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1999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着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20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与F—16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play，鲁迅译词)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孙中山与蒋介石
04、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05、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着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12、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在这份由主（GOD）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象迭起的西安事变，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着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1935年底致杨虎城信），接着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1936年7月2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着“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69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着基本权利的自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
13、“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着国际的命令“从天而降”——乘着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局面。更具体地说，在王明这位中共驻国际代表回国前，斯大林曾亲自约见他，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国际还明确指示，与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直句句与毛在洛川会议之后勉强推行的既定方针——“抗日打政治仗，军事上保存实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见，总有一番亲热。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张闻天首先介绍了这名“青年俊杰”对党的贡献，毛泽东接着致欢迎词《引水思源》——欢迎那个无论过去、还是当时都令他切齿的家伙：“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机组），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即王明夫妇、康生夫妇和陈云）。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今天陈绍禹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就是‘喜从天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其本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统一战线的长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谁掘出来的呢？那正是我们今晚热烈欢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统一战线的成就，王明同志应居首功。”
以这种语气与格调说话，在毛泽东是十分罕见的，可能出于对国际支持的感戴，也可能出于当时对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则意气飞扬，在传达了国际“圣旨”之余，以“熟悉莫斯科意图”之姿态，对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提出了批评。据那时既拥戴毛、又想努力抗日杀敌的彭德怀回忆：“会议时间很长，好象是快天明才散会。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
会后，王明志得意满地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发表热情洋溢的“时局宣言”。对洛川会议消极怠工的周恩来，此时态度积极起来，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对王明乔模乔样靠拢政府奉命抗战，毛泽东是如此形容的：“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一个耳光打出来’”。此话与事实接近的程度，后人各有评说，但毛泽东的又恨又酸，并非没有缘故。王明乘着有国际又有政府势头，要求召开没有将领们列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反洛川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等等。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
据李维汉回忆，从王明归来算起，“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毛自己也说：“当时，我是孤立的。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对此等“原则问题”的坚持，确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只是国与共之间的仇恨，却是结得更紧了。
尼克松和毛泽东
14、毛泽东与美帝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在梦里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手里实现了。当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认识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余地。从1948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政府（或称“华尔街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着称。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场。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长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着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取”，还会触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节”而著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旦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
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肉（MyTenderLove）》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为kongchantang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15、重庆谈判
