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丁酉年，距离1957年整整60年，反右运动依然是一个禁区，不得纪念，不得评论，不得研究，依然是铁桶江山，依然是万马齐喑，依然是鸦雀无声。60年了，血泪的历史连接着血泪的现实，重读1957年9月26日胡适先生在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我发现他当年对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有不少误判。《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仅这个演讲的题目就与真实的历史有距离，“反共抗暴运动”言过其实了。
即使是28年前风起云涌的八九民运，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上街抗议，老实说也并无“反共”的意图，旅居美国的评论家李劼先生在《百年风雨》中论及，赵紫阳生前所作的秘密录音为自己、为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就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份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份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换言之，就算1989年也没有发生过“反共抗暴运动”，更不要说是在1957年，即使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说法，也是限制在“宗派主义”思想现象的范围里，小心翼翼地提些意见罢了。
60年前，共产党政权建立还不足8年，世人对这个政权的认识并不清晰，总是抱有幻想，当时不曾想到突然发生“反右运动”，也想不到接下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会想到“文革”，甚至60年后这一切都还不能公开谈论。
胡适先生在演讲中满有激情，但立论的依据与事实颇有落差，比如他说：“在过去几个月中，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曾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两个重要的反共运动。一个就是在大学中学的学生中爆发了一个普及全国的反共运动。另外一个就是各大学中以及一些所谓‘民主党派’中的知识份子，在整整一个月中公然批判攻击中共政权。”60年后，我们看到的历史资料都证明，学生中质疑、批评的声音固然有之，甚至也有一些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要说发生了“反共运动”，并无其事。
以北大为例，胡适演讲中所举的例子就有问题，他说5月4日晚上，8千学生开纪念会，“有19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共产政权在学校里以至在整个国家中迫害自由和民主。自从那天晚上以后，北京大学的壁报就成了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开论坛。”他听到的大概是误传的消息，当时北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马嘶回忆5月4日晚会上点燃的火把游行、诗歌朗诵，内容完全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范围里面，张元勋的回忆也是如此，他们都记得火把和诗歌，压根就没想到批评什么。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昭那时也没有不同的声音，“公开攻击共产政权”更是无从说起。北大学生真正自由发表意见是从5月19日开始的，但一直是两种声音并存，自发捍卫正统意识形态的学生与表达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从一开始就阵线分明。
胡适先生的演讲发表之后，《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就有文章详细介绍，接着有多篇文章呼应他的观点，也是以“反共抗暴运动”来定位大陆知识份子和学生的鸣放运动，60年前的春夏之交，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如同28年前一样，但参与者包括那些最后遭到整肃、沦为阶下囚的代表人物在内，都没有公开提出“反共”的主张，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念头，虽有不满和批评，但都没有达到胡适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言论所论及的程度，很不幸的是，他们照样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打击，并不因为他们既无“反共”的事实、也无“反共”的意图就得以逃脱灭顶之灾。这是林昭她们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想明白的。
这当然不是胡适先生不尊重事实，而是他得到的资讯不够准确，铁幕森森，两岸隔绝，他在大洋彼岸获得的资讯有误。这位立言谨慎，不张狂、不自夸、珍惜羽毛的知识份子，轻易不会判断失误，无奈铁幕深垂，影响了他对大陆政情的准确判断。60年后，我在铜墙铁壁之中，想起的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在和将来，这个民族还将承受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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