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黄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于著名驴友徐霞客：“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那一句“徽之黄山”，指的是明代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徐霞客醉心于描绘山景，无意记录人事。他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黄山脚下曾发生过一桩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节奏。其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三大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这里在汉代开始，一直叫做“龙溪”。到了晚唐时节，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他们随父辈迁到了建邺。罗氏兄弟在建邺呆了六年，眼看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跑，得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做呈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么？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是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逝。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门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时有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子，叫做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做“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做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突然猝死。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主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表示我家出两个民力，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的夫人程氏出身于歙县程家，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五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佑六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一块《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册——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两无间忌。
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八大姓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越来越少了。来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无论是罗鼐还是觉晓禅师都没想到，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几百年后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释教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
“椿”本意是大椿，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现在这个小沙弥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开始，只要有人能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到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发下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的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就是捐纳一大笔银钱，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说白了，这个官得买；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们的认可，有大德联名做保，才有资格担当。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服膺这个规律。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和尚，就算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等到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咒诅。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尔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早有积怨。
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被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大为不同，罗秋隐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俨然成了一处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现在居然连罗家祖坟都要羞辱。
带着无比的愤怒，罗显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前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我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风水好，所以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对大明律非常熟稔。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节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则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个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一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块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懵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的所有名下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这一条却是直指要害。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从善如流，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是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作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叫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看见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起担任歙县知县。歙县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恒，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被迫含泪认怂。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招一招接一招，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其实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而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之间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太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起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么？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七百二十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六百五十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三百，或捐一百，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 ，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四千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八千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么？
还真说不定。
《近事从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了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去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磬净。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四千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嫌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愿望，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有一个官职叫做“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空降的纪委专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他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伸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它隶属于南直隶，归中央直辖，没有按察使司。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南直隶巡按御史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驻地，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巡按直隶御史的办公地点，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是个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流动巡视各地，各地都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廓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做“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厉害。在大明国初，省级单位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比现在的省长还大。再往上，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负责南直隶一区的巡抚，叫做“应天巡抚”，因为辖区包括应天府。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在一块办公的。
弘治十四年，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两院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徽州百姓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敬畏地称之为“两院”。
嘉靖八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直隶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到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若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须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都力不能及了。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第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相关人证、里老、邻居等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察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 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2 仍将观音堂东边地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 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 及审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 （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仗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去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珠之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惶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到判决下来。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蜜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为了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的主因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法椿这一举动，包藏了机心。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巡抚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需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是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是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 ——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事。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问的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詞、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南直隶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作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网络，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吃得住这么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儿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他是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五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做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它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招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都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这是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找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
