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当人们对比当局刻意封存的史料，问题就来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还是自诩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背叛国民党？
大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今天一群人拿枪气势汹汹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当局会作何反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是为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中山不赞同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政权，那么老孙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共产党没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共产党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产党在后面革命。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著。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共产党希望社会大动荡，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民心基础。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 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提出的奢求，一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举行罢工，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就算蒋应该背负血债，四一二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道：“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大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今天一群人拿枪气势汹汹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当局会作何反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是为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中山不赞同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政权，那么老孙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共产党没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共产党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产党在后面革命。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著。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共产党希望社会大动荡，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民心基础。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 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提出的奢求，一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举行罢工，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就算蒋应该背负血债，四一二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道：“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