据称，八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访问欧洲之后，如果身体精神俱佳，会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到台湾作实质性访问。没有人敢于预言这次访问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说过“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中国，兵刃相见的双方，历来只看重实力，“协议”之类纸面上的东西，不过暂时稳住局面的谋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更不要说眼下两边正在实力上较劲：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墙角、围追堵截，购置置对方于死地的武器——战斗机呀、核潜艇呀——也正做得红火。
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着想，而是为事态所逼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14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100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23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16、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着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100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日军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276280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7、军队国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
用中共当时的话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日、伪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占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固然带有我们相当熟悉的宣传味道，但中共作为抗日的一支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迫使日军早日彻底投降，即使在美国总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将武器装备分别提供给国共双方；一是只给政府，由政府决定给不给它辖下的中共军队。前一种意见从逻辑上看本来不错，无奈当时世界正处在两大意识形态瓜分全球和恐共反共勃兴期，很少有人会对扶持共产党的军队投赞成票。罗斯福于是召回谢伟思、召回史迪威，并以蒙古、东北等利益换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许诺，把宝押在了“国父传人”蒋介石身上。蒋这方面，当然也信誓旦旦，许诺改革开放、许诺反腐倡廉、许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
如果一切都像设想的那样，当然皆大欢喜，美国总统为中国安排的美好前景也即刻可告实现。不料事情的发展竟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没有得到美国装备、还被苏联贬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农民”的中共，从此大发奋，不但从蒋介石手里夺走了美国礼物、还逼苏联认了错，并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统一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曾经无视它并背弃它的“老大哥”在军事和工业上“慷慨”援助。不过五年，一切都与不能说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罗斯福总统当年的设想相违。
问题出在哪里？
历史本来不兴说“如果当时……”，但若“从史实求史识”（陈寅恪语）角度看，如果当时罗斯福没有顺应“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势头，而是采纳了谢伟思和几乎全体驻华使馆外交官的建议，与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军事实力大到在蒋介石看来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的地步；然后由于双方力量——特别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不那么悬殊，真正的、容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民主联合政府说不定有希望诞生，中美关系不会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韩战越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二十世纪的人类。但当时连一座稍稍象样的城市都没有的中共怎么就没被扼杀掉；相反，不但获得了美援、还接收了几乎全部日伪物资的国民党政府，怎么竟在顷刻间垮掉，快得连想扶它一把都没有地方下手。
没有得到美国支持的中共得到了中国。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以及使这腐败一茬茬滋生却得不到扼制的独裁政体。一个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不但与“主义”没有多大干系，也难于得救于外部资助。毋宁说，如果一个机体不慎而结上了独裁这样的毒瘤，营养越盛，滋长越快，直到整个彻底毁掉。
与罗斯福相比，克林顿今天面对的中国，就专制与腐败而言，与四十年前相比，有没有质的不同呢？
21、解放台湾
克林顿来中国，最感失落的，想来莫过于台湾当局了。北京的觥筹交错、握手言欢倒还在其次，口口声声恪守三协定，大陆对台湾动手属于内部事务，即使有几个F-16战斗飞行队在手，其内心之惶然恐怕也不下于1950年。
中共直到今天也不放弃动武之说；而且，和台湾当局一样，也真的在给外国军火贩子送钱。究竟是出于那放不下来的大架势，还是军方想乘机多得拨款，或者别的什么，包括“拯救海峡那边的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是表面上政客们玩的“花活”。到底打还是不打，应该说，和50年前一样，最终还是实力与世界政治格局起作用。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国民政府称为“土共”的人民解放军，认为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开始数百万国人相互大残杀的时刻。然后，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滚雪球般地滚进了数百万“翻身农民”和“投诚义军”的“人民武装”，在战火和劫掠之下变为赤贫万里的大地上挥戈南下，终于被挡在了大海边，包括那支操着绵软的山西话、准备派往台湾接收、而最终搁浅在福建的工作队。
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并自认为代表了正义与民众的毛泽东，真想一家伙打过去呀！不仅想，当时还真的伸着手指头在福建的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试了一下。惨重的损失终于使毛明白，道义上不堪一击的老蒋得到了大海的庇护；而战胜大海，光靠宣传队编歌骗农民已经不够，要靠实打实的舰艇飞机；而舰艇飞机后面的是技术与钱；技术与钱从哪里来？只有苏联老大哥；这个忙老大哥肯不肯帮？帮与不帮取决于什么？这正是近年才昭彰于世的、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政客交易。
由于历史文献，特别是前苏联文献解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亚洲有大小两个兄弟，中国和北朝鲜。它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成为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绝对不落人后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样的名义“被压迫人民盼望统一”。当时二人实力都不够，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与空军；北朝鲜更糟，坛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还没怎么打过大仗。
