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怕的极权型人格
弗罗姆定义社会人格为：「一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核心，是这个集团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发展的结果」。人格是指一个人对环境和他人所做出反应的特有方式，它并非完全与生俱来，更多属于后天环境所造就。当你诧异于中国人为什么自私自利、为什么虚伪虚荣、为什么以屈服和忍耐为美德、为什么不反抗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政治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人的性格不适合民主体制」的观点，如果不是骗子的话就是没闹明白社会人格的形成原理；极权终结不代表可以瞬间改变极权型人格，它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消解过程，但民主实现得越晚，这一过程只会加倍延长。
人格的形成和极权型人格的特征
很多研究证明，人格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与人的社会性紧密相关的价值观、信念、性格等元素，主要是通过后天环境的造就。
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个体与群体的融合，另方面也有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社会对顺应的要求越严格，对个体的影响力就越大。比如中国的人情社会，不同领域的资源一直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个体如果希望得到利益，就要遵守那些潜规则。当然可以藐视人情面子，但独立的艰难已令大部分人退缩了，进而逐渐磨合出各种层面的奴性——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命运的掌控权交给依赖对象。
如果一个人偏离其社会文化所要求的人格特质、不能融入社会文化环境中，就可能被视为行为偏差，甚至患有心理疾病。如果社会文化是圈子文化「队形至上」、物质崇拜「闷声发大财」，那么独立自我和淡泊名利的人格便会被视为「偏差」。
西方文化中，人们拥有独立的自我观，是一种以自身内在想法、感受和行动来定义自我的方式，而不是被他人和环境来定义自身。亚洲文化及非西方文化则正相反，它拥有的是互相依存的自我观，以自身和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自身行为受到周边群体、社会环境的左右。在此中，联结性和互相依存性会得到赞扬，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则不被认同。
其次就是家庭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体现着社会文化的某些基础特征，家庭成员之间不仅有遗传因素，更有其所在社会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体现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上。
有研究发现，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下，孩子容易形成消极、被动、依赖、服从和懦弱，做事缺乏主动性，甚至会形成不诚实的人格特征；在放纵型教养方式下，孩子多表现为任性、幼稚、自私、野蛮、无礼、独立性差、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等；在民主型教养方式下，孩子能形成一些积极的人格品质，如活泼、快乐、直爽、自立、彬彬有礼、善于交往、富于合作、思想活跃等。由此可见，家庭确实是“人类性格的工厂”，它塑造了人们不同的人格特质。
如果父母同样委身于微妙的奴性社会文化之下，他们的价值观指导的行为习惯将体现在家庭范围内，作用于对子女的影响上。
最后，同等重要的是教育环境，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着巨大影响，研究发现：在性情冷酷、刻板、专横的老师所管辖的班集体中，学生的欺骗行为增多；在友好、民主的教育气氛下，学生欺骗减少。在专制型、放任型和民主型的管理风格下，学生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点。学校是同龄群体会聚的场所，同伴对个体人格具有较大的影响。应试教育模式下，让个体更加重视思考的能力、藐视正确答案，几乎无法做到。
简单梳理即可见，政治体制是社会人格形成的根源，它规定了教育模式、造就了社会文化，进而很大程度上操控了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方向，国人奴性的形成路径清晰可见。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极权型人格」的特征：他们无条件服从于各种层面的他们认可的权威、让他人掌控自己的命运、以忍耐为美德，哪怕服从会造成极端悲惨的结果；不能独立判断、从众，以他人行为做参照，不去思考是否正确。由这样的人格组合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当一个错误的状况在一个群体中出现时，传染式影响的速度是很快的。
小众的尴尬
如上所述，环境是塑造个体人格的直接影响，但环境的影响也并非全面彻底，就如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每一种社会文化下都有「叛逆」的存在，虽然他们一直属于极少数。极权生态下，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是小众；圈子文化中，思考者都是小众……
近日见到一位自媒体在微博吐槽，说：「我终于明白自己为啥不招人喜欢了，不够虚伪，嘴不甜，不会睁着眼说瞎话，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都喜欢虚的假的，阿谀奉承，没人在乎实质，队形整齐才是生产力……」。单从这段自嘲看来，该博主属于叛逆性格，他不愿屈从于畸形的社会文化。但现实中的他又是如何做的呢，是秉持独立自我？还是「修整」自身、强加忍耐，以期更为符合社会通性？不得而知。至少独立人格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甚至需要时刻保持「战斗」的激情。
