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

 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贡献多多，大体上有四个方面：

一是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系。

罗家伦是1928年9月18日宣誓就职的，随后他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中说，在外交部任命他的“训令”中，并没有“国立”二字。这说明要他担任的是清华大学校长，而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

为什么有人要回避“国立”二字呢？他听说这“是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主张，说是恐怕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但是他凭借“一点革命的劲儿”，便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了“国立”二字。后来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罗家伦看来，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不再依附于外国势力并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把美国庚子赔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这个意思。

这种见解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能让清华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就是中国的耻辱。因此大家把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视为学术独立的标志。

这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学术，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政治、追求真理的活动。因此学术独立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还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和控制。罗家伦只强调前者，不强调后者，体现了他作为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任鸿隽等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任鸿隽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并坚持政党势力不能进入学校，就是基于这一理念。

此外，把大学变为国立，完全由国家的力量来办，也未必是好事。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力量应该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国家包下来，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第二，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智慧，私立学校是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谓“学在民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对学术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较松，就是一个开明的时代，相反则是专制黑暗的时代。

二是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罗家伦上任后，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是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是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是浪费惊人；四是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是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是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是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是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的学系太多。于是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

罗家伦认为，过去清华的工资并不高，只是不像其他大学那样拖欠而已。国民革命成功以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待遇都已经超过清华，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难聘到优秀的教授。于是他通过重新给教师发放聘书、给职员发放委任状的办法，来调整他们的工资待遇。有关统计显示，罗家伦在任时先后“解聘不力教员三十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四十余人，并发送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

后来冯友兰回忆说：“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

三是揭露清华基金的黑幕

罗家伦上任不久，就提出要彻底清查清华基金，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关于清华基金的管理和黑幕，罗家伦是偶然发现的。1928年初夏他还是战地政务委员的时候，就看到汤姆生会计师事务的关于清华基金的账目报告。报告说：清华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有人动用基金随便买股票、买公债，还有的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另外，管理者还利用换汇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贪污公款。

当时，刚刚改组的清华董事会对罗家伦并不支持，所以他以辞职相抗争。罗家伦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

为此，他还草拟一份上万字的谈话稿，公开披露清华基金的黑幕和前任校长滥用公款的问题。这个谈话稿在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刊登以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后，罗家伦还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以及孙科等人，并提出“改隶废董”的议案。所谓“改隶”，就是改变清华大学原来两部共管的状况，由教育部单独管理；所谓“废董”，就是废除清华董事会，将清华基金转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

在“改隶废董”的过程中，罗家伦采取了许多非正常举措。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另外，冯友兰也举过一个具体事例。他说，当年清华想招收女生，但“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就在招生简单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

四是建造超一流图书馆

在“改隶废董”的斗争中大获全胜以后，罗家伦为清华设计的六大项目有了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这些项目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图书馆了。

据杨绛回忆，早在1932年，闺蜜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以后，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

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这就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优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都只字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他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以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当年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

由此可见，清华大学图书馆哺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20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