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有没有好玩的片段分享一下？
A：过去的2017年，于我而言是相对比较安静的一年，不过也是碌碌无为的一年。除了本校上课之外，从前总是要不断地到处讲座，参与论坛或研讨会，还有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议论并与网友互动。但从去年开始，讲座、论坛之类完全没有了，微博甚至博客也在4月后就停止更新了，生活进入到三十多年来最为沉寂的阶段。不过，这种寂寥的状态倒也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
从学术的角度看，自己最关注的课题，仍然是在比较文明的框架中发现权力限制和法治得以发生的各种条件。比较有收益的是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学家著作的阅读。
近年来，在一些学者和出版社的努力下，日本汉学以及有关日本汉学的著作译介很是活跃，继《剑桥日本史》（第五卷，王翔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和前年傅佛果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后，上海古籍去年的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等译）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
因为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孙晓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和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谭媛媛译，文汇出版社2017）都是非常适时的出版物。前者是一位以明治维新历史为终身课业的学者的收山之作，对历史过程、影响要素和运动性质等等，都给予严谨考证之上的判断，持论精准，如老吏断狱。
后者是一位在明治维新关键年份驻扎日本的英国外交官的现场观感，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对西方是如何从排拒逐渐到接纳的转变过程和细节。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不仅通过强大的武力让幕府威风扫地，更直接参与到推动天皇走上内政与外交的前台，从而促成了“大政奉还”等措施的发生。
另外——也是跟日本有关的——我把唐代来华长达近十年的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读了一遍。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其中的一个特色是，作为日本高僧的著作，原书却是用汉语写作，所以后世的日文版却必须依赖翻译。我从他的书中看到了一个衰败和贫穷的晚唐帝国，看到那时皇权的威风，看到了惨烈的宗教迫害。
读书之外，我还有过一点与圆仁的特别际遇。过去曾参观过位于威海荣成斥山镇的法华院，那是圆仁入唐后以及离唐前居住近两年的地方（当然，旧址早已不存了）。
去年秋天，我到京都，专门到他回日本后担任座主的延历寺及其弟子奉其遗嘱修建的京都赤山禅院去游览。在延历寺里，我还见到了荣成赤山法华院的创办者张保皋的纪念碑，是这位新罗人的故里韩国莞岛郡清海镇政府于2001年树立的。
Q：在买书或借书方面，您有过哪些有趣的经历？
A：买书方面，过去曾经写过一些在香港、台湾、东京、伦敦等地的访书经历。如果说有趣，多半是突然在某个书店里发现自己访求很久的某本书。那种大喜过望的心情，真是回味无穷。
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刚来北京那段时间，作为研究生，收入很低，但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骑着自行车，到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重要出版社门市部买书。王府井的商务和中华，朝内大街的三联、人民文学，开在五四大街小小的都乐书屋，还有稍晚设立，位于鼓楼西大街的社会科学出版社门市部等，都是周末流连忘返之地。
1989年10月某日，在琉璃厂一家书店，看到书架上有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的，精装一册。一看定价，8.50元，太贵了。拿在手里，看看内容，作者的手迹还有用朱笔改动的字迹，特别亲切。再看看定价，还是舍不得这将近10块钱。一狠心，就骑着车子回到学校。但是心中怎么也放不下，迟疑了半天，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路，回到那家书店，把它买了下来。
因为阮囊羞涩带来心理压力的买书经历还包括，分三个月分别购买钱锺书先生的四册著作《管锥编》（中华书局也是分别在1979年的两个月出版的），四册分别定价，合计也不过是5.70元。我买书的时间已经是1983年了，买到的还是初版一刷，印数在一万到两万。可见这部当代学术经典，出版之初也算不上是畅销书。
到了新世纪，买书终于不缺钱了，但来自前辈、师友以及出版社的赠书也多了起来。这里就不罗列得到的一些宝贵签赠本了，以免有炫耀之嫌。简单提一下自己刻意寻找或偶然机会买到的一些好书：
《胡适手稿》（第一集，线装，三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年版，在该馆购得；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90年，网上寻得（有幸得朋友惠助，又得到2015年出版的《补编》一卷）；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得，一本在大陆无法出版的书；
