SCDMA虽然被 列为国际3G通信标准，但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
与此同时，大唐电信集团已经将未来全部押在TD-SCDMA上。2001年9月，时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决定，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 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TD-SCDMA技术及其产品。这意味着大唐集团改变了WCDMA/CDMA2000 /TD-SCDMA三大标准同时研发的策略，一心一意扑向并不成熟的TD-SCDMA。一旦TD-SCDMA失败，大唐集团将无法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在其 他3G技术上腾挪。
一边是大唐移动孤注一掷投资TD-SCDMA，一边却是迟迟不见启动的TD-SCDMA市场，大唐电信集团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备受煎熬。TD-SCDMA被证明“具备独立组网能力”成为大唐电信集团的救命稻草。
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相关主管部门组织了“TD-SCDMA产业化专项测试”。2005年9月14日，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 究所魏贵明在“3G在中国全球峰会”上公布了TD-SCDMA外场测试结果：TD-SCDMA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但据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 露，2005年大唐做验证TD-SCDMA的独立组网实验，专家组考察时，一开始网络没接通，后来大唐重新鼓捣了很久才接通网络，但中国移动后来了解到， 那只是临时性接通了，“做个样子”。
实际上，TD-SCDMA被证明具备独立组网能力之后，知晓TD-SCDMA产业化真实程度的运营商们均迟迟没有动静。
最终将发展TD-SCDMA推进为国家意志的，是2005年的一封信。据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重量级科学家，请他们联名上书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
信的后续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国提倡自主创新的氛围里，国内三大科研机构的领导联名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层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 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被解读为中国要“举全国之力”做好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忆文章中直言不讳，称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 路。
高层批示之下，在时任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的领导下，发改委于2005年底向上面汇报了包括TD-SCDMA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情况，将 TD-SCDMA以及WAPI都列为重大科技成果。2006年1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 等一起，被列为“十五”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被明确定为中国3G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整个氛围都变了，一般会上很少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讲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都是讲TD-SCDMA的好。一次部里召开会议讨论TD- 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TD-SCDMA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不可能成为3G的主导，后来就看不到她来参会了。”一位电信业内专家回忆称。
2006年3月，中国移动宣布李默芳因年龄到点退休。业内不少人认为她是因为反对TD-SCDMA独立组网而“被退休”。几乎与此同时，TD-SCDMA在厦门、保定、青岛三市开始规模试验，真正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
被绑架的中国移动
从外场试验到规模试验，运营商对于TD-SCDMA在商用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已了如指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回忆，2006年，中国移动在厦门建TD-SCDMA试验网，设备由大唐移动提供。当时的TD-SCDMA天线又大又 重，像三块0.8×1.2米的“大门板”连在一起，三套发射和接入设备，几十根馈线，加起来有好几百公斤，全部要安装到铁塔顶上，搞得中国移动苦不堪言。 一旦刮台风，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对此，中国移动提出改进要求，而大唐移动称，“我的设备已通过了测试指标，怎么安装是你们的事。”
参与厦门TD-SCDMA组网的一名中层曾大吐苦水：没有智能天线，还勉强能够凑合使用；有了智能天线，简直是没法用。
“为了解决TD-SCDMA天线的抗风性，硬生生逼得中国移动最后想出了在门板天线上打孔的方法。”一位电信运营商人士评价，说是自主创新，实际上实验室里的TD-SCDMA与现实应用起来有很大距离，“实验室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问题。”
TD-SCDMA在实际建设中暴露的问题三家参与了试验网建设的运营商都有数。“中国电信的人一直抱怨TD-SCDMA没法用，希望有人帮忙向上建言，TD-SCDMA千万不要落到中国电信头上。”一位参与过中国电信内部聚会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
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在发布了2006年中期业绩之后表示，母公司目前已经投入2亿元进行TD-SCDMA标准的测试，建立了103个基 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晓初是在倒苦水，2亿元建103个基站，意味着一个TD-SCDMA基站将近200万元，比WCDMA基站的建网成本高了一大 截。”上述参与中国电信内部聚会的专家称。
