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邮加密工具：Mailvelope

用了很久了，感觉是一个比较方便实用的邮件加密工具，原理是PGP所以安全性自然没得说，分享出来吧......

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mailvelope.com

英文差不多过关的就直接看官网的说明吧...............

中文使用说明书：

如何生成一对Key？

安装好之后打开设置页面，Options选项卡中选择Generate Key来生成一对Key

如何备份私钥？

导出私钥方法是：在Display Keys中找到刚刚生成出来的Key Ring，选Export -> Display Private Key 如下图

在随后弹出的窗口中，就是你的私钥。私钥自己保留，不要泄漏.............

如何查看公钥？

选择上面的Display public key 即可导出公钥。

如何使用导入别人的公钥？

选择Import Keys，并键入对方的公钥即可。

这款插件兼容哪些邮箱？

确切的说，兼容几乎所有的邮箱，您只需将邮箱地址设置到Watch List中即可。

如何发送一封加密的邮件？

首先打开您的邮箱，然后点击写邮件，会看到一个文本的图标（如果没有的话请检查Watch List是否设置正确）点击那个图标后会跳出一个窗口，在其中键入要加密的内容键入文本完成后点击锁。点击后会出现选择公钥的选项，选择接受人的公钥后点击OK即可加密。点击Transfer将加密后的文本转移到邮件服务提供商的web上...

如何解密他人发来的加密过的邮件？

进入邮件后，插件会自动识别已经加密的内容，并可进行解密（如果未成功识别请确定您的Watch List正确）点击黄框即可进行下一步解密擦作输入key的密码解密完成！

虽然是有点麻烦，但是在这个老大哥横行的年代里，这也是无奈之举呢.

fr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50919185928/https://xiaolan.me/how-to-use-mailvelope.html

从iPhone 6看未来主流手机技术

　　虽然苹果官方还未公布iPhone 6的发布日期，但各方消息已经指向了9月9号，iPhone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每代新品都会吸引全世界期待的目光，人们把对于未来科技的向往寄托给了苹果，而苹果始终承载着这些，在探索创新的前沿踽踽独行，不断给大家带来炫酷的产品。

　　回顾这两年，智能机的硬件和功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地步，因研发能力的欠缺和战略发展方向的不明晰，多数厂商面对下一代产品的形态都产生了困顿 和狐疑，而苹果却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历代iPhone和iOS总会呈现出新形态或者新技术，而且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仿似一座灯塔般指 引夜晚迷航的邮轮，因此，每年iPhone的新技术都会成为众家效仿的对象。

　　九月即将到来，iPhone 6也被曝光的差不多了，按照惯例，新技术很快会在行业里推广应用，那么在此之前，不妨同笔者一起预知未来又会诞生哪些主流手机技术。

　　蓝宝石屏幕

　　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等主流媒体曾先后透露iPhone 6会采用蓝宝石屏幕，而且苹果CEO库克也曾亲口承认确实在开发新型的蓝玻璃材质或用于新一代的iPhone。综合近期的曝光信息，iPhone 6其余的硬件都只是小幅升级，唯独屏幕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可以说，蓝宝石屏可能是本届发布会最大的看点。

　　那么蓝宝石屏幕到底有什么优势呢？蓝宝石玻璃一般是指人工合成的蓝宝石，类似钢玉成分，莫氏硬度为9，仅次于钻石的10，常被用于手表、防弹玻 璃等精密仪器上。简单的说，如果用蓝宝石玻璃材质制作智能手机的屏幕，那么除了耐高温、导热好等优势外，还拥有着几乎不被除钻石外任何物体划伤的优秀特性。

　　而现在智能手机上经常使用的大猩猩玻璃主要组成元素是石英，莫氏硬度为7，再加上玻璃中还会融入其他调整结构的成分，硬度相对于石英晶体还要更弱一些，因此在面对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同石英硬度处于同一级别的砂石时，屏幕就很容易划伤。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蓝宝石屏幕最大的优势就是硬，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多数用户的痛点--贴膜。

　　其实iPhone 6并非是首款配备蓝宝石屏幕的手机，该技术之前已经出现在Vertu手机中，只不过iPhone的应用肯定会加速行业升级的步伐，事实上vivo、华为等国产厂商在得到风声后，已经开始准备赶在iPhone 6之前推出搭载蓝宝石屏幕的手机。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蓝宝石屏幕还存在一定的技术瓶颈，比如说良品率低、成本较高、易碎裂等，而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会是蓝宝石屏幕能否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所在。

　　阳极氧化铝工艺

　　易碎裂、易划伤、较重的缺点，让苹果放弃了玻璃材质背板，转投金属工艺，结合前段时间曝光的后壳谍照，iPhone 6毫无悬念的延续了全金属设计，而且近期越来越多的厂商也都加入了金属的阵营，至此不难发现，金属机身会成为未来行业的大趋势。

　　不过在目前所有应用到手机的金属材质中，iPhone的阳极氧化铝无疑是最高端的。关于阳极氧化铝，通俗点来讲，就是给铝合金的表面镀上一层致密氧化铝，以防止铝合金进一步氧化，同时通过电解作用完成铝合金的上色。


阳极氧化铝工艺

　　相比于不锈钢和铝镁合金，阳极氧化铝的优势在于，着色稳定、强度高、轻薄、抗腐蚀性强、金属质感更出色、耐污防指纹、导热性好等。

　　现在HTC的两代旗舰产品M7/M8都应用了阳极氧化铝工艺，质感大家也都看得到，相信随着量产成本的降低和着色工艺的提升，未来阳极氧化铝工艺会被更多的手机应用。

　　双色温闪光灯

　　法国网站Nowhereelse.fr放出了一张iPhone 6闪光灯组件的图片，据图显示，同iPhone 5s一样，iPhone 6继续采用了True Tone双LED闪光灯，但组合方式由并排改为叠加。

　　苹果在iPhone 5s中首次应用了True Tone双LED闪光灯，不同于普通LED补光灯，双True Tone LED补光灯并不仅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光线，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更准确的光线颜色。白色LED补光灯通常只会模仿阳光的颜色来提供光线，往往导致画面偏蓝、 偏冷等色彩失实的问题，而iPhone 5s在白色补光灯下又增加了一枚琥珀色闪光灯，两者分别提供不同色温的光线，从而使光线达到平衡，混合后便获得跟拍摄场景吻合的理想画面色彩。


双True Tone LED补光灯

　　另外，相比于氙气闪光灯，True Tone双LED闪光灯也有成本方面的优势。综合而言，目前True Tone双LED闪光灯是适于大规模量产、应用的最优秀的手机补光解决方案，现在HTC M8、中兴星星1号手机已经选用，在未来主打拍照的手机和旗舰产品必然也会加入。

　　OIS光学防抖

　　除了双色温闪光灯外，Nowhereelse.fr还透露了iPhone 6的一项新技术--光学防抖，此外，苹果的新专利也显示iPhone 6摄像头将采用该技术，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没跑了。

　　手机的光学防抖技术是通过移动镜片的位置来抵消拍照时相机的抖动，从而有效的克服因相机的振动产生的影像模糊问题。另外，搭载光学防抖技术的手 机，因为不那么怕抖了，在夜晚拍照时，就可以采用降低快门速度的方式，增加曝光量，提高成像画面的亮度。因此，光学防抖可以有效的提高相机成像质量。

　　其实现在不少手机已经加入了光学防抖功能，像nubia Z7、vivo Xshot等等，不过还未形成大气候，假如iPhone 6采用，显然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台湾苹果新闻网站appleclub分享一组据称为4.7英寸iPhone 6屏幕总成照，即玻璃+触控+液晶+屏幕支架在一起的照片，这组照片跟此前泄露的iPhone 6前面板照片相一致，它显示了更大的屏幕、超窄边框以及为Touch ID Home键留出的开孔。

　　iPhone 5s带来了电容按压式的指纹识别功能，表面是为了更舒适、更安全的解锁，背后则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更便捷、更安全的移动支付授权方式。如今移动支付的 应用越来越宽泛，理财、打车、充值、购物.。。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很快将成为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彼时现有 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肯定会面临挑战，那么指纹授权就成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趋势早已不是什么机密，整个行业都看得到，它来的越快，支付方式升级的迫切性就越强，所以三星、HTC包括很多国产厂商都开始为旗舰产品加入指纹识别功能，它将很快演变成一项主流技术。


　　总结：

　　每代新iPhone都是行业的新风向标，指明智能手机技术发展的方向，很遗憾并不是每个厂商都具备苹果高瞻远瞩的战略视角，当处于困顿时摆在面 前的唯一道路就是跟随，指责并不会改变这一切，起码模仿的结果是整个行业始终在朝着更科学、更智能的方向前进，并且越来越多的用户享受到了iPhone级的体验，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

推特上的网络战争阴云

8月25日，星期一，笔者象往常一样，打开推特（Twitter）网页，准备快速浏览一下当天的推文。在推文时间线的下拉滚动中，突然有一条异样的推文，滑过眼帘。这是一条经过机器人帐号转发的，有关畅销书作家慕容雪村的消息。
慕容雪村，这位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作家，近日来似乎受到有关方面的“特殊待遇”，随着而来，也突然出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相关消息。自然，笔者并没 有兴趣，去点开那则消息附带的网页链接。但令笔者奇怪的是，这条消息的转发数，已经超过100，而它的发布帐号，只有不到100个关注者，发布推文的总 数，也只有20馀条。
熟悉推特的用户，自然会明白，正常情况下，上百条推文转发的意义。就笔者的经验而言，一般来说，只有在关注者超过10万的情况下，或者在某些特殊的条件 下，如六四的当天，相关推文，才有可能得到数十上百次的转发。而对于一个关注人数只有2位数的帐号，却能得到3位数的转发，这种现象本身就极不寻常。
推特是一个开放的发布平台，它提供了公开的互联网应用程序接口（Web API），可供开发者自由地调查大部分的信息内容。笔者的一位朋友，长期从事有关Twitter与Facebook的社会网络研究，于是笔者向其请教，看 看能不能解开这背后的玄机。这位朋友表示有兴趣提供协助。
不多时，一份调查数据传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朋友，调查了7条内容有关慕容雪村的消息，总计被转发的次数，超过800次，但是参与转发的帐号，却只有160馀个。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帐号，分别参与了多达5次的消息转发。
一般来说，正常人的消息转发的时间分布，会呈现出一种中间密集、两头稀松的形态。一开始，转发者相对较少，然后会到达一个转发高潮，较多的转发，会集中在 这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在此之后，转发的密度，也将逐渐下降，但并不会马上消失，于是形成一种“长尾”（Long Tail）。
然而，被调查的这些消息的转发行为，则大为迥异。被调查的7条消息，虽然转发的时间段各有不同，但每条消息，均在20分钟之内，完成所有的转发。每次转发的间隔，为固定的10秒钟左右。显然，这种转发，与正常的人类行为，大相径庭，更像是一种程序的自动处理。
那么，参与转发的160多个帐号，又有什么特点呢？通过数据可以看出，除过参与转发的两个机器人帐号之外，其馀的所有帐号，其注册时间，均在2014年1 月1日之后。其中近80%的帐号，注册时间在2014年6月1日之后。帐号的平均发布消息，约为10条；帐号关注与被关注数，在30上下，并且为封闭式的 群体间相互关注。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了解，这些帐号的活动模式，那就是通过密集的多次转发，触发其它机器人帐号的自动筛选与转发，并通过机器人的转发，扩散到其它推特用户的时间线上，以此试图得到更多的外部帐号的转发扩散。
通过对转发历史记录的分析，这些消息，除两个机器人帐号之外，并没有得到其他注册时间在2014年之前的帐号的转发。从统计数据来看，这次行动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没有达到大幅扩散的目的。
仅仅通过以上信息，还不能完全确定，这160多个帐号的背后，到底是160多名真实的人，还只是一个自动运行的计算机程序。也无法确定，这次行动的实施者的真实身份，以及行动的真正动机。令人略感忧虑的是，从多方面来看，本次活动，似乎是一次针对推特中文社区的某种预演。
在密码学的研究领域，有一个“中国乐透式密码分析”（ Chinese Lottery Cryptanalysis）的假说。这个假说，想像了这样一种场景：密码的攻击者，可以预先将破解模块，安装在电视机或收音机上，然后将需要破译的文 件，与随机生成的一些测试密码，以乐透抽奖的形式，广播发送。如果某个人，恰好接收到了正确密码，就会成为乐透的中奖者，并在领奖的同时，提交破译的结 果。
中国的电视机与收音机的合计数量，估计在10亿台左右。根据计算，在这个基数下，破解64位密码，仅需要耗时3分钟；而破解56位密码，只需要0.7秒。
当然，这个假说看起来非常不现实。但是，如果一个网络节点，可以控制成百上千个节点或帐号，那么，即便没有上亿规模的基数，也可以在乘数效应的影响下，展现出异常强大的网络攻击威力。
以上的考虑，并非是天方夜谭。2014年6月，香港公投活动的在线投票平台，就一度受到超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网站（HKU POP SITE）的发布消息，称投票系统的服务器，在20多小时之内，接收超过100亿次的异常系统查询，其目的是要瘫痪服务器的正常功能。而发动这些网络攻击 的计算机节点，则分布在全球各地，显然已经被攻击者入侵操控。
从工程管理的角度考虑，在实际展开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前，必然需要经过多次分散的小规模预先演练，以确保攻击行动的成功率。而这些演练活动，由于规模过小，一般比较隐蔽，通常很难引起注意。
近年来，全球的安全秩序，已呈现出恶化趋势，而在欧亚多处的地缘政治版块的边界，实质的政治军事冲突，也已经陆续发生。这种全球秩序的变化，不但表现在现 实世界，也体现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之中。或许某一天，推特上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也会成为现实。届时恐怕无数的推特用户，将会目瞪口呆.

