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
身材高耸的他今年58岁，通常独自环游中国，每天录下了数小时的采访视频，受访对象是国内曾遭关押数年的人们，他们在十年社会动荡时期——文化大革 命——赤裸裸地被控为政治犯。徐星把录下的镜头剪辑成了纪录片，但他只向自己信任的人在卧室或咖啡馆里播放这些纪录片——它们保留着几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 史记忆。
「我这么做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对此我不知疲倦，」最近的一个下午，徐星坐在他厨房顶部的编辑间里说道。「我告诉受访者，『很明显，我没法带给你金钱或其它报酬。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故事。』」
中共热衷于不断强化其自己书写的中国历史，而徐星诉诸真相的纪录片则成了一种违抗之举。政府通过控制本国的课堂言论、博物馆和书籍、以及公众生活的其它领域，极为成功地抹除或淡化中共治下的历史。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批亲民主的学生，学者们称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围观者死亡。但向30岁以下的中国百姓问一问这个话 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概不知，最多也就是略知一二。20世纪里中国历史的其它黑暗时期同样被遗忘，比如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主要归咎于政府极速推动 工业化，还有1966年至1976年间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文化大革命。
傅景华(Fu King-Wa)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新闻与媒体学的教授，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来自中国大陆，他们通过他的课首次知道了天安门大屠杀。
香港是一座半自治的城市，比大陆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在大陆，研究并宣传中国历史的人们常常遭受审查，或以寻衅滋事为借口被监禁。
「专制限制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官方想创建统一的版本来解读该历史问题，」傅景华说。
徐星和那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凭一己之力去保留那些照片，去采访目击者，或是去收集档案——中国政府禁止大部分国内的历史学家们这么做。
尤维洁的丈夫死于天安门大屠杀，她和其他40多名遇难者亲属们接受过采访，并把音频及视频记录存储在了海外，有些能在网上看到。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保留有很多他父亲的旧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下了文革期间的中国军队毁坏西藏西部的寺庙、迫害喇嘛和官员。2006年，台湾的一家出版商把这些照片集结出版。
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出版地下历史杂志，或用绘画来保留他们对中国历史禁闻的记忆。
这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暴露在警方的监控之下，甚至在很多事例中，这些人几近贫穷，因为他们鲜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谋生。
唯色、尤维洁和徐星称他们担心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但他们称自己早已成为了警方的监控目标，所以愿意承担额外的风险。
「他们害怕这些历史被曝光，」徐星提到中国官方。「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记载着他们的罪行。」
令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历史修正——2013年，一份据信是党内的机密文件被曝光，文件阐明了历史修正，香港的一家报纸率先报道了此事。
「文件称，批评者们认为中共「一错再错。」文件还警告，「历史虚无主义」拒绝了中共书写的历史，「这无异于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对于这些中国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保证悲剧不再重演的唯一方式就是记录历史。
唯色是一名藏族诗人，她说自己在孩童时，好奇父亲为何把西藏被毁坏的场景照下来，尤其是父亲在60年代是一名解放军，他被发配到那里协助政府掌控局势。后来，她说自己返回了家乡，寻找那些照片中的人们。
「很多人早就去世了，」她说话时正坐在一个私人供桌旁边，这个供桌是她为藏人流亡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所设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很紧迫的事情。记忆对于人来说很重要，人在，记忆就在，人没了，记忆就没了。」
在不同的时期，唯色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监禁在家。尤维洁称，她早已被监控，警察一直驻守在她的公寓楼的一楼。当徐星探访那些文革幸存者时，他常被当地警方打断问话。