基于TD-SCDMA的规模试验表现，尽管高层已表态，运营商们都在左躲右闪，希望避免发展TD的任务最终落在自己头上。监管部门当时出于平衡 市场格局的考虑，将移动业务飞速发展且仍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的中国移动推了出去。发展TD-SCDMA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移动头上。
大唐电信集团也是将中国移动绑上只能上TD-SCDMA这条船的关键推手。“大唐担心运营商同时有两张3G牌照，会优先发展更成熟、具有更大经 济规模效益的WCDMA或CDMA2000，TD-SCDMA会被边缘化，因此明确要求给运营商发一个‘干净的牌照’。”前述曾在大型电信制造商任职高层 的知情人士说。
2008年5月5日，工信部召集三大运营商开会，要求“TD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后的5月8日，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表态：中国移动将发展TD-SCDMA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至此，中国移动接盘TD-SCDMA大局已定。
2009年1月7日下午，工信部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内部发牌仪式，将TD-SCDMA给了中国移动，与此同时，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当时曾问中国电信科技委的一个负责人没拿到WCDMA感觉如何。这位人士坦言，只要TD-SCDMA没落到电信手里，就是赚了。
TD-SCDMA的核心问题是速率
在中国移动前高层眼里，TD-SCDMA最核心的问题是速率上不去。他称，“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终端，只要砸钱进去，给予一定时间，最终问题都会解决。但TD-SCDMA的技术本源决定了它的低速率，再怎么优化也赶不上其他的3G标准。”
在中国移动的努力之下，TD-SCDMA网络经过了多轮优化，终端也由初期的种类极少变得丰富多样。但它的速率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1兆/秒。至 2013年，中国联通的WCDMA下载速度普遍可达21兆/秒，未来可向42兆/秒、84兆/秒演进；中国电信的CDMA2000普遍达到3.1兆/秒， 未来可向9.3兆/秒演进；但中国移动的TD-SCDMA只能达到2.8兆/秒，即便未来演进也只能达到3兆-4兆/秒。
3G相对2G的优势就是数据传输速度，中国移动与竞争对手的网络速率相差如此之大，要如何在竞争中获胜？中国移动是国有属性的企业，考虑到未来 在市场上面临的挑战，只能随机应变。于是，在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的带领下，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开始探索走向LTE的途 径。
一位在电信行业地位很高的权威人士很早就建议中国移动与其投TD，不如尽早关注LTE（Long Term Evoluation，长期演进技术，为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一）。在他看来，2G时代的技术有两种：GSM和CDMA；到3G，分别演化为 WCDMA、CDMA2000；再往上走，都会走到LTE那条路上去。
在中国移动高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黄晓庆亲自起草了TD-LTE的相关文件，辗转由中科院、中国科协知名院士提交高层，几经波折，终于敲定了TD-SCDMA走向TD-LTE之路。
回忆起TD-SCDMA的那段岁月，一名中国移动前高层向财新记者透露，TD-SCDMA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工信部心里有数。只发一张TD- SCDMA牌，且发给中国移动，工信部实际上有平衡三大运营商的考虑。当时，还在信产部任副部长的奚国华在中国移动的年度大会上曾直言：让中国移动一家独 大是政府的失职。对主管官员而言，让中移动发展商业化落后的TD-SCDMA可谓一举多得，一来对上面有交代，二来可平衡产业格局。牺牲的只有中国移动的 正常发展。
现在，中国移动终于通过TD-LTE走向了全球融合的主干道。虽然不是全球主流的FDD LTE技术，但至少FDD LTE与TD-LTE已经相差无几，且只要允许，中国移动同样有希望回到FDD LTE与TD-LTE融合的路线上去。
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之际，中国的TD-SCDMA仅有2万多个基站，还算不上一张完整的3G网络，用户总数不到42万，且国际上 找不到任何盟友。与之相较，同为3G国际标准的WCDMA已经非常成熟。2008年底，全球WCDMA商用网络已经有254个，其中超过90%的 WCDMA网络升级到HSPA。全球WCDMA/HSPA用户为2.87亿，预计 2013年将超过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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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TD式创新》揭开了“2000亿元永远收不回的投资，换来一张五年就停止发展的TD-SCDMA网”的所谓中国式自主创新面纱。
在一日千里的世界信息化竞争中，因为强势运营商的缺席和基础设施的掣肘，中国的移动互联时代硬生生地被拖后了两到三年，将一场弯道超车的盛装舞 步走成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慷慨赴义。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上的良机错失相比，几千亿的国有资产浪费、一个企业从学霸到学渣的草芥命运，已经变得不值一 提。
在TD上马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纠结、懊恼、躲闪、抗争、延宕，但更多的是既得局部利益说服权力后的执拗和偏狭。为什么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标 准能够“霸王硬上弓”？为什么企业家、官员、技术专家的反对和抵制在高层的一纸批示后戛然而止?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上能够清醒地就义？ 这场闹剧不是发生在1992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政企不分的电信总局，而是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国有控股、拥有现代法人治 理结构、香港纽约两地上市的电信公司。由此，也愈显讽刺和荒唐。