条件虽差，雄心不减，而且双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于是也就把后援、包括外交、资金技术乃至实际参战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苏联身上。中共这边，“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两个月，已经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禀报自己1950年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支持200架飞机并培训飞行员，还试探着问能否在作战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和海军。斯大林只答应了第一项，对第二项则坚决回绝。除了买卖上的考虑之外，最主要的顾忌是《雅尔塔协定》，也就是说，如果自己首先毁约，美国定将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几乎一样。只不过这名对苏联更为依赖、更为惟命是从、讨要起来也更为直接的前游击队员，还有一个二哥中共——可以仗着大哥之命，也可以仗着中国人即使裤带紧到最后一个洞眼也要保住面子与“前宗主国”骄傲禀性，死乞活讨，做为依靠的后备方案。
如果不是美国在1950年初突然宣布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包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斯大林是不会同意中共享他提供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来购买海军设备的；也不可能主动会知金日成，批准他那个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还迫在眉睫的“统一朝鲜三阶段计划”的。
金日成极度兴奋。开战前6周，他按照大哥苏联的要求亲赴北京，来向二哥通报。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湾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跷，立刻中断会面，直接向苏联大使馆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由于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制约，沮丧又气闷的毛不敢也没可能说声“不”，中国就这样卷进了朝鲜战争。
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以维持直到今天还是家族统治与粮食定量供应的北朝鲜政权。与“纸老虎”美帝打了个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的虚荣心，可台湾呢？1953年，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斯大林死后，毛终于可以恨恨地骂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而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做梦做得最长的一件——解放台湾耽误掉，则直到临终辗转病榻之际，还在念念不忘。（没有被“解放”掉的台湾，二十世纪末期实现了繁荣，二十一世纪开头实现了民主，读史的人怎能不说“幸亏当初……”——作者2000年6月补记）
历史螺旋式重复，将不仅海峡两边、还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又推到一个与半个世纪前何其相似的时刻。虽然江泽民就集数职一身而言，绝类毛泽东，但五十年后的今天，双方拼打，用的已经不再是三八大盖和手榴弹。希望“不放弃武力”的说道，只不过是这位毛邓之后第三代领袖继承衣钵的一个摆设，一时还找不到地方扔。至于借了钱中国人互打，还要靠挣了钱的外国人来协调与说合，怎么说也是民族大耻辱，切盼台上政客们明鉴。”
22、国共秘密谈判（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共双方有没有过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努力呢？
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双方背后“洋后台”的态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令美国朝野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杜鲁门发表“公开抛弃台湾”的声明。毛泽东大为鼓舞，一方面鼓励张治中“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努力工作、刻意经营”；一方面积极准备在7月对台湾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胆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顾地挑起了韩战，迫使美国再度介入。在麦帅发布了《在亚洲遏止共产党扩张的战略计划》之后，毛泽东也扔掉了他温文尔雅的那一手，声称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这年秋天，北京开始炮击金门，两边关系彻底闹僵。
在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相对说来比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谈判见长，与对方政要更有着盘根错节的袍泽关系的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试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是“美国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来给无数人上了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来频频传话给过去的“老人儿”：“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投向祖国……一律欢迎”；毛泽东也大度地表示：“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局作具体商谈，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台办公室，由周恩来负责。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位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动提出，国共“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继而，在9月间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正式发表：“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了之后。”并在以后会见记者时，一再说“蒋是有贡献的。若回来，会安排高于部长的职位。”
应该说，此时国共双方后边，都没有“更多地想着自己的利益与标准”的洋大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时刻，正要到来。更为凑巧的是，就在当了总理的周恩来称赞他二十年代的校长的时候，蒋介石不知是出于他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劝说，也正派人到大陆探风。他选的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军的战犯囚徒，他的湖南老乡李维汉正身任统战要职，另一名老乡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简直就为了和国民党拉关系而在北京养着。
1957年4月，宋委员先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他当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头衔的唐生明吃了饭，第三天见了政府总理和统战部长。这回双方已经没有棘手的军队和地盘问题。北京于是从政治角度提出“五条”：（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4）国民党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5）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简直就是四十年后香港回归和眼下两岸谈判的蓝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可能达成的成就。在余下的几天里，他在北京参观、游览、探望已经特赦的弟弟——感受到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仅有的那几个月宽松活跃的气氛。