「少数服从多数」这句常言被玩坏了，各种情况下，比重被视作为正误判断的重要标准，它直接判定了「小众就是错误」。如此排异规则在中国的圈子化社会中往往会将结论变得极其荒谬，人们不再考虑有关质量、信念、立场等实质内容的存在，而仅仅以周围人的态度为准绳，把他人的观点当做自己思考的结果。甚至会联手排斥那些提出反思的人。
在极权型社会生态下，当你说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时，你需要明白正在承受些什么。
政治反对者一直都是小众，大致举几个实例就能了解到他们遭遇的尴尬。因发布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字内容，很多微信用户的朋友圈被封闭了，然而这些被封闭朋友圈的网友又遭到了另一些群体的排斥：「他（她）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关注他（她）是危险的，快拉黑吧，踢出群聊……」、「阅兵高度敏感啊，网络言论管制禁令好长，那些喜欢发政治内容的人赶紧踢出去吧，否则群会被封的」；异议写手投稿被处于管制之下的媒体和网站婉拒：「这些是通不过的，发出来大家都得完菜」、「我明白您违心说话不好受，我也是在违心办事，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得先活下去吧」……
突破GFW的翻墙网友也是小众，而如今这个小众群体愈发加速了缩水。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管制加剧的环境，自曲径中断服务后又相继出现不少翻墙软件被迫失效，甚至有软件设计者被当局传唤威胁。近日又有消息称「公安部给网监发了文件，要求所有国内VPN提供商记录日志60天以上并接入公安系统，日志包括登录IP/端口,充值记录，VPN出口访问flow记录，url等。最近所有vpn服务商都去喝茶了，如果拒绝就要关门，比如曲径。另外像SS这类个人产品就要消灭掉，因为没法监控」。虽然暂时无法确认，但消息中描述的当局行为所体现的目的很接近真实。
另方面原因就是：奴性。当「传播翻墙软件被抓」的消息在奴性生态下出现的时候，它带来的并不只有义愤和反抗，还有恐慌和畏缩，以加倍的服从安于管制。有翻墙软件设计者吐槽：「重要的不是翻墙有多难，而是已经没人想要翻墙」。有网民经历过主动协助他人翻墙而遭拒的尴尬，也有人用墙外链接吸引网友翻墙，却被群体联合排斥。
可怕的极权型社会人格。做为原始人性的对自由的信仰和追求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放弃了，难道极权有什么「魔力」吗？如何能打破这个魔咒？
（二）自由意志终结奴役之路
当我提问「你属于谁」时，你多半会回答「属于自己」，但这句话的分量或许并没有被完全了解。当你因他人的好恶而扭曲自我的时候、当你面对自身权益被剥夺而停留在抱怨命运的时候、当你过于在乎环境和谐而违心逢迎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他人了。秉持独立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肯定是一件值得持续鼓励的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并逐步消磨掉极权型人格。
不反抗的代价
自由独立的意识与生俱来，而奴性则需要「培养」。如（上）文中的梳理可见，环境对人格的塑造能力何其强大，而经历经验则是附属于环境之下的、同等强悍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不反抗的代价是病态的、是”训练出来的无助”。他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用以验证生命体形成懦弱服从心态的环境经历：让众多实验室动物（如狗），接触引起疼痛的刺激物，有些狗可以通过摁住按键逃避疼痛，还有些狗在摁住按键时不能得到任何止疼的效果。有机会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并没有受到长期的不良影响。但不能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简单地放弃了控制疼痛的尝试，后来还患上了临床忧郁症。
更糟糕的是，在其他测试中，那些在一个环境下了解到自己无助的狗，在另一环境下依旧表现出无助行为，虽然在第二个环境下本来只需要跳越很矮的障碍就可以到安全地带，避免疼痛刺激。或许是因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悲惨的处境，它们学会了消极忍耐。
忍耐就是把自己拱手于人，让他人和环境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当别人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精神特质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控制」。
自控和外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控制点」的概念。在罗特看来，人类能够被分为两个基本类别：那些相信控制点在自己身上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身外力量如运气、命运、或者无法抗拒的他人所控制的人。第一个群体被称为「内控者」，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往往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对改善自我命运的能力感到乐观，能抛弃一些糟糕的习惯，他们相信意志力、习惯积极思考，决心掌握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第二群体的成员被称为「外控者」，他们把自己看作环境的受害者和命运的玩物。
基于社会环境对人格的塑造理论，这两种特征的人格应该大致分布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朱利安·罗特发现，犹太人往往是内控者。罗特本人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是典型的成功人士、自我奋斗者，相信通过艰苦努力和学习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罗特的成功故事在美国的犹太人移民中并不罕见，实际上在美国其他移民中也一样。另一方面，实验显示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可能是外控者。这些文化差异显示控制点或许能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有意无意地传承下去。
