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轩（音）第一次看到附近工厂的自卸卡车开进他们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卡车停在玉米地和小学操场之间，那些工人把一桶桶冒着泡沫的白色液体倒入地里，然后就掉转车头，没说一句话，竟自开回工厂。
他们村位于河南省靠近黄河的平原上。2008年3月，李庚轩（音）和其他高龙村的农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附近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的工人每天都在他们村周围倾倒工业废物，已经九个月了。那些液体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的副产品，是一种剧毒物质。当暴露在潮湿空气中时，四氯化硅会变成酸和有毒的氯化氢气体，可以使人头晕和呼吸困难。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教授任丙炎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倾倒或埋入（四氯化硅）的土地将无法孕育。在那些地方，草和树木都无法生长……是有毒的，它是污染。人类永远无法触碰那里了。”
当刚开始倾倒时，有时从地面升起的白烟能有几英尺高，随着这些液体干掉，扩散到农田，作物在这些白屑中枯萎。村民们开始晕眩和生病。到了晚上，村民们说，“工厂烟囱中呼呼地放出刺鼻的气体，让他们的眼睛刺痛，难以呼吸。”
“这是有毒的空气。有时糟糕到你都不能坐在外面。你必须关闭所有的门窗”，28岁的卡车司机乔石鹏（音）说。他担心自己1岁孩子的健康。
不计后果地倾倒工业废料在中国比比皆是。但吸引《华盛顿邮报》注意的是：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是一个“绿色能源”公司，生产的多晶硅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板，销往世界各地。事实上，它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尚德电力是当时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尚德电力的创始人施正荣在2008年进入最富有的中国人胡润排行榜。
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鲁莽地污染农村并非不可避免。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让这种犯罪行为、漠视农民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成为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的标准做法，尽管政府自己的环保机构谴责这样的行为并努力去阻止，大多都是徒劳。正如中国一名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美国，就会被逮捕。”但是在中国，国有和私营行业与各级政府官员纵容违反环保法规，而抗议的农民、工人、环保人士还有和他们一起的律师被逮捕、监禁、殴打或者更糟的境遇。
每生产一吨多晶硅会生产出约4吨的四氯化硅废液。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了污染回收技术来处理四氯化硅废液，使其变得无害。但这样的环保技术是昂贵的。2008年，在德国安全地生产一吨多晶硅的成本大约是84500美元。中国公司一直在以21000美元至56000美元一吨的成本生产多晶硅，因为他们只是把有毒废料倒入无助的农村地区，一个月节省数百万美元。
高龙村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体制联姻创建出怎样的一个魔鬼式的、破坏性的混合经济体制，流氓经济正在肆虐中国的环境，残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生存，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生态崩溃，并威胁着整个地球与它一同下坠。
I、中国的自毁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一直为世界羡慕。自197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GDP增长接近10%。世界银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快速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人脱离贫困。邓小平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市场激励机制、设立了出口基地，把中国从一个落后、停滞、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式贫穷国家，变成一个世界轻工业的加工厂，重新装修了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
35年的经济飙涨将中国从1979年的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提升到2014年的第一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来以出口为基础的增长之后，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年-2015年）寻求重新把经济聚焦在国内市场需求上，以实现习近平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模式的大众消费型社会。中国避过了全球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丢失一个（发展）节拍，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努力地防止再度陷入衰退。
但是，中国的崛起已付出了可怕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十年前，中国年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潘岳在接受《明镜周刊》2005年3月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奇迹将很快结束，因为环境再也跟不上这样的步伐。”
他补充道：“为了维持增长，我们正在过度使用原材料……我们的原材料是稀缺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是50年前的两倍。到2020年将有15亿人... ...但与此同时，沙漠地区在不断扩大；在过去50年里，可居住和可使用的土地已减半……中国1/3的土地出现酸雨，我们的七大河流，它们一半的水完全无法使用，而我们有1/4的国民还没有干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中，经过可持续环保方式处理的比例不到20％……由于空气和水污染，我们损失了8%到1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还不包括医疗费……仅在北京，所有致命性的癌症病例，70％到80％都与环境有关。”