北大女生拍“名画写真”

为迎接2014年世界读书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青年摄影学会，联合推出以“书读花间人博雅”为主题的摄影展和2013年上榜好书精选展。12位北大女生模仿西洋名画拍摄了30幅读书图，倡导读书，展示知性优雅之美。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青年摄影学会，联合推出以“书读花间人博雅”为主题的摄影展和2013年上榜好书精选展。来自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中文系、光华管理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的12位北大女生模仿西洋名画拍摄了30幅读书图，倡导读书，展示知性优雅之美。

中国的1984产业：舆情分析与监控

1949年，英国屌丝记者George Orwell出版了一本后来被各国知识分子共同奉为圭臬的书，叫《1984》。这本小说还有个副标题——“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深刻描绘了机器监控的伟岸力量，后由于曾经被苹果公司在同年的超级碗比赛中作为广告创意播出而尽人皆知。

然而这个曾经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中的“大洋国”，却在30年后逐渐成为一门利润颇丰的产业，George Orwell或许无法想像，在遥远的东方，眼下已经有多家上市公司为这个拥有百亿市场空间的业务竞相追逐。“把握舆情”、“实时监控、不留死角”，这些舆情产品往往富有中国特色。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不仅做进了宣传部门和国企，也深入到各级行政机关。从业务培训到媒体服务再到硬件采购，舆情产业兴盛的背后，不免让人产生“1984”式的隐忧。

我们就从两个典型公司入手，看看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半地下产业是如何运行的。

1.网络舆情分析师的摇篮——人民在线

这是一个人才缺口120万的行业。

这是一个据说月薪可高达15000元的行业。

中国只有两张行业官方证书：人社部与人民网联手搞的“网络舆情分析师”，以及工信部与新华网联手搞的“网络舆情管理师”。由于新华网尚未上市，在此我们就拿行业领袖，同时也是数据公开更为充分的“人民在线”为例分析。

人民在线是人民网的直接控股子公司，负责开展舆情分析业务。2013年收入已经破亿，是为人民网贡献业绩最多的子公司。除广告和移动增值业务外，人民在线几乎独力支撑起了人民网的第三条腿——毛利率45%的信息服务。（与其对比，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在2013年的收入大概在5000万左右）

这家公司的前身原本是希望探索智能搜索引擎服务，但“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于2007年时最终确定网络舆情研究为主要发展方向。

其第一块招牌，便是号称可以“帮领导干部读网”的《网络舆情》杂志，亦是国内惟一一份具有国家正式内参号的杂志。其一周双刊的“政务版”价格为3800元/年，一周三刊的“政务、企业版”为4800元/年，而可以在PAD上看的“移动终端版”为12800元/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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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显著先发优势”的重要线下产品，2011年时，《网络舆情》杂志的订阅量已超过8千册，此块业务目前保守估计年收入应在四千万至五千万左右。

（与其对应，新华网“舆情在线”栏目的定位则是成为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的“秘书+顾问”，帮他们监测研判网络舆情，提出应对之策。检察日报社下属的正义网舆情监测系统，“专为政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而量身定制”。）

接下来便是“含金量极高”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据采访得知，人民网已经在北京举办了五期培训班，在各地也多有布局。目前已经招收了一千多位学员，每位学员的费用在9800元左右（包括培训费3980元、学杂费3820元、食宿费2000元）。与其相比，工信部举办的网络舆情管理师培训设为很多档次，普通费用为4735元，高级费用为5685元，而在新华网开办的培训班费用则高一些，为6900元。

我们不妨看一下他们的招生简章——

各有关单位：

当前，互联网已深度融合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也在向10亿量级迅速增长。网上的利益诉求、思想交锋和网络行为与现实情况互动、交织，令我国社会形态日趋复杂，处置和管理好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的有序管理，网络舆情工作体系的建设和引导能力的培养也成为摆在各级政府和领导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2008年涌现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到2013年被正名，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网络舆情分析师一直作为一个新兴职业见诸报端，并未太受关注，直到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一切开始发生变革。工信部计划每年“培训10万网络舆情专业人才”。

据信，参加舆情分析师培训的大部分学员来自地方政府，多是政府高层、宣传干事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来自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媒体记者等。即便是来自企业或媒体，也都是有国家背景的企业和媒体。

传说中，网络舆情分析师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每天浏览成百上千个网页，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热门话题如数家珍，迅速把握热点，分析研判舆情，预测舆情走势，以化解危机。

实际上，某省公安厅网警总队的高级官员会透露官员找他删除负面他是如何处理的；官方舆情监测分析中心的高人则分享“领导爱看怎么样的舆情报告。”在过去几年里，某知名教授开展政务、舆情培训讲座多达200多场，每次讲座中，这位教授都会不停讲述中国高级官员在培训中与他产生的交情。人民在线的招生人员也不讳言——“学员形成了很多小圈子”。看来，舆情分析师的培训场更像是另一个官员社交场。

这块业务的年收入量级亦在千万级别，而且这些学生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带回来如下所述的大单。

其三，咨询/报告/公关服务。

我们知道，咨询/报告/公关是各互联网公司公关部门最常接触的乙方公司。而人民在线则堪称中国最大的对接各级政府宣传部门的乙方公司。无论是业务咨询还是订做报告甚至直接操刀危机公关，都在人民在线“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的范畴中。

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费用一般以年费或项目形式计算，弹性较大，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据称，“区县一级政府的小单子我们都不怎么做的”。2011年，人民在线制作舆情报告共计30多个，平均定价在50万元左右。

有趣的是，人民在线的公关服务中，有一项很特别的产品名为“亿粉论坛”，即整合粉丝总量超过1亿的百家“红色大V”（政务微博、主流媒体微博和体制内意见领袖），进行交流、座谈等形式的活动。据说组织这种活动，不仅可以为地方提供互联网信息发布和管理的经验，还可以带来丰富的人脉资源，形成互动联播机制，“放大社会的正能量”。

我曾经问过人民在线的招生人员，如果想删帖，怎么办？对方回答“现在都不提出删除信息了，因为这种方式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而堪称人民在线真正摇钱树的产品，则是舆情管理软件。

作为通用软件，舆情管理软件于2013年开始被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纳入协议供货范围。2014年初，人民在线已经入围中央国家机关舆情管理软件采购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舆情管理软件采购金额多在十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由于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尚有待完善，且已知数据多以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和询价为主，尚有大量的网上竞价及分散采购项目无法统计，借鉴其他产品在政采市场的发展历程，舆情采购项目已知数据不足实际发生采购金额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人民在线可谓收获颇丰。以近期中标公告为例，5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采购了价值113万元的舆情监测平台；6月8日，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采购了价值98万的舆情监测平台；6月20号，中国进出口银行

采购了价值66万元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

2.全球仅有的电子数据取证行业两家上市企业中的一家：美亚柏科

2013年底，著名的体制内意见领袖戴旭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盛世警钟：上甘岭已危 十五军安在？》

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曾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赐予中国的礼物，由于互联网在中国是伴随着商业化的浪潮发展的。这也就导致了今天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百度等，都不是以体制附属物的形式出现和存在的。它们一开始便是私有制的商业公司，其后更是基本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首要任务是对全球股东负责，与体制内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等有着本质区别。

这也正是戴旭先生所担心的：“新的战争早已经开始了。对手的目标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将改造这个国家年轻人作为主要任务，击垮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摧毁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并最终推翻这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一系列精心的策划，内部的民族败类或外部敌对势力勾结起来了，在网络这个新的空间里，他们气势汹汹并肆意妄为。”

他的担心不久后得到了平息——2014伊始，网络信息安全已被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重要层面。

其实早在几年前，在政府部门的需求下，方正公司已经开始舆情监测方面的研究。当时，国外已有很多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在利用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能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方正最初的想法是与借助这些国外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合作最终未能实现，因为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差异：“对方的技术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在国外，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可能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所以他们也就不会研发这方面的技术。而我们恰恰要针对这些信息做技术研发，新闻信息并不是我们的监测重点。”

于是，同一类软件的研发，在中外不同的需求之下，沿着不尽相同的方向展开。

2011年以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如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口号是“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其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

与媒体出身的人民在线不同，这些技术出身的公司有着更为强大的技术背景，其产品能力也更加“伟岸”。美亚和邦富为市场上的主要产品，在此为美亚为例说明。

美亚软件由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并于2011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是全球仅有的电子数据取证行业两家上市企业中的一家（另一家为美国的Guidance公司）。该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信息安全行业中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研发，其主要客户为司法机关、政执法部门（工商、税务、海关、金融、新闻等）、政务监管部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等。

美亚的主操作菜单包括“一键搜”、“实时巡查”、“舆情聚焦”、“事件聚焦”、“人物聚焦”、“热点聚焦”等主要功能。这些功能全面涉及全网搜索关键词、实时监测网站、实时监测关键词、实时监测并分析舆情事件、实时监测相关人物言论以及热点舆情。通过美亚舆情软件可分析的内容包括热点、敏感、不良、突发信息、倾向性分析、趋势分析、虚拟身份、预警模型，而完成这一系列的前提都需要监测者自定义设置关键词。

舆情监测软件的厉害之处，是可以迅速显示某一恶性事件的发布源头，即谁通过什么平台发布的。公安部门可根据监测信息，利用技术手段迅速锁定发布者。

同样，美亚也是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大赢家。今年7月9日，西安市网络舆情监测处置指挥平台建设的重任落在了美亚的头上，中标金额为350万元。陕西省公安厅也于5月6日采购了价值208.5万元的“超级情报系统设备”。

其他一些更小的公司亦遍布国内各地。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检索结果表明，来自江苏、甘肃、福建、广西、宁夏、天津、四川、浙江、河北等地的各级政府部门，为采购类似系统，耗费十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2013年，美亚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9亿元.

票据理财产品抢占互联网市场份额需依靠服务

在“宝宝类”货币基金产品收益率逐渐降低、规模增速趋缓之时，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竞争焦点开始向票据理财产品转移。近期京东金融继基金、保险理财后推出的新 的票据理财产品，使得目前这股互联网票据理财热推向高潮。这款票据理财产品是京东金融通过与国内的机构合作，为京东用户量身定制的一款票据担保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在5.8%至7%，期限为1至6个月。每款产品由融资企业以银行承兑汇票抵押，作为债权实现的担保，票据到期银行将无条件承兑，保障投资者 利益。至此以前被视为理财产品中的“高大上”品种的票据理财，也开始放下“高贵身段”变身成为一款惠及普罗大众的理财产品。不只是京东，事实上最近一段时 期，票据理财产品以其收益率稳定、期限较短、兑付率高等特点，正在迅速走俏互联网理财平台。目前包括阿里金融、淘宝理财、新浪和票据宝等均推出了自己的票 据理财产品，产品多采用1元起购的运作模式，年化收益率普遍高于银行类理财产品。门槛低也成为票据理财产品受追捧的重要原因。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在目前 国内金融环境下，票据理财的风险确实不大，尤其是出现本金损失的几率很小，由于其收益、风险都优于目前的其他理财产品，因而有可能导致目前银行理财、“宝 类”用户转移阵地。但由于互联网企业均不具备票据项目和投资资源，因此其上线的票据理财产品都是与票据中介合作，所以能吸引用户的自然是服务。如果仅仅是 将线下产品搬到线上这一个动作，是很难留住用户的，当有收益更高的理财产品出现，这些用户也势必会转移到其他平台上去。由此可见，票据理财产品要想进一步 抢占互联网金融市场份额应该依靠其全面的服务，而不仅仅是高收益率.

