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正进行着一场类似“英国往何处去”的举国讨论。这是一幕当下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就像时光穿越一样，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人突然
满怀乡愁地追忆起消逝中的乡村，感伤的言辞中同样有着英伦风的“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更巧合的是，当时的英国拥有我们现在
的名字：世界工厂。
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中提醒我们，原来，乡愁不仅仅是“中国在梁庄”，更是一则普世故事。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19世纪的英国享受着全球工业霸主的荣光，吸引着一批批的效仿者。可几乎在同时代，英国人自己已然厌倦了刚刚进入的工业时代， 在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工业社会”的思潮。英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还是回到绿色的、愉快的田园呢？决定权在两股对立势力的消长之间。 代表工业与都市价值观的，自然是“工业党”；代表田园乡村价值观的，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清新”和环保主义者，而是我们于文艺作品中无比熟悉的群体： 英国绅士。
在传统的语境中，“绅士”似乎更多指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与教养。但从本质上说，绅士等同于英国的土地贵族，直白点说，就是地主。而所谓绅士风度，换一 个角度理解，就是说代表着乡村价值观的英国绅士（地主）是“风度”的垄断者；而绅士的对立面，那些工业党和资本家们，则被暗示为缺乏风度，粗鄙无文。
这场竞争虽然漫长，却远说不上激烈，绅士的胜利与工业党的溃败是全方位的。
工业党首先在精神上就被击倒了。在马丁·威纳看来，英国的工业家们虽然创造了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 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英国资本家的“投降行径”和明清商人并无二致。大批英国资本家们在发家之后，并没有选择扩大生产，而是回归田园，购买地产， 建造宅邸。从内心里，很多英国资本家们貌似将做生意视为忍辱负重，理想就是将自己洗白为《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那样的乡绅。在英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像达 西先生这样不事生产，远离肮脏功利的工厂管理与城市生活，流连于乡间别墅，才是真正英国人的高尚生活。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地位一样，当时英国资本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银行家们也看不起工业党们，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国内工业投资，从而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拱手予人。
与之相应的，英国资本家们对后代的期许往往是，成为一个绅士而不是子承父业。英国的教育随之以“去工业化”为己任，从课程到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 视，学校崇尚古典文学，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培养出了厌恶工商业的接班人。牛津剑桥成为绅士培养中心。在这种教育熏陶下，不仅绅士的后代继续强化着对工商 业的鄙视，即使是资本阶级的后代也全盘接受了绅士的享受生活价值观，与父辈的工业党价值观“划清界限”。
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中，资本家、大工业和城市的形象很多时候作为负面甚至丑角出现，而绅士和乡村生活往往被赋予正面形象。创 作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傲慢与偏见》与达西先生几乎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英国文学的这种“亲绅士”倾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他把最痛恨 的一些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比如烟雾弥漫肮脏的“焦煤镇”，功利市侩的纺织厂主庞德贝。奥斯汀狄更斯们共同参与了对“乡村神话”的想象，以至于英国人逐 渐相信，“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而现代工业生活是“遍布在绿色而舒适的英格兰土地上，折磨着其居民的黑色邪恶工厂”。
在马丁·威纳看来，正是绅士价值观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决定了英国经济在现代的衰落。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主流价值观是反工业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前景也就不 言而喻了。第一个成为了工业国家，又第一个放弃了工业价值观，在“英国往何处去”的命运选择中，绅士们总是特立独行地先行世界一步。
不过，英国人算是“求仁得仁”，很有绅士风度地接受了包括衰落在内的一切。他们挥别了穹顶之下的雾霾，告别了泰晤士河的黑色，也诀别了世界工厂与大英帝国，终于成为了比尔·布莱森笔下自由而无用的“小不列颠”，以及我们熟悉的那个似乎不生产任何工业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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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固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但是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忍受雾霾的煎熬，这代价付出得值！
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中提醒我们，原来，乡愁不仅仅是“中国在梁庄”，更是一则普世故事。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19世纪的英国享受着全球工业霸主的荣光，吸引着一批批的效仿者。可几乎在同时代，英国人自己已然厌倦了刚刚进入的工业时代， 在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工业社会”的思潮。英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还是回到绿色的、愉快的田园呢？决定权在两股对立势力的消长之间。 代表工业与都市价值观的，自然是“工业党”；代表田园乡村价值观的，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清新”和环保主义者，而是我们于文艺作品中无比熟悉的群体： 英国绅士。
在传统的语境中，“绅士”似乎更多指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与教养。但从本质上说，绅士等同于英国的土地贵族，直白点说，就是地主。而所谓绅士风度，换一 个角度理解，就是说代表着乡村价值观的英国绅士（地主）是“风度”的垄断者；而绅士的对立面，那些工业党和资本家们，则被暗示为缺乏风度，粗鄙无文。
这场竞争虽然漫长，却远说不上激烈，绅士的胜利与工业党的溃败是全方位的。
工业党首先在精神上就被击倒了。在马丁·威纳看来，英国的工业家们虽然创造了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 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英国资本家的“投降行径”和明清商人并无二致。大批英国资本家们在发家之后，并没有选择扩大生产，而是回归田园，购买地产， 建造宅邸。从内心里，很多英国资本家们貌似将做生意视为忍辱负重，理想就是将自己洗白为《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那样的乡绅。在英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像达 西先生这样不事生产，远离肮脏功利的工厂管理与城市生活，流连于乡间别墅，才是真正英国人的高尚生活。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地位一样，当时英国资本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银行家们也看不起工业党们，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国内工业投资，从而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拱手予人。
与之相应的，英国资本家们对后代的期许往往是，成为一个绅士而不是子承父业。英国的教育随之以“去工业化”为己任，从课程到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 视，学校崇尚古典文学，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培养出了厌恶工商业的接班人。牛津剑桥成为绅士培养中心。在这种教育熏陶下，不仅绅士的后代继续强化着对工商 业的鄙视，即使是资本阶级的后代也全盘接受了绅士的享受生活价值观，与父辈的工业党价值观“划清界限”。
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中，资本家、大工业和城市的形象很多时候作为负面甚至丑角出现，而绅士和乡村生活往往被赋予正面形象。创 作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傲慢与偏见》与达西先生几乎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英国文学的这种“亲绅士”倾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他把最痛恨 的一些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比如烟雾弥漫肮脏的“焦煤镇”，功利市侩的纺织厂主庞德贝。奥斯汀狄更斯们共同参与了对“乡村神话”的想象，以至于英国人逐 渐相信，“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而现代工业生活是“遍布在绿色而舒适的英格兰土地上，折磨着其居民的黑色邪恶工厂”。
在马丁·威纳看来，正是绅士价值观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决定了英国经济在现代的衰落。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主流价值观是反工业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前景也就不 言而喻了。第一个成为了工业国家，又第一个放弃了工业价值观，在“英国往何处去”的命运选择中，绅士们总是特立独行地先行世界一步。
不过，英国人算是“求仁得仁”，很有绅士风度地接受了包括衰落在内的一切。他们挥别了穹顶之下的雾霾，告别了泰晤士河的黑色，也诀别了世界工厂与大英帝国，终于成为了比尔·布莱森笔下自由而无用的“小不列颠”，以及我们熟悉的那个似乎不生产任何工业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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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固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但是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忍受雾霾的煎熬，这代价付出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