国共秘密谈判（二）
不但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立法委员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负此行，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四月间欢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毫无避讳地谈到了“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没有如此简单。五月份，在宋宜山兴冲冲回到香港，就自己这次“受命大陆行”写出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并立即呈送蒋介石之后，万万想不到的是，主动派他前去的老总统阅后竟然大不悦：不但对北京方面的“五项”完全不做回应，更传话叫宋不必再回台湾了。更为不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北京开始了那场被后人称为“荒谬绝伦、形同自杀行为”的“反右”，气氛已经完全不对。
但政治对手的这次失误，却给了蒋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大上言之凿凿，全部否定北京这回对他回应的诚意，说是：“统战阴谋”，重新提出“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并立即与美国在海峡举行军事演习。
人类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党与党，抑或国与国之间，礼让固然能换得礼让，冲动更容易激起冲动。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国援助的F-100型战斗机抵达台湾，台湾军队集结金门马祖，拉开占据大陆的架势。北京立即回应：从8月到10月炮击金门，共发炮弹四十七万五千发——“海峡危机”时期开始。打炮之后，毛泽东再作姿态，甩开他声情并茂之笔，撰写《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和为上”，提醒对方“提防美国人”。到了这年秋末，美国和台湾在隆隆炮声中放弃了以武力保卫金马政策，国民党通过《策动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提出“以主义光复大陆”。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他一生有两个梦，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湾。事实确实如他所说：“海峡危机”没过去两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所谓一纲，即“和平统一”之纲；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项”，更接近毛泽东的性格特色：（1）台湾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为毛泽东“尊重的同乡兼老友”、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手里封存着，要到时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钊，两度赴香港主动联络，甚至老死是地，蒋介石都没有搭理。
这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已年届古稀。作为同样怀着独霸中国、从而得以比肩于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领袖，不可能不怀着同样心病，无时不将“统一大业”放在心上。虽然有此共同之处，四十年的积怨毕竟太深。这一命题，或许要留给他们各自的接班人了。
国共秘密谈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实际执掌政务，而1965年7月，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落叶归根般地回到大陆。也许他传过去了什么信息，也许他的行止触动了海峡那边一班人的什么情怀，总之，就在这年夏天，据说，十年前曾经受周恩来之托向台湾传话，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蒋经国由香港秘密接到了台湾。
曹先生当时也已经不年轻了。据文章说，他见过蒋经国后，于10月间赶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虽然正热热闹闹地开着全运会，讨论着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政治火药的味道其实已经从几个文人的笔端散发出来。而毛泽东也已经在会上问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
曹聚仁并不知道这些。据说他先在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返回台湾复命。三天后，在蒋经国的陪伴下，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曹。据一位名叫陈敦德的作者披露，这次会见只有三人在场，曹传达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与蒋氏父子共同拟出一份似乎是综合了双方意见的“六项条件”——应该说，这六条相当荒谬，无论口气、用语，包括条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们共同审视两岸和谈的可能性的当口，权且把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转述的内情开列出来，供诸位参考鉴别。这1965年的“六条”是这样的：（1）蒋介石协同旧部回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汤沐邑”三个字的使用太不伦不类，蒋介石似乎不至于将自己认作受毛泽东赐予的前朝遗族）。（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之后再行磋商。（其实那时，台湾完成土地改革已经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若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大陆当时刚刚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似无此能力，更况且台湾并未出现财政困难）（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守台湾。（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利伯维尔，并为双方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提高、不降低。
据文章披露，会见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兴奋，只等北京认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陆了。不料1966年6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对台工作停顿。而对台湾方面说来，似乎又是一次“以主义光复大陆”的机会。似曾相识的强大政治攻势再度发起：“大陆政权分崩离析”、“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逆”……。海峡两岸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与抗衡。
待到缓和的声音重新发出时，已是1980年代初。从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九条《告台湾同胞书》，又是20年过去了。在大陆的改革已经快把共产党弄得空俱其名，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再能够独裁的情况下，这延续了七十多年国共仇恨，难道还解不开吗？过去结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难道还要向毛泽东、蒋介石那样，把两边中国人的性命、财富、安宁、尊严，当作自己的筹码来耍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