内藤湖南：《支那绘画史》，精装本，筑摩书房1975年初版，在东京神保町饭岛书店购得（虽然不懂日语，但本书里的大量插图也可以“热闹热闹眼睛”了，况且价格只有1800日元呢）；
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4.，精装本，在西雅图的一家名为Magus Books的旧书店里以六美元购得；
Roger Pineau（ed.），The Japan Expedition 1852-1854: The Personal Journal of Commodore Mathew C. Peery（佩里准将日本远征日记），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68，在东京神保町一诚堂书店购得；
《智取威虎山》，精装本，上海京剧团1970年7月演出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定价2.80元，在那个时代算是很贵的书了，在北大校园内一个书摊上购得。
Q：您平时买书都通过哪些渠道，二手书占几成？
A：大约九成的书都是买新书，在旧书店买书很少。北京这边，卖旧书的就是一家中国书店。二手书的经营，属于非常垄断的领域。我当然也时常到海淀的中国书店去看看，也在那里买到一些书，印象较深的是一些著名学者身后散出的签名本，例如周一良教授的一些藏书。
每次到境外旅行，我都喜欢逛旧书店，总能有所收获。例如日本，我到访早稻田大学，发现该校旁边的大街早稻田路，可谓书店林立。在大学出版的校园地图上，标出了这些书店的名称与位置。其中旧书店就有三十家，除日文书店外，还有洋书即西方语言的旧书卖。
旧书店真正是爱书人的天堂。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对店里书籍如数家珍的老板，满室的书香，抚摸着泛黄书页的满足感，偶遇多年搜求而不得之旧书的惊叹，买到作者签赠本的喜悦，旧书店是多么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
东京神保町甚至有专门出售名家手稿的专营店。实体旧书店的乐趣是网络给不了的。抑有进者，除了通常的商业功能之外，旧书店还有某种特别的评价功能。逛书店，各种新书乱山堆雪，令人难以判断每一种书的价值。但时间如潮水，淘来淘去，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仍能得到旧书店眼光毒辣的老板的青睐，站立在书架上的书，大抵上已属经典了。
那些风光一时但学术史或思想史价值寥寥的书，多已遭时光淘汰。所以旧书店也能让写作者少些浮躁。
北京有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书店，叫做豆瓣书店。有一天，我在成府路上的这家书店看书，年轻的书店老板跟我打招呼。我问他，为何不把豆瓣发展成一个有规模的旧书店。他说很难，因书店进货须有发票，但从私人处收购旧书，卖家无法出具发票，是为最大麻烦。
这无疑表明，旧书业只能中国书店一家垄断。垄断意味着官家的一口价，没有竞争，卖家无从选择。这种情况一定会让手中有书的人们心里踌躇。一些珍贵的书也得不到合理的定价，对于旧书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为什么不能以更开放的胸怀对待旧书业？
Q：您的阅读速度是怎样的，几天读一本或一天读几本，都怎么规划的？
A：阅读速度取决于读怎样的书。通常专业领域内的书会比较慢，而休闲一些的读物就会比较快地浏览。当然，这并不是说阅读速度与收益之间有某种关联。细读的书带来的收益未必就更大。
Q：您藏书多不多，主要是哪几类，都是如何存储的？
A：我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只是对于某些自己很喜欢的学者和作家的著作有些版本上的收藏追求，其中最痴迷的就是胡适和钱锺书先生了。私人藏书大约在三万册左右，应该说不算很少。至于分类，除了自己所从事的法学领域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国际关系等都占据着很大比例。
书架上的书会泄露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例如经济学方面的书很少，除了哈耶克、米塞斯这类跟法律关联比较密切者之外。存放书的空间包括住房，也包括学院给的研究室。住房空间小，书多，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为找一本书而费尽气力。某次找书无果，感叹之余，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层层复层层，横卧加竖行。
乱山堆白雪，满架撑顶棚。
急欲寻某册，秉烛夜风中。
翻天变屋底，天地呼不灵。
用时方恨少？找书难为情。
何日得广厦，卷卷露真容。
Q：您读书时有没有什么特殊喜好，比如泡茶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A：这类偏好倒是没有，茶当然是必备的，怎样的环境倒无所谓。
Q：kindle等电子书阅读器接触多吗，在您的阅读总时长中占比多大？
A：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养成读电子书的兴趣，相反，总觉得读纸质书才是读书。
Q：您每天用于手机端阅读的时间有多长，主要看哪些内容？
A：手机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使用微信，加入了不少群，除了家庭成员之外，还有同学群、同门弟子群以及各种与法律以及教育有关的一些专业一些的群。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总在两三个小时吧。
其实自己也意识到这里的问题，人们享受到智能手机带来的人际交往以及资讯获取方面巨大的好处，不过也应该看到它的严重的弊端。随时通信，随时拍照，随时摄像，是了不起的便利，但是，无时无刻，手机不离手，片断信息，过眼云烟，阅读和思考都渐成碎片化；朋友聚会，一些人心不在焉，只是不停低头看手机，身在咫尺，心隔万里；聊天的内容也极度趋同，看到的、说起的都是类似的信息，新鲜感在丧失；私下交流，不足以与外人道者，却冷不防地被录音录像，未征求同意就发给密友，不知密友还有密友，于是覆水难收，酿成公共事件。