“剩女”现象的背后（TNND,原来是共匪幕后策划的。）

社会学者洪理达 （Leta Hong Fincher）最近出版的新书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政府通过官办社会团体、组织舆论炒作“剩女”问题。她的研究发现，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女”，政府鼓励 “剩女”放弃追求事业和教育赶快结婚，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家面临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压力。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当下的社会风气使妇女更容易被边缘化。
洪理达在介绍她的新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时说，“‘剩女’是全国妇联在2007年提出的，指居住在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年龄超过27岁的未婚妇女。这一提法同年也被中国教育部所采 用。”
“剩女”在百度中解释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洪理达说，根据2010年中国的人口调查，中国已婚妇女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中国政府发布的各种数据显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女“。
她说，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了解政府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中国政府提出‘剩女’的叫法，其实是为了对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施加压力，让她们早点结婚，告诉她们不要等太久，到30岁就很难嫁出去了。”
洪理达说，从2007年以来，中国媒体对“剩女”做了广泛报道。一些报道、评论，甚至漫画，极具侮辱性，非常具体地针对那些具有大学或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要她们赶快结婚，以免失去机会。
洪理达的研究发现，2007年初，也就是她在中国妇联网站发现第一篇有关“剩女”的文章之前，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一份有关人口政策的文件，《关于全面 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包括性别比例不平衡，指其 “必然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她认为，因此，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定为全国妇联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指定妇联为中国人口计划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洪理达说，“这是很重要的政策 宣布，文件说中国面临低素质人口危机，因此政府有责任提升人口素质。素质意味着优越的遗传、教育结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洪理达表示，这一运动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让这些高素质妇女不要再关注其事业和教育，她们应该集中精力去找丈夫。这样她们就可以为国家的未来生育小孩。
洪理达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近为《剩女》一书举行的介绍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根据洪理达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介绍，她是第一位在中国清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她从事媒体工作将近16年，其中任职美国之音超过8年。她曾于2000至2003年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郑安捷（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指出，“洪理达在《剩女》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运动引导女性结婚并购买婚房，而这通常 会阻碍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和获得财务独立。官方媒体经常通过诋毁女人的事业成就和列举单身的种种可怕之处来批评那些选择晚婚的女性。它们向年轻的中国女性 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她在大学毕业后不很快成家，那么到了27岁就会成为人老珠黄的剩女。”
《剩女》一书还揭示了中国妇女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现象，也就是中国妇女的房地产拥有率很低；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参与购房，而是因为她们的名字通常没有出现在房产证上，因此，也就没有她们对房地产贡献的记录。
洪理达说，自2000年代中期中国房地产市场飞涨以来，对妇女来说，不仅存在着久已有之的结婚压力，而且还有买房的压力。她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威 力强大的社会规范：结婚必须买房。她说，“父母只为儿子买房，不给女儿买；绝大多数房屋都只登记在男方名下；很多妇女把自己终身积蓄交给男方买房，而不把 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
洪理达说，其实，这些受过良好教育、非常聪明的妇女“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房产证上，非常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最终是她们的家长、她们丈夫的家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及她们的焦虑，觉得不赶快结婚就找不着丈夫，使她们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
郑安捷的评论说：结婚必须买房“这远非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是由婚介公司、房产代理商和官方媒体共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种社会期待。这些机构都是中国政府炮制软措施的渠道，而这些软措施的目的是确保社会秩序和支撑充满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2011年修订的《婚姻法》规定，如果双方离婚，“一方的婚前财产”归一方所有，作为婚前财产的住房自然就会归房产证上的房主所有。洪理达认 为，修订的《婚姻法》意味着妇女被排除在历史上最大规模住房财富积累的过程之外。2013年中国住房财富的总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
《剩女》一书还谈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银行一般不允许开联名账户，即便是夫妻。洪理达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家庭中房地产是最宝贵 的财产，大部分都由男人拥有；男人赚的钱比妇女多很多，性别导致的收入差非常大。所以，当银行不允许开联名账户时，她们不仅不能拥有家庭中最宝贵的财产， 而且也没有进入其丈夫通常较大收入的渠道。这些是妇女在经济上被歧视的许多结构性问题。虽然银行的这些做法并非设计来歧视妇女，但我的研究显示妇女不允许 拥有联名账户，使她们更容易被边缘化。”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洪理达认为，中国30年前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妇女已经获得的很多权利被瓦解， “她们先是被解雇，然后在找新的工作时总是最后被录用，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别也越来越大。由于失去了国家各种补贴，国家不再为妇女的工作机会拨款，儿童照顾 补贴也取消了，许多中共过去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被取消了。”
最后洪理达表示，从很多采访中她获得希望，年轻妇女认识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政策法规的退步。“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妇女保护她们的经济利益，当她们越来越认识到拥有自己财产的重要性。"

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很難衰落的.

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很難衰落的。她提出很多難於衰落的理據，我覺得最重要是先天的人才優勢。畢竟在任何的條件中，人才是決定興衰的要素。
學者資中筠指出：美國最早的，來自歐洲移民骨幹，教育程度就比較高，他們自然以普及教育為己任。從17世紀中葉開始，遠在美國立國之前，在新英格蘭各州就 完成了普及義務教育的立法，並建立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牌大學。開國元勳都以教育為立國之本。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重視怎樣的教育。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時，當地小學在上新學期第一課。他跑去教室外聆聽，課堂裏小學生跟著老師，在背誦美國第三 任總統傑弗遜為學生撰寫的誓辭：「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行判斷。」這是因為初期開拓美國的 人帶來歐洲新興人文主義，才會有這樣的教育思想。假設開拓美國的不是他們，而是同時代的中國官吏和士紳，只會有愚民教育而已。像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的奠 基人丁龍這種中國人，是稀罕品種。
中共軍中研究美國的專家劉亞洲有警句說：「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劉亞洲沒有觀察到，美國的事碰到中國人就有 例外。不錯，有些中國人如曹長青會自稱是「生錯在中國的美國人」，他們不愛祖國，很愛美國。但更多的中國移民說自己「來了美國才發現自己比以前更愛中 國」。 美國教育首重獨立思想，而不是愚民教育，更不是奴性、服從性的教育，因此富有創新能力，足以領先世界。也因為不是愚民教育、奴性、服從性的教育，才能夠發 展出獨立的批判精神。美國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總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罵建制、罵政策，以罵政府為愛國。美國領導人要不斷從罵聲中改善自己。
反觀華人社會，恰好和美國人相反，往往聽到有人罵中國政府，立刻蜂擁而前，誣之為漢奸賣國賊。國家的進步和落後，這就是非常明顯的一道分水嶺。
劉亞洲說：「讀美國二百年史，可觸摸一條清晰的、明確指向全球的戰略脈絡：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國內政治，消除一切自我抵銷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創建一個世界 中心，將周邊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再一隻腳踏進歐洲。」

中国高铁样本背后的现实

近来，原本饱受非议的中国高铁利好频传。高铁越来越被人们 所接受——事实证明它的确提供了更好的出行选择、舒适的乘坐体验；当初高铁被批评的空座率高、注定要赔本，似乎已不成问题，最繁忙的京沪线据报道已实现盈 利；高铁技术据官方称已跻身世界最先进之列，被总理李克强出访期间频频推销，而且已在土耳其高铁建设上推广，还与俄、英、泰等多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高 铁里程不仅已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更为宏大的高铁建设计划正在展开，最新报道是中国已计划建设横贯老挝、泰国和马来西亚直到新加坡的东南亚高铁……

　 　在中国高铁种种强势表现面前，不仅当初铺天盖地的批评悄然消退，而且局势戏剧性地反转，似乎最终以反高派在“铁的事实”面前完败。挺高铁者们面对反高铁 “公知”们，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不无得意。著名的国家主义报纸《环球时报》不失时机地以社论嘲讽道：之前“那些一哄而起批评高铁”者们，“是多么肤浅可 笑，多么民粹主义得彻头彻尾”；甚至将“挺中国高铁”上升为“应是中国社会上爱国主义最基本的面貌之一”的地位。

　　高铁之争背后的中国发展模式之争

　 　事实上，中国高铁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现行体制与发展模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反高派大多基于西方主流自由市场理论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配 置资源的高度警惕与敏感，以及高铁的天价成本和压缩普通列车、严重的腐败等代价，由此看到的是中国现行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缺点和风险。而多数挺高派则是基于 中国模式下的经济成就，及高铁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价值，看到的是中国现行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优势。

　　中国这种集权之下政府广泛、深度干预乃 至参与经济的模式，显然违背了多数人包括中国多数学者所推崇的西方主流学说，和西方主要国家宪政民主加自由市场的基本制度模式，被普遍认为阻碍经济发展， 是导致腐败和贫富差距严重的根源，广受诟病。然而，中国的集权模式却在中外观察家们唱衰、甚至在“八九事件”后曾断言很快就要倒台的舆论中，创造了令人惊 讶的经济奇迹，甚至被认为开创了新潮流——而相比之下，许多业已完成民主化的国家或已宣布实行民主如印度、泰国、苏东国家等，不仅经济不如中国稳定、发展 迅速，甚至出现负增长，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也同样存在，乃至更甚；许多新近民主转型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的国内动荡。

　　而中国高铁的高歌猛进，则显然为中国的集权体制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再次提供了直观、有力的新论据，其中也蕴含着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奥秘。

　 　相比之下，同样国土辽阔、经济又更为发达的美国，尽管自2009年以来为开发速度更快的客运列车，奥巴马政府已经投入了近110亿美元，但相关项目大多 毫无进展，仍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中国。其原因除了美国既有运力已较为充足，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不像中国那样在中东部形成高密度人口走廊）等因素外，更因为美 国修建高铁所要面临的体制环境与中国大为不同。

　　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而各州对高铁态度不一。而且，像高铁这样的 重大项目，需要漫长的议会审议、环境评估、土地征收程序，并可能受到民众的合法诉讼挑战或游行抗议——当年“金门大桥，在很多年里深陷数百起官司”。同 时，美国的铁路建设资金并非主要来自于公共拨款，而是“私人投资、政府资助”；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负责铁路事务的众议院运输小组委员会主席杰夫·德纳姆 (Jeff Denham)则更表示，州政府不应介入铁路事务，“高铁可能是个好主意；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私营领域来决定”。高速铁路本应是奥巴马总统的标志性运 输项目。（关于美国高铁建设的情况，主要参见Ron Nixon， $11 Billion Later， High-Speed Rail Is Inching Along，the Newyork Times， August 11， 2014）

　　日本高铁（新干线）得以建 设，恰恰源于突破日本国内常规制度约束的“政治冒险”：时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十河信二为兴建高铁，不惜通过欺骗的方式通过国会审议，借得世界银行的贷款， 将生米变成半熟饭，逼得日本政府为避免停工带来的国家主权信用等问题，而被迫动用额外预算完成余下的工程——当然，十河信二最后也承担了被迫辞职的政治后 果（加藤嘉一：《日本人眼中的刘志军》，《人物画报》2011年第6期）。而这恐怕也是日本固有的“下克上”传统的又一典型体现。

　　中国高铁发展背后的体制力量巨大

　 　相比之下，美日等国在修建高铁制度障碍，在中国却几乎并不存在。时任铁道部长刘志军只在《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里写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专线”， 就轻而易举绕开所有关于高铁的争议，并于2004年通过国务院审批，上升为成为国家铁路发展规划；2008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救市计 划加上天量信贷，则使高铁建设获得了充足的资金（见周其仁：《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4日）。

　　此 外，中国不仅本身就是高度集权体制，而且中国的环评、征地制度要粗略许多；同时，土地公有制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对土地高度的垄断性控制，意味着政府占用土地 更为便利，像高铁这样的公共工程用地，更完全不需要和每个具体的土地产权人进行谈判。总之，在中国，通过环评和征地都容易、简单许多。再者，民众也缺乏挑 战政府决策的合法途径。这些无疑也都是中国高铁迅速发展的重要体制环境。除了高铁之外，中国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也有着相似的原因。

　 　这些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本身就意味巨量的GDP，并且对于经济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即使自由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也强 调，“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而相比之下，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瓶颈正是道路基础实施的严重落后。此外， 中国高铁迅速从落后到迎头赶超的过程，也说明靠政府的大力介入，的确能使原本处于劣势的产业可以在短期内转弱为强，形成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石油、电 信等并不像高铁这样，是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质领域的国企，它们则主要是靠政府赋予的高度垄断特权，并也形成了国际比较优势，而这也正是这些广遭批评的垄断 国企，却一直豁免于反垄断之外的重要现实理由。

　　中国高铁的发展，充分地展现了集权体制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优势。要言之，这种模 式的优势主要在于：中央集权，权力不受法律和民意的硬性约束，有更大的灵活性，可在短期内动员和集中大量资源，而且政府本身就对土地等基础性资源有着高度 的控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政府强制力降低交易成本，以政府决策取代市场决策。而且，相比于骤然的民主化可能带来政治动荡的现实风险（如乌克兰、埃及 等国），集权体制至少可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较为稳固的权威和稳定的秩序——而秩序对于经济发展更是基础性的，而且开明的集权统治者也会尽力促进经济发展，并 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整顿吏治、保障民众的权利。这也是为何集权可能会更适应非常态社会，尤其是紧急状态。

