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写下这个异常沉重的标题《毕节儿童是系统性崩溃的牺牲品》。这个标题在我的脑海中沉淀了超过一个星期。是的，一定要写篇文章，祭奠这个道貌岸然又极其弱智的时代。
诗人李南在《盛世》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少女热衷于星座
中产者忙于移居海外
只有养蜂人走遍山坡
只有沿途的风，认真吹拂……
我的国家看上去枝繁叶茂
我的人民却枯槁如经霜的草木
谁令我们喝下这致幻的迷剂
如同倒影中的纳西斯
……
现实生活中，借助互联网每秒30万公里的传播速度，几乎每一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上面，都会站立起数不尽的高尚名义下的人间表情。贵州毕节4位未成年 留守儿童 自杀身亡，尸骨上同样站立起无数的道德至高点。然而，当我们真正用头脑而不仅仅是用眼睛去亲近那片贫瘠的土地，才会发现，你想做你要做的，人们都早已做过 了，而防不胜防之下的万一之失，你就是呼吁再严厉的行政问责，也不能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阅尽人间脸色的千般表情中，最让我心塞肺堵耿耿于怀的，是一个被微信圈广为传播的帖子，那帖子说，孩子们自杀当晚，乡镇干部和学校老师名为家访事 实上是去 逼孩子们缴纳“计生抚养费”，因为最小的孩子屁股上有刀伤。天哪！这个，想想都觉得邪恶得无以复加！如何设想它竟能够像强制拆迁一样兴师动众被实施？虽然 多年来我一直对政府批评的多夸奖的少，计划生育过程中拆房抢人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但我终归是无法想像竟然会有人直接向最大13岁、最小5岁的孩子逼缴 “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对此我既不转发也不评论。还好，2015年第24期《财新周刊》（出版日期 2015年6月22日）的《毕节留守儿童之殇》（作者：王婧）多少为我们还原了部分真相。文章说：
“2011 年，张方其（4个死亡孩子的父亲——大焕注）一家六口决定回乡。村干部称，张方其一回来，就一次性向当地乡计生办交了社会抚养费9900元，为三个女儿办 了户口。‘他们在外面还是挣了些钱。’有村民说。他们回来后就开始翻修房屋，花了大概10多万元，修建时还获得政府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万元。”
“杨小琴是2014年9月才当张启刚（最大的13岁孩子——大焕注）的班主任的。她说，对这个孩子，她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全校545名学生中，父 母均外出打 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58名。但只有张启刚和他的妹妹们，在村里没有任何监护人。学生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留下的是父亲张方其的电话，但这个电话时常打不 通。”
“在田坎乡，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正常上学，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5月12日，几名班主任将家访情况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提交给校长。随后学校也向上级 教育部门和 乡里做了汇报。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包括老师、校长、乡村干部等人员的家访共11次，均遭遇‘闭门羹’。杨小琴说，她一度希望砸门进入，但有邻居 提醒说，不能砸，万一孩子从楼上跳下来怎么办。她遂放弃了砸门念头。”
在这些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实面前，一切关于学校、老师、乡村干部不够尽责的指责，一切关于社会和民间救济体系给他们一台电视、一部电话之类的美好想像（孩子家里其实有电视也有手机），一切出了事故之后要严厉行政问责的诉求，似乎都只能用统一的“隔鞋搔痒”四个字形容最恰当。
“据共青团毕节市委的统计数据，毕节全市共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其中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 10.6%。”大 家可以想像毕节一个市有多少公务员、有多少教师，为了这16.5万问题比正常儿童多得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平时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身处最 基层、工资微薄的公务员和普通教师的处境，我想他们早就已经心力交瘁不堪重负了！相比那些偶尔来一下、成就感满满的外来义工组织，他们常年重复着同样的努 力却是迎来不断的挫败，挫败，再挫败！因为，只要一个失败就是满盘皆输。成就看不见，失败却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有人把矛头直指家长：“不珍惜亲情，只埋头挣钱，人没了要钱干嘛？”但这不过是新时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饱汉不知饿汉饥。类似张方其这样父母背 井离乡、 妻离子散的家庭，在中国数以亿计。“在这深山中，除了种玉米，村民们没什么别的经济来源。若夫妻双方都守着玉米地，连能否维持一家生活都很难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那些主张农民不要背井离乡跑到城市、而是要回去建设家乡、“建设新农村”的人们的心，那就是直接把农产品价格提高10倍。 2014年中国 GDP总额是636463亿元，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总和是58000馀亿元，占GDP总额的9.17%。第一产业产值价格提高10倍，60%左右的农牧 渔民创造的产业就基本可以和另外40%的人创造的第二、第三产业市值齐平，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就基本上可以不必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如果把第一产业产 值价格提高15倍，就可以实现各行各业“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基本持平。