还有，作为一个教师，我见证了过去四十年来大学中各个层次学生性别比例的变化。以法律专业为例，我们那一届男女比例大致上是女生占七分之一；到了九十年代，逐渐到了五五开；到了本世纪，女生在本科和硕士层次已经全面超过男生，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学习成绩。
北大法学院通常有根据成绩排名推荐报送研究生的惯例，近年来基本上是女生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原因，我以为其中之一是网络。比起女孩子，男生就更容易从小就沉溺于电脑网络之类的娱乐。这也真是一种祸福倚伏呢。
Q：如果让您推荐三本书给公司职场中奔波的年轻人，你会选择哪三本，为什么？
A：只推荐三本书，这有点难。其实一个人喜欢哪种类型的作者，跟个人性情、气质有着某种关联，很难一概而论。
通过前面我的一些说法，读者会知道我个人的阅读偏好。如果首选三本的话，那我推荐这三本：
1、《胡适留学日记》，有多种版本。
从各个角度看，胡适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界定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人。他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依旧在惠及新世纪的中国。他终生都没有间断写日记，而《留学日记》是他学问起步阶段的宝贵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份“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初入美国的年轻人如何观察新大陆的种种，他的人格与识见是怎样形成的，还有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在一个未来领袖心中逐渐开始酝酿的。
2、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等多种版本。
这是作者的七篇白话写作论文的结集，是高洁性情、浩瀚学问与通达智慧融为一体的结晶。钱先生在其中“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化”。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里体会到，作者本身的学问也到达了一种至高的化境。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作者既是民国期间的知名学者，又亲自主持过政府的外交事务，是一位颇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外交工作的历练增加了他的识见和判断力，这本篇幅不大却颇具通达见地的书正是最好的体现.
A：过去的2017年，于我而言是相对比较安静的一年，不过也是碌碌无为的一年。除了本校上课之外，从前总是要不断地到处讲座，参与论坛或研讨会，还有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议论并与网友互动。但从去年开始，讲座、论坛之类完全没有了，微博甚至博客也在4月后就停止更新了，生活进入到三十多年来最为沉寂的阶段。不过，这种寂寥的状态倒也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
从学术的角度看，自己最关注的课题，仍然是在比较文明的框架中发现权力限制和法治得以发生的各种条件。比较有收益的是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学家著作的阅读。
近年来，在一些学者和出版社的努力下，日本汉学以及有关日本汉学的著作译介很是活跃，继《剑桥日本史》（第五卷，王翔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和前年傅佛果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后，上海古籍去年的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等译）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
因为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孙晓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和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谭媛媛译，文汇出版社2017）都是非常适时的出版物。前者是一位以明治维新历史为终身课业的学者的收山之作，对历史过程、影响要素和运动性质等等，都给予严谨考证之上的判断，持论精准，如老吏断狱。
后者是一位在明治维新关键年份驻扎日本的英国外交官的现场观感，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对西方是如何从排拒逐渐到接纳的转变过程和细节。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不仅通过强大的武力让幕府威风扫地，更直接参与到推动天皇走上内政与外交的前台，从而促成了“大政奉还”等措施的发生。
另外——也是跟日本有关的——我把唐代来华长达近十年的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读了一遍。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其中的一个特色是，作为日本高僧的著作，原书却是用汉语写作，所以后世的日文版却必须依赖翻译。我从他的书中看到了一个衰败和贫穷的晚唐帝国，看到那时皇权的威风，看到了惨烈的宗教迫害。