　　而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在内 的后发转型国家其实可以看做是或类似于非常状态。这其实正是集权体制得以存在和维持的现实的时代基础。而且，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为维系统一而容易滑向集权 的惯性，以及中国深厚的集权传统，都决定了中国集权体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无论人们喜欢与否。

　　可以说，这种集权发展模式再配合以市场有效性的发挥，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更广而言之，可能除了美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一个集权（威权）加市场模式的阶段。

　　然而，高铁的强势表现虽是事实，但挺高派也不应过度亢奋。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只是恰恰充分展现了中国模式的优势而已。由此也可见，卡尔·魏特夫有关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内在关联的著名论断，虽备受争议但也不乏启示，即：集权体制可能更适于建设大型工程。

　　高铁的成功并不能掩盖集权体制的弊病

　　像高铁这样的需要天量投入，需要占用大量线路特定的土地，需要协调复杂关系的超级工程，恰恰契合了集权体制的自身优势。但高铁的成本和代价并不会随着它的强势表现而完全消失：

　 　例如，政府尤其是集权政府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往往很难像私人那样在成本收益上精打细算，也更容易滋生腐败，都进一步加大了本就高昂的高铁成本。天价投 入及其带来的巨大财务压力和风险仍然存在，而除了京沪线等少数热门线路外，其他相对冷门的线路不仅难言盈利，甚至难以偿还本金。而且，高铁发展的成本很大 程度上是全民补贴的结果。因为政府的天量的投入其实是以大量超发货币为代价的；虽然中国的铁路客运都有公共补贴的成分，但为发展高铁而压缩普通列车，其实 是压缩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当然，在整体意义上高铁升级换代的必要性与社会经济价值，值得肯定；而且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大幅提高，而高铁票价并未多少变 化，这使得更多人的能够坐得起高铁。

　　同样，中国高铁迅速发展的体制环境也不能因为其在高铁上的表现，而忽略其内在的弊病：高度的集权 体制当然使决策更为便捷，但也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再者，恰恰是由于集权体制机构庞大、权力广泛、并缺乏法律的约束，缺乏民意的参与和民意的直接压力，反而 存在着严重的臃肿涣散，容易导致大众的抵触，因而长期来看未必总是高效，而且要付出高昂的维稳成本，尤其是在民众的宪政、民主和权利观念越来越强烈的情况 下。而政府对土地的高度垄断性控制、征地和环评更为容易，也同时诱发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土地资源的严重错误配置，严重的腐败，环境保护不力，群 体抗争事件频发等等。

　　也同样是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官员的个人才干可能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所以刘志军这种雄心勃勃、大刀阔斧式的强吏 更容易涌现出来，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即监督制约不力可能造成滥权、腐败等严重的后果；民主宪政体制监督制约严密，可能会束缚官员的发挥，但却有助于有效 地遏制官员犯错。这正是俗语所谓的“甘蔗没有两头甜”，这实际上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

　　林毅夫教授所提倡的“有为政府”思维， 并强调经济绩效作为衡量政府治理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对中国经济成功富有解释力，或许也适应于中国特定的后发转型时代，尽管这两点明显超越了“有限政 府”，以及个人权利保障（主要是旨在免受政府侵害的消极权利，如人身、财产和言论自由权等）乃政府的唯一和根本目的这两项宪政主义核心原则。

　 　然而，这种“有为政府”思维其实是建立在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开明并总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而强调政府治理实效的思维推向极致，就是亚历山大·泊普所 言的“让傻瓜去争论政府的形式吧——管理得最好的就是最好的”！上述思维在中国其实仍普遍和牢固，我国推行改革乃至整个公共治理最根本的出发点也正是治理 的实效（即政治合法性或曰政权稳定）。

　　显然，上述思维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其成本和风险也不言而喻。因此，如果不通过制度改革来 确保政府权力来源及其行为的正当性，那么不仅经济发展未必能得以保障，而且也容易导致为实现政治效用而漠视个人权利、甚至为了经济发展而不惜以牺牲个人权 利。这也正是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问题重重并聚讼纷纭的根本原因。重申这一点对我国至为根本和迫切，尤应是在中国经济已大有发展的情况下。

　　中国这个时代，很难一言蔽之。借用狄更斯《双城记》话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此，既不能因为厌恶这个体制模式而忽略其取得成就及其经验，也同样不能因为中国模式的成就而淡化其自身的弊病.

Goblet - git repository viewer

Goblet is a fast, easy to customize web frontend for git repositories. It was
created because existing alternatives are either not very easy to customize
(gitweb), require C programming to do so (cgit), or are tied into other
products, such as bugtrackers (redmin, github).

Goblet is currently in alpha status, so not all goals have been met yet.
Contributions are welcome, the most useful contribution is using it and
reporting all issues you have.

If you want to see goblet in action, you can find a running instance on
git.kaarsemaker.net. If you like what you see, proceed to read docs/install.rst
and enjoy!

Should you hit a problem installing or using goblet, please report it on
github. Reports about uncaught python exceptions should include full
backtraces. If the repository triggering the bug/issue is public, please
include a link to the repository and the link to the bug so I can reproduce it.

from https://github.com/seveas/gob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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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blet - git web viewer


In my search for git web interfaces, most ones I found were ugly (gitweb),
unmaintained (Gitalist), closed source (Github) or tied into other products,
such as issue trackers or complete 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redmine).

I wanted a git web interface that looked better and was easier to customize
than gitweb, but still remained just a web interface. And thus Goblet was born.
It's open source, built on libgit2 and flask and should be easy to customize.

Design-wise, it borrows quite a bit from github. Given that I'm a lousy
designer, this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Example

If you want to see Goblet in action, go to http://git.kaarsemaker.net

Installing goblet

Goblet is currently in alpha status, and the only supported install option is
via git. Clone the repository at git://github.com/seveas/goblet.git to get the
code. 

  $ pip install http://seveas.net/git-hub
  $ git hub clone seveas/goblet
  $ cd goblet
  $ git submodule init
  $ git submodule update

Most dependencies for goblet are easy to install

  pip install flask jinja2 pygments markdown chardet docutils whelk

But libgit2 and pygit2 need to be compiled from source. On an Ubuntu system,
the following should suffice to download them from github, compile them and
install them into /usr/local.

  $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xz python-all-devel

  $ git hub clone libgit2/libgit2
  $ pushd libgit2
  $ mkdir build && cd build
  $ cmake --build ..
  $ sudo cmake --build . --target install
  $ popd

  $ git hub clone libgit2/pygit2
  $ pushd pygit2
  $ python setup.py build
  $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popd

  $ sudo ldconfig

Running goblet

Inside your goblet checkout, run this command to see if all is working:

  $ python -mgoblet

This should start a development server that listens on http://localhost:5000.
You should see the goblet repository listed. If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the
goblet repository contains other repositories, these will show up as well.

This dev server should not be used to open up acces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stead it's better to run goblet under wsgi. You need to install uwsgi and the
python plugin. Under Ubuntu:

  $ sudo apt-get install uwsgi-core uwsgi-plugin-python

Then you can run the uwsgi app as:

  $ uwsgi --plugins python -s /tmp/uwsgi_goblet.sock -w goblet:app

When using virtualenv, you need to tell uwsgi to use your virtualenv:
  
  $ uwsgi --plugins python -s /tmp/uwsgi_goblet.sock -w goblet:app --venv /home/dennis/web/venv/ -C -p 5

Once the wsgi app is running, you need to configure your web server to connect
to it. I use nginx as frontend and configure it as follows, modify to taste:

  server {
      server_name git.kaarsemaker.net;

      listen 80;
      root /usr/share/nginx/www;
      index index.html index.htm;
  
      location / {
          include uwsgi_params;
          uwsgi_pass unix:/tmp/uwsgi_goblet.sock;
      }
  
      location /static/ {
          alias /home/dennis/goblet/goblet/static/;
      }

      location /snapshots/ {
          internal;
          alias /tmp/goblet;
      }
  }

Configuring goblet

Goblet can be configured like any flask app can: define your settings in a
configuration file and pass the name of that file to the app as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The variable name is GOBLET_SETTINGS, and besides flask's builting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listed at http://flask.pocoo.org/docs/config/, there
are only two settings that are needed:

  REPO_ROOT: the path to a directory containing all your repositories
  CACHE_ROOT: where goblet should store snapshots of cache repositories
  CLONE_URLS_BASE: the root urls where people can clone your repositories

An example configuration is shipped in the example_config file. One particular
setting to note is USE_X_ACCEL_REDIRECT. Under nginx, X-Sendfile (as used for
the snapshots) does not work, so you need to set both USE_X_SENDFILE and
USE_X_ACCEL_REDIRECT. The CACHE_ROOT path should also match the root in your
/snapshots/ location.

Configuring repositories

No per-repository configuration is required, but some data from .git
directories and the .git config is used if it is available.

  description
     A description for a git repository is read from .git/description

  owner
     The owner of a repository is read from the goblet.owner configuration
     variable or the file's owner on the filesystem

  clone urls
     The clone urls will be generated from the CLONE_URLS_BASE setting and the
     repository name. If you want to override the clone url, you can set the
     goblet.clone_url_$protocol variables.

from https://github.com/obsoleter/goblet 

社会主义怎么让村干部变得比强盗更可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瘟神）

1．红色高棉的祸害。
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红色高棉统治了仅仅三年八个月二十天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怎么会有近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要知道，柬埔寨整个国家人口不过 七、八百万。确实，直接镇压并不能导致这样大的灾难，更多的人死于强制迁移和红色高棉离奇的社会改造带来的饥饿和各种各样的所谓“自然灾害”。理论的根源 在于对私有制的憎恨和对公有制理想社会的追求。
一个经历了同样历史的母亲讲述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人间惨剧的原因：
那个时代推翻了私有制而实现了公有制和理想社会，人们没有必要保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公无私”成为整个社会的信条。人们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因此， 自己家里没有必要保存粮食，自家保有粮食是有“私心”的，是不光彩的落后行为。村里或大队里的干部要不定期地挨家挨户检查看谁的家里还保存粮食而没有全部 交给公家。搜出的粮食要被没收充公。这个老人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是：在集体收获粮食以后，她自己在地里捡没有收获干净的地里剩余的黄豆。她将黄豆籽粒剥出 来后不敢放到家里，只好用袋子装上藏到坟茔地里。不幸的是，这袋豆子被别人偷走了。
这个故事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不妨想一下这里的村干部和强盗有何差别？面对强盗，正义在我们一边。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 同歹徒作斗争，我们可以呼叫邻居亲朋，甚至我们可以求助警察。而强盗则要心虚的狠，他们偷偷摸摸，不敢恋战，生怕耽搁时间长了会招来更多的人把他们打趴甚 至送入监狱。而面对检查粮食的村干部呢？正义在村干部一边。村干部是为了彻底实现公有制和理想社会而工作，检查粮食甚至没收粮食都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 而私下藏一点粮食的村民则心虚的狠，“你看，都实现公有制了，理想社会了，我怎么还有私心？我还是没有改造好呀，太落后了！”
两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一样都是粮食被别人无偿拿走，自己没有粮食了。然而，并不完全一样。那些强盗抢走的粮食可能仅仅是你家粮食的一部分；而村 干部没收的粮食则是你的全部。那些强盗抢走的可能仅仅是你一家的粮食，而你的亲戚朋友的粮食则没有被抢走；但村干部是奉了更上级的命令来执行没收的，不仅 你家的粮食没有了，所有亲戚朋友家的粮食也都没有了。遭强盗抢劫之难，你可以向你的邻居、亲戚朋友借些粮食，他们总不至于看着你家饿死。但遭受村干部的没 收，不仅你没有粮食，你的邻居、亲戚朋友全都没有粮食，你找谁去借？如果再遇灾荒，等待你的、更确切地说等待你们的，是什么？饿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前 途。
人们或许会问？粮食在哪里？搜走的粮食不是在集体吗？怎么会饿死呢？确实是一个好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生产不出来更多的粮食。由于取消了私有制而 采取公有制，大家一起劳动，生产的结果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大家自然没有任何积极性。大家都不努力劳动，也不用心生产，生产效率自然降低，也就不可能生产 出更多的粮食。
违背人性随意改造社会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普遍降低，政府以理想主义为口实的横征暴敛，其结果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和死亡。
这里最值得人们反思的是，那些村民经过理想主义的教化之后，对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在精神深处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原本是自己活命的堂堂正正的财产所有权，而现在却要偷偷摸摸地加以保管。是非颠倒却浑然不知，甚至心神往之，这的确是人们在理想社会的教化之下最可叹惋的现象。
当人民被“理想主义”、“大公无私”彻底地解除了对自己财产权，实际上也包括对人身权、政治权等其他权利的进行自卫的精神武装；而另一方面，政府却 运用公有制不仅仅获得了政治权力，也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社会所有财产的完全的支配权。就这样，这时的柬埔寨政府成为有史以来最独裁专制的政府。即便在最专制 的皇权之下，普通的民众依然可能过平淡无奇但也恬然的生活。然而，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活命的财产都丧失了，他除了服从政府的指挥棒还能指望什么呢？无论政 府多么荒唐，多么暴虐，他们也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
2．财产所有权必不可少，其缺陷是可以完善的。
很久以来，人们看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确，这是不幸的。很多人将这一不幸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私有制的存在，废除 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成为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柬埔寨的试验却告诉我们：如果私有制是罪恶的，那么无视财产权则是无可救药的。人们现在更加清楚了： 私有制虽然有种种缺陷，但它的存在有其难以回避的人性基础。
私有制本身并没有错，而且可以通过自身的改进完善自己。实际上，“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1]弗里 德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 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2]弗里德曼还指出，没有自由，就绝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进步。要使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动 力，关键是要保证财产私有权的不受侵犯。如果财产私有权不能充分实现，个人就不能负责地行使自由的权力。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实现公民权利的物质基 础，只有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其他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在这个星球上，私有财产最受重视的地方，也就是个人自由最为安全，专制国家最不可 能出现的地方。[3]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梦想着要实现公有制，然而柬埔寨等国给我们的经验却是：在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社会里，谈论保障公有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更 多地流于形式。在肯定私人财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公有财产，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非牺牲或不重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通过确定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间接地、不自觉地已经对社会或国家的财产进行了保护。
3．财产权的保障在宪法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保护财产权在宪法上有重要意义。
（1）财产权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没有财产权，公民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没有充分的财产基础能够利用 新闻出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或者饿着肚子还有闲心去选举。这是马克思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时早已雄辩地说明过的。没有财产就不会有很好的人格尊严，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2）财产权是抵制专制，实现民主的重要保障。国家控制财产权的程度是其权力集中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民主制度不健全，国家过分限制公民的财产 权将使公民对国家错误决策造成的祸患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因为公民为了基本的生存必须依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支配能力的增强，国家对财产权的过分控制使其 错误政策的危害程度也大大增加了。
（3）保护财产权是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序的重要保障，这符合宪法的根本宗旨。政治权力更迭或政治斗争有可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其对社会造成的冲 击有可能不很大。但财产权的全国规模的变动则肯定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动荡。一方面，大规模的财产权变动肯定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财产 权变动必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4）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如果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起码的基础。财产权对民主宪政的作用应当得到我们的充分认识。
[1]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536—540页。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第11—16页。
[3]多蒂·李编著：《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88—102页.