但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说一个超出许多人“常识”的问题：我们的农业是过剩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2013年6月曾在《小康·财智》撰文《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中国的农 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像。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 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 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 够，直到菜贱伤农。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 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供应过剩一定会导致价格下跌，这是经济学的铁律，一直跌到像现在的价位上为止。而且还有一个阻挡不了的世界性规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到 来，第三 产业产值远超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远超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产值越来越变得微乎其微！今天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总额9.17%，用不了多久就得像美国 一样占比只有1.2%，而且还会越来越低！那么，让青壮年农民带着孩子老人一起进城、减少农民而不是让他们就地“建设家乡”就是唯一办法。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利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量，强行把农产品价格提到现在的15倍水平，以此来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但那样的结果首先是相当 一些呼吁 城乡均衡发展的，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会吃不起饭吃不起菜吃不起肉了！他们要挨饿怎么办？他们反过来骂政府，会把“赖昌星”当做救命恩人，神州大地一定会 突然冒出一万个“赖昌星”，只不过这回“赖昌星”们走私的是不是石油，而是粮食蔬菜水果和肉。而国内第一产业的产品则因质次价高全部进入滞销行列，农民被 迫再一次以更大规模、更迅猛的速度涌入城市谋生！
中国这个时代很奇葩，人们对结果平等有着近乎狂热的偏执。他们不相信逻辑，迷信“决心”和“信心”；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他们甚至不相信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不相信基本的经济逻辑。
在 这么长时间里关注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的过程中，我读到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文字，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指责，不是那些隔山打牛的关怀，而是这样一段貌似非 常冷酷无情的话：“毕节的那个父亲进城打工每个月寄回来700元，但是在村里够四个孩子活着了，这就是城市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父亲被禁锢在土地上，是没法 养活四个孩子的。但是他的策略有问题，13岁的哥哥带3个妹妹，最小的5岁，没钱状态下带三个孩子的压力谁想过，洗衣服做饭都能累死人，这可能是哥哥崩溃 的关键。大家总是谴责用童工的资本家，说黑心，我要提醒的是，家务劳动里也有童工。如果哥哥能出去做学徒，每个月能汇回来500元，那1200元照顾3个 孩子，村里可能就有亲戚愿意做这件事了。好多人好面子，赚点钱回家盖个房子，聪明的人好里子，赚点钱学技术，换工作或者开小买卖，把孩子就接进来了。” （熊太行《爱留守儿童方式很多，但骂城市和城里人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用经济理性来思考问题是很俗的，亲戚朋友之间谈钱更是俗不可耐，甚至是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想用道德来代替经济理性，结果却是这个社会既无理性，也不道德，更不经济！
先看道德。我们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谈经济，大大方方地谈钱，于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成为孤岛。比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学校、老师因受到道德和社会压力而牺牲业馀时间、利用公共资源（不经济）给予4个孩子特殊关注不同的是，孩子与亲人之间的冷漠到了恍若隔世的地步！
“按同村人描述，张父有家暴倾向，张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另组家庭。张父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一心想把小孩丢给张母。父母婚姻破裂后，本来和张启刚还有些联系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孙辈生活。”
“任希芬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实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离家出走。此后，任希芬又和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任希芬的新家，距离张 家不到1公 里。但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没来看过孩子，也没有给孩子们打过哪怕一个电话。自张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认他们。”
“家里没人照应，张方其打工断断续续。他农忙时节回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在父亲出门打工的日子里，孩子们就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由张启刚一人打理。”
亲人之间的隔膜与冷酷，其实背后有着非常精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算计。只不过无人点破！长期在恶劣的贫困状态下生存的人们，出于本能的自保需要，一分 钱、一寸 心的慷慨往往都不愿意付出、也不敢付出。怕一旦付出永远被无偿“粘上”。无数人在诅咒城市的冷漠、乡村的淳朴，其实不过是无知情境下的梦想乌托邦而已。封 闭乡村人们对外的热情好客与对内的悭吝苛刻，就像他们所在的国家一样，一体两面，千百年来都长着一双精明算计后近乎本能的势利眼！
很多媒体都关注到孩子父亲张方其的家暴，但《财新周刊》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他的家暴是在妻子留守期间与别人“好上了”之后才发生的：“村民们普遍提 及的一则 ‘八卦’是，在张方其外出半个多月后，任希芬就与村里别的男人‘好上了’。村民们说，此后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打架。这与他对待邻居的沉默 态度截然不同。任希芬在外地打工期间，与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张方其还曾经给她一笔钱，用于治病，惟一的条件就是让她‘也管管咱们的孩子’。村民们 说，父亲在家的日子里，四个孩子时常脸上挂着笑，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干活。”
由此可见，张方其也是一个因为承担责任而像狗一样忍辱负重的父亲。不能说多么称职（尤其是观念落后没有把钱和孩子留在城市身边），我们许多人却也不 见得能够 比他做得更好多少。任希芬除了一年多时间不过问孩子一分一毫令人不可思议外，其它的所作所为（包括出轨），似乎也没有特别能够指责的地方。