社会文化、社会价值观可以从文艺作品中得到体现。看中国的文艺作品，就能察觉到其中渗透出来的「外控情结」。它们诉说苦难、抱怨命运、美化忍耐顺从的精神，将环境的艰难定义为拒绝抗争的理由。这不能说完全是出于审查的直接作用，更有长期极权操控下生成的「极权型人格」在起作用，追求自由独立的意识缺失。
或许中国的创作者是有「理由」的，比如满足于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口味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是来自于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凝聚和长期文艺作品的熏陶，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极权塑造民众以极权型人格——人格固化价值观和审美偏好——创造基于这种价值观和审美偏好量身打造——作品再反过来促进极权型人格的深化。
有评论认为，「民众智力是极权的重要资产，现实是不断收割的结果。政治变革一天不实现，受众水平就不会有大的、可见的提升」。但极权终结也不代表可以瞬间改变极权型人格，它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消解过程，民主实现得越晚，这一过程只会加倍延长。如果能唤醒创作者突破的勇气、免于被眼下利益裹挟，才有机会赢取掌握这个过程的主动权。也就是站起来反抗，「想做自由人，还是享受被操控被代理的安逸？」这并不是一个比反洗脑更简单的问题。
民主型人格什么样
人格是指一个人对环境和他人所做出反应的特有方式。在政治体制人格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的是性格、功能类型和角色意识，当气质和能力也对上述起到作用时，需要包含进来。
民主制度是权力和尊重共享的体制框架，所有的价值都更为丰富和容易得到，平等观念下人们对周边有积极的认同，不只限于自己的小群体，更包括大的整体。公民对公共事务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活跃，其前提是拥有观察、思考和管理社会的基本技能。
在自由社会里，权力从属于人类尊严和共和国的价值目标，民主领袖和公民之间的首要差别是技能，而非价值的差异。
对社会制度的改进有助于民主型人格的形成。社会需要强调独立价值和道德机构的建设，教导人们要对自己负责，从来不要把自己仅仅看作环境的受害者。独立意识的塑造命令人们：依靠自己。不要轻易接受他人的观点，要自己思考，不屈服于任何人，坚决维护你的权利，不怕霸道者的威胁。以及尽一切可能确保周边其他人坚持和珍视同样的独立自我。
终结奴役之路
独立精神训练人们与逆境抗争，相信自己能掌握命运。相比下，依赖服从的传统教育人们：你必须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任何抵抗都是徒劳，而且常常起相反作用；与当权者作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乖乖地接受悲惨的命运吧，这是最聪明的选择。就如天津爆炸事件中的灾民认为「不给政府添乱」的请愿模式是明智的。
这正是维护极权统治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它要求低下的自我，培养顺从和依赖，给人们植入「安于被统治才是正当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这种苛刻的管制在强加给大众，实则更多是依赖（对丧失依赖的恐惧）在起作用。如果更多的人们拥有独立意识，这样的时候便会触发警惕，反抗那些迫使他们赋予依赖的企图。
依赖型人格产生于由人际关系构成的某种情境，这种情境可以形成对自我的低劣评价。体现在被他人的评价所操控，选择被迫默认、或者如积极展示等形式的补偿性手段，也就是对他人的遵从性反应，这种反应直接造就了社会焦虑。对精英和领袖人物的崇拜同样属于依赖的一种，对他们的幻想也一样，崇拜和幻想不同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幻想者对各种权威充满敌意，但不可见的是其背后仍在不断寻找能令自己赋予依赖的领袖。
社会焦虑会导致不自由，在这种不自由产生的后果中，最严重的一种是政治的恶性循环。只有当人们免于社会焦虑的时候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就是对独立人格的强调需始于极权生态下的必要性之一。
在塞利格曼的实验中，并不是所有的狗都对无法控制的疼痛刺激物做出反应、学会无助，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狗没有做出类似反应，在继续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摆脱疼痛。它们在持续反抗自己的悲惨处境。虽然在观察者看来，它们的反抗似乎是徒劳的。但它们或许明白，反抗才有机会获得自由，虽然不反抗和反抗有可能结局一样，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不反抗连机会都没有。
与实验不同的是，总会有一种方法可以终结被奴役的境遇，做为人类的自由意志者不会失败，因为自由事业不会失败，它是人类天性的真实体现，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才能破除极权的魔咒，终结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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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格”概念是一个总结得很精辟的概念，终于明白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自干五了，因为他们被共匪彻底洗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他们心甘情愿的替共匪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