建国以来，计划和长官意志已经无数次地在市场和经济规律面前出丑，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换来的只是满地高炉和皑皑白骨。偏偏还有人闲不住、醒不 了，其所倚赖的无非是两个字——“体制/权力”。这两个字含义广阔、威力无穷，能扼杀所有的清醒、能以片纸残张便让人噤若寒蝉、能把所有的不智在瞬间转为“英 明”并充斥于耳。但是，该来的迟早会来，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侥幸。
回顾TD整个事件，仿佛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决策者有专家上书做依据、上书专家已经懊恼、官员将其视为一箭双雕的平衡之道、企业家自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引以为傲的“清醒”。
但真的都没有责任吗？至少企业家的责任是推不掉的。该说的没说，该选的不选，无奈和清醒不能替代对公司忠诚与勤勉。没有哪个企业能够担当国运，企业家也只能而且必须担当企业的命运。企业家不对公司负责，还有谁对公司负责？离开效益，企业和企业家还有什么价值？
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大旗下，我们做了多少没有效率的选择，造成了多少浪费，助长了政府的多少不作为和乱作为？
看看那面“自主创新”的大旗吧！一旦工作成了运动，所有的大旗都会变成吓人的虎皮，下面不知盖着多少好大喜功、政绩标榜、狂妄任性和说不清也说不得的私利盘算。
真正的创新是企业主导的，真正的企业是从效益出发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无论国别、所有制都不应承载太多不该承载也不能承载的东西。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当体现在宏观布局上，而非微观的运行和决策中。否则，四不像的国有企业只能成为畸形儿，走向要么垄断低效要么逆向淘汰的困局。
企业不应当成为政府意志的工具和公共产品的无偿提供者，更不能成为好大喜功、任性颟顸的背书。
在越来越注重维护公民财产权利、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今天，保障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同样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题中之义.
财新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随着4G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的新建投资。TD-SCDMA网络未来的目标是维护以保持网络稳 定，逐步将过去发展的TD-SCDMA用户过渡到4G(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上。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网络将走向自然衰亡。上距2009 年1月3G牌照发放，TD-SCDMA网络从2万个基站开始踏上商用之路，不过短短五年。
实际上，早在中国移动一年前上马4G时明确将4G的语音服务回落到2G(第二代移动通信)网而不是3G网时，TD-SCDMA就已被放弃了。
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的2009年，当中国移动受命组建TD-SCDMA网时，便明确这张网只是一张过渡网络，要求制造商在组网时必须兼容TD-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两大标准之一，另一标准为LTE FDD)，TD-SCDMA的命运就早已注定。
这是一张举全国之力打造的3G网。尽管运营商被迫为之，多年来花在TD-SCDMA网络上的投资仍然不菲。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TD- SCDMA网络建设累计投资超过1880亿元。加上中国移动投入的终端补贴、营销资源，保守估计投入远远超过2000亿元。
“现在，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约30%。随着TD-SCDMA用户转向4G，这笔巨大的投资永远收不回来了。”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对财新记者说。
TD-SCDMA曾经赖以立足的“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很清楚是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中国一家知名设备厂商负责专利研究的中层告诉财新记者，有没有TD- SCDMA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专利实力。一是在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里面，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核心专利，如华为在WCDMA领域拥有的专利超过 6%，在LTE里拥有的专利达到15%，中兴在LTE里的专利也有13%；二是在一个国外无人使用的技术里，拥有再多的专利又有什么用？何况，中国企业在 TD-SCDMA里拥有的核心专利，业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不比中国企业在WCDMA及LTE里拥有的专利多。
“你不能因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别人晚，就以为不能追赶，转而自己去挖一条跑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终还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拥有30多年 电信从业经验并曾在中国知名电信制造商担任高层的一位加拿大电信专家说，“中国的TD-SCDMA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电信企业引上了一条背离主流技术的路， 等于是花中国移动的钱，在错误的技术方向上，培养了一批无法跟上国际主流技术的企业。”
中国标准横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经积极为TD-SCDMA奔走的电信老专家，几年前就开始后悔。他说：“我没想到TD-SCDMA最后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会要求运营商只能上TD-SCDMA。我们的初衷不是这样。”
他仍然认同当年支持TD-SCDMA成为国际3G标准。“在当时，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认为，2G时代，中国只是看懂和学会使用别人制定的标准，后来中国整个电信产业界都希望能真正参与3G标准制定，搞懂游戏规则，同时为中国企业赢来一点话语权。
