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依旧，只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内冷外热”，外媒一片光明预测，中国自己则是“灰犀牛”与“黑天鹅”一只不少地陈列。如今，中国当局严控言论，国内见不到有质量的讨论，外媒一片声地认为前景不妙，在野评论的“中美脱钩论”甚是高亢，但决定是否脱钩的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却向刘鹤表示要再挂钩。
与其讨论几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机因素，比如房地产将崩盘之类，还不如深究中国为何能挺到现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国经济挺住的因素是否还能继续起作用。
观察中国经济，GDP增速不能当真
其他媒体的危机论我就不说了，专业性很强的《华尔街日报》10月18日发表专研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近期内无法出台更强劲的宽松政策，那么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塔普林列举几大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已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运航道不顺、以及稍早出现的短暂但危害不低的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他认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长既低于预期，又跌破5%，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从来不将中国GDP增速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是中国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强。那么，世界银行、IMF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应该够权威了吧？其实我也历来存疑，因为基础数据是中国自己交付的，更何况前不久刚曝光一事：现任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2017年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CEO）的时候向世行人员不当施压，要求将经济环境报告内容修改为有利中国。以下讨论塔普林列举的危机因素。
中国经济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国经济现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产债务危机其实早就出现，房地产“一哥”恒大危机在去年就已经预告过，我曾专门写过文章，当局只是没按下“不救”这个按钮，外部债主心存侥幸罢了。其实，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过是将房地产跳楼点从80层楼挪到了90层、100层，最终泡沫总要破灭。Delta病毒对世界的影响不止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为疫情发愁。电荒这事儿与9月10日拜登打给习近平那通电话有关，刻下美国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国策甚至最重要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配合。就在那通电话之后不久，中国宣布拉闸限电（不是缺电），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女士则正式宣布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豁免”，可以预期，一旦关税问题有了着落，中国方面会逐渐恢复供电。
海运不畅这问题，影响的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的供应链危机，港口严重拥堵，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现了商品短缺、货架越来越空的现象。一些能够正视现实的美国专业人士终于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供方是中国，需方是美国，双方原来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这个因素之外，真正让中国经济保持源头活水的是美国需求，因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一头，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美国的消费需求是“中国制造”的源头活水。
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美国需求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2%。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3660.2亿元，增加8%。对欧盟贸易顺差7519.6亿元，增加21.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
美国数据我在此详细列举：中美贸易总值为3.05万亿元，增长25.8%，占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22.7%；自美国进口7524.2亿元，增长36.5%。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3660.2亿，也高于欧盟的7519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8个月约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
美国对此的数据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与中国海关数据一样，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强劲增长。
美中贸易关系：资本与需求决定还是政治决定？
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现在面临的其实是资本决定还是政治决定这个抉择。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与国的关系当中，商贸关系是决定因素，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起因，就是英国为了解决对大清的贸易逆差而贩卖鸦片。中美之间自1990年代以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资本起主导作用，但美国毕竟是世界大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有了人权外交。中美之间政治上时有磕碰，但经济上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在“比较成本”的导引下，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30年过去，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美国方面现在对此有迟来的认识。密歇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科塔（Sridhar Kota）和行业智库MForesight的专家托马斯·马奥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发表过一项共同研究《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结论是：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先进制造业中的离岸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的战略已经变成了“在那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美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阻止这种发展，并利用转型技术重建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实力，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保证经济安全。他们提出，这些大胆的步骤需要一个具有全面战略的中央机构，以及大量和持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让这些投资集中于转化研究和制造业创新，鼓励国内试点生产和规模化生产，授权中小型制造商部署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国国内培养国内工程技术人才。该报告说，如果美国不做这一选择，面临的将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
以上的研究出于现实，虑之长远。但是，无论是美国的商界还是政界，眼光越来越短视，三年以上的战略布局，几乎无人考虑，用民主党领袖南希·波洛西的话来说，无法带来选民的议案，她领导下的众议院根本不考虑。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谓“带来选民”的议案，几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议案，没人考虑制造蛋糕的食材从何而来，何以为继。
多年来，希望中国经济繁荣或者崩溃的文章，我见过不少。正如我一向论述的那样，中国经济从来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预测的那样繁荣似锦，由于发展方式、道路的选择非常短视，在促成短暂繁荣之时一定会埋下种种隐患，比如房地产；但中国经济也决不会象外界预测的另一极，会在瞬间崩溃，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贸现状显示：‘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也找不到中国产品的替代物。这种强大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打算放弃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却能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相信这点，请看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惊人消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总价值约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188张出口许可，总价值420亿美元——须知，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于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和所谓“实体清单”。这些出口许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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