综上我们可知，在4个未成年留守儿童的自杀事件中，其实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尽了相当力量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这只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必然！我想 只能用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八个字才能准确形容！不是我们不努力，从上到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努力，都累得要死。但是我们缺乏基本的系统性思维，大局、方 向错了，越努力越悲剧。
哪里的方向错了？大方向在这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城市，我们从上到下，在宏观视野和宏观决策上却把它放在了乡村！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手段本 身，我们却 把它诉诸于道德、情感和行政力量！正确的办法是赋权（土地权、自由迁徙权），自下而上让每个个体和家庭变得强壮有力量，我们的诉求却是期待自上而下的监 管、关怀，以及政策对农村的“特殊关照”！
于是悲剧就成为必然！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系统性崩溃”。整个系统设计错了，相关环扣中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借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失败的总记录”的说法，由于宏观的思考和政策方面已经南辕北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周其仁教授说：“中国人一定要赌高密度，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城市生活质量差，压力大，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谗言，批评城市的人都住在城里，他们的目的只 有一个， 就是让别人离开，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农民工刚进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怎么干什么都花钱，等过一段时间又有这样的体会，干什么也都能赚钱。”
在系统性崩溃的过程中，我相信少数人是因为无耻，就像周其仁先生说的想让别人离开城市，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更多的人则是因为无知，相信均衡发展的鬼话和白日梦。
我们不希望有下一个张启刚遭殃受祸，唯一的办法是帮助、引导、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孩子更好地和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更顺利地上 学、高考， 更快乐地成长。而不是天天想着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回去。故乡是回不去的！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人口越多、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越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明显、 集中的速度越快。
这篇文章写得我心力交瘁，子归啼血，唤不醒国人顽固的陈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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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新思路。
诗人李南在《盛世》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少女热衷于星座
中产者忙于移居海外
只有养蜂人走遍山坡
只有沿途的风，认真吹拂……
我的国家看上去枝繁叶茂
我的人民却枯槁如经霜的草木
谁令我们喝下这致幻的迷剂
如同倒影中的纳西斯
……
现实生活中，借助互联网每秒30万公里的传播速度，几乎每一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上面，都会站立起数不尽的高尚名义下的人间表情。贵州毕节4位未成年 留守儿童 自杀身亡，尸骨上同样站立起无数的道德至高点。然而，当我们真正用头脑而不仅仅是用眼睛去亲近那片贫瘠的土地，才会发现，你想做你要做的，人们都早已做过 了，而防不胜防之下的万一之失，你就是呼吁再严厉的行政问责，也不能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阅尽人间脸色的千般表情中，最让我心塞肺堵耿耿于怀的，是一个被微信圈广为传播的帖子，那帖子说，孩子们自杀当晚，乡镇干部和学校老师名为家访事 实上是去 逼孩子们缴纳“计生抚养费”，因为最小的孩子屁股上有刀伤。天哪！这个，想想都觉得邪恶得无以复加！如何设想它竟能够像强制拆迁一样兴师动众被实施？虽然 多年来我一直对政府批评的多夸奖的少，计划生育过程中拆房抢人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但我终归是无法想像竟然会有人直接向最大13岁、最小5岁的孩子逼缴 “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对此我既不转发也不评论。还好，2015年第24期《财新周刊》（出版日期 2015年6月22日）的《毕节留守儿童之殇》（作者：王婧）多少为我们还原了部分真相。文章说：
“2011 年，张方其（4个死亡孩子的父亲——大焕注）一家六口决定回乡。村干部称，张方其一回来，就一次性向当地乡计生办交了社会抚养费9900元，为三个女儿办 了户口。‘他们在外面还是挣了些钱。’有村民说。他们回来后就开始翻修房屋，花了大概10多万元，修建时还获得政府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万元。”
“杨小琴是2014年9月才当张启刚（最大的13岁孩子——大焕注）的班主任的。她说，对这个孩子，她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全校545名学生中，父 母均外出打 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58名。但只有张启刚和他的妹妹们，在村里没有任何监护人。学生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留下的是父亲张方其的电话，但这个电话时常打不 通。”
“在田坎乡，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正常上学，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5月12日，几名班主任将家访情况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提交给校长。随后学校也向上级 教育部门和 乡里做了汇报。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包括老师、校长、乡村干部等人员的家访共11次，均遭遇‘闭门羹’。杨小琴说，她一度希望砸门进入，但有邻居 提醒说，不能砸，万一孩子从楼上跳下来怎么办。她遂放弃了砸门念头。”