潘岳还说：“还有另一个错误……就是假设经济增长会给我们带来财政资源来应付环境、原材料和人口增长的危机。（但）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钱，而且我们没有时间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到1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可以负担得起，但我们不能。在我们达到人均4000美元之前，各式各样不同的危机会向我们袭来。在经济上，我们不会强大到足以克服这些困难。”
潘岳的诚实让他坐了冷板凳，但他低估了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凶猛程度和规模，一个超越中国本身的破坏。
A、消费这个星球来支持不可持续的增长
随着中国的增长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起飞，工业的景气迅速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木材、石油和矿产，迫使北京向外寻求，来喂自己贪婪的增长引擎。中国北方工业城市狂躁饥渴的产业景气吸掉了中国北方新鲜的含水层，让大约600个城市，包括北京，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同时严重污染了大部分剩余的储量。急切追逐利益的伐木工人砍倒了中国所剩下的大部分森林，不计后果地剥去一座座山的“外衣”，造成广泛的洪灾和生命损失。2009年，政府禁止在国内伐木。中国的伐木者于是转向掠夺西伯利亚、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新几内亚和非洲部分地区。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和自动化让中国从1993年一个中等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到了2013年变成了世界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铁矿石、铜和其他重要的工业矿物储量也快速下降，迫使中国进口矿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结果，今天，拥有全球20％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原材料（水泥、金属矿石、工业矿物、化石燃料）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消耗的这些资源占全球的32%以上，约是第二大消费国——美国的4倍多。中国消耗的煤炭是全球的一半以上，石油耗量是全球的1/3。中国是全球领先的钢铁生产商和消费者，消耗的钢铁占全球总产量的46％，现在其77％的铁矿石依赖于进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及林产品消费国，夷平了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新几内亚、刚果和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绿色和平组织得出结论说：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没有原始森林的行星上。”
当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从短短三十年前一个相对较低水平开始工业化，因此它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来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现代化并不奇怪。但事实是，大部分这些资源被以一个巨大的规模浪费掉了，对于所有的浪费和污染，大多数中国人很少从中获益。
耗材革命和全球消费的“剧烈加速度”
首先，看一下那些提供中国崛起动力的出口基地。当中国在1980年代初推出“改革开放”和邀请外国投资者来设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中国超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对环境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吸引了世界上许多最肮脏、最不可持续的行业。钢材、焦炭、铝、水泥、化工和石油化工、五金电镀、鞣革、塑料、油漆和装饰，合成纤维和纺织品的生产，面料印染、造纸以及汽车电池和电子产品回收，大多数有毒、污染空气。在美国和欧洲本土面临越来越严格环境限制的行业在1980年之后转移到了中国。现在全球70%的电子垃圾倾倒在中国。
此外，中国广大低收入的农民工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上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业和组装行业。到了1990年代，中国已有超过1.04亿制造业工人，大约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总和的两倍。他们每天工作8到16小时，常常每周工作7天，据估计，他们在2002年平均每小时的报酬是57美分，低于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手摇纺织机工人的工资。这个“中国价格”从1980年开始为大批量的轻工业制造设立了全球的地板价。
（劳动力）价格的暴跌刺激了全球消费史上最大的景气，反过来又以空前的规模加速了对全球资源的掠夺。突然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超廉价劳动力也刺激了一个小的工业革命，让生产者能够消灭所剩的大部分耐用品类别，用更廉价、一次性的商品来取代。随着“一次性商品”的革命，当地的裁缝、改衣店、修鞋店、家电维修店、电视修理工之类的都在西方消失了，因为扔掉换新的比修起来还要便宜。
以衣服为例：从H&M、Target、Zara等推出的“快速时尚”现在统领着女性服装市场——衣服价格如此低廉，通常不值得花钱去干洗。正如Elizabeth Kline在她最近出版的书《过度着装：廉价时尚令人震惊的高成本》中说“季节性购物模式已让位给连续性消费”。Zara每周向其商店两次推出新款。H＆M和Forever 21每天都有新款。用Kline的话说：“买如此多的衣服，用起来就象一次性一样，这给环境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的棉花作物每年需要施用220亿磅的有毒农药。大多数纤维的染色或漂白处理是用有毒的化学浴，来使其更鲜亮、更柔软、更耐褪色、防水和不易起皱。内饰面料和儿童睡衣是用可怕的化学品来处理，使它们防污或防火。这些有毒浴消耗了巨量的化学物质和水。不用说，在中国，这些化学物质通常未经处理，直接倾倒入河流和湖泊，就象把四氯化硅倒到李庚轩（音）的玉米田里那样。经过所有的化学处理后，这些织物必须要放到加热灯下干燥。这些过程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纺织行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来源之一，而且正在呈现几何级数增长。1950年，地球上大约有25亿人，他们总共消耗约1000万吨面料。今天，我们有70亿人，但我们每年消耗超过7000万吨面料，是1950年代人均消耗量的近3倍。每年生产7000万吨面料要消耗数量惊人的资源，包括超过1.45亿吨的煤，1.5万亿到2万亿加仑的淡水。合成纤维（现在占市场份额的60%）是最差的：它们消耗的生产能源是天然纤维的10到25倍。总之，“快速时尚”正在加速丢弃这个星球。