发达的韩国/中国经济的真相

韩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中金属类产品（钢铁，铝等）占19%，化学产品占18%，机械17%，电子设备13%，这里面有很多是制造业所不可缺少的，比 如汽车工业所不可缺少的高强度薄钢板HiTen，智能手机所不可缺少的陶瓷电容等，更不要说还有制造业所必不可少的机械设备了。韩国在生产半导体上很拿 手，可是韩国赖以生产半导体的机械设备却是从日本进口的，韩国现代的汽车挺不错，但是发动机却是日本的，现实是离开了从日本的进口，韩国就无法维持出口。
韩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造船大国，可是最近发生的“世越号”沉船事件中的“世越号”却是从日本购买的二手船，购船的原因就在于韩国仅仅是一个只会造船壳的“造船大国”，其他的船用主辅机都要从外国进口。
而韩国对日的出口又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困境上，韩国生产的高档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无法在产品形象、内在品质和品牌效应和日本产品竞争，而在低档产品又 无法和中国以及东南亚产品在价格上竞争，这就使得韩国能够向日本出口的产品的范围很小，这就是日本对韩外贸黑字的由来，这是一个构造性的问题，也就是说韩 国不但没有办法消除这个赤字，而且韩国的经济情况越好，对日赤字还就越大。因为韩国的经济是很典型的外贸依存性经济，韩国经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对外出口， 而随着韩国出口的增加，其中使用的日本零部件和日本机械设备的份额也要随之增加，韩国现在出口的都是中档以上的工业品，所采用的日本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机械 设备都是价格昂贵的高档货，另一边韩国对日本的出口是无法增长的，这样韩国的对日贸易赤字就会更大。
这就是韩国作为一个出口贸易的大国，为什么外汇储备会少得可怜的主要原因。比如韩国在1998年通货危机的时候全国外汇储备居然只剩下了39亿美元。这十来年韩国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依赖于日本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进行出口产品生产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变化.

有一个问题是：这些高档材料和尖端零部件有没有替代品，是不是只能依赖日本呢？不少不懂制造业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不应该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日本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世界第一，从别的国家也应该能买到，如果买不到就用低档品蒙事难道就不行吗？为什么离开了小日本就不能活呢？
但是了解制造业的就知道，这里面首先有一个产能的问题。比如除了日本之外德国和瑞士也能生产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不一定非买日本的。这确实是事实， 但要知道是德国、瑞士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产能总和才构成了现在的市场平衡，坚持不买日本产品的结果无非是两种，要么是德国和瑞士厂家因为产能限制无法供 货，那样是抵制日货的厂家在自杀，要么就是迫使原来德国和瑞士产品的用户转而使用日本货，空出德国货和瑞士货来提供给那些抵制日货的厂家，那样也就是用户 重新洗一遍牌罢了，和不制裁一模一样。
更何况日本企业有不少东西是蝎子尾巴独（毒）一份的东西，用户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在梅新育博士的文章里就有这么一段话：“具体到中日经贸中，日本对 华出口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关键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 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
中国现在很有一些完全仰仗于外国的商品，而且还是很基本，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要问现在每年中国花最多钱进口的商品是什么？不少人可能会以为是石油，其实不是，是IC芯片，去年一年中中国进口了2310亿美元的IC芯片，而用于进口石油的美元只有2200亿！
生产IC芯片的硅圆几乎全部抓在日本人手里，信越化工是最大的硅圆厂家，独占了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世界八大硅圆厂家中日本就有五家，老二是三菱住友 硅业，老三是美国的SunEdison，老四是德国的Siltronic，剩下来的第五六七位又分别是日本的小松、东芝和昭和电工，怎么办？
在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中，原来有点不可替代性的就只有一种稀土，但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稀土牌被打了出去之后，日本提高了警觉，不仅上告WTO，而且 还开始了淡化中国稀土压力的工作，通过开发其他国家的稀土矿床以及在材料上开展少稀土免稀土的研究，到现在中国的稀土已经拿不住日本了，反倒是中国的稀土 企业面临着如何维持的困境。
除了稀土之外和一些矿产资源之外，中国出口日本的全是没有不可替代性的日常消费用品。而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几乎全是生产资料，除了有着极强的不可替代性之外，如果停止了进口，下一步的生产就无法进行，经济活动就要停止。

秦永敏：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打“老虎”已经对中国官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本质上表现为习近平开始对江泽民提拔、纵容的一大帮文武官员的贪腐问题大打出手，这一现象正是当今中国政治变局的关键环节，其影响将会相当深远。

1，“反腐”不过是太子党打击官僚系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本质上是邓小平道路已经走上绝境的反应，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中共内部矛盾的大激化。
由于没有规则可循，毛泽东时代中共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来平衡，邓小平时代靠邓小平的绝对威权来平衡，江泽民靠均衡分赃来利益平衡，胡锦涛靠互相威赫 来恐怖平衡。但是，到了胡锦涛当政末期，中共内部的剑拔弩张激化为刀兵相向，由于没有高于一切的共同规则，政争的结果只能是败者死无葬身之地，赢家鸡犬升 天。因此，社会矛盾还没有大爆发，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样，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迄今为止主要就表现为内部大博弈，而这种内部大博弈的基本表现形式则是从互相威赫到互相残杀。
当然，在中共历史上，其派系斗争永远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失败的派系就是错误的甚至罪恶的派系，胜利的派系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伟大的光荣的。说白了无非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也就没有是非，没有正邪。
但是，在今天，由于其党内斗争和国家政策变化紧密相关，获胜的派系在变化了的局势面前不可能不采取一些符合时代进步的措施，这样，研究目前中共内部大博弈的动向，对了解和研判中国第二次政策大变局对中国民主人权进程的影响，是具有基础意义的。
中共内部大博弈，历史上常常被美化为路线斗争，有各种冠冕堂皇的表现形式，例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和“经济建设”（修正主义）的斗 争，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是“实践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但是，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装潢门面的理论可言，虽然祭出的旗号是“反腐”，是“打老 虎”，但在这个全球资讯自由流通的时代，谁都知道他们自己不仅是 “老虎”而且是龙头。而选择性“打老虎”的现实也昭示世人，“打老虎”不过是太子党打官僚系。
2014年上半年，中共在6个月内查处了842名官员，2名副国级官员，21名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 期间，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者占四成有余，其中8人为跳楼自杀，老虎打得不可谓不多，震撼不可谓不大，但是，无论被查处的，还是非正常死亡的， 居然没有一个是红二代官员！
中共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孔丹的下述言论是以上情况的最好注脚：
孔丹指出：“正如陈云同志所言，‘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其实，陈云同志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后代也要注意控制社会财富的命 脉。’现在，有些‘红二代’也运用权力关系获得了财富，不过，这批财富掌握在‘红二代’手里，是稳固政权的力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他又分析 说：“‘红二代’在官员中的比例最多不超过5%。所以，只要通过铁腕清党，铁腕肃贪，对占官员总数95%以上的‘官二代’分批进行普遍整肃，就足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绝大部分社会领域中缓解权力和民意尖锐对立的矛盾。”
这些说法对习近平的“打老虎”实在是有画龙点睛的妙用——只要打杀一大批红后代之外的贪官，红后代就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安享政权，多么如意的算盘！
虽说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只是“春秋无义战”，但是，里面却有很多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影响深远的玄机，尤其是因此带来的各种政策变化，更常常将直接从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民主人权活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有这样一个划分：
红二代的标准是以中共建党建国元老的后代为核心，包括建国时期师级军官和地委级以上官员的后代。红二代在中共官场中占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太子党。
官二代的标准是建国时期团级军官和县级以下官员的后代，以及平民出身通过共青团系统、秘书或其它渠道晋升的官员。这种官员在中共官场中占9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官僚系。
我们这里说太子党是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都在列，只指那些依靠父祖辈的权势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登上高位并且结成了利益关联网络的那么几百家。
我们这里说的官僚系，也不是指全部官僚体系，仅仅是指在这个时代可以靠手中的权力结为一体和太子党相抗衡的中共党政军内低级官员的后代和非变相世袭的那些官僚权贵，他们和全部官僚体系有着血肉联系，后者是他们的强大基础。
官僚系和太子党的分野，应该说是89民运被镇压之后由中共元老陈云挑明的，因为陈云本来就一直主张坚持传统的论资排辈的干部路线，也就是按照建党、 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根子的序列用人。而在那之前，中共还有由胡耀邦、赵紫阳势力体现的共产党为全民谋福利的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
如前所述，89民运把中共的本质向全民也向中共自己彻底表露后，作为假共产主义之名行王朝循环之实的代表人物陈云立刻告诫中共统治集团：“还是让自己的子弟接班靠得住”。
这就成为中共政权必然回归太子党主宰的信号，也表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观念上说，中共及其政权不过是“自己和子弟”利益的代表。
但在这之前，一方面是青黄不接，一方面是还有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起作用，再加上极权国家必然依靠庞大的官僚机器维持，这样，过去的四十年也就是 1949年到1989年这个历史阶段，中共已经在红后代之外启用了大量的效忠者，并由他们组成了党和国家机器的结构主体——直接来说，这个结构主体还是因 为“文革”后邓小平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的结果，因为在那之前中共只允许打天下的人坐天下，正是这个政策，使大量原本给打天下的官僚 当秘书和各种帮闲的办事员由小妾扶成正室，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
这些人在打天下的中共老干部掌权时是“狗肉上不了正席”，那时当局规定非党员不能任正科级干部，而知识分子一般又是不得随意吸收入党的，因此，除了极少数“红色专家”，掌权的都是“大老粗”。
邓小平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提倡了知识化专业化，这就使打天下的中共中下层官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被淘汰，而那时给他们当秘书因而深受他们信任的人 则因此平步青云，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并演化为今日中国极度贪腐的官僚系人马。自然，那些“红色专家”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就成了这个官僚系的龙头老大，因 为在从打天下坐天下的人向知识化专业化过渡的时期，只有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看看中共14大到17大政治局委员的学历这一点就一目了然。
这样，江泽民（虽然他在1940年代末就参加了中共）、胡锦涛作为“红色专家”的代表，也就成了撞上大运的幸运儿，他们和打江山没有太多的联系，却 居然登上了宝座，就个人而言这纯属历史的偶然，但从这种特殊的极权统治而言，又有一点点必然性。也就是说中共像汉朝一样需要从论资排辈转向“选贤任能”、 “学而优则仕”，由于不再有皇帝的血脉渊源作为最高权力的当然继承人，从而让“红色专家”能爬上的官僚的最高阶不再仅仅是宰相（总理），而是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中共党内的派系源流，原本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和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算下来，至此，仍然能控制权柄的打天下势力统统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太子党。太子党人数有限，能够挤进去的充其量为五位数，也即是几万人。
而发国难财的江泽民既然成了最高主宰，大力栽培他在上海的亲信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是本能的驱使，由此形成了“上海帮”。
此外，中共多年来一直把共青团作为人才培训基地，团中央书记可以调任正省级的其他职务，然后一步步进入最高层（如胡耀邦、胡锦涛），这是所谓的“团派”。
当然，作为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统治政党，中共也还有一些其他晋升渠道，包括军队和地方。
所有这些势力，就组成了中共和今日中国官僚体系的构架主体，由下到上加起来恐怕有数千万之众。
综上所述，上海帮、团派组成官僚系的主体，江泽民、胡锦涛则是官僚系的代表。

