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极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存在。与其生存与灭亡直接相关的危机，本质上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国家权力不可逆转的全面腐败已成中共的政治绝症。这个绝症的具体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中共官僚体系的黑手党化已经彻底完成。
邓小平设计权贵市场经济的初衷，意在强化中共专制体制，因此，那种以为中共的“经济改革”会让权力退出经济领域的观念，只能是幻想，相反，权力会以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方式，控制经济命脉——权贵市场经济之下，权力不仅不会放弃对经济的控制，而且是经济运作的“灵魂”。
根据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权力和资本的双向转化就成为必然趋势，即权力通过资本的祝福，成为权力拥有者的财富之源；资本通过权力的加持，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特权的根据。上述意义的权力和资本的相互转化，就是典型的权力腐败的逻辑过程。
由于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权力腐败，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的逻辑结果，所以，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为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积累经济能量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共权力腐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共的反腐败努力只能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遏制，甚至不可能真正缓解腐败。想让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只产出经济能量，而不制造源源不绝的腐败，就像指望母牛只生产出牛奶而不排泄牛粪一样可笑。
国家权力的全面腐败意味着中共的政治绝症，而中共官僚体系的彻底黑手党化，则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的结果。
在常规的意义上，中共极权意味着中共以党的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由于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又是垄断党的系统的寡头集团，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整体垄断，实质上就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对国家权力的寡头垄断。
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以党的整体名义，实现对国家权力的一党私有制，乃是极权政治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上述条件下，极权官僚系统政治利益的整体性，为最高权力意志迅速传达到庞大官僚系统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极权政治意味着，只有掌握最高权力意志的个人或者寡头集团进行思考决策，而庞大的官僚系统则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即最高权力意志是唯一的思考者，所以，确保最高权力意志迅速贯彻到最基层官员的机制，是极权政治统治的生命线。
中共的末日危机归结为一点，就是权力的腐败正在无可挽回地摧毁中共的上述政治生命线。这也是本节以下所有讨论试图说明的主题。
一九八九年，中共暴政通过血洗北京保住了政权，但却再一次击碎了自己统治的政治道德基础。江泽民，一个连蟑螂都不会愿意与其亲吻的人格腐烂的上海小男人，自然不可能拥有为中共重建政治道德基础所需的思想意境和实践能量。不过，俗不可耐的头脑中也会产生俗不可耐的求生之路，江泽民决意全面纵容官员腐败，用腐败权力带来的利益收买官员对极权政治忠诚——这个上海小男人相信，通过利益收买得到的忠诚，比政治道德的说教和欺骗换来的忠诚更可靠。
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挽回移情别恋的女人的心，一是把权力关在法律的铁笼内。不过，这两种艰难对于江泽民都不成为问题：权位赋与江泽民那张丑脸以颠倒众多美女的能量，对于他，不存在挽回女人的心的问题；同时，他根本不为关押权力费心，而是潇洒地打开了权力的闸门。于是，权力的洪流滚滚而出，浊浪排空，滥觞于东亚大陆，形成波澜壮阔、鬼神心惊的权力腐败大潮。
这次腐败大潮的核心内容，便是中共国家权力的全面官员个人私有化——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制，从原来的以党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分解为实际由千万官员私有。每个官员都把其控制的权力视为可以创造个人利益的私产；利用权力攫取个人利益，迅速形成中共所有官员日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化的腐败，让中共创造出一项基尼斯世界记录，即千万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奇景——这意味着中共沦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
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更直观地理解江泽民创造的中共权力腐败奇观。
一、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这种权力私有化首先表现为家族性。家族以血缘为基础，而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具自然本能性的一种。审视政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凡是泯灭良知的恶行都倾向于以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作为支撑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僚私有化的家族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以官员为核心，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能量，形成家族的资本体系。例如，中共原总理温家宝担任高官期间，其妻张培莉成为中国最大的珠宝商之一，拥有国内外的数百家珠宝店；其妻的家族成员也借其权势之助，短短十几年变成巨商大贾；其子温云松【注2】，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至、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小混混，竟然也得温家宝权力的加持，升任控制数百亿资产的国营公司的总裁。