这位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GSM/WCDMA都是FDD频率，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 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而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 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一开始，中国人曾经尝试在WCDMA中增加话语权。其时，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宣布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3G标准，特别是欢迎中国、日本、 韩国加入。中国于是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电信专家组成，参与欧洲3G标准的评估。他们参加了欧洲标准组 织在西班牙举行的3G标准讨论大会，当时倾向于支持WCDMA。他们也希望将自己的技术融入欧洲的WCDMA技术标准里，还曾专门邀请欧洲标准组织来到中 国，组织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的电信专家们与他们讨论。
“我们想着通过指出别人的WCDMA存在缺陷，趁机把自己的专利加进去，结果中国的几个专家一说话就被人家驳了回来。他们提的问题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每个参数都有理有据，连怎么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感叹，“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转向TD-SCDMA的过程来得突然。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而中国是在1998年初，才由时任国家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在一个内部会中提出，要提出中 国自己的标准。之后周寰找到当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技术带头人李世鹤，请他主持，给定三个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仓促上马的TD-SCDMA 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当时，西门子的这一方案因技术上过于繁复，在欧洲标准组织关于3G标准的竞争中已经败给了爱立信、诺基亚等支持的 WCDMA标准。用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的说法，在西门子研究部参与3G研发的李万林的推荐下，西门子决定用这一技术与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来提出新的 3G标准。“TD-SCDMA里面真正中国人研发的专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线。”上述电信权威人士说，按照李万林当年的说法，邮科院的智能天线及相关技术正好 解决了一些西门子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智能天线在新标准里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争议。长期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曾在欧洲标准组织介绍TD-SCDMA的智能天线有优势，遭到一位外国 专家的反驳：“天线技术可支撑任何无线传输技术，如果一个系统过分依赖天线，说明这个技术或许有缺陷。”李默芳当时无言以对，只能强硬表示中国的运营商要 使用这个技术，希望纳入国际标准。据与会人士透露，在整场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 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在频谱的划分上，TD一直就处于辅助地位。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不久改制成为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各个场合都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 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大唐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吧。”上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直言，“很长一 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
2000年5月，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宣布将中国提交的TD-SCDMA，与欧洲 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对TD-SCDMA的出炉，国外厂商反应冷淡，甚至有设备商称“我们有能力做 TD-SCDMA，但我们不会做”。
大唐很快将TD-SCDMA冠以“自主知识产权”之名，中国标准由此名扬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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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大唐的谎言：
我在中国通信行业做了许多年，去年离开大唐，现在上海开一家咨询公司。由于在大唐工作多年，朋友众多，给大家澄清一些关于TD的事实：
1）TD的历史：当初欧洲提交3G标准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爱立信、NEC等公司提交的WCDMA标准，准确说WCDMA是欧、日联合提出的标 准；另外一个是西门子提交的以智能天线和联合检测为基础的TD技术。欧洲最终决定只提出一个技术标准给国际电联，于是在WCDMA和TD的投票抉择时，多 数投票者选择了WCDMA，于是最后WCDMA技术胜出，作为欧洲的唯一标准被提交给国际电联。西门子为了让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TD技术不至于废之东流， 同意了与中国大唐的合作，即以市场换技术，大唐推动中国政府以中国名义提交TD技术给ITU（国际电联），西门子把全套技术免费授权给大唐使用。