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自然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常见的一种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当然，这个判决，还是留有余地的。罗显和法椿年纪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顿板子只怕会当场死掉，两县准许他们用“纳米”技术……不对，是用缴纳米粮的方式来赎刑。九个排年里的胡通进、吴永升家里阔绰，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抵扣刑罚。义珍和尚没钱，就用劳动的方式来抵扣——叫做“折纳工价”。
接下来，徽州府给两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们那儿把案子销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刘乾亨、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准（毛斯义已调任），同意李同知的判决。这件事从程序上算彻底完结。
可这时有一个人，却仍旧不甘心。
还是法椿。
他居然还没放弃。
法椿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九个受罚的排年里，李廷纲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罚的待遇；胡通进、吴永升纳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个人，却只能乖乖挨打。
这里头，仍有可乘之机。
法椿找到那六个倒霉蛋，又撒出银钱去，联络了其他里的十四个排年，凑足了二十人联名具表，去告罗显。
告罗显什么呢？
告他为了隐瞒实情，贿赂了那九个排年，给了每人五十两银子，一共四百五十两。
这个数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是天价了。那么有证据吗？
有啊。
当初李廷纲自首的时候，掏出了佛熙给的三两银子作为证据，我们也有。然后汪宁等六人分别掏出了五十两白花花的纹银，上缴官府。
不用问，他们拿出来的这三百两是法椿给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笔，一抬手就扔进三百两银子打水漂，再加上额外送他们六人的酬劳以及收买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这些银子花得相当值。
汪宁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五十两白银，这些钱肯定是别人给的。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钱？一定是要换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谁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罗显嘛。按这个思路想下去，简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宁提告的，是罗显贿赂了九个排年。他们六个现在已经把赃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李廷纲、胡通进、吴永升，也会被官府催缴赃款——可他们哪有啊，这不等于平白多了五十两债务么？
活该，谁让你们逃过一劫，我们却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死人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做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于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差不多七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三十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寺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量籍册与本寺奠基文簿备载今寺见产，并不曾开有罗秋隐墓。又查《新安文献》，载有程丞相行状，明开女适罗鼐，亦不曾开有建寺守坟缘由。止有罗显宗谱并伊执出《程丞相碑记》开有罗秋隐葬在通德乡杨干寺后……备查各执书册文簿，众执罗秋隐并无坟墓实迹。”
然后杨推官又质问道：
“杨干寺自唐迄宋已经三迁，罗秋隐死于唐末，纵葬杨干，未必在迁处所。且罗氏前朝代有显宦，传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远祖葬地，缘不递年摽祀？岂无故老相传？查自洪武至弘治，节次修盖法堂，与前殿相去不满四步，中果有坟，当必侵压，本家何无言论？”
他还去现场亲自勘查了一圈：
“况既系古坟，必有显迹，今泥砖乱砌，内实黄土，长止三尺，高广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砖内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岂类廓形？傍铺细碎石子，审是本寺阶路。且歙本山乡，纵使薄葬，焉无斗灰、片石粘砌？”
杨推官从文献、行为逻辑和坟墓形制三个角度，完全否定了罗秋隐墓的存在。
那么现在那座祖坟是怎么来的？杨推官脑洞大开，给了这么一段故事：
“罗显见寺有风水，要得吞谋，捏伊始祖罗秋隐葬在本寺，令罗昝、罗文殊强搬瓦砾，修理砌坟。差委赵典史修坟建祠，罗显等暗造墓志一块，带领弟侄，假以修坟，乘机于观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赖，置酒邀请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吃。罗显对说：“每人且将金三钱一分、银三两送你，出官之时，只说佛熙买求你赃，汪宁等俱有。比李廷纲等听从接受，罗显又将银两、衣帛等物约共一百二十两作为谢礼，与李廷纲、范琼隆、王琳，各分三十两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钱来贿赂杨推官，但这钱绝对值。这篇判词推理层层推进，有凭有据，合情合理。杨推官这一支如椽大笔，生生将一桩铁案给翻过来了。
不过他建构的整个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罗秋隐墓。
杨推官的理论基础是，罗秋隐墓系罗显伪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反过来说，如果罗秋隐墓是真的，这篇精彩的判词不攻自破。
此前纠纷，杨干院毁掉的只是墓顶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罗显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开墓验棺，挖出祖先尸骸，这场官司赢定了。
杨推官心思缜密，不会不补上这个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当地豪强三百多人，在杨干院里夤夜举火，将坟当顶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砖墎、墓志。”
有这些东西证明，可见罗墓是真的。
不过到了第二天，墓就不是真的了。一干豪众次日清晨早早过来，使锹用铲，转瞬间就将罗秋隐墓的痕迹彻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个漏洞，也补上了。
很快杨推官得意洋洋地扔出了结论：“（罗显）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旧断。装捏众词，平占风水。”
罗显怎么也没想到，池州府的这次审判如此不加遮掩，让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自己满满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宁国府。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趟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份，将近一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数次官司，罗显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办法，占尽优势，这一次他觉得还会被福星关照。可他也不想想，当初把整个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这一位詹宽。罗显找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没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大明集礼》里记载说：“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 也就是说，明代礼法只允许庶民祭祀父亲和祖父，再往前就不许了。就算祭父祖，也不许立祠堂。
偏巧罗氏在明代没出过什么官员，确实属于庶人。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了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到底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南直隶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示：“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有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么？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档案里。当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京诉”。
越级诉讼是个特别犯忌讳的事，京诉更是敏感。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之二十二》第十六条》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句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朝廷接不住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能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且不说你往先一冲，大概率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呈状以闻。”
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办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里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读完这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奉先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么？
而且……这个案子，很配合朕的心思呐。
在嘉靖十四年，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把节奏先带起来。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会连续上三道奏疏：《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 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也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整个节奏一下子就能被带起来了。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未来的开禁宣传造势。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事。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嘛？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南直隶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么？
老实说，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从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却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 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要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的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给罗家打call了。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南直隶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都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呐。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消。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三十石米，才算抵消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七石。
而且，虽然罗氏祖坟保住了，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办的。
对于法椿来说，也姑且算做是一次胜利吧。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近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篡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 “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寺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划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禅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 ，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禅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灞口，经杨干寺，逾石磁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禅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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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自从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在里面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背后忽然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也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以及《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特别开心.