中国服装产业如此，中国大部分其他出口行业也是一样。从廉价一次性的鞋子、衣服、玩具、工具、家居用品、圣诞垃圾和单薄的塑料器具到iPhone和60英寸平板电视，世界上大多数的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制造，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故意设计成不可修复的，大多数不可回收。经过短暂的寿命之后，它们被堆成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垃圾山，被用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运回中国，让儿童们在明火中熔化掉塑料主板来“回收”，或是任其漂浮在世界的大洋上。
从第12个“五年计划”看地球破坏的场景
当我们来看中国的国内经济，浪费触目惊心。随着中国的经济向西方开放，中国的出口开始换回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北京推出了一波又一波庞大的开发项目：水坝、机场、铁路系统、公路、地铁、污水处理系统，新的产业，新的住房，新的城市，新的港口以及更多。中国政府的规划者们一直在通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大的机场、最长和最高的桥梁、最长的铁路公路网和最长的隧道来展示中国的工程实力和经济实力。
自从邓小平推动他的“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永久性大跃进的模式：五年计划把年度工业增长速度设在8%，促进一系列的“支柱”产业——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清洁能源等。在目前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国务院呼吁要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1）高效节能且环保的技术，如“清洁煤”；2）新一代IT和云计算及“物联网”；3）生物技术；4）高科技汽车和飞机制造，将高铁扩展到45000公里，将高速公路扩展到83000公里；5）新一代核电，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系统；6）新的材料，包括稀土、特种玻璃和陶瓷，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发展；7）新能源汽车：电动机的电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低排放的车辆。
毫无疑问，中国人已受益于新的住房、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但政府也浪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设中国并不需要的，建设毫无用处的政绩工程、多余的住房、多余的基础设施和更多。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种投资热潮的特点是：不受控制的过量生产和失控的污染。
场景一：中国与地球并不需要的“汽车热”
第12个五年计划呼吁要“提高中国独立制造汽车及生产所有关键零部件的能力”，以便将节能和混合动力汽车“大规模商业化”，呼吁“建设……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等。混合与否，这是一个中国人并不需要的产业。截至1979年，中国大约每年生产16万辆汽车，其中卡车和公共汽车占90％。人们骑自行车及搭公共汽车和火车出行。1990年，中国的公路上仅有550万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到了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装配制造者，组装出1870万辆轿车和轻型车，是美国同年汽车产量的两倍多。据估计，到2050年，中国可能有3.9亿到5.32亿辆车上路，几乎与美国的一样多。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如此巨大的汽车产业？《彭博社》2014年4月9日援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报告，头条标题是“汽车成为温室气体增加的最大驱动力”。这一场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中国的汽车化带来了三个深刻变化。首先，它大大延长了在中国交通拥堵的城市里要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在北京的环路上，平均速度为每小时9英里），并在进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创造出了世界上历史性的交通堵塞。2010年，在北京附近的一次塞车绵延100多公里，历时两个星期。其次，燃煤给已经厚厚的雾霾添上了一层新的雾霾，窒息着中国的城市。第三，建设的公路铺平了急需的农田和湿地，浪费了中国乃至世界不必要浪费的大量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推动合资汽车生产作为“支柱”产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旦政府开始了其市场的改革战略，放弃终身雇佣制，它需要推动私营和国营企业产生出更多的工作，就像资本主义政府无处不在。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1月的讲话中强调：“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政府绝不能有一刻的放松……对我们来说，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
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目前占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包括道路建设）每八个中的一个。
其次，中国共产党促进汽车热潮，以提高追求身份象征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支持。在1980年代，中共支持适度消费。但在1989年春出现天安门抗议后，政府选择了扩大消费来安抚中产阶级。因此，汽车热潮之后是航空公司热潮、（修建）购物中心热潮、高铁热潮、出国旅游热潮等等。一个不小的讽刺是，正当中共在1990年代加强汽车生产，在公共道路上禁止骑自行车后，欧洲国家正相反——许多城市中心街道禁止汽车通行，推广自行车和拼车，以及扩大公共交通。中国没有开始认真地扩大城市地铁，直到2000年代后期，经过了二十年的汽车化，令中国的城市拥堵，空气污染大幅上升。
场景二：不被使用的道路
随着中国赶超美国，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共产党决定中国也应该“赶超”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因此，截至2010年，中国建成了53000英里的城际高速公路，超过了美国47000英里的州际公路系统。但这一方案是建造在巨大的成本之上——拆通城市、将数千平方英里有价值的农田、湿地等用来铺路。除了靠近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之外，中国的高速公路往往很少被使用，这是又一个考虑不周打了水漂。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在空空的高速公路上晒作物。《McClatchy报》北京分社社长Tom Lasseter写下了这一景象：