这个免费授权很重要，西门子对大唐的免费授权从本质上说明了TD技术的来源，及大唐拥有核心技术的谎言。但是为什么在大唐不断地撒谎：“大唐拥有核心技 术”过程中，西门子并不出来澄清呢？原因很简单，作为TD利益的共同体，西门子需要大唐来打民族牌，以扩大TD生存下来的可能。如果西门子戳破了大唐的谎 言，中国政府和民众对TD的热情必定会减退，这样对西门子没有好处，毕竟将来一旦TD市场铺开来，西门子凭借自己在TD方面多年的深厚技术积累，可以在巨 大的中国市场拿到一块大蛋糕。TD的核心技术把握在西门子手中，是通讯行内人士尽知的事实。这就是关于TD的几个怪现象出现的原因：一向低调的华为去和西 门子合作，成立了研发TD的合资公司——鼎桥，华为行事低调、做事坚决，以华为的眼光自然很快就明晰了TD技术的关键所在，研发TD时直接找到了关键的点 和真正拥有TD核心技术的公司。
研发TD的人在做算法分析和专利检索时，经常发现关于智能天线和联合检测的算法、专利，最早多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论文的作者和专利的提交者，基本上 都是西门子公司的研发人员。而所谓的中国3G标准提出者大唐，这个号称TD核心专利的拥有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要说TD，那时侯的大唐连GSM都搞 不懂。电信运营商们也都很聪明，其实移动、电信和网通，都知道TD的历史与事实，这就是运营商们避大唐如避瘟疫的原因。试想，运营商们也要活呀，为了生 存，谁乐意在上3G时，选择连GSM都开发不出来的公司的设备呢？尤其是知道了TD是西门子标准的本质之后，运营商们残存的一点儿民族情感也没有了。既然 都是欧洲标准，上WCDMA和上TD不是一样吗？WCDMA既成熟又便宜。中国政府慢慢地也知道了关于TD核心技术的事实，不过由于西门子对中国不收专利 费的承诺，使得政府对TD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为乐观其成。尤其是在高通与中国政府的3G专利谈判陷入僵局之后。高通的拒不让步，和西门子的免费授权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中国政府渐渐得开始支持TD，至少作为与高通专利谈判的筹码，中国政府也是需要扶持TD的。然而，随着高通声明自己也拥有部分TD专利后，中国 政府和大唐慌了神，这时西门子挺身而出，透过鼎桥冷静地斥责了高通：“TD的核心专利与高通无关”。西门子坚定的驳斥稳定了中国政府和大唐的心，但是，尽 管西门子刻意保持了露面的低调，可是西门子深沉的声音还是让不懂通信的行外人士最终认识到，所谓的3G中国标准与中国无关，其实是美国的高通和欧洲的西门 子之间的搏弈，中国试图从中渔利，获取最低的专利买入价格，而大唐只不过是一个拿到了西门子免费代理权的代理商而已。大唐的利益在于，把TD说成大唐的事 儿，打民族牌，以后一旦大唐移动的股票上市，大唐的管理层能够从中获利。不过随着大唐电信在股市上丑闻不断，大唐移动管理层希望借股票股票上市圈一把钱的 想法越来越渺茫，股民们越来越精明，谁都不好骗。.
2）大唐的管理：大唐是一家国有企业，具有国有企业管理的一切问题：管理混乱、职责不清、人浮于事、帮派林立。大唐电信来自于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力推3G的大唐移动是大唐电信的全资子公司。大唐移动的北京公司是主公司，大唐移动在上海还有一个子公司，西安还有一个分公司。大唐移动的总裁唐如安 来自上海，前大唐移动的CTO李世鹤来自北京，他们两个为争夺大唐移动的主导权斗得不亦乐乎。最终以李世鹤年老退休败北而结束。可是作为李世鹤的学生，大 唐移动主管研发的副总裁李峰，从李世鹤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和唐如安明争暗斗。争斗的结果是，李峰控制住了大唐移动的研发权力，唐如安控制住了大唐移动的 人事和财务权力。唐如安把所有研发出身的干部级别压的很低，并且不断地试图削弱李峰的研发管理权力，但是都没有成功，虽然李峰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但 是团结在李峰周围的倒霉的大唐移动研发员工再也得不到升迁机会。整个大唐移动有近二十个部门，而研发部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号称做高科技的企业，大唐移 动的研发部明显被弱化了。提到大唐移动的人事组织，不得不提到一个叫须敏的人物，该人是唐如安的死党，年纪不大，三十几岁，高中毕业。被唐如安从上海带到 北京，成为大唐移动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在唐如安和李世鹤的争斗中，立过汗马功劳。不过最近听说，须敏受贿被对头抓住证据，在大唐移动内部被连降两级，撵回 上海，唐如安也保不住他了。大唐移动内部的公开说法是，须敏回上海是家庭原因，父母需要照顾等等。关于大唐移动的研发水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非常差 劲。大唐移动也有自知之明，努力地在改进自己的研发流程，然而体制的弱势，导致大唐移动对研发流程改进的努力，总是事倍工半。另外大唐移动改进流程，提升 技术的手段也很单一，就是学习西门子或华为的流程、技术，为了获取西门子和华为的技术资料，大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能要就要，能偷就偷。大唐移动员工内部 有说法，华为文档满天飞。大唐移动为了忽悠住国家，大唐移动做标准和算法的部门准备向国际电联提出大唐移动的4G标准，据说，大唐移动的4G标准文档是这 样产生的，把华为提交给国际电联的4G文档拿出来，直接在上面做局部更改，改动之后另存为大唐移动的标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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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运营商们真的不支持TD-SCDMA吗？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支持TD-SCDMA？
2000年时，当时的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中国移动曾力挺TD-SCDMA成为国际通信标准。之后，也在内部进行战略规划时设计了联合组 网的计划，以3G时代更主流的WCDMA为主，在网络密度高的地方，辅之以TD-SCDMA。曾经参与当年标准制订的一些专家和后来参与TD-SCDMA 网络建设的很多电信业内人士，都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吐露了他们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通信技术的渴望，以及通过增强中国电信制造业的整体实以获得更大话语 权的期待。但他们同时也不讳言，从当时全球几大3G标准的实际商用水平来看，TD-SCDMA并不具备独立组网的条件，在技术上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在全球 3G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并非中国移动一家的看法，也是电信业的主流看法。3G发牌之时，三家运营商都不希望领到TD-SCDMA牌照。
但最后中国电信主管部门决意力推3G，要求中国移动用TD-SCDMA独立组网。在产业链不完善且全球3G市场已经铺开的情况下，TD- SCDMA独立组网成了运营商不能承受之重，即便是强大如中国移动也独木难支。尽管最终完成了组网，并拉动终端产业链生产出了支持TD-SCDMA制式的 手机，但还是因为网络速度太慢、手机终端选择不够丰富而被竞争对手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迎头追赶，市场份额日渐下滑。中国移动不得不提前转向4G以摆脱竞争 劣势。