其实温家宝家族算不上一个经典案例。自江泽民以下，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形成了权力和资本一体化的家族结构，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别。我之所以以温家宝家族为例进行讨论，原因只在于温家宝作出巨大努力，试图让世人相信他是廉洁的，他是“贾府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然而，他的努力是盗名欺世的伪善；他的家族拥有巨额资本，而支撑其家族资本的，正是他曾经拥有的腐败权力——温家宝家族是肮脏的中南海肥猫，而不是《红楼梦》中贾府门前的汉白玉狮子。
其次，国家权力官员私有化的家族性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以一个官员的权力为跳板，其家族成员也大量进入权力体系，形成“官员家族”。这种“官员家族”形成的过程，往往又同权力的交换相伴而行。
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为源头的中共权力腐败，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权钱交易。在江泽民用腐败收买官心的时代，权力腐败由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升华”为用金钱购买官职，即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换，乃是腐败的最高形式，而权力交换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各个官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互相提升对方家族成员的官位。
“官员家族”既是权力官员私有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腐败入骨的标志之一。中国民间有谚曰：“阴沟里的耗子都是一窝一窝的，共产党的官员也是”。夜深人静，恍惚入梦之际，我常会因为一种声音悚然而惊，睡意荡然——那是千万只耗子贪婪啃噬国家权力时发出的声响；其恐怖之处在于，即便是一座铁山，也会被这千万只鼠辈啃食殆尽。
二、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组织后果，便是中共分解成大大小小的以官员私利为基准的帮派集团。
历史上，中共就是不同派别组成的团队。不过，中共历史上的派别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时代政治背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帮派，则原则上是基于个人命运偶然性而结成的以保护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利益集团。
当代中共帮派化趋向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共官员生存和自保的需要。中共官场向来实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官员之间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争夺，是极权政治的宿命。在腐败成为官员正常生活方式的情况下，给权力争夺的失败者冠以贪腐的罪名，乃是胜利者的特权。由于不再使用以往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政治遮羞布，当代中共官员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之搏，就显得更加原始，更具赤裸裸的恐怖感。而结成帮派，就成为官员在中共官场这片黑暗丛林中寻找到的生存之道。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具有跨越权力系统的性质。任何中共帮派，即便是最小的，或者最基层的帮派，也必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帮派中有组织部官员、宣传部官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员，也有警官、法官、检察官，以及经济主管部门官员、教育和文化部门官员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帮派成员涵盖绝大部分不同性质的权力系统，才能发挥合力的效应，使帮派具备有效的生存和自保能力。
至于曾庆红【注3】、贾庆林、薄熙来、周永康一类具备影响国家命运能量的帮派，则一定有掌握军权的成员参与其中。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丰沛的资本作为其政治存在的经济基础。每一个官员帮派周围都聚集着一个商人群体。这类商人群体类似蚂蚁养的蚜虫，不断为官员帮派挤出金钱的“奶汁”，同时，商人群体也充当为官员洗钱和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白手套”。当然，商人的经济活动也必定通过腐败的国家权力，获取暴利的报偿。
另外，基于中共的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共官员帮派与财团的联系已经跨入国际领域，开始世界水平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共审判薄熙来、谷开来，暴露出该家族与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权钱交易，爱恨情仇，那不过是中共官员勾结国际资本以谋私利的沧海一粟。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左派”提出的一项指控更具有指标性的价值。