“你看到这条路上有任何车辆吗？人们常听说中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但这里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中国的农村乡镇和城市，地方官员要建设大型示范项目来夸张显示，但（这些工程的）用处不大。昨天我在内蒙古的丰镇市。按照中国的标准，它是一个小地方，大约有20万人口。所以，想象一下我的惊奇：当我们离开市中心时，看到这个有8条车道的高速公路，通过一个庞大的新的市政厅。在这条公路上，连一辆车也没有。一位路人可以倒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几个小时也不用担心可能会被车子辗过。这个城市因为修建一个发电厂而陷入困境，北京说不需要建。在中国各地，有大量很大程度上空置的酒店、全新的空的公路，现代化的机场因为缺乏（空中）交通而赔钱。情况是：非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不会特别去适应当地的需求，他们发现政绩工程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光彩，可以吸引投资，这是他们在一党体制内获得晋升之路。所以，对于每一条象这样的8车道公路，都有一个幸福的官僚在考量着他光明的职业前景。”
场景三：半空的子弹头火车
有多少钢、铝、铜、水泥和电力被消耗来打造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第12个“五年计划”预算截至2020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来建造超过1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到2013年，中国建造的高速列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这些项目更多的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现代化必要的。（子弹头）高速列车的建设和运营非常昂贵，消耗的电力超出常规火车的两倍，因此在中国，其票价是常规火车票的2倍。由于很少有中国人能支付得起这样的票价，子弹头火车装载的旅客不到容量的一半。中国的交通专家说，政府正在往子弹头列车上扔钱，这些钱可以更好地花在常规铁路上，尤其是货运线和发展城市及周边的公共交通。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最近我在上海，乘坐了他们去杭州的高速列车”，指的是新的磁悬浮列车，将原来两个城市之间4小时的车程减少到不到一小时。“这辆崭新的高速列车一半是空的，崭新的车站3/4是空的。与铁路线平行的，还有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看上去3/4是空的。在这个火车站旁边也是一个新的上海地方性机场，你可以飞去杭州”，他说。
“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没有理由重复建设、甚至是三重建设那些基础设施。”
重复建设、三重建设、过度修建和浪费在中国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地铁。中国有22个城市已经修建了地铁系统，2012年的时候，资金预算是要在2018年底之前在另外16座城市修建地铁。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65年帮助设计了北京第一条地铁的工程师王梦恕说这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也太过昂贵：“第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并不需要建地铁。即使他们有能力建起来，也支付不起它们的营运。但很多地方认为如果有了地铁，那么它们就是一个大城市了。”
场景四：建设热火朝天，鬼城和房地产泡沫之母
中国在建设方面毁灭性的热情已吞噬了中国最好的城市周边农田，把数千万的农民和城镇居民驱离家园，消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造不需要的住房、商场、工业园区、办公楼、发电厂和基础设施。城市和省份竞相建造刺入云端的摩天大楼。
到2020年，地球上最高的20座建筑，有12座将位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如沈阳、武汉和苏州。在沈阳，写字楼的空置率接近30％，但是目前正在建另外三座摩天大楼，都比纽约市的克莱斯勒大厦还大。另有12座正在设计中。为干部们修建的令人震惊的奢华办公室无处不在。中国沿海有多个多余的港口，有些几乎是空的，但还在计划修建更多港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建造的新房足够给（中国）全部人口使用，但建筑业的繁荣已成为一个自我维持、永久性的建设发动机。出现了不仅仅是大片的空置公寓楼，还有已建有办公楼、医院、学校、未来机场、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大片大片住宅楼，但几乎没有人的“鬼城”。
中国21%的城市居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拥有两套城市住房，有的拥有三套或四套。所有这些都是买来投机，而不是用来居住或是作度假房。2014年，超过22.4%的城市公寓楼仍然空置。据估计，在中国建造了超过6400万套过剩的公寓，而目前还有数百万套正在建设中。经济学家们警告：中国真正在建造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了中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他对CBS的Lesley Stahl表示，这不可能持续。“这是一个泡沫，肯定的”。当它破裂时，“这将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
场景五：豆腐渣建筑
中国的建筑速度惊人，但也惊人的马虎和危险，并注定短寿。这是因为中国的地方建设监管部门，象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部门一样，听命于与建筑公司有伙伴关系、利益关系的地方官员，监管人员是名义上的。结果，安全性往往让位于速度和成本，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人称之为“豆腐”工程。在2011年7月到2012年8月期间，有八座大桥倒塌。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统计：在2012年7月仅仅9天内，中国有4座桥梁倒塌。高铁桥梁倒塌、建筑倒塌，有的是整体翻倒。2010年，中国住建部坦言施工质量低，并警告说“中国的新建房屋只能维持20年或30年”。
（译文有删节。未完待续）
（本文译自Richard Smith于2015年6月21日发表在非营利性新闻机构Truthout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共产-资本主义生态启示录”。）
原文China's Communist-Capitalist Ecological Apocalypse: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1478-china-s-communist-capitalist-ecological-apocalypse