他们所寻找并纪录的历史常与中国政府1949年起记忆中的历史产生分歧，那一年，中共在一场浴血内战后掌权。
按照政府的口吻，天安门广场中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抗议者们意在发动「一场反革命动乱，」运动中仅有300人左右被杀——这一叙述与其它来源所统计的 1000多名遇难者人数恰恰相反。对于50年代大跃进所引发的饥荒，学者们称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以上，官方版本则称其为「3年自然灾害，」仅有不到 100万人死亡。
中国政府承认过文革中的部分错误，称这场政治清洗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倒退，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失。」然而，中国媒体极少提及这段时期，除了私人的收藏，罕有那段时期的遗物。
遗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受害者们既未受到公平的待遇，也未获得补偿，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历史教授周逊说，他就大跃进饥荒及其它历史事件曾采访过数百名农村地区的人。
逃避那段历史阻碍了和解，在其他的社会中，这种和解有助于治愈历史遗留的创伤，她说。
「要想和解，就要公开探讨，就要直面这些未解的历史问题，」周逊说。「现今，国家忘却历史，唯有个人在记忆，缺乏一种共同的记忆。」
何晓清(Rowena He)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讲师，她曾记录下了天安门大屠杀及随后的事情，她说，未缓解的紧张氛围和对历史追述的厌恶，共同影响着当今的中国。尤其是 1989年的镇压，它随后被从国家的记忆中剔除，其告诫着中国人不仅要怀疑政治，而且要畏惧历史，她说。
「就天安门大屠杀来说，他们不仅扭曲了事实，而且扭曲了价值观，」她说。「犬儒主义、冷漠、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尤维洁说，她投入毕生心血收集档案，只有那样，1989年大屠杀及其遇难者们——包括她的丈夫杨明湖才不会被中国社会和世界所遗忘。
时年42岁的杨明湖是一名公务员，大屠杀之夜，他在听到枪声后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膀胱不幸中弹并于2天后去世，撇下了尤维洁和年轻的儿子。
之后，尤维洁与其他的大屠杀遇难者亲属们联合起来，寻找能为那场流血事件作证的人们，她因此面临过自己的材料遭没收及不断的骚扰。
「虽然我们因为没有权力而显得软弱，」尤维洁说，「但我们不想让这些事情消逝，不想任历史将其埋没。」
身材高耸的他今年58岁，通常独自环游中国，每天录下了数小时的采访视频，受访对象是国内曾遭关押数年的人们，他们在十年社会动荡时期——文化大革 命——赤裸裸地被控为政治犯。徐星把录下的镜头剪辑成了纪录片，但他只向自己信任的人在卧室或咖啡馆里播放这些纪录片——它们保留着几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 史记忆。
「我这么做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对此我不知疲倦，」最近的一个下午，徐星坐在他厨房顶部的编辑间里说道。「我告诉受访者，『很明显，我没法带给你金钱或其它报酬。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故事。』」
中共热衷于不断强化其自己书写的中国历史，而徐星诉诸真相的纪录片则成了一种违抗之举。政府通过控制本国的课堂言论、博物馆和书籍、以及公众生活的其它领域，极为成功地抹除或淡化中共治下的历史。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批亲民主的学生，学者们称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围观者死亡。但向30岁以下的中国百姓问一问这个话 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概不知，最多也就是略知一二。20世纪里中国历史的其它黑暗时期同样被遗忘，比如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主要归咎于政府极速推动 工业化，还有1966年至1976年间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文化大革命。
傅景华(Fu King-Wa)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新闻与媒体学的教授，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来自中国大陆，他们通过他的课首次知道了天安门大屠杀。
香港是一座半自治的城市，比大陆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在大陆，研究并宣传中国历史的人们常常遭受审查，或以寻衅滋事为借口被监禁。
「专制限制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官方想创建统一的版本来解读该历史问题，」傅景华说。
徐星和那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凭一己之力去保留那些照片，去采访目击者，或是去收集档案——中国政府禁止大部分国内的历史学家们这么做。