读书之外，我还有过一点与圆仁的特别际遇。过去曾参观过位于威海荣成斥山镇的法华院，那是圆仁入唐后以及离唐前居住近两年的地方（当然，旧址早已不存了）。
去年秋天，我到京都，专门到他回日本后担任座主的延历寺及其弟子奉其遗嘱修建的京都赤山禅院去游览。在延历寺里，我还见到了荣成赤山法华院的创办者张保皋的纪念碑，是这位新罗人的故里韩国莞岛郡清海镇政府于2001年树立的。
Q：在买书或借书方面，您有过哪些有趣的经历？
A：买书方面，过去曾经写过一些在香港、台湾、东京、伦敦等地的访书经历。如果说有趣，多半是突然在某个书店里发现自己访求很久的某本书。那种大喜过望的心情，真是回味无穷。
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刚来北京那段时间，作为研究生，收入很低，但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骑着自行车，到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重要出版社门市部买书。王府井的商务和中华，朝内大街的三联、人民文学，开在五四大街小小的都乐书屋，还有稍晚设立，位于鼓楼西大街的社会科学出版社门市部等，都是周末流连忘返之地。
1989年10月某日，在琉璃厂一家书店，看到书架上有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的，精装一册。一看定价，8.50元，太贵了。拿在手里，看看内容，作者的手迹还有用朱笔改动的字迹，特别亲切。再看看定价，还是舍不得这将近10块钱。一狠心，就骑着车子回到学校。但是心中怎么也放不下，迟疑了半天，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路，回到那家书店，把它买了下来。
因为阮囊羞涩带来心理压力的买书经历还包括，分三个月分别购买钱锺书先生的四册著作《管锥编》（中华书局也是分别在1979年的两个月出版的），四册分别定价，合计也不过是5.70元。我买书的时间已经是1983年了，买到的还是初版一刷，印数在一万到两万。可见这部当代学术经典，出版之初也算不上是畅销书。
到了新世纪，买书终于不缺钱了，但来自前辈、师友以及出版社的赠书也多了起来。这里就不罗列得到的一些宝贵签赠本了，以免有炫耀之嫌。简单提一下自己刻意寻找或偶然机会买到的一些好书：
《胡适手稿》（第一集，线装，三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年版，在该馆购得；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90年，网上寻得（有幸得朋友惠助，又得到2015年出版的《补编》一卷）；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得，一本在大陆无法出版的书；
内藤湖南：《支那绘画史》，精装本，筑摩书房1975年初版，在东京神保町饭岛书店购得（虽然不懂日语，但本书里的大量插图也可以“热闹热闹眼睛”了，况且价格只有1800日元呢）；
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4.，精装本，在西雅图的一家名为Magus Books的旧书店里以六美元购得；
Roger Pineau（ed.），The Japan Expedition 1852-1854: The Personal Journal of Commodore Mathew C. Peery（佩里准将日本远征日记），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68，在东京神保町一诚堂书店购得；
《智取威虎山》，精装本，上海京剧团1970年7月演出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定价2.80元，在那个时代算是很贵的书了，在北大校园内一个书摊上购得。
Q：您平时买书都通过哪些渠道，二手书占几成？
A：大约九成的书都是买新书，在旧书店买书很少。北京这边，卖旧书的就是一家中国书店。二手书的经营，属于非常垄断的领域。我当然也时常到海淀的中国书店去看看，也在那里买到一些书，印象较深的是一些著名学者身后散出的签名本，例如周一良教授的一些藏书。
每次到境外旅行，我都喜欢逛旧书店，总能有所收获。例如日本，我到访早稻田大学，发现该校旁边的大街早稻田路，可谓书店林立。在大学出版的校园地图上，标出了这些书店的名称与位置。其中旧书店就有三十家，除日文书店外，还有洋书即西方语言的旧书卖。
旧书店真正是爱书人的天堂。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对店里书籍如数家珍的老板，满室的书香，抚摸着泛黄书页的满足感，偶遇多年搜求而不得之旧书的惊叹，买到作者签赠本的喜悦，旧书店是多么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
东京神保町甚至有专门出售名家手稿的专营店。实体旧书店的乐趣是网络给不了的。抑有进者，除了通常的商业功能之外，旧书店还有某种特别的评价功能。逛书店，各种新书乱山堆雪，令人难以判断每一种书的价值。但时间如潮水，淘来淘去，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仍能得到旧书店眼光毒辣的老板的青睐，站立在书架上的书，大抵上已属经典了。
那些风光一时但学术史或思想史价值寥寥的书，多已遭时光淘汰。所以旧书店也能让写作者少些浮躁。
北京有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书店，叫做豆瓣书店。有一天，我在成府路上的这家书店看书，年轻的书店老板跟我打招呼。我问他，为何不把豆瓣发展成一个有规模的旧书店。他说很难，因书店进货须有发票，但从私人处收购旧书，卖家无法出具发票，是为最大麻烦。
这无疑表明，旧书业只能中国书店一家垄断。垄断意味着官家的一口价，没有竞争，卖家无从选择。这种情况一定会让手中有书的人们心里踌躇。一些珍贵的书也得不到合理的定价，对于旧书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为什么不能以更开放的胸怀对待旧书业？
