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在“文革”前曾经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随后与另外两个学者，吴晗、廖沫沙合写过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并且我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读过这本杂文集，当时感觉虽然说是杂文，也有点批判意识，但是，其实所谓的批评是十分肤浅的。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主要是歌颂体的文学，有此种肤浅的批评也算是有点异样的声音了。
之所以把邓拓列为歌颂死的第三位文人，是因为刚好今天看到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老先生纪念邓拓的文章——《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这样评价邓拓：“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这段话又勾起了我对邓拓作进一步探究的欲望。之前，我对邓拓的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简历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颇为辉煌。比如，1949年秋，即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国家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地位能够超过邓拓的文人只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等极少数几个而已。
而之前，邓拓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即1944年就先知先觉，主动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后来接手主持编辑毛选的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时作为主编的邓拓在毛选的前言加编辑按，这样写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这样的论述比1945年召开的七大刘少奇的论述要早整整一年。邓拓编辑的毛选，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为了能够印好毛选，邓拓亲自过问。当时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日本人还占据着广大的华北地区，但是，这些难不倒邓拓。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邓拓在那简陋的小山村的印刷厂里，竟然做出了奇迹，《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不仅印平装本，还印了不少精装本。
可见，邓拓在当时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自然，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即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此后一路官运亨通，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邓拓以著名历史学家、大知识分子、专家教授的身份，在没有得到官方高层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能够以一个传统文人的敏锐预感到编辑毛选对自己前途与命运的价值与份量，那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如果说胡风与杨朔只是以纯粹的文人，用文学的笔调歌颂毛泽东还稍稍欠一些思想与知识的厚重感的话，那么，邓拓以历史学家与著名学者的身份编辑毛选，这无疑是最为高明的。
不仅如此，邓拓还亲自撰写了不少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理论文章、散文和诗歌。但是，邓拓显然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以理论的方式来推崇毛泽东的第一人。此外，邓拓还广泛收集毛泽东的手迹，将之精装裱糊于自己家里的墙壁上，时时观摩欣赏，其顶礼膜拜之情无以言表。
那么后来邓拓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击呢？关键是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邓拓跟错了人。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紧跟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而彭真又紧跟刘少奇与邓小平，毛刘之争，自然，邓拓成为了第一只替罪羊。具体事件是这样的，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姚文元当时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撰写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首发，但是，北京的报纸在彭真的极力阻拦之下却不肯转发。因为，当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也是历史学家，而且与邓拓算是关系密切的文友加同僚，吴晗当时在北京市政府任副市长，姚写文章表面上是冲着吴晗来的，其实是冲着彭真来的，而彭真的后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用意。邓拓作为具体执行人，自然是第一个遭受到冲击的人。
在批斗邓拓的过程中，邓拓害怕自己忍受不了那种没完没了的人身侮辱，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17日，即“5.16通知”下发的第二天就自杀身亡。邓拓在长达6000字的遗书中最后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也开了“文革”期间自杀文人留下遗言向毛泽东表忠心的先例。此后不少有类似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在自杀之前都有类似的表述。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剪伯赞，文学家老舍等等。他们死之前都留下遗言：“毛主席万岁！”真是印证了当代那句流行歌曲，对毛泽东，自己“死了都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