尤维洁的丈夫死于天安门大屠杀，她和其他40多名遇难者亲属们接受过采访，并把音频及视频记录存储在了海外，有些能在网上看到。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保留有很多他父亲的旧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下了文革期间的中国军队毁坏西藏西部的寺庙、迫害喇嘛和官员。2006年，台湾的一家出版商把这些照片集结出版。
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出版地下历史杂志，或用绘画来保留他们对中国历史禁闻的记忆。
这些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暴露在警方的监控之下，甚至在很多事例中，这些人几近贫穷，因为他们鲜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谋生。
唯色、尤维洁和徐星称他们担心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但他们称自己早已成为了警方的监控目标，所以愿意承担额外的风险。
「他们害怕这些历史被曝光，」徐星提到中国官方。「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记载着他们的罪行。」
令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历史修正——2013年，一份据信是党内的机密文件被曝光，文件阐明了历史修正，香港的一家报纸率先报道了此事。
「文件称，批评者们认为中共「一错再错。」文件还警告，「历史虚无主义」拒绝了中共书写的历史，「这无异于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对于这些中国隐秘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保证悲剧不再重演的唯一方式就是记录历史。
唯色是一名藏族诗人，她说自己在孩童时，好奇父亲为何把西藏被毁坏的场景照下来，尤其是父亲在60年代是一名解放军，他被发配到那里协助政府掌控局势。后来，她说自己返回了家乡，寻找那些照片中的人们。
「很多人早就去世了，」她说话时正坐在一个私人供桌旁边，这个供桌是她为藏人流亡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所设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很紧迫的事情。记忆对于人来说很重要，人在，记忆就在，人没了，记忆就没了。」
在不同的时期，唯色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监禁在家。尤维洁称，她早已被监控，警察一直驻守在她的公寓楼的一楼。当徐星探访那些文革幸存者时，他常被当地警方打断问话。
他们所寻找并纪录的历史常与中国政府1949年起记忆中的历史产生分歧，那一年，中共在一场浴血内战后掌权。
按照政府的口吻，天安门广场中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抗议者们意在发动「一场反革命动乱，」运动中仅有300人左右被杀——这一叙述与其它来源所统计的 1000多名遇难者人数恰恰相反。对于50年代大跃进所引发的饥荒，学者们称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以上，官方版本则称其为「3年自然灾害，」仅有不到 100万人死亡。
中国政府承认过文革中的部分错误，称这场政治清洗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倒退，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失。」然而，中国媒体极少提及这段时期，除了私人的收藏，罕有那段时期的遗物。
遗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受害者们既未受到公平的待遇，也未获得补偿，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历史教授周逊说，他就大跃进饥荒及其它历史事件曾采访过数百名农村地区的人。
逃避那段历史阻碍了和解，在其他的社会中，这种和解有助于治愈历史遗留的创伤，她说。
「要想和解，就要公开探讨，就要直面这些未解的历史问题，」周逊说。「现今，国家忘却历史，唯有个人在记忆，缺乏一种共同的记忆。」
何晓清(Rowena He)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讲师，她曾记录下了天安门大屠杀及随后的事情，她说，未缓解的紧张氛围和对历史追述的厌恶，共同影响着当今的中国。尤其是 1989年的镇压，它随后被从国家的记忆中剔除，其告诫着中国人不仅要怀疑政治，而且要畏惧历史，她说。
「就天安门大屠杀来说，他们不仅扭曲了事实，而且扭曲了价值观，」她说。「犬儒主义、冷漠、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尤维洁说，她投入毕生心血收集档案，只有那样，1989年大屠杀及其遇难者们——包括她的丈夫杨明湖才不会被中国社会和世界所遗忘。
时年42岁的杨明湖是一名公务员，大屠杀之夜，他在听到枪声后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膀胱不幸中弹并于2天后去世，撇下了尤维洁和年轻的儿子。
之后，尤维洁与其他的大屠杀遇难者亲属们联合起来，寻找能为那场流血事件作证的人们，她因此面临过自己的材料遭没收及不断的骚扰。
「虽然我们因为没有权力而显得软弱，」尤维洁说，「但我们不想让这些事情消逝，不想任历史将其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