显而易见，官僚系绝不可能和太子党在观念体系和利益关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这次变策的一个重要诱因，正是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治国理念差异，更不要说他们之间还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3，简析太子党和红后代
红后代是太子党的基础，太子党是红后代的代表。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推出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 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此外， 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他们已形成为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 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强调的是，和后来的官僚系的发财方式发财途径颇为不同的是，红后代的父辈坐天下后一般是不怎么贪腐的，毛泽东时代没机会，改革开放后他们在台上时 间不长了，国民经济也还没有起飞，因此，他们多数好歹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吊诡的是，这正是升官发财了的红后代引以为荣的地方。而红后 代的暴发，一般都是运用父辈的权力或者只是影响力，然后以个人名义做钱权交易，以半市场化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包括批条子），因此，他们有资格在官僚系面前 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后者本来只是他们父辈的幕僚甚至家奴，其发财的手法是直接运用权力侵占国有资本和受贿。
这样，这些升官发财的高干子弟就形成了所谓太子党的强大基础。而真正称得上太子党的，则是那些在从中共创立到“改革开放”前不同时期主宰过中共高层 的几百个红色家族的成员，他们家族中通常都有人专门经营权力，在党政军和国企中担任要职。其中最典型的几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薄 一波、习仲勋等，也包括胡耀邦后裔。
虽然胡德平几弟兄恰恰是普世价值的推崇者，并且在太子党中是“入另册”的一翼，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红色家族、红后代、太子党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二，它们之中也有左中右，也会因为不同的人当政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
但是，在纷繁杂乱的现象面前，还是不能不把握住红色家族、红后代、太子党的本质特征，那就是：第一，它们是领导中共暴力夺权的大头目尤其是主要领导 人的后裔，第二，它们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尤其是在维持住这个政权、这个体制上高度一致，第三，正因此，在当今中国，它们是最反对根本变革的势力，因为 它们就是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离开了这个政权和这个体制，从总体上说它们很快就会风化。
正因此，习近平反腐的局限性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能否触及权贵私有化最大的受益群体太子党。目前反腐成果虽丰，却绝对不足以取信于民。只要为红色家族 的腐败留后门，官场腐败就不可能清除。但是，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由他的血统决定的，是由他的施政纲领决定的，因此，哪怕不得已打几个红后代，保卫红色的江 山的目的不会改变，为红后代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目的不会改变。这样，他的反腐矛头也就不可能不主要针对官僚系，不可能不用拿大批非红后代来祭旗的办法来力保 社稷不失。
这就揭示了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深刻矛盾，对太子党来说，这个政权是中共打下来的，但是，“改革开放”后轻易地落入了与打天下无关的庞大官僚群体手里， 而且，在他们眼里，这些官僚是那样的贪婪、那样的无耻、那样的没有志向和魄力，迅速把中共政权推向岌岌可危的局面！这种情况激起了红色家族的代表们极大的 愤慨和藐视，因此，夺回最高权力后，严打官僚系的贪腐，不能不成为红色家族的共识。
有消息说：
“2012年9月，正值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的敏感关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自9月1日以中央党校校长身分出席秋季开学礼后，便一度从公众视野中 神秘「失踪」，原定其间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丹麦首相施密特的会面悉数取消，直至9月15日才又在北京出席中国农业大学科普日活动中 重新露面。在被外界看来这充满戏剧性的13天「神隐」中，习近平确在北京与「红后」代表以及山东、华北等地的重要「红后」头面人物会面，据称，除胡耀邦子 女外，还包括叶剑英元帅后人、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等等，估计会面人数逾百人，但所代表的「红后」家族成员超过1000人。”
“如此大范围会面尚属首次，据透露，全国「红后」大约有4万人，分为北京和地方，地方「红后」因聚会少、级别低不算主流，而在北京的核心圈子也不过 2000余人，其中主张恢复中共正统的「左派」佔85%，认同民主宪政的「右派」佔15%，但后者被认为控制了境外媒体的话语权。而习近平的那一波会面 「就是不分左派右派，其中有的是单独会见，有的则是两、三家一起见面」，内容主要就是向各家族说明自己的执政方向以及理念。”
可想而知，习近平上台前消失了半个月，专门和代表几千个红后代的上百个家族密谈，倾听他们的意见，所获得的最大共识应该说就在于此：为了维持中共的执政地位，为了保护太子党的利益，必须毫不手软的严打党政军官僚系的贪腐!
这方面，刘少奇之子刘源以及号称这一代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叶剑英之子叶选宁等人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民主派却只知道习近平也会见了胡耀邦之子，因而对他会立即推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而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里值得注意的几点是：专制权力总是会在体系内继承，传统君主制下直接世袭，现代专制下变相世袭，转一圈再返回也是常态；红后代自己虽然是最大的既 得利益集团，他们对官僚系不顾“江山社稷”的贪腐却恨之入骨，对他们进行大清算既是派系斗争的需要，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官僚系和红色家族、太子党的矛盾 由此挑明，从此，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会和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这场假共产之名劫掠国家和全民的闹剧如何收场、以及中国如何回归世界文明主流都高度相关。

4，试说官僚系
任何现代国家都做不到和官僚系统进行全面决裂，这一点，对红后代和太子党来说是悲剧性的。它决定了太子党在和官僚系统的决斗中即使会赢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最终却只能是它的手下败将。关于这方面的论证且待后面分说。
权力从打天下的集团向“选贤任能”的官僚转移，是中国自从汉朝开始以来多次重复过的事情。汉朝建立六十余年时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应诏提出贤良对策，要 求实行“更化”也即是改革，其用人政策不能再论资排辈，而要唯才是举。统治者用人政策的这一变化，对巩固政权有着多方面效应，首先是国家管理水平大提高， 其次是对有政治野心的权贵是一个很大制约，第三使平民中的优秀分子能沿官僚阶级晋升，这对社会秩序化大有好处。但是，官僚系统由此形成后，对社会进步的负 面作用也是巨大的。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官僚文化。蔓延2000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终结。 就像毛泽东毕生拼命反孔，指定的国旗还是“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表明他不过是个毛猴子，无论怎么翻跟斗也跳不出儒学这个如来佛的手掌 心一样，中共“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果，只要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得重蹈“学而优则仕”的覆辙——虽然它的干部政策其实还远远落后于科举制—— 从而使国家政治再度官僚化。
因此，今日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指依附于官僚制度的几千万公务人员），虽然和帝制时代的官僚系统相隔着巨大的历史断层，但从文化学上说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上看，中国政治的第一大特点是独裁专制，第二大特点就是官僚政治。
官僚制度具有庞大的规模，原因在于，理论上说，每一个官僚的人格，都是官僚制度的化身，那就是，哪怕自己是最低级的官员，只要一有可能，他就会在自 己的手下复制官僚体系，因此，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官僚体系就会无限膨胀，一般而言，这种膨胀规模越大，这个官僚体系的生存能力就越强。
因此，官僚体系虽然是应人类社会管理之需而产生的，但当它恶性发展后，就成为这个社会本身的肿瘤。
与此同时，越是成熟的官僚体制对后世的影响越大，留给后世的包袱越重。从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来说，有着如下一些特征：专制化的政治体制，等级化的权力配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差序化的官场生态，形式化的官僚作风，人情化的政治关系，等等。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如此罪孽深重，极端情绪笼罩时人们很希望彻底粉碎它，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人类社会的管理也确实离不 开官僚制度，因此，任何企图彻底粉碎官僚制度的做法，都只能带来更加荒唐、更加恶劣的官僚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今天面对的也正是“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带 来的这种历史恶果。
中共本是一个军事集团，摧毁了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器以及官僚制度而夺取政权后，这个军事集团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社会家庭 一体化的绝对专制统治，从而导致了毁灭一切的“文革”发生， 如前所述，直到毛泽东的以上政策混不下去了，才推出邓小平进行第一次政策大变局，从而以“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官僚系统和 令“红后代”“太子党”憎恨的官僚系。
在今日中国这种专制政体下，权力的约束机制比帝制时代还要软弱无力。因为帝制时代的官员都是皇室的打工仔，皇室为了江山社稷还要千方百计约束官员， 这种体制下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顾忌，所有官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都像毛泽东一样旁人“莫予毒也”。因此，古时一个皇帝身旁只 有一个权臣严嵩、和珅，今日中国则可以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富可敌国的贪官。
关于今日中国大贪官们的身价国际传媒早有大量揭露，这里，我们仅看看如今被习近平当老虎打了的两个人，一个是过去十余年中主宰全国军队的徐才厚，一个是过去十余年中主宰全国政法的周永康。
官媒报到：“今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 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香港媒体揭露：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嫌前年洗黑钱达100亿(港元，下同)的大陆年轻女子赵丹娜，去年获准以巨额保释金3000万包管候讯，但赵丹娜本年初弃保潜 逃。”其他消息证明，放弃3000万港元，在重重关卡的陆港两地全身而退，无人知晓下落，原因在于，22岁的赵丹娜是徐才厚老婆的娘家人，是替徐才厚家 族转移财产的手套，她弃保，逃回大陆居然是在驻港部队帮助下进行的。
可以与以上消息互相映证的，是徐才厚仅仅一笔贿款就高达3600万。实名认证为“海口经济学院院长”的学者刘耘在微博上隐晦地透露，前中央军委副主 席徐才厚因涉收受大陆解放军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3600万元贿赂，经中纪委侦查终结，已于6月9日移送检察机关（此外，还有消息指出，谷俊山贿赂 另一中央军委负责人郭伯雄的数额更大——3700万元）。
作为中共军队日常工作实际负责人的徐才厚，十年时间里像这样收受了多少贿赂？
再加上那之前大权在握后的许多年里又收受了多少贿赂？
至于周永康的贪贿问题就更加惊世骇俗！
香港《东方日报》2014年4月21日报道：“ 官方迟迟未公布备受关注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海外媒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当局将在五月初公布周永康贪腐案，之所以一再推迟公布案情，是因中纪委 在调查过程中，愈来愈多人被牵涉其中，至少有五千人被查、数百人被抓。”
路透社则报道，周永康贪腐窝案，当局至今已经没收了价值至少900亿元人民币（145亿美元）的财产。消息来源透露，中纪委监察部四个月来已经冻结 了周永康及其亲友和亲信名下多个中外银行账户，存款总额高达370亿元人民币。另外对北京、上海以及另外五个省份的部分住宅进行搜查后还发现总额高达 510亿元人民币的中外债券。调查人员还没收了总价值约为17亿元人民币的约300处房产，价值约10亿元人民币的古董以及字画等。其他被没收的财物还包 括超过60辆汽车、昂贵的中外名酒、黄金、白银以及中外货币现金等。
显然，和毛泽东时代比起来，邓小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基础上形成了知识型的官僚系统后，中国才算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回归了世界文明主流，但也因为缺乏制约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贪腐问题。
仅仅从徐才厚、周永康两个贪腐集团看，直接涉及的就是整个中国的两大国家暴力系统政法和军队本身！
如果说从前这两大暴力系统的为恶还打着政治旗号，那么在过去十余年里大家有目共睹，政法和军队已经直接介入民生领域，制造的各种罪恶实在是罄竹难 书。但是，这里的问题，与其说必须归罪于他们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器抢劫民财，还不如说只是把绵亘了八十余年的暴力机器的罪恶传统发扬光大了，而他们本身也只 是这个邪恶的暴力机器的产物。
当然，以上的道义考量绝不在太子党的头脑中，他们需要当心的是，由于周永康曾任地方长官和国企石油系统等部门长官，他所具有的官僚权力基础队伍之宏大，恐怕还要用被查的五千人乘上3位数甚至4位数，这些官僚会怎么应对太子党的严厉打击？
还不要说所有的非太子党的官僚们都会唇亡齿寒因而可能会采取什么抵制、抗拒态度！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军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和徐才厚唇齿相依的大量军官中难免有人铤而走险，而同类情况还有在军队中势力并不比他小的郭伯雄。
这样，官僚系军人在今后和太子党的博弈中会怎么出手，就是一个无法逆料的事情。
可以毫不含糊的断言，从今以后中共军队绝不会是铁板一块，窝里反的事件不仅是他们的心病，穷途末路的官僚系军人绝对会不惜铤而走险！

再说，从民主化进程看，和官僚系统进行全面决裂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决定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无论其作用之正反，当今中国的官僚系统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它的正面作用会大大推进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它的负面作用会使民主制度建设极为艰难。从民主政治来说，只能逐步改造今日中国这个官僚系统，绝不可能完全摆脱它。
韦伯认为，所有官僚必须是这样的人：“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 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 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 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的地位。”
这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当然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虽然还远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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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系军人在今后和太子党的博弈中会怎么出手，就是一个无法逆料的事情。
可以毫不含糊的断言，从今以后中共军队绝不会是铁板一块，窝里反的事件不仅是他们的心病，穷途末路的官僚系军人绝对会不惜铤而走险！

好啊，让我们静观好戏出台，just be patient.