“新左派”指控，陈章良【注4】，转基因专家，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是被国际种子公司财团收买的代理人，也是温家宝一力扶植举荐的心腹之臣。最初正是通过陈章良从中斡旋，国际种子公司通过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注5】，向这两个中共最高党政官员的家族帮派输送巨额资金，才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因此沦为“世界上唯一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诸多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生殖能力造成严重伤害。据此，“新左派”认定温家宝帮派是“官僚买办卖国贼集团”——他们为国际财团危及中国人种生存权的行为开启国门。原广西自治区主席、全国人大副主席成克杰【注6】，以贪腐的罪名受到极刑处置。温家宝、江泽民坚持处决成克杰的真实原因之一，便是由于成克杰出自对家乡人民的关爱，坚决反对广西引进转基因的玉米作为人的主粮种植——他挡了温家宝和江泽民两个帮派，以及国际财团的财路，因而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新左派”上述指控的指标价值在于，其指控的对象分别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这就表明，中共官员家族帮派式的腐败已经深入到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共的政治灵魂、政治骨架都已经腐烂。
当然，“新左派”是中共内部政治光谱最黑暗的一群，因为，他们把罪恶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视为其政治和国家理想，奉独夫民贼毛泽东为中国之神，而且，“新左派”指控温家宝和江泽民并不是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为了挽救中共极权，使之免于溃烂而死。
不过，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因人废言。魔鬼对上帝的指控必定是诬陷，魔鬼对魔鬼的指控则常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正由于“新左派”是从维护中共强权的角度审视中共权力腐败，并“悲愤欲绝”，复之以“痛不欲生”，因此，其指控恰好雄辩地证明中共当前政治危机之深刻。
通过以上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的家族性和帮派性的特征讨论，我们已经可以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共的政治绝症，即中共全面政治黑手党化。
江泽民通过纵容权力腐败收买官员的政治忠诚。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取得了成功。江泽民虽然不是历代中共领袖中最凶残的，但却一定是丑陋至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专喜卖弄风骚、附庸风雅的上海“瘪三”，竟是中共历史上控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专制者。
只因为他推行的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政策，深得千万贪官污吏之心。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官员的盛宴狂欢的庆典时期，直可比古罗马帝国因权力腐烂而灭亡之前的盛况：千万贪官污吏财源滚滚，只恨没有可装天地的钱袋；倚红偎翠，唯叹花心万千，却无满身阳具——整日里只顾醉生梦死，酒池肉林，敛财数钱。难怪有官员酒后狂呼曰：“作共产党的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江泽民用腐败的允诺，收买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忠诚，成功地帮助中共度过“天安门血案”反人类罪行造成的政治危机。但是，他也同时开启了中共全面黑手党化转型之门。对于中共极权的生存，江泽民所作所为可谓饮鸩止渴之举。中共政治黑手党化将是中共极权存在的最后形态；以政治黑手党化为历史里程碑，中共极权踏上了退出历史的宿命之路，而且，中共很可能拖着中国社会一起，在溃烂中死去。
在此，请允许我对于中共政治黑手党化转型的三项效应分析如下，其中的每一项效应都在预言中共极权的末日危机。
第一项效应，中共整体政治意志的利益基础分解，呈现出碎片化倾向。
中共政治黑手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权力由原来的中共以党的整体名义的垄断，转化为每个官员基于个人、家族和帮派私利对权力的实际拥有。如此一来，中共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就失去了统一的权力利益基础。没有统一的利益作奠基石的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必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稍有政治常识者都知道一个道理，极权的稳定存在必然以统一的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作为统治效率的灵魂。统一的政治意志一旦形同虚设，中央权威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这正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利化，无形中将国家权力“切碎”之后必然出现的极权生存危机；胡锦涛时代发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悲叹，直接表述出这种危机的后果——中共强权已经变成一只脑瘫的巨兽，虽然暂时还保持着整体性的庞然大物的外形，但是，却失去了长久生存所必须的整体协调性机能。
第二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导致中共权力体系内部帮派林立，盘根错节，勾心斗角，互相渗透，却又常常生死相搏——官员家族帮派化已经摧毁了中共统一的组织能量和统一的统治基础。
帮派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中共整体外形虽在，中国社会实际已经处于无数中共帮派分割统治的状态。中国的法律名存实亡，中共各权力帮派的意志在其权力范畴内发挥人治的统治作用；权力帮派性的人治，必然以对人权的践踏作为存在的条件。黑手党式的帮派统治，这种最黑暗、原始的人治形式，使中国社会冤案丛生，民怨沸腾，社会正义荡然无存，恃强凌弱公行无忌，权利趋向极端两级分化。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似乎只在作一件事，即疯狂地运用腐败权力，倒行逆施，激怒社会，为中共的大崩溃准备社会条件。
第三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将国家权力切割成各个官员家族帮派的利益，官员在行使权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中共国家整体利益，而是家族帮派的私利，所以，权力行运机制丧失了缓和、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维护整体统治利益的能力。
上述颇具理论性的表述，从中共在新疆的统治危机中可以得到直观的理解。
中共的统治危机归根结蒂是源于极权专制与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