在这些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实面前，一切关于学校、老师、乡村干部不够尽责的指责，一切关于社会和民间救济体系给他们一台电视、一部电话之类的美好想像（孩子家里其实有电视也有手机），一切出了事故之后要严厉行政问责的诉求，似乎都只能用统一的“隔鞋搔痒”四个字形容最恰当。
“据共青团毕节市委的统计数据，毕节全市共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其中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 10.6%。”大 家可以想像毕节一个市有多少公务员、有多少教师，为了这16.5万问题比正常儿童多得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平时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身处最 基层、工资微薄的公务员和普通教师的处境，我想他们早就已经心力交瘁不堪重负了！相比那些偶尔来一下、成就感满满的外来义工组织，他们常年重复着同样的努 力却是迎来不断的挫败，挫败，再挫败！因为，只要一个失败就是满盘皆输。成就看不见，失败却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有人把矛头直指家长：“不珍惜亲情，只埋头挣钱，人没了要钱干嘛？”但这不过是新时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饱汉不知饿汉饥。类似张方其这样父母背 井离乡、 妻离子散的家庭，在中国数以亿计。“在这深山中，除了种玉米，村民们没什么别的经济来源。若夫妻双方都守着玉米地，连能否维持一家生活都很难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那些主张农民不要背井离乡跑到城市、而是要回去建设家乡、“建设新农村”的人们的心，那就是直接把农产品价格提高10倍。 2014年中国 GDP总额是636463亿元，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总和是58000馀亿元，占GDP总额的9.17%。第一产业产值价格提高10倍，60%左右的农牧 渔民创造的产业就基本可以和另外40%的人创造的第二、第三产业市值齐平，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就基本上可以不必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如果把第一产业产 值价格提高15倍，就可以实现各行各业“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基本持平。
但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说一个超出许多人“常识”的问题：我们的农业是过剩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2013年6月曾在《小康·财智》撰文《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中国的农 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像。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 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 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 够，直到菜贱伤农。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 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供应过剩一定会导致价格下跌，这是经济学的铁律，一直跌到像现在的价位上为止。而且还有一个阻挡不了的世界性规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到 来，第三 产业产值远超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远超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产值越来越变得微乎其微！今天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总额9.17%，用不了多久就得像美国 一样占比只有1.2%，而且还会越来越低！那么，让青壮年农民带着孩子老人一起进城、减少农民而不是让他们就地“建设家乡”就是唯一办法。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利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量，强行把农产品价格提到现在的15倍水平，以此来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但那样的结果首先是相当 一些呼吁 城乡均衡发展的，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会吃不起饭吃不起菜吃不起肉了！他们要挨饿怎么办？他们反过来骂政府，会把“赖昌星”当做救命恩人，神州大地一定会 突然冒出一万个“赖昌星”，只不过这回“赖昌星”们走私的是不是石油，而是粮食蔬菜水果和肉。而国内第一产业的产品则因质次价高全部进入滞销行列，农民被 迫再一次以更大规模、更迅猛的速度涌入城市谋生！
中国这个时代很奇葩，人们对结果平等有着近乎狂热的偏执。他们不相信逻辑，迷信“决心”和“信心”；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他们甚至不相信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不相信基本的经济逻辑。
在 这么长时间里关注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的过程中，我读到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文字，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指责，不是那些隔山打牛的关怀，而是这样一段貌似非 常冷酷无情的话：“毕节的那个父亲进城打工每个月寄回来700元，但是在村里够四个孩子活着了，这就是城市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父亲被禁锢在土地上，是没法 养活四个孩子的。但是他的策略有问题，13岁的哥哥带3个妹妹，最小的5岁，没钱状态下带三个孩子的压力谁想过，洗衣服做饭都能累死人，这可能是哥哥崩溃 的关键。大家总是谴责用童工的资本家，说黑心，我要提醒的是，家务劳动里也有童工。如果哥哥能出去做学徒，每个月能汇回来500元，那1200元照顾3个 孩子，村里可能就有亲戚愿意做这件事了。好多人好面子，赚点钱回家盖个房子，聪明的人好里子，赚点钱学技术，换工作或者开小买卖，把孩子就接进来了。” （熊太行《爱留守儿童方式很多，但骂城市和城里人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用经济理性来思考问题是很俗的，亲戚朋友之间谈钱更是俗不可耐，甚至是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想用道德来代替经济理性，结果却是这个社会既无理性，也不道德，更不经济！