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于著名驴友徐霞客：“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那一句“徽之黄山”，指的是明代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徐霞客醉心于描绘山景，无意记录人事。他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黄山脚下曾发生过一桩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节奏。其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三大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这里在汉代开始，一直叫做“龙溪”。到了晚唐时节，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他们随父辈迁到了建邺。罗氏兄弟在建邺呆了六年，眼看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跑，得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做呈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么？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是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逝。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门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时有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子，叫做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做“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做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突然猝死。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主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表示我家出两个民力，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的夫人程氏出身于歙县程家，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五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佑六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一块《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册——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两无间忌。
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八大姓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越来越少了。来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无论是罗鼐还是觉晓禅师都没想到，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几百年后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释教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
“椿”本意是大椿，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现在这个小沙弥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开始，只要有人能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到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发下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的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就是捐纳一大笔银钱，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说白了，这个官得买；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们的认可，有大德联名做保，才有资格担当。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服膺这个规律。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和尚，就算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等到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咒诅。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尔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早有积怨。
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被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大为不同，罗秋隐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俨然成了一处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现在居然连罗家祖坟都要羞辱。
带着无比的愤怒，罗显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前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我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风水好，所以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对大明律非常熟稔。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节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则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个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一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块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懵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的所有名下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这一条却是直指要害。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从善如流，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是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作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叫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看见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起担任歙县知县。歙县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恒，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被迫含泪认怂。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招一招接一招，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其实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而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之间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太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起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么？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七百二十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六百五十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三百，或捐一百，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 ，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四千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八千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么？
还真说不定。
《近事从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了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去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磬净。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四千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嫌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愿望，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有一个官职叫做“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空降的纪委专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他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伸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它隶属于南直隶，归中央直辖，没有按察使司。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南直隶巡按御史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驻地，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巡按直隶御史的办公地点，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是个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流动巡视各地，各地都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廓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做“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厉害。在大明国初，省级单位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比现在的省长还大。再往上，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负责南直隶一区的巡抚，叫做“应天巡抚”，因为辖区包括应天府。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在一块办公的。
弘治十四年，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两院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徽州百姓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敬畏地称之为“两院”。
嘉靖八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直隶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到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若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须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都力不能及了。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第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相关人证、里老、邻居等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察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 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2 仍将观音堂东边地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 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 及审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 （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仗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去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珠之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惶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到判决下来。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蜜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为了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的主因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法椿这一举动，包藏了机心。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巡抚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需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是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是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 ——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事。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问的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詞、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南直隶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作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网络，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吃得住这么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儿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他是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五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做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它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招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都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这是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找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