在包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在内的多位电信业专家看来，从电话产生到第三代移动通信，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原本都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带动的，在中 国却因主要设备商大唐比较弱势，转而形成了由运营商中国移动作为龙头来拉动整个TD-SCDMA产业链的商用化进程这样不同寻常的产业格局，现在再将 TD-SCDMA发展的不利归咎于中国移动实属本末倒置。
运营商力挺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运营商们不支持TD-SCDMA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正是当年中国运营商们的力挺，才使TD-SCDMA由一纸提案变成真正的国际3G通信标准。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 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但是，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
参与标准制定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TDD频率从分配上就属于辅助地位。在整场标准问题的 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 再加上当时的大唐电信集团过度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给标准组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觉得“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 吧”，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 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当时以李默芳为代表的运营商阵营都给予了TD- SCDMA坚定的支持。
2000年5月，同样是在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才将备受冷落的TD-SCDMA推举成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3G国际标准。
TD-SCDMA成为国际3G通信标准之后，中国移动也早早地为TD-SCDMA安排了出路。在TD-SCDMA还未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国 的3G通信标准之前，中国移动决策层已经达成一致：在FDD频率上，GSM平滑升级至WCDMA；在TDD频率上，上马TD-SCDMA。TD- SCDMA作为热点地区的补充网络有其存在的价值。
中国移动在向主管部门汇报时也表示了对TD-SCDMA的支持，呼吁中国的运营商们在FDD频率上，运营商们可以根据既有的2G网络选择走向 3G的技术；在TDD频率上，运营商们都用TD-SCDMA。一位中国移动内部资深专家表示，当时中国移动的想法是等中国自己用好了TD-SCDMA，带 动全球都来一起使用TD-SCDMA，进而推进中国在TDD频率领域的话语权。
强上TD-SCDMA
如果TD-SCDMA没有演变到要求独立大规模组网，或许，现在的TD-SCDMA又是另一番光景。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在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交织之下，原本被定位为补充技术的TD-SCDMA最终拔苗助长，走上了独立组网之路。
TD-SCDMA成为国际3G通信标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以及他的继任者王旭东虽然对TD-SCDMA给 予了必要的支持，但还保持克制，并没有将整个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都押进去。譬如吴基传就曾在2000年12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TD-SCDMA虽然被 列为国际3G通信标准，但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
与此同时，大唐电信集团已经将未来全部押在TD-SCDMA上。2001年9月，时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决定，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 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TD-SCDMA技术及其产品。这意味着大唐集团改变了WCDMA/CDMA2000 /TD-SCDMA三大标准同时研发的策略，一心一意扑向并不成熟的TD-SCDMA。一旦TD-SCDMA失败，大唐集团将无法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在其 他3G技术上腾挪。
一边是大唐移动孤注一掷投资TD-SCDMA，一边却是迟迟不见启动的TD-SCDMA市场，大唐电信集团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备受煎熬。TD-SCDMA被证明“具备独立组网能力”成为大唐电信集团的救命稻草。
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相关主管部门组织了“TD-SCDMA产业化专项测试”。2005年9月14日，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 究所魏贵明在“3G在中国全球峰会”上公布了TD-SCDMA外场测试结果：TD-SCDMA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但据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 露，2005年大唐做验证TD-SCDMA的独立组网实验，专家组考察时，一开始网络没接通，后来大唐重新鼓捣了很久才接通网络，但中国移动后来了解到， 那只是临时性接通了，“做个样子”。
实际上，TD-SCDMA被证明具备独立组网能力之后，知晓TD-SCDMA产业化真实程度的运营商们均迟迟没有动静。
最终将发展TD-SCDMA推进为国家意志的，是2005年的一封信。据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重量级科学家，请他们联名上书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