他们村位于河南省靠近黄河的平原上。2008年3月，李庚轩（音）和其他高龙村的农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附近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的工人每天都在他们村周围倾倒工业废物，已经九个月了。那些液体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的副产品，是一种剧毒物质。当暴露在潮湿空气中时，四氯化硅会变成酸和有毒的氯化氢气体，可以使人头晕和呼吸困难。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教授任丙炎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倾倒或埋入（四氯化硅）的土地将无法孕育。在那些地方，草和树木都无法生长……是有毒的，它是污染。人类永远无法触碰那里了。”
当刚开始倾倒时，有时从地面升起的白烟能有几英尺高，随着这些液体干掉，扩散到农田，作物在这些白屑中枯萎。村民们开始晕眩和生病。到了晚上，村民们说，“工厂烟囱中呼呼地放出刺鼻的气体，让他们的眼睛刺痛，难以呼吸。”
“这是有毒的空气。有时糟糕到你都不能坐在外面。你必须关闭所有的门窗”，28岁的卡车司机乔石鹏（音）说。他担心自己1岁孩子的健康。
不计后果地倾倒工业废料在中国比比皆是。但吸引《华盛顿邮报》注意的是：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是一个“绿色能源”公司，生产的多晶硅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板，销往世界各地。事实上，它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尚德电力是当时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尚德电力的创始人施正荣在2008年进入最富有的中国人胡润排行榜。
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鲁莽地污染农村并非不可避免。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让这种犯罪行为、漠视农民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成为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的标准做法，尽管政府自己的环保机构谴责这样的行为并努力去阻止，大多都是徒劳。正如中国一名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美国，就会被逮捕。”但是在中国，国有和私营行业与各级政府官员纵容违反环保法规，而抗议的农民、工人、环保人士还有和他们一起的律师被逮捕、监禁、殴打或者更糟的境遇。
每生产一吨多晶硅会生产出约4吨的四氯化硅废液。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了污染回收技术来处理四氯化硅废液，使其变得无害。但这样的环保技术是昂贵的。2008年，在德国安全地生产一吨多晶硅的成本大约是84500美元。中国公司一直在以21000美元至56000美元一吨的成本生产多晶硅，因为他们只是把有毒废料倒入无助的农村地区，一个月节省数百万美元。
高龙村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体制联姻创建出怎样的一个魔鬼式的、破坏性的混合经济体制，流氓经济正在肆虐中国的环境，残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生存，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生态崩溃，并威胁着整个地球与它一同下坠。
I、中国的自毁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一直为世界羡慕。自197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GDP增长接近10%。世界银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快速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人脱离贫困。邓小平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市场激励机制、设立了出口基地，把中国从一个落后、停滞、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式贫穷国家，变成一个世界轻工业的加工厂，重新装修了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
35年的经济飙涨将中国从1979年的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提升到2014年的第一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来以出口为基础的增长之后，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年-2015年）寻求重新把经济聚焦在国内市场需求上，以实现习近平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模式的大众消费型社会。中国避过了全球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丢失一个（发展）节拍，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努力地防止再度陷入衰退。
但是，中国的崛起已付出了可怕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十年前，中国年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潘岳在接受《明镜周刊》2005年3月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奇迹将很快结束，因为环境再也跟不上这样的步伐。”
他补充道：“为了维持增长，我们正在过度使用原材料……我们的原材料是稀缺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是50年前的两倍。到2020年将有15亿人... ...但与此同时，沙漠地区在不断扩大；在过去50年里，可居住和可使用的土地已减半……中国1/3的土地出现酸雨，我们的七大河流，它们一半的水完全无法使用，而我们有1/4的国民还没有干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中，经过可持续环保方式处理的比例不到20％……由于空气和水污染，我们损失了8%到1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还不包括医疗费……仅在北京，所有致命性的癌症病例，70％到80％都与环境有关。”
潘岳还说：“还有另一个错误……就是假设经济增长会给我们带来财政资源来应付环境、原材料和人口增长的危机。（但）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钱，而且我们没有时间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到1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可以负担得起，但我们不能。在我们达到人均4000美元之前，各式各样不同的危机会向我们袭来。在经济上，我们不会强大到足以克服这些困难。”