Q：您的阅读速度是怎样的，几天读一本或一天读几本，都怎么规划的？
A：阅读速度取决于读怎样的书。通常专业领域内的书会比较慢，而休闲一些的读物就会比较快地浏览。当然，这并不是说阅读速度与收益之间有某种关联。细读的书带来的收益未必就更大。
Q：您藏书多不多，主要是哪几类，都是如何存储的？
A：我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只是对于某些自己很喜欢的学者和作家的著作有些版本上的收藏追求，其中最痴迷的就是胡适和钱锺书先生了。私人藏书大约在三万册左右，应该说不算很少。至于分类，除了自己所从事的法学领域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国际关系等都占据着很大比例。
书架上的书会泄露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例如经济学方面的书很少，除了哈耶克、米塞斯这类跟法律关联比较密切者之外。存放书的空间包括住房，也包括学院给的研究室。住房空间小，书多，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为找一本书而费尽气力。某次找书无果，感叹之余，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层层复层层，横卧加竖行。
乱山堆白雪，满架撑顶棚。
急欲寻某册，秉烛夜风中。
翻天变屋底，天地呼不灵。
用时方恨少？找书难为情。
何日得广厦，卷卷露真容。
Q：您读书时有没有什么特殊喜好，比如泡茶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A：这类偏好倒是没有，茶当然是必备的，怎样的环境倒无所谓。
Q：kindle等电子书阅读器接触多吗，在您的阅读总时长中占比多大？
A：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养成读电子书的兴趣，相反，总觉得读纸质书才是读书。
Q：您每天用于手机端阅读的时间有多长，主要看哪些内容？
A：手机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使用微信，加入了不少群，除了家庭成员之外，还有同学群、同门弟子群以及各种与法律以及教育有关的一些专业一些的群。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总在两三个小时吧。
其实自己也意识到这里的问题，人们享受到智能手机带来的人际交往以及资讯获取方面巨大的好处，不过也应该看到它的严重的弊端。随时通信，随时拍照，随时摄像，是了不起的便利，但是，无时无刻，手机不离手，片断信息，过眼云烟，阅读和思考都渐成碎片化；朋友聚会，一些人心不在焉，只是不停低头看手机，身在咫尺，心隔万里；聊天的内容也极度趋同，看到的、说起的都是类似的信息，新鲜感在丧失；私下交流，不足以与外人道者，却冷不防地被录音录像，未征求同意就发给密友，不知密友还有密友，于是覆水难收，酿成公共事件。
还有，作为一个教师，我见证了过去四十年来大学中各个层次学生性别比例的变化。以法律专业为例，我们那一届男女比例大致上是女生占七分之一；到了九十年代，逐渐到了五五开；到了本世纪，女生在本科和硕士层次已经全面超过男生，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学习成绩。
北大法学院通常有根据成绩排名推荐报送研究生的惯例，近年来基本上是女生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原因，我以为其中之一是网络。比起女孩子，男生就更容易从小就沉溺于电脑网络之类的娱乐。这也真是一种祸福倚伏呢。
Q：如果让您推荐三本书给公司职场中奔波的年轻人，你会选择哪三本，为什么？
A：只推荐三本书，这有点难。其实一个人喜欢哪种类型的作者，跟个人性情、气质有着某种关联，很难一概而论。
通过前面我的一些说法，读者会知道我个人的阅读偏好。如果首选三本的话，那我推荐这三本：
1、《胡适留学日记》，有多种版本。
从各个角度看，胡适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界定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人。他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依旧在惠及新世纪的中国。他终生都没有间断写日记，而《留学日记》是他学问起步阶段的宝贵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份“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初入美国的年轻人如何观察新大陆的种种，他的人格与识见是怎样形成的，还有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在一个未来领袖心中逐渐开始酝酿的。
2、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等多种版本。
这是作者的七篇白话写作论文的结集，是高洁性情、浩瀚学问与通达智慧融为一体的结晶。钱先生在其中“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化”。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里体会到，作者本身的学问也到达了一种至高的化境。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作者既是民国期间的知名学者，又亲自主持过政府的外交事务，是一位颇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外交工作的历练增加了他的识见和判断力，这本篇幅不大却颇具通达见地的书正是最好的体现.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