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董时进这个名字，是从谢泳先生的《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一文中，谢先生称他是一个始终不能让自己忘怀的知识分子，而通过谢先生的粗略介绍，笔者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查阅了他更多的生平资料。
1900年10月出生的董时进，先是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弃工学农，入京师大学农学院学习。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并获公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24年获该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其后旅欧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教授农业经济，并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农学院、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及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等职。
不过，董时进并非是一位死读书的农学家，他曾创立“中国农业协进会”、“现代农民社”等组织，创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现代农民》月刊，在成都建农场，还在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党主席，该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
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他建议政府用赎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但让笔者最为惊叹的是他对共产党的认知，以及逆流而上，上书毛泽东，公开反对其土地改革。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1947年，国民党取缔了倾向于中共的民盟。作为民盟成员，董时进在独立杂志《观察》上发表了题为《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的文章。文章认为取缔之举是政府的下策，是害大于利。他写道：“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
因此，他劝国民党道：“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在那个时代，能够清醒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点区分的知识分子并不多。除了董时进，彼时还有《观察》的主办者储安平和大知识分子胡适、钱穆、傅斯年等寥寥几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是在惨痛加身后才体味出来。
储安平曾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而曾对国民政府给予最为严厉的批判的胡适也指出，“共产党当政必是铁幕社会”，“暴力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专制，绝无自由之可能”，“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关系到自由有无的问题”。
胡适曾告诫世人：国民党政府初步实施了宪政，认同自由价值观，不反对多党制，沿着这条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决最强硬的独裁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一党专制，夺权后必将万马齐喑。
董时进、储安平、胡适等人的预见早已在中国大陆应验。可叹的是，这三人中，将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的储安平后来却变的十分天真，并选择留在大陆，追随中共，其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胡适、董时进则选择了转身，逃过了他们那一代留下的知识分子劫难。
上书毛反对土改 指出中共谎言
土地改革是毛泽东在农村推动的破坏传统结构的一大政策。在中共占领北平，即将建立政权之际，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农民党因反对土改，于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然而，对中共仍抱着一线希望的董时进，在当年年底中共拟在全国进行土改时，大胆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他同时还将信件印了几百份，寄给相关的高层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学术部门。
关于这封信的原件，因中共封锁档案，目前尚无法看到。但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纪》六月号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观点。
董时进认为，中共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称“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民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资料，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董的观点是对的。
董时进还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列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董时进亦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出租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总而言之，董时进的观点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它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显然，作为农学家的董时进对中国地主、农民、土地的认知是正确的，且道出了中共宣传中的谎言。然而，他或许没有窥见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后包藏的祸心，就是通过打倒地主，掀起贫农的仇恨，来实行中共的专政。而这就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真了。
由于董时进上书毛时，内心已深知土改大局已定，因此曾悲哀地预言道：中共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如国家税收受影响；不劳而获、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产将导致人性沦丧等。当然，“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果如其言，中共推行土改后，又建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经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后，至少3500万中国人被饿死，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交粮食的农民。
遭到批判
董时进上书毛后，一直没有下文。此时，土改运动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学界则展开了对董时进观点的批判，这应该是秉承上面的指示。1950年的《观察》周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题为《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就记录了对其观点的批判，批判者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多为董时进的朋友和同事。
文章有这样的表述：“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拚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通篇的批判显然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中共当局所需要的。
此外，在谢泳的文章中还提到，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谢泳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离开大陆 逃过劫难
遭到批判后，董时进深感不妙。他与透过一双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一样，在1949年后短暂的滞留大陆后，选择了离开。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后前往美国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其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因肠癌去世，终年84岁。
与同时代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董时进是幸运的，其不仅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而且安度了晚年。
可叹的是，董时进的四弟董时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因在朝鲜战争中，发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被美国当局以亲华的罪名驱逐出境，其后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1957年他被所热爱的中共划为“右派”，1961年前后死于劳改，终年48岁。
董时进、董时光的命运无疑再度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
2018-06-02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