潘岳的诚实让他坐了冷板凳，但他低估了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凶猛程度和规模，一个超越中国本身的破坏。
A、消费这个星球来支持不可持续的增长
随着中国的增长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起飞，工业的景气迅速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木材、石油和矿产，迫使北京向外寻求，来喂自己贪婪的增长引擎。中国北方工业城市狂躁饥渴的产业景气吸掉了中国北方新鲜的含水层，让大约600个城市，包括北京，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同时严重污染了大部分剩余的储量。急切追逐利益的伐木工人砍倒了中国所剩下的大部分森林，不计后果地剥去一座座山的“外衣”，造成广泛的洪灾和生命损失。2009年，政府禁止在国内伐木。中国的伐木者于是转向掠夺西伯利亚、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新几内亚和非洲部分地区。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和自动化让中国从1993年一个中等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到了2013年变成了世界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铁矿石、铜和其他重要的工业矿物储量也快速下降，迫使中国进口矿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结果，今天，拥有全球20％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原材料（水泥、金属矿石、工业矿物、化石燃料）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消耗的这些资源占全球的32%以上，约是第二大消费国——美国的4倍多。中国消耗的煤炭是全球的一半以上，石油耗量是全球的1/3。中国是全球领先的钢铁生产商和消费者，消耗的钢铁占全球总产量的46％，现在其77％的铁矿石依赖于进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及林产品消费国，夷平了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新几内亚、刚果和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绿色和平组织得出结论说：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没有原始森林的行星上。”
当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从短短三十年前一个相对较低水平开始工业化，因此它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来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现代化并不奇怪。但事实是，大部分这些资源被以一个巨大的规模浪费掉了，对于所有的浪费和污染，大多数中国人很少从中获益。
耗材革命和全球消费的“剧烈加速度”
首先，看一下那些提供中国崛起动力的出口基地。当中国在1980年代初推出“改革开放”和邀请外国投资者来设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中国超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对环境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吸引了世界上许多最肮脏、最不可持续的行业。钢材、焦炭、铝、水泥、化工和石油化工、五金电镀、鞣革、塑料、油漆和装饰，合成纤维和纺织品的生产，面料印染、造纸以及汽车电池和电子产品回收，大多数有毒、污染空气。在美国和欧洲本土面临越来越严格环境限制的行业在1980年之后转移到了中国。现在全球70%的电子垃圾倾倒在中国。
此外，中国广大低收入的农民工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上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业和组装行业。到了1990年代，中国已有超过1.04亿制造业工人，大约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总和的两倍。他们每天工作8到16小时，常常每周工作7天，据估计，他们在2002年平均每小时的报酬是57美分，低于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手摇纺织机工人的工资。这个“中国价格”从1980年开始为大批量的轻工业制造设立了全球的地板价。
（劳动力）价格的暴跌刺激了全球消费史上最大的景气，反过来又以空前的规模加速了对全球资源的掠夺。突然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超廉价劳动力也刺激了一个小的工业革命，让生产者能够消灭所剩的大部分耐用品类别，用更廉价、一次性的商品来取代。随着“一次性商品”的革命，当地的裁缝、改衣店、修鞋店、家电维修店、电视修理工之类的都在西方消失了，因为扔掉换新的比修起来还要便宜。
以衣服为例：从H&M、Target、Zara等推出的“快速时尚”现在统领着女性服装市场——衣服价格如此低廉，通常不值得花钱去干洗。正如Elizabeth Kline在她最近出版的书《过度着装：廉价时尚令人震惊的高成本》中说“季节性购物模式已让位给连续性消费”。Zara每周向其商店两次推出新款。H＆M和Forever 21每天都有新款。用Kline的话说：“买如此多的衣服，用起来就象一次性一样，这给环境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的棉花作物每年需要施用220亿磅的有毒农药。大多数纤维的染色或漂白处理是用有毒的化学浴，来使其更鲜亮、更柔软、更耐褪色、防水和不易起皱。内饰面料和儿童睡衣是用可怕的化学品来处理，使它们防污或防火。这些有毒浴消耗了巨量的化学物质和水。不用说，在中国，这些化学物质通常未经处理，直接倾倒入河流和湖泊，就象把四氯化硅倒到李庚轩（音）的玉米田里那样。经过所有的化学处理后，这些织物必须要放到加热灯下干燥。这些过程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纺织行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来源之一，而且正在呈现几何级数增长。1950年，地球上大约有25亿人，他们总共消耗约1000万吨面料。今天，我们有70亿人，但我们每年消耗超过7000万吨面料，是1950年代人均消耗量的近3倍。每年生产7000万吨面料要消耗数量惊人的资源，包括超过1.45亿吨的煤，1.5万亿到2万亿加仑的淡水。合成纤维（现在占市场份额的60%）是最差的：它们消耗的生产能源是天然纤维的10到25倍。总之，“快速时尚”正在加速丢弃这个星球。
