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信仰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人相比，相信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的人相对较少，毕竟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关于基督教何时大规模传入中国，研究认为，大致分四个时期，其中第四个时期是指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宣扬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众逐渐增多。
在这批信众中，有一个叫赵紫宸的神学教授，他凭着巨大的热忱，于1935年完成了17万字的《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可叹的是，这位信神的神学教授却没有看透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在被中共利用完后，落得个凄惨结局，女儿女婿同样没有摆脱厄运。
走入基督教
1888年2月，赵紫宸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商人家。13岁时，因家道中落，曾一度辍学准备学习经商。15岁时，进入苏州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了西式教育。第二年考入东吴大学。最初，他对基督教信仰并不感冒，甚至有些反感，因为他一度信仰佛教，并曾身体力行修行。不过，1907年他受人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三年后毕业，留在东吴中学任教，开始热衷传教。
在教了几年书后，赵紫宸于1914年赴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期间，他接触了自由派神学。三年后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讲授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学习的自由派神学否定了传统教义的宇宙观，而是相信理性的权威和能力，主张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相适应，并宣称上帝之国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义就能在世上建立。也因此，祷告、神迹、天堂、地狱等对其来说成为不可想像之事。其核心内容是否感觉与共产主义宣扬的所谓“人间天堂”相类似？而有着这样认知的赵紫宸，后来修改使徒信经，接近中共，并为之站台，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922年赵紫宸升任东吴大学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全国大会”等，1927年当选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
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转任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两年后出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燕大解散，共26年。1947年，它还曾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抗战期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曾将赵紫宸等十几名燕大教授投入监狱，备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因为有着对神的信仰，他没有被击垮，并在6个多月后被释放。
中共进入北京后，赵紫宸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并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这个“三自会”的思想之一就是“拥护中共”，蛊惑了不少基督徒。彼时的赵则对中共的领导充满了热情。1950年，他还发文支持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
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中共掌握政权后，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又兼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最为担忧。为了达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目的，中共针对各阶层人民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其中就包括1951年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杨绛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洗澡”。换言之，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在马列理论下，要他们抛弃西方民主自由思想。
由美国人建立的燕京大学当然不能置身世外。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燕大中方校长陆志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女儿和所信任弟子的上台“批斗”，将运动血淋淋的一面展现在燕大师生面前，而身为宗教学院院长的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
据翻译家巫宁坤撰写的《一滴泪》披露，赵紫宸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这“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二战时期美国盟军司令，后当选为美国总统。批判者振振有词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此后，陆志韦被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被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文革再被迫害与结局
1966年文革爆发后，赵紫宸的噩梦又开始了。他不断被抄家、批斗、挂牌游街、体罚，甚至被人打嘴巴。其在基督教“三自会”的同事也遭到了不同的迫害，如其中一个叫杨绍唐的常务委员被划为“牛鬼蛇神”后，被迫拿着工具去街上铲冰块，因受不了红卫兵的折磨，于1966年冬，因心脏病而死于街头。还有一个“三自会”常委、上海清心堂朱大卫牧师，写下决心书，说与耶稣永远决裂，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大革。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1月，饱受中共折磨的赵紫宸在北京病逝。不知那时的他是否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认清了在中共治下，即便妥协，也是不会有任何信仰自由的。
才华横溢的女儿女婿
无疑，从赵紫宸的经历多多少少可以推知其女儿赵萝蕤的尴尬境遇。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14岁时随父亲进京。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次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人称“神仙妹妹”，是燕大有名的校花。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在燕京大学，赵萝蕤结识了自己的夫婿、才子陈梦家。陈梦家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陈金镛的儿子，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员。其后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拿到了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16岁，陈梦家开始写诗，并在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自此小有名气。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其后赴京在燕大神学院修读，半年后转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机缘安排，陈梦家与赵萝蕤坠入爱河。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抗战期间，两人共赴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赵萝蕤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1944年，陈梦家作为交换教授，赴美进修，赵萝蕤与之同行。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他们崇拜的、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而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翻译家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
女婿自杀，女儿疯掉
在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与赵紫宸一样，陈梦家和赵萝蕤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在清华的陈梦家因发牢骚“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被揪出并被猛烈批判，在燕大的赵萝蕤，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同时还要与父亲“划清界限”。
因朝鲜战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因燕京大学解散，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而陈梦家则被赶到考古研究所。在1957年“反右”前，陈梦家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等，成果颇丰。
“反右”爆发后，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其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原来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陈梦家之言都是对的，但因为与赞成拼音化的毛意见相左，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被打成右派后，针对陈梦家的批判和贬低就没有停止过，而其带给陈的是无尽的屈辱。陈梦家随即被“降级使用”，他曾经一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
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次被批斗。他被强迫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不仅如此，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都被一扫而空。夫妻俩也被赶出了自己的房子，赶到了一间小破屋里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无法送入医院。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彼时的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晚他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但由于剂量有限，陈梦家活了下来，而换来的是更为严酷的批斗。9月2日，陈梦家选择自缢，这次，他成功了。时年不到60岁。而赵萝蕤因此再度精神分裂，住进医院。
赵萝蕤晚景凄凉。巫宁坤在《一滴泪》记述道，赵萝蕤在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故未能在陈梦家第二次试图自杀的时候阻止他。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S.艾略特签名的诗作。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其内心的痛估计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结语
毋庸置疑，赵紫宸一家的悲剧是众多相信了中共的民国知识分子凄惨命运的缩影，虽然始作俑者是中共，但缺乏慧眼，没有看穿中共也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一位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陨落，是否可以给当代依旧盲从中共的知识分子以警示呢？
2018-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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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 作者:巫宁坤
赵萝蕤（1912—1998），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赵萝蕤曾追忆当年选择清华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在清华学习了三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赖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是西语界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 S. 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经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爱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88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余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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