万润南：我的人生充实，拥抱良知无愧无悔

万润南先生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民营公司之一四通集团创始人，八九年“六四”政治风波后，出走西方，从事海外民主运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与万润南在法国巴黎的会面和对经历过的往事的感受。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文：对“万爷在巴黎”一文进行评论，讥讽万润南对世界潮流误判。该文在人民网等官方网站转载，也使得万润南这个名字意外地突破了官方舆论的封锁。

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环球时报》讥讽万润南的文章也受到香港媒体的关注，香港苹果日报一篇署名“李平”的文章批评胡锡进想以调侃万润南去佐证中共的“伟光正”，未免太过幼稚甚至无耻。苹果的文章指，中共政权的韧性、抗打 击力确实超出外界预期，但不是因为中共掌握宇宙真理，代表历史潮流，而是因为权贵家族的集体贪腐而抱团取暖，延缓了政权的瓦解。同时，周永康、徐才厚的落 马也显示权贵家族的利益之争已不可调和，中共政权还能苟延残喘几个六年？就《环球时报》讥讽，我们现在电话采访万润南先生，听听他的感想。

法广：《环球时报》讥讽您和当年的同伴们25年后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说：“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您如何想？

万润南：首先应该说《环球时报》还蛮“抬举”我，因为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我的名字是不可以出现的。他们突然突破了这个禁忌，说明《环球时报》对我的“抬举”，也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自信吧。

就像香港《苹果日报》文章所讲的，这篇文章很无耻而且很无知。历史潮流会怎么样？不是说看一时一事，不是看现在中共得意的这个时候。我相信普世价值，民主自由这种潮流。人，人性，人一张嘴要讲话要吃饭，这是任何制度必须要符合的，这是潮流。中共和北韩这种坚持专制制度，认为自己就代表了潮流，这是很可笑了。

另外，《环球时报》文章还调侃我说的话：“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其实我和许知远谈话的时候，说话比较保留，不想那么太极端。其实，所谓“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实际上就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无耻，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没有想到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把所有的承诺，所有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人性良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所以他们就会把中国搞得生态环境恶劣，人心的环境恶劣，腐败程度严重，有人讲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坏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并不是发明了一个什么最新的潮流，而是向这种最极端的专制，即从秦始皇开始的这种中央集权专制的回归。这是一种大的历史倒退。从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到共和到中华民国，将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篡权，这是一个逆流。而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还沾沾自喜，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另外，他说我们“七零八落”，其实海外民运一直有人坚持，而且我认为他们做的很好。你看共产党那个队伍腐败的才是“七零八落”，贪官随便拎出来就是一串，一天就报什么厅局级以上的贪官。说实在，现在整个中共的干部队伍是烂掉了，抓一串就是一串，这个队伍腐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有脸批评海外有民主自由追求的一些人。这显得十分可笑和浅薄。总的感想就是：《环球时报》是党的一个喉舌，而且是连喉舌都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可以说是喉舌中比较无耻的一家。他来“关注”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我们的肯定。

法广：这篇文章透露着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态度，好像25年后对自己很有自信。

万润南：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看他符合不符合历史 潮流。他们可以得意一时，难道可以得意千年万年吗？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一党专政的统治，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他既然那么自信，讲这个自信，那个自信，25年了，我们这些人也进入晚年了，还不让我们回去，他自信在哪里呢？嘴上说三个自信，实际上他不自信，对几个知识分子在家里聚会就大打出手，动不动就抓人关人判刑，这哪儿表现出一点点的自信？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倒行逆施贪污腐败闹得天怒人怨，知道一放松自己就完蛋，所以他们就把专政机器控制的紧紧的。应该说，我们对他的无耻估计的不足，对他的残暴估计的不足。

法广 ：这篇文章也说了您还是坚持您的价值观，您对自己25年来的经历，没有任何的遗憾吧？

万润南：有许多人问我：如果89年再选择一次，你还会这样做吗？我毫不犹豫地讲：我还会这样做。因为个人的所谓“叱诧风云”，个人的所谓事业成就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就是人的良知。人不能昧着良心去做事。25年前，他们出动军队，出动坦克，去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我们反对这个镇压，我们希望和平地解决问题，我们怎么能后悔这个呢？也有人说你回来，起码要表示一定内疚，我说我内疚什么 ? 你们杀人的人不内疚，我反对杀人的人要内疚？这道理怎么讲呢？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不是看你占多少权位，得到多少金钱。中国古人讲：成功是看你“立功”“立德”“立言”，就我的一生来讲，我觉得过得很充实，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在经济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中，我们创办了四通公司。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我们的一份贡献。算不算“立功”？由历史来评价。在89年，当专制政府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说“不”，“不能杀人反对杀人”，表现的是良知，算不算“立德”？也由历史去评价。

现在我正在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成回忆录，将来大慨要出五本书：包括“童年记忆”，“清华岁月”，“四通故事”，“流亡生涯”，还有我的诗集：“万歌诗词”。这五本书算不算“立言”？也由历史来评价，但起码我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尽了我自己的努力了。作为一个人生来讲，如果把这些事情做完，我觉得可以对得起自己。

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25年来海外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将来民主化过程都有借鉴意义。他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演习。中国还是要走上民主道路的，这个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有几个小人得意，认为自己代表了潮流，潮流不是自封的。刘少奇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些人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不是他们自己吹的，而是由后人来评价来写。我们看远一点，他们可以得意于一时，但是还能得意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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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仁平：“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了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他对作者谈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对往事的感受。

    　　万润南的一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这些预言都破产了，作者写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但他表示，自己最想念的地方是中关村。

    　　那段历史中国媒体上这些年极少提及。然而人们在私人及非正式场合会不时谈论到它，它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一份重要的集体记忆，对它的回望和反思在一轮轮无声进行着。

    　　的确有一些人当年认为中国政府会很快崩溃，西方舆论充斥了那样的预言。在之后的几年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中共走向政权之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要艰难得多。苏俄十月革命通过大城市暴动成功，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红军一路击败纳粹德国的成果。中国从共产党成立到革命成功用了28年，这当中死了无数共产党人，国家历尽风雨，这是历史以血的代价反复选择的过程。中共最终成为执政者，这决非中国历史的仓促决定。

    　　中共早期执政有重要成就，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然而中国整体的向好发展虽然曲折，到上世纪80年代，却已十分清晰。社会的阶段性问题和公众对它们的不满，与人们支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不是矛盾的。

    　　很多人都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以为原苏联、南斯拉夫的变故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就是历史潮流，却把中国改变世界格局和移动了世界中心位置的改革开放看成了边缘的东西。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万润南表示，“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合力促成的，即使负面的力量，也可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人们还是希望自己为历史贡献出同它实际方向最契合的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历史里充满了各种情感，但它最终流淌出的应是智慧和理性。《万爷在巴黎》是早年在清华同学中被称为“万爷”的万润南流亡记，除此之外，那里面还有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的复杂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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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万爷在巴黎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二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Rulesof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

一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文章分两期发表在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7月31日和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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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实际上就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无耻，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没有想到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把所有的承诺，所有的普世价值，所 有的人性良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所以他们就会把中国搞得生态环境恶劣，人心的环境恶劣，腐败程度严重，有人讲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坏过.- 共匪这种垃圾迟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有限市场化改革，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了根本性推动作用，也由此带动了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垄断企业的迅速发展。 不仅如此，垄断央企更挟持其体制背景，凭借优越的资源条件和融资便利等，大举扩张，“国进民退”。近年来，地方政府则以土地财政为后盾，通过设立各种融资 平台，获取了大量融资。与银行一样，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扩张背后，也依旧获益于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相对的，依旧是广大储户因低存款利率而付出的代价。 早有人指出过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而如今，地方政府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在GDP贡献、就业人员比例和创新上的重要性一再提升，非国有企业提供了60%以上的GDP份额和80%以上 的就业岗位，却只能获得不到30%的银行贷款，至于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更是超过90%以上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换言之，银行体系从经济发展中获 得了最大的利益，却并未为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部门提供充分的服务。相反，银行体系的存在，更像是一套传送机制，凭借低利率的设置，负责将民间金融资源源源 不断地输送给予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
这一切并非偶然，为了维持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执政者需要保持对于经济领域的强势控制，保持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这一战略意 图的官方表达，一方面，市场化需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根本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于专政的目的，又需要将其比例限制在一定范围，需要扶持国有经济，之 所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并未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有根本的改变，而是依旧保持着垄断设置，依旧服从行政化的指令，更多的是出于这一目的。
由于体制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民众并无充分的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当中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教育、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又逼迫民众维持相当高的储蓄 率，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向伴随的，是居民银行存款的节节升高。迄今为止，作为利益输送机制的中国银行业仍处于其黄金时代，不过，没有人会对剥夺无动于衷， 存钱不划算早已是民众普遍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购房冲动的推动力。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相对萎靡，民众也会寻找新的出口，一些民众选择了将钱投入到风 险相对较高的民间借贷之中，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将钱汇出境外。最近一两年来银行存款和外汇占款的减少，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这三位一体近些年的顺风顺水，其实都建立在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之上，但是，对于后者既利用又限制的体制立场，又无时不在损害着 非国有部门的潜力，一旦非国有部门的动能减缓，过度扩张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会失去其势头，相应的，则是资产价格逆向重估的风险，而银行必将首当其冲。 有朋友曾说，谁能看准未来的主题，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他看来，在1990年代，因为政策环境的宽松，主题是做生意，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因为资产的 迅速增值，主题是买房子，或许，在未来十年，随着资产价格重估的风险增大，主题变成了转移，谁率先将资产转移出去，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为学

清 彭端淑 《为学一首示子侄》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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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使我想起NIKE 的广告词：
just do it!

《登飞来峰》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使用 Node 实现的一个轻量级 CMS系统-doc4doc

简介：
本项目是使用 Node 实现的一个轻量级 CMS (Content Managment System) 系统， 可以不加修改地运行在 BAE (Baidu App Engine) 3.0 之上。
虽然项目使用的是 BAE 限制的 Node 技术，然而并没有额外地使用任何 BAE 扩展，也就是说本应用是一个纯粹的 Node 应用，完全可以本地运行或是运行在其他 Node App Engine 之上。
项目本意是设计一个文档系统， 文档使用 project 作为划分大类、 tags 作为划分小类。文档的写作由注册用户完成， 所以本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多人博客系统。 然而本应用又以用户为中心来管理文字、图片和文件，将来可能演化成一个 SNS 系统。

功能 ：

1. 提供用户注册、登陆和退出，用户信息编辑功能；
2. 为注册用户提供文字编辑功能，图片上传和管理、普通文件上传和管理功能；
3. 按项目大类、标签小类管理用户的文字；
4. 按用户管理文字、图片和其他文件功能；
5. 系统上所有的内容对任何访问者都是 public 的；
6. 按用户组织编辑、修改和删除权限； 设有唯一的 admin 管理员；
7. 更多的功能有待 u 的挖掘 ...