中国服装产业如此，中国大部分其他出口行业也是一样。从廉价一次性的鞋子、衣服、玩具、工具、家居用品、圣诞垃圾和单薄的塑料器具到iPhone和60英寸平板电视，世界上大多数的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制造，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故意设计成不可修复的，大多数不可回收。经过短暂的寿命之后，它们被堆成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垃圾山，被用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运回中国，让儿童们在明火中熔化掉塑料主板来“回收”，或是任其漂浮在世界的大洋上。
从第12个“五年计划”看地球破坏的场景
当我们来看中国的国内经济，浪费触目惊心。随着中国的经济向西方开放，中国的出口开始换回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北京推出了一波又一波庞大的开发项目：水坝、机场、铁路系统、公路、地铁、污水处理系统，新的产业，新的住房，新的城市，新的港口以及更多。中国政府的规划者们一直在通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大的机场、最长和最高的桥梁、最长的铁路公路网和最长的隧道来展示中国的工程实力和经济实力。
自从邓小平推动他的“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永久性大跃进的模式：五年计划把年度工业增长速度设在8%，促进一系列的“支柱”产业——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清洁能源等。在目前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国务院呼吁要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1）高效节能且环保的技术，如“清洁煤”；2）新一代IT和云计算及“物联网”；3）生物技术；4）高科技汽车和飞机制造，将高铁扩展到45000公里，将高速公路扩展到83000公里；5）新一代核电，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系统；6）新的材料，包括稀土、特种玻璃和陶瓷，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发展；7）新能源汽车：电动机的电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低排放的车辆。
毫无疑问，中国人已受益于新的住房、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但政府也浪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设中国并不需要的，建设毫无用处的政绩工程、多余的住房、多余的基础设施和更多。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种投资热潮的特点是：不受控制的过量生产和失控的污染。
场景一：中国与地球并不需要的“汽车热”
第12个五年计划呼吁要“提高中国独立制造汽车及生产所有关键零部件的能力”，以便将节能和混合动力汽车“大规模商业化”，呼吁“建设……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等。混合与否，这是一个中国人并不需要的产业。截至1979年，中国大约每年生产16万辆汽车，其中卡车和公共汽车占90％。人们骑自行车及搭公共汽车和火车出行。1990年，中国的公路上仅有550万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到了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装配制造者，组装出1870万辆轿车和轻型车，是美国同年汽车产量的两倍多。据估计，到2050年，中国可能有3.9亿到5.32亿辆车上路，几乎与美国的一样多。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如此巨大的汽车产业？《彭博社》2014年4月9日援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报告，头条标题是“汽车成为温室气体增加的最大驱动力”。这一场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中国的汽车化带来了三个深刻变化。首先，它大大延长了在中国交通拥堵的城市里要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在北京的环路上，平均速度为每小时9英里），并在进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创造出了世界上历史性的交通堵塞。2010年，在北京附近的一次塞车绵延100多公里，历时两个星期。其次，燃煤给已经厚厚的雾霾添上了一层新的雾霾，窒息着中国的城市。第三，建设的公路铺平了急需的农田和湿地，浪费了中国乃至世界不必要浪费的大量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推动合资汽车生产作为“支柱”产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旦政府开始了其市场的改革战略，放弃终身雇佣制，它需要推动私营和国营企业产生出更多的工作，就像资本主义政府无处不在。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1月的讲话中强调：“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政府绝不能有一刻的放松……对我们来说，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
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目前占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包括道路建设）每八个中的一个。
其次，中国共产党促进汽车热潮，以提高追求身份象征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支持。在1980年代，中共支持适度消费。但在1989年春出现天安门抗议后，政府选择了扩大消费来安抚中产阶级。因此，汽车热潮之后是航空公司热潮、（修建）购物中心热潮、高铁热潮、出国旅游热潮等等。一个不小的讽刺是，正当中共在1990年代加强汽车生产，在公共道路上禁止骑自行车后，欧洲国家正相反——许多城市中心街道禁止汽车通行，推广自行车和拼车，以及扩大公共交通。中国没有开始认真地扩大城市地铁，直到2000年代后期，经过了二十年的汽车化，令中国的城市拥堵，空气污染大幅上升。
场景二：不被使用的道路
随着中国赶超美国，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共产党决定中国也应该“赶超”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因此，截至2010年，中国建成了53000英里的城际高速公路，超过了美国47000英里的州际公路系统。但这一方案是建造在巨大的成本之上——拆通城市、将数千平方英里有价值的农田、湿地等用来铺路。除了靠近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之外，中国的高速公路往往很少被使用，这是又一个考虑不周打了水漂。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在空空的高速公路上晒作物。《McClatchy报》北京分社社长Tom Lasseter写下了这一景象：