信的后续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国提倡自主创新的氛围里，国内三大科研机构的领导联名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层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 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被解读为中国要“举全国之力”做好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忆文章中直言不讳，称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 路。
高层批示之下，在时任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的领导下，发改委于2005年底向上面汇报了包括TD-SCDMA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情况，将 TD-SCDMA以及WAPI都列为重大科技成果。2006年1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 等一起，被列为“十五”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被明确定为中国3G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整个氛围都变了，一般会上很少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讲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都是讲TD-SCDMA的好。一次部里召开会议讨论TD- 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TD-SCDMA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不可能成为3G的主导，后来就看不到她来参会了。”一位电信业内专家回忆称。
2006年3月，中国移动宣布李默芳因年龄到点退休。业内不少人认为她是因为反对TD-SCDMA独立组网而“被退休”。几乎与此同时，TD-SCDMA在厦门、保定、青岛三市开始规模试验，真正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
被绑架的中国移动
从外场试验到规模试验，运营商对于TD-SCDMA在商用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已了如指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回忆，2006年，中国移动在厦门建TD-SCDMA试验网，设备由大唐移动提供。当时的TD-SCDMA天线又大又 重，像三块0.8×1.2米的“大门板”连在一起，三套发射和接入设备，几十根馈线，加起来有好几百公斤，全部要安装到铁塔顶上，搞得中国移动苦不堪言。 一旦刮台风，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对此，中国移动提出改进要求，而大唐移动称，“我的设备已通过了测试指标，怎么安装是你们的事。”
参与厦门TD-SCDMA组网的一名中层曾大吐苦水：没有智能天线，还勉强能够凑合使用；有了智能天线，简直是没法用。
“为了解决TD-SCDMA天线的抗风性，硬生生逼得中国移动最后想出了在门板天线上打孔的方法。”一位电信运营商人士评价，说是自主创新，实际上实验室里的TD-SCDMA与现实应用起来有很大距离，“实验室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问题。”
TD-SCDMA在实际建设中暴露的问题三家参与了试验网建设的运营商都有数。“中国电信的人一直抱怨TD-SCDMA没法用，希望有人帮忙向上建言，TD-SCDMA千万不要落到中国电信头上。”一位参与过中国电信内部聚会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
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在发布了2006年中期业绩之后表示，母公司目前已经投入2亿元进行TD-SCDMA标准的测试，建立了103个基 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晓初是在倒苦水，2亿元建103个基站，意味着一个TD-SCDMA基站将近200万元，比WCDMA基站的建网成本高了一大 截。”上述参与中国电信内部聚会的专家称。
基于TD-SCDMA的规模试验表现，尽管高层已表态，运营商们都在左躲右闪，希望避免发展TD的任务最终落在自己头上。监管部门当时出于平衡 市场格局的考虑，将移动业务飞速发展且仍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的中国移动推了出去。发展TD-SCDMA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移动头上。
大唐电信集团也是将中国移动绑上只能上TD-SCDMA这条船的关键推手。“大唐担心运营商同时有两张3G牌照，会优先发展更成熟、具有更大经 济规模效益的WCDMA或CDMA2000，TD-SCDMA会被边缘化，因此明确要求给运营商发一个‘干净的牌照’。”前述曾在大型电信制造商任职高层 的知情人士说。
2008年5月5日，工信部召集三大运营商开会，要求“TD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后的5月8日，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表态：中国移动将发展TD-SCDMA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至此，中国移动接盘TD-SCDMA大局已定。
2009年1月7日下午，工信部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内部发牌仪式，将TD-SCDMA给了中国移动，与此同时，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当时曾问中国电信科技委的一个负责人没拿到WCDMA感觉如何。这位人士坦言，只要TD-SCDMA没落到电信手里，就是赚了。
TD-SCDMA的核心问题是速率
在中国移动前高层眼里，TD-SCDMA最核心的问题是速率上不去。他称，“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终端，只要砸钱进去，给予一定时间，最终问题都会解决。但TD-SCDMA的技术本源决定了它的低速率，再怎么优化也赶不上其他的3G标准。”
在中国移动的努力之下，TD-SCDMA网络经过了多轮优化，终端也由初期的种类极少变得丰富多样。但它的速率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1兆/秒。至 2013年，中国联通的WCDMA下载速度普遍可达21兆/秒，未来可向42兆/秒、84兆/秒演进；中国电信的CDMA2000普遍达到3.1兆/秒， 未来可向9.3兆/秒演进；但中国移动的TD-SCDMA只能达到2.8兆/秒，即便未来演进也只能达到3兆-4兆/秒。