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自然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常见的一种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当然，这个判决，还是留有余地的。罗显和法椿年纪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顿板子只怕会当场死掉，两县准许他们用“纳米”技术……不对，是用缴纳米粮的方式来赎刑。九个排年里的胡通进、吴永升家里阔绰，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抵扣刑罚。义珍和尚没钱，就用劳动的方式来抵扣——叫做“折纳工价”。
接下来，徽州府给两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们那儿把案子销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刘乾亨、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准（毛斯义已调任），同意李同知的判决。这件事从程序上算彻底完结。
可这时有一个人，却仍旧不甘心。
还是法椿。
他居然还没放弃。
法椿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九个受罚的排年里，李廷纲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罚的待遇；胡通进、吴永升纳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个人，却只能乖乖挨打。
这里头，仍有可乘之机。
法椿找到那六个倒霉蛋，又撒出银钱去，联络了其他里的十四个排年，凑足了二十人联名具表，去告罗显。
告罗显什么呢？
告他为了隐瞒实情，贿赂了那九个排年，给了每人五十两银子，一共四百五十两。
这个数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是天价了。那么有证据吗？
有啊。
当初李廷纲自首的时候，掏出了佛熙给的三两银子作为证据，我们也有。然后汪宁等六人分别掏出了五十两白花花的纹银，上缴官府。
不用问，他们拿出来的这三百两是法椿给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笔，一抬手就扔进三百两银子打水漂，再加上额外送他们六人的酬劳以及收买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这些银子花得相当值。
汪宁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五十两白银，这些钱肯定是别人给的。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钱？一定是要换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谁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罗显嘛。按这个思路想下去，简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宁提告的，是罗显贿赂了九个排年。他们六个现在已经把赃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李廷纲、胡通进、吴永升，也会被官府催缴赃款——可他们哪有啊，这不等于平白多了五十两债务么？
活该，谁让你们逃过一劫，我们却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死人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做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于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差不多七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三十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寺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量籍册与本寺奠基文簿备载今寺见产，并不曾开有罗秋隐墓。又查《新安文献》，载有程丞相行状，明开女适罗鼐，亦不曾开有建寺守坟缘由。止有罗显宗谱并伊执出《程丞相碑记》开有罗秋隐葬在通德乡杨干寺后……备查各执书册文簿，众执罗秋隐并无坟墓实迹。”
然后杨推官又质问道：
“杨干寺自唐迄宋已经三迁，罗秋隐死于唐末，纵葬杨干，未必在迁处所。且罗氏前朝代有显宦，传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远祖葬地，缘不递年摽祀？岂无故老相传？查自洪武至弘治，节次修盖法堂，与前殿相去不满四步，中果有坟，当必侵压，本家何无言论？”
他还去现场亲自勘查了一圈：
“况既系古坟，必有显迹，今泥砖乱砌，内实黄土，长止三尺，高广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砖内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岂类廓形？傍铺细碎石子，审是本寺阶路。且歙本山乡，纵使薄葬，焉无斗灰、片石粘砌？”
杨推官从文献、行为逻辑和坟墓形制三个角度，完全否定了罗秋隐墓的存在。
那么现在那座祖坟是怎么来的？杨推官脑洞大开，给了这么一段故事：
“罗显见寺有风水，要得吞谋，捏伊始祖罗秋隐葬在本寺，令罗昝、罗文殊强搬瓦砾，修理砌坟。差委赵典史修坟建祠，罗显等暗造墓志一块，带领弟侄，假以修坟，乘机于观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赖，置酒邀请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吃。罗显对说：“每人且将金三钱一分、银三两送你，出官之时，只说佛熙买求你赃，汪宁等俱有。比李廷纲等听从接受，罗显又将银两、衣帛等物约共一百二十两作为谢礼，与李廷纲、范琼隆、王琳，各分三十两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钱来贿赂杨推官，但这钱绝对值。这篇判词推理层层推进，有凭有据，合情合理。杨推官这一支如椽大笔，生生将一桩铁案给翻过来了。
不过他建构的整个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罗秋隐墓。
杨推官的理论基础是，罗秋隐墓系罗显伪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反过来说，如果罗秋隐墓是真的，这篇精彩的判词不攻自破。
此前纠纷，杨干院毁掉的只是墓顶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罗显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开墓验棺，挖出祖先尸骸，这场官司赢定了。
杨推官心思缜密，不会不补上这个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当地豪强三百多人，在杨干院里夤夜举火，将坟当顶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砖墎、墓志。”
有这些东西证明，可见罗墓是真的。
不过到了第二天，墓就不是真的了。一干豪众次日清晨早早过来，使锹用铲，转瞬间就将罗秋隐墓的痕迹彻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个漏洞，也补上了。
很快杨推官得意洋洋地扔出了结论：“（罗显）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旧断。装捏众词，平占风水。”
罗显怎么也没想到，池州府的这次审判如此不加遮掩，让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自己满满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宁国府。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趟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份，将近一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数次官司，罗显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办法，占尽优势，这一次他觉得还会被福星关照。可他也不想想，当初把整个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这一位詹宽。罗显找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没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大明集礼》里记载说：“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 也就是说，明代礼法只允许庶民祭祀父亲和祖父，再往前就不许了。就算祭父祖，也不许立祠堂。
偏巧罗氏在明代没出过什么官员，确实属于庶人。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了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到底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南直隶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示：“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有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么？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档案里。当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京诉”。
越级诉讼是个特别犯忌讳的事，京诉更是敏感。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之二十二》第十六条》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句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朝廷接不住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能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且不说你往先一冲，大概率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呈状以闻。”
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办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里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读完这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奉先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么？
而且……这个案子，很配合朕的心思呐。
在嘉靖十四年，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把节奏先带起来。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会连续上三道奏疏：《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 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也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整个节奏一下子就能被带起来了。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未来的开禁宣传造势。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事。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嘛？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南直隶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么？
老实说，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从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却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 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要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的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给罗家打call了。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南直隶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都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呐。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消。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三十石米，才算抵消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七石。
而且，虽然罗氏祖坟保住了，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办的。
对于法椿来说，也姑且算做是一次胜利吧。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近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篡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 “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寺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划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禅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 ，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禅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灞口，经杨干寺，逾石磁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禅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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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自从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在里面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背后忽然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也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以及《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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