“你看到这条路上有任何车辆吗？人们常听说中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但这里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中国的农村乡镇和城市，地方官员要建设大型示范项目来夸张显示，但（这些工程的）用处不大。昨天我在内蒙古的丰镇市。按照中国的标准，它是一个小地方，大约有20万人口。所以，想象一下我的惊奇：当我们离开市中心时，看到这个有8条车道的高速公路，通过一个庞大的新的市政厅。在这条公路上，连一辆车也没有。一位路人可以倒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几个小时也不用担心可能会被车子辗过。这个城市因为修建一个发电厂而陷入困境，北京说不需要建。在中国各地，有大量很大程度上空置的酒店、全新的空的公路，现代化的机场因为缺乏（空中）交通而赔钱。情况是：非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不会特别去适应当地的需求，他们发现政绩工程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光彩，可以吸引投资，这是他们在一党体制内获得晋升之路。所以，对于每一条象这样的8车道公路，都有一个幸福的官僚在考量着他光明的职业前景。”
场景三：半空的子弹头火车
有多少钢、铝、铜、水泥和电力被消耗来打造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第12个“五年计划”预算截至2020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来建造超过1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到2013年，中国建造的高速列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这些项目更多的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现代化必要的。（子弹头）高速列车的建设和运营非常昂贵，消耗的电力超出常规火车的两倍，因此在中国，其票价是常规火车票的2倍。由于很少有中国人能支付得起这样的票价，子弹头火车装载的旅客不到容量的一半。中国的交通专家说，政府正在往子弹头列车上扔钱，这些钱可以更好地花在常规铁路上，尤其是货运线和发展城市及周边的公共交通。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最近我在上海，乘坐了他们去杭州的高速列车”，指的是新的磁悬浮列车，将原来两个城市之间4小时的车程减少到不到一小时。“这辆崭新的高速列车一半是空的，崭新的车站3/4是空的。与铁路线平行的，还有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看上去3/4是空的。在这个火车站旁边也是一个新的上海地方性机场，你可以飞去杭州”，他说。
“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没有理由重复建设、甚至是三重建设那些基础设施。”
重复建设、三重建设、过度修建和浪费在中国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地铁。中国有22个城市已经修建了地铁系统，2012年的时候，资金预算是要在2018年底之前在另外16座城市修建地铁。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65年帮助设计了北京第一条地铁的工程师王梦恕说这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也太过昂贵：“第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并不需要建地铁。即使他们有能力建起来，也支付不起它们的营运。但很多地方认为如果有了地铁，那么它们就是一个大城市了。”
场景四：建设热火朝天，鬼城和房地产泡沫之母
中国在建设方面毁灭性的热情已吞噬了中国最好的城市周边农田，把数千万的农民和城镇居民驱离家园，消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造不需要的住房、商场、工业园区、办公楼、发电厂和基础设施。城市和省份竞相建造刺入云端的摩天大楼。
到2020年，地球上最高的20座建筑，有12座将位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如沈阳、武汉和苏州。在沈阳，写字楼的空置率接近30％，但是目前正在建另外三座摩天大楼，都比纽约市的克莱斯勒大厦还大。另有12座正在设计中。为干部们修建的令人震惊的奢华办公室无处不在。中国沿海有多个多余的港口，有些几乎是空的，但还在计划修建更多港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建造的新房足够给（中国）全部人口使用，但建筑业的繁荣已成为一个自我维持、永久性的建设发动机。出现了不仅仅是大片的空置公寓楼，还有已建有办公楼、医院、学校、未来机场、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大片大片住宅楼，但几乎没有人的“鬼城”。
中国21%的城市居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拥有两套城市住房，有的拥有三套或四套。所有这些都是买来投机，而不是用来居住或是作度假房。2014年，超过22.4%的城市公寓楼仍然空置。据估计，在中国建造了超过6400万套过剩的公寓，而目前还有数百万套正在建设中。经济学家们警告：中国真正在建造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了中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他对CBS的Lesley Stahl表示，这不可能持续。“这是一个泡沫，肯定的”。当它破裂时，“这将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
场景五：豆腐渣建筑
中国的建筑速度惊人，但也惊人的马虎和危险，并注定短寿。这是因为中国的地方建设监管部门，象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部门一样，听命于与建筑公司有伙伴关系、利益关系的地方官员，监管人员是名义上的。结果，安全性往往让位于速度和成本，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人称之为“豆腐”工程。在2011年7月到2012年8月期间，有八座大桥倒塌。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统计：在2012年7月仅仅9天内，中国有4座桥梁倒塌。高铁桥梁倒塌、建筑倒塌，有的是整体翻倒。2010年，中国住建部坦言施工质量低，并警告说“中国的新建房屋只能维持20年或30年”。
（译文有删节。未完待续）
（本文译自Richard Smith于2015年6月21日发表在非营利性新闻机构Truthout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共产-资本主义生态启示录”。）
原文China's Communist-Capitalist Ecological Apocalypse: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1478-china-s-communist-capitalist-ecological-apocalyp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