3G相对2G的优势就是数据传输速度，中国移动与竞争对手的网络速率相差如此之大，要如何在竞争中获胜？中国移动是国有属性的企业，考虑到未来 在市场上面临的挑战，只能随机应变。于是，在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的带领下，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开始探索走向LTE的途 径。
一位在电信行业地位很高的权威人士很早就建议中国移动与其投TD，不如尽早关注LTE（Long Term Evoluation，长期演进技术，为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一）。在他看来，2G时代的技术有两种：GSM和CDMA；到3G，分别演化为 WCDMA、CDMA2000；再往上走，都会走到LTE那条路上去。
在中国移动高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黄晓庆亲自起草了TD-LTE的相关文件，辗转由中科院、中国科协知名院士提交高层，几经波折，终于敲定了TD-SCDMA走向TD-LTE之路。
回忆起TD-SCDMA的那段岁月，一名中国移动前高层向财新记者透露，TD-SCDMA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工信部心里有数。只发一张TD- SCDMA牌，且发给中国移动，工信部实际上有平衡三大运营商的考虑。当时，还在信产部任副部长的奚国华在中国移动的年度大会上曾直言：让中国移动一家独 大是政府的失职。对主管官员而言，让中移动发展商业化落后的TD-SCDMA可谓一举多得，一来对上面有交代，二来可平衡产业格局。牺牲的只有中国移动的 正常发展。
现在，中国移动终于通过TD-LTE走向了全球融合的主干道。虽然不是全球主流的FDD LTE技术，但至少FDD LTE与TD-LTE已经相差无几，且只要允许，中国移动同样有希望回到FDD LTE与TD-LTE融合的路线上去。
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之际，中国的TD-SCDMA仅有2万多个基站，还算不上一张完整的3G网络，用户总数不到42万，且国际上 找不到任何盟友。与之相较，同为3G国际标准的WCDMA已经非常成熟。2008年底，全球WCDMA商用网络已经有254个，其中超过90%的 WCDMA网络升级到HSPA。全球WCDMA/HSPA用户为2.87亿，预计 2013年将超过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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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标准何以“霸王硬上弓”
12月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TD式创新》揭开了“2000亿元永远收不回的投资，换来一张五年就停止发展的TD-SCDMA网”的所谓中国式自主创新面纱。
在一日千里的世界信息化竞争中，因为强势运营商的缺席和基础设施的掣肘，中国的移动互联时代硬生生地被拖后了两到三年，将一场弯道超车的盛装舞 步走成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慷慨赴义。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上的良机错失相比，几千亿的国有资产浪费、一个企业从学霸到学渣的草芥命运，已经变得不值一 提。
在TD上马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纠结、懊恼、躲闪、抗争、延宕，但更多的是既得局部利益说服权力后的执拗和偏狭。为什么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标 准能够“霸王硬上弓”？为什么企业家、官员、技术专家的反对和抵制在高层的一纸批示后戛然而止?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上能够清醒地就义？ 这场闹剧不是发生在1992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政企不分的电信总局，而是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国有控股、拥有现代法人治 理结构、香港纽约两地上市的电信公司。由此，也愈显讽刺和荒唐。
建国以来，计划和长官意志已经无数次地在市场和经济规律面前出丑，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换来的只是满地高炉和皑皑白骨。偏偏还有人闲不住、醒不 了，其所倚赖的无非是两个字——“体制/权力”。这两个字含义广阔、威力无穷，能扼杀所有的清醒、能以片纸残张便让人噤若寒蝉、能把所有的不智在瞬间转为“英 明”并充斥于耳。但是，该来的迟早会来，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侥幸。
回顾TD整个事件，仿佛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决策者有专家上书做依据、上书专家已经懊恼、官员将其视为一箭双雕的平衡之道、企业家自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引以为傲的“清醒”。
但真的都没有责任吗？至少企业家的责任是推不掉的。该说的没说，该选的不选，无奈和清醒不能替代对公司忠诚与勤勉。没有哪个企业能够担当国运，企业家也只能而且必须担当企业的命运。企业家不对公司负责，还有谁对公司负责？离开效益，企业和企业家还有什么价值？
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大旗下，我们做了多少没有效率的选择，造成了多少浪费，助长了政府的多少不作为和乱作为？
看看那面“自主创新”的大旗吧！一旦工作成了运动，所有的大旗都会变成吓人的虎皮，下面不知盖着多少好大喜功、政绩标榜、狂妄任性和说不清也说不得的私利盘算。
真正的创新是企业主导的，真正的企业是从效益出发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无论国别、所有制都不应承载太多不该承载也不能承载的东西。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当体现在宏观布局上，而非微观的运行和决策中。否则，四不像的国有企业只能成为畸形儿，走向要么垄断低效要么逆向淘汰的困局。
企业不应当成为政府意志的工具和公共产品的无偿提供者，更不能成为好大喜功、任性颟顸的背书。
在越来越注重维护公民财产权利、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今天，保障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同样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