先看道德。我们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谈经济，大大方方地谈钱，于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成为孤岛。比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学校、老师因受到道德和社会压力而牺牲业馀时间、利用公共资源（不经济）给予4个孩子特殊关注不同的是，孩子与亲人之间的冷漠到了恍若隔世的地步！
“按同村人描述，张父有家暴倾向，张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另组家庭。张父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一心想把小孩丢给张母。父母婚姻破裂后，本来和张启刚还有些联系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孙辈生活。”
“任希芬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实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离家出走。此后，任希芬又和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任希芬的新家，距离张 家不到1公 里。但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没来看过孩子，也没有给孩子们打过哪怕一个电话。自张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认他们。”
“家里没人照应，张方其打工断断续续。他农忙时节回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在父亲出门打工的日子里，孩子们就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由张启刚一人打理。”
亲人之间的隔膜与冷酷，其实背后有着非常精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算计。只不过无人点破！长期在恶劣的贫困状态下生存的人们，出于本能的自保需要，一分 钱、一寸 心的慷慨往往都不愿意付出、也不敢付出。怕一旦付出永远被无偿“粘上”。无数人在诅咒城市的冷漠、乡村的淳朴，其实不过是无知情境下的梦想乌托邦而已。封 闭乡村人们对外的热情好客与对内的悭吝苛刻，就像他们所在的国家一样，一体两面，千百年来都长着一双精明算计后近乎本能的势利眼！
很多媒体都关注到孩子父亲张方其的家暴，但《财新周刊》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他的家暴是在妻子留守期间与别人“好上了”之后才发生的：“村民们普遍提 及的一则 ‘八卦’是，在张方其外出半个多月后，任希芬就与村里别的男人‘好上了’。村民们说，此后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打架。这与他对待邻居的沉默 态度截然不同。任希芬在外地打工期间，与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张方其还曾经给她一笔钱，用于治病，惟一的条件就是让她‘也管管咱们的孩子’。村民们 说，父亲在家的日子里，四个孩子时常脸上挂着笑，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干活。”
由此可见，张方其也是一个因为承担责任而像狗一样忍辱负重的父亲。不能说多么称职（尤其是观念落后没有把钱和孩子留在城市身边），我们许多人却也不 见得能够 比他做得更好多少。任希芬除了一年多时间不过问孩子一分一毫令人不可思议外，其它的所作所为（包括出轨），似乎也没有特别能够指责的地方。
综上我们可知，在4个未成年留守儿童的自杀事件中，其实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尽了相当力量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这只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必然！我想 只能用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八个字才能准确形容！不是我们不努力，从上到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努力，都累得要死。但是我们缺乏基本的系统性思维，大局、方 向错了，越努力越悲剧。
哪里的方向错了？大方向在这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城市，我们从上到下，在宏观视野和宏观决策上却把它放在了乡村！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手段本 身，我们却 把它诉诸于道德、情感和行政力量！正确的办法是赋权（土地权、自由迁徙权），自下而上让每个个体和家庭变得强壮有力量，我们的诉求却是期待自上而下的监 管、关怀，以及政策对农村的“特殊关照”！
于是悲剧就成为必然！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系统性崩溃”。整个系统设计错了，相关环扣中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借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失败的总记录”的说法，由于宏观的思考和政策方面已经南辕北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周其仁教授说：“中国人一定要赌高密度，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城市生活质量差，压力大，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谗言，批评城市的人都住在城里，他们的目的只 有一个， 就是让别人离开，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农民工刚进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怎么干什么都花钱，等过一段时间又有这样的体会，干什么也都能赚钱。”
在系统性崩溃的过程中，我相信少数人是因为无耻，就像周其仁先生说的想让别人离开城市，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更多的人则是因为无知，相信均衡发展的鬼话和白日梦。
我们不希望有下一个张启刚遭殃受祸，唯一的办法是帮助、引导、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孩子更好地和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更顺利地上 学、高考， 更快乐地成长。而不是天天想着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回去。故乡是回不去的！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人口越多、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越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明显、 集中的速度越快。
这篇文章写得我心力交瘁，子归啼血，唤不醒国人顽固的陈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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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