注意 ：

1. 项目使用了一些 Node 模块，包括 express 、ejs 、mongodb 、formidable ，使用前先安装这些模块；
2. 项目使用的是 MongoDB 数据库，所以正常使用要安装 MongoDB 数据库；

关于 BAE 3.0 和 BAE 2.0 的不兼容问题： (1) BAE3 和 BAE2 在使用上有些不兼容，比如数据库的连接和 NPM 包的管理上； (2) MongoDB 的数据库连接使用的不在是环境变量的形式，而是 app 的一些字符串，具体的可以看 app-config.json 中的 database_bae 部分； (3) NPM 包的使用是在 package.json 中设置；虽然官方文档说“几乎所有的包都可以使用”，鄙人的使用情况是“一些包的某些高版本可能不能使用”.

from https://github.com/antark/doc4doc

妙问妙答

A：请听题，世界上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校是哪一所？
B：职业技术学校。
C：错！中央党校。

A：请听题，中国当官要精通哪四种语言？
B：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
C：错！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A：请听题，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
B：江湖骗子。
C：错，是CCTV中央电视台。

A：请听题，你只有10平方公尺的房屋，邻居从0平方公尺换到100平方公尺，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B：没有。
C：错，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45平方公尺。

A：请听题，从小就听说有，但你现在一直没有见过的是什么？
B：鬼。
C：错！是共产主义社会。

A：请听题，外面看着豪华、干净，实则是宽衣解带、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是哪里？
B：公厕。
C：错！是演艺圈。

A：请听题，刚被人打了一棒，马上潜入水中，过一会儿在不远处穿着马甲又探出头来的是什么？
B：乌龟。
C：错！是免职官员。

A：请听题，“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句话谁说的？
B：精神病人。
C：错！是中国专家。

A：请听题，有一个人经常要代表你说话，但你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什么？
B：是私生子他亲爹。
C：错！是人大代表，不认识你也要代表你.

以色列能成为“创业国度”，政府都做了啥

以色列“创业国度”的称号，大概在创业圈里已不是新鲜事儿了。一组直观的数据可以更好地说明。以色列IVC研究机构今年发布数据，自2009年以来每年以色列成立的创业公司数量急剧上升。对于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的国家，仅相当于中国南京市人口，每年700多家创业公司成立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与此同时，以色列每年关闭的初创公司数量从2011年起不断减少，更多比例的创业公司在茁壮成长。

以色列政府认为任何年轻的创业公司在种子及早期阶段都面临种种困难，而资金问题尤为严峻。作为OECD经合组织成员的以色列，基于以色列的创业生态圈，围绕三个角度制定并执行有关的创业政策，大力进行资金扶持，从而打造出“创业国度”的品牌。

“支持方”的政策干预

所谓“支持方”是指创业生态圈中能够提供资金的一方，主要针对投资者一方。政府的干预政策涉及范围从政府资助、贷款及担保项目到税收优惠等。以色列经济部在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开展了若干项目以进行资金支持。

在目前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对创业公司的投资资金紧缩，进一步导致创业公司数量下降。因此以色列于2011年颁布了“天使法”（angel law），目的在于鼓励对处于早期阶段的高技术公司的投资行为。

在“天使法”中，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如果投资于以色列高科技私营企业，就能够从所有渠道的应纳税所得中减去他们的投资数额。比如将一百万谢克尔投资到一家公司，投资方可以从应纳税收入中减去一百万谢克尔，从而使自身符合更低的纳税等级，省下一笔不菲的支出。依据经济部规定，尽管投资者在出售投资的时候需要支付资本收益税，但是那些收益的税率远低于一般收入，所以也能够省下一大笔钱。该优惠的最高额度为五百万谢克尔，可适用于三个纳税年度。

以色列经济部还开展了一系列政府主导的资助项目。如Heznek Program，是一项政府种子基金项目。该项目要求投资方具有基本的风险投资资质，其所投的创业公司为科技主导型企业，成立时间为半年以内且尚未获得过任何投资。政府与投资方共同设立配比基金，政府的投资将以获取公司股份为回报，而投资方将有权在前5年内以初始价格加上一定的利息购买政府的股权。以色列政府认为这些政策能够使投资者清楚知道在投资之后就能够得到诸多优惠，从而使得对早期初创企业的投资变得更具吸引力。

“需求方”的政策干预

“需求方”是指创业的主体，即真正进行创业活动的企业家及其创业公司。政府的有效政策对于创业公司种子期及早期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经济部下属的首席科学家（OCS）办公室致力于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扶持与服务以及政策的执行。针对“需求方”，以色列政府将大部分精力与资金用于科技研发方面，以便使任何可能的科技想法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商业化产品。

针对符合要求的高科技公司，政府将资助1/2的研发经费，而针对创业公司，政府将资助2/3的经费。此后，公司将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将第一个周期销售利润的3%，第二个周期销售利润的4%，第三个周期及之后销售利润的5%作为偿还。

此外，由于以色列自身地理狭小，市场局限，因此政府也在大力帮助高科技公司进行跨国研发并帮助成立合资企业。Matimop就是在这一宗旨下成立的非盈利机构，隶属于OCS，帮助以色列任何规模的公司进行跨国合作，无论是巨头企业，还是初创企业，都有资格寻找国外合适的企业对接。目前，我国也与以色列有类似的合作项目。如江苏省每年会征集合作项目，要求中国企业找到可以进行技术、产品合作的以色列企业，双方共同申报，可分别获得各自政府给与的资金资助。这样的政策下，以色列的初创公司一旦拥有被认可的技术，便能够快速找到更广的全球性市场，而不用担心被本土市场而限制。

此外，以色列政府成立了24家孵化器，对创业公司可提供85%的研发费用，其余部分由创业者自行募集。目前，以色列政府也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个正在实验的项目是将一些政府孵化器私有化。被授权的孵化园将自行承担孵化器的运营费用，而创业者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助。此外，以色列政府还在专门策划成立针对生物科技的孵化园，由于生物研发周期较长的特殊原因，因而政府将给与特殊政策。

全面辅助的政策

以色列政府认为人力资本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公司的成功运作与发展。而最有效的人力资本发展的方式便是教育、培训以及职业经验。

在教育方面，以色列注重高校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促进鼓励每个大学成立自己的孵化器并进行资金资助，并成立高校科研成果商业化中心。Magnet Program早在1993年就开始运营，政府在Magnet Program上每年计划投入六千万美元，其模式就是国内近几年兴起的“高校产学研项目”。高校机构在商界也积极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与企业一样，将实验室研发出的技术成果、知识专利出售，或进行商业化运作。

在培训方面，政府加强高校之外的人才再教育。根据以色列教育部的数据，随着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不断兴起，每年高科技行业新增约7000个岗位，但是只有不到6600名毕业生能满足需求。这一现象已经持续至少五年。因此，政府新推出方案为年龄较大的员工提供免费培训，教授最新的科技课程，让他们有能力填补高科技职位空缺。

职业经验上，以色列众多成功的创业者都是多次创业的连续性创业者（serial entrepreneurs），创立过一个以上的公司。随着成立新公司，创业者分享了创业经历与经验，扩展了人脉关系。因此政府也在不断促进民间创业服务机构的成立，如创业者间的俱乐部、加速器等，以便使连续性创业的经验提高整体创业水平，进而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商贸部会赞助支持其创业开放日，入驻大学孵化器的创业公司会参与展会，同时主办方邀请创业圈内知名的企业家进行脱口秀交流活动，年轻人们津津乐道于前辈的故事，而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积累。

由此可见，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彼此联系，从而构成了一整套的政府创业扶持系统，有效完善了“创业国度”的创业生态系统，并且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看到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活跃的踪影。

张鸣：中#共不讲规矩的代价

一名法律人许志永锒铛入狱，罪名也是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当时就已经相当的勉强，甚至荒唐。但是，毕竟你还可以说，他组织了公民运动，有几个人上街举牌了。今天，浦志强不过是跟几个人在家里聚会，你还说他是寻衅滋事，这也太扯了，连谱都没有。就算浦志强做了统治者特别讨厌，特别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你还就不能抓他。如果随便按一个罪名就抓人、批捕，最后还让他锒铛入狱，那么就说明你这个统治，连起码的规矩都不讲，别说法治了，连人治都是低层次的。

现今的中共，发誓要建设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要推行经济改革，实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不用说，这个目标很好，也很对头。但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讲规矩的社会。换言之，是一个讲法治的社会。法律的讲究，究其根源，其实主要不是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而是冲著经济去的。没有法律的讲究，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正常展开，市场规律也无法起作用。那就是一个丛林，弱肉强食，不是市场，是战场。没有正常的交易，只有抢夺和绑票。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无论他有多么可恶，如果执法者可以随便找个借口给他安个罪名，有了罪名，无论能不能套上相应的法条，就可以判他入狱。那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这个社会就有了“可恶罪”。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了“可恶罪”，今天可以用在你讨厌的人身上，也许有一天，就可以被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甚至是发明这个罪名的人身上。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要有起码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所以，非有法治不可。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可以建设健全的市场经济。一个政府，一边要建设市场经济，一边肆无忌惮地破坏法治，不管其经济改革走了多远，都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国家。不仅这个国家里面的人不放心，尤其是富人不放心，外面的国家，对你也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一边在建设，一边在破坏，自己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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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go abroad as soon as u can.

宋美龄往蒋介石的棺材里放了四本什么书

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

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

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

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

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却找不到这样的人。

在蒋介石的棺材里放了四本书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人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份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谁搞的古诗新编三句半 真有才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有毒。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有雾。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A股。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要拆。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豆腐渣。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收费。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独蓑笠翁，

空巢。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公费。

有没有觉得前两天的网慢了？“512k”事件惹的祸

北京时间2014年8月12日下午4点钟开始，全世界的网络突然都变慢了一点点。

不幸的是，接下来还可能又会慢下去。并且，这一回错的真的不是你，是世界。

错在哪呢？路由规则太多，溢出了。
不够用的地址

你很可能见过譬如192.168.1.1这样的数字串，这样的数字就是所谓的“IP地址”。这是你平常访问的那些网站的“真实地址”，当你输入www.guokr.com（这叫“域名”）的时候，网络会把它转换成真正的地址111.13.57.142，然后才能找到这个网站在哪里。如果这个转换系统（也就是所谓的“DNS”）出了问题，那网络就要出问题——不过不是这次这种问题，打住。

常见的IP地址里的数字是有规定的：四个数字，每个可以从0到255，这被称为“IPv4”（互联网协议第四版）。那么一共就会有2^32次方个不同的地址，也就是将近43亿。

……好像不是很多的样子。都不够一人分一个呢。

而且这43亿地址还有不少是保留的，比如所有以9开头的原则上都是IBM的，12开头的都是AT&T的，17开头的则是苹果的，18开头的归麻省理工……没办法，谁叫人家抢得早。有些厚道的组织，比如斯坦福，本来占据了所有36开头的，现在正把多余的地址拿出来回馈社会，但人并不都这么好心啊。


2012年4月一次IPv4地址普查显示的使用情况，黑色代表没有数据，其他颜色代表使用率。由于调查方法问题，实际占用率肯定会比图中看起来更高。图片来源：Internet Census 2012

所以那帮技术人员实在太目光短浅了？这还真不是，IPv4协议诞生于1981年，早在80年代末他们就预料到了这个不够用的问题，可是新一代协议IPv6——可以提供3.4×10^38个地址——直到1998年才出台。

技术人员终于克服了拖延症，接下来？当然是剩下所有人开始犯拖延症。IPv6到现在整整十六年过去了，互联网上使用IPv6的人数嘛——大概4%吧。（该数值基于访问google的人统计，考虑到中国这个神奇国度的存在，真实数字绝对更低。）


The ISP Column发布的IPv6使用用户占各国用户的比例图（2013年6月）。别被颜色骗了，像法国那么绿，其实不过5.46%。好玩的是，用户比例最高的竟然是罗马尼亚，10.84%。
耍花招的后果

为了推迟IPv4挤爆的同时又不去辛辛苦苦换新协议，我们在抓紧时间利用每一点残存的IP空间碎片。以前大手大脚一整块几万地址分给一个组织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就连一小撮256个地址都要寸土必争。

但是这对路由器来说就辛苦了。路由器依靠一个名为“路由表”的东西来快速找到方向，每一个机构拿到一段IP之后都会希望在路由表里加一句规则来加快自己的访问速度。但是每一条规则都要占据同样大小的空间，所以网上的地址越碎，需要的路由表就越大。

路由表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路由器会专门留出一块高速存储器来存它。譬如某款路由器足够存一百万个条目，想来应该是足够了吧！而且眼看IPv6必将征服市场，我留一半（512k）给v4，另一半给v6，怎么说都没问题吧！事实上大部分路由器生产商都想当然认为512k足够用了，都给v4留了这么多，算是行业标准。

不幸的是，对于互联网碎片化的程度，他们显然（又）低估了。

多年的增长已经让路由表突破了50万大关，而在8月12日，美国通信公司Verizon又一口气往v4路由表里加了15000个条目，使总数抵达了约515000个，超过了上限（相比之下，v6还只有可怜的2万个条目）。这些多出来的信息必须存在更慢的普通存储器里，导致了速度变慢甚至局部网络不稳定。Verizon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把多出来的条目削了回去，但是余波至少持续了数小时。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512k”事件，也许就是你那天觉得网络慢了的元凶。

但这不是问题的结束，只是开始。怎么说路由表都是肯定要自然增长的，没有这些公司乱搞也早晚会自己超过这个数字。而这些问题都出在路由器这个实打实的东西上，换路由器可是要花钱的。

诚然，我们可以继续拆东墙补西墙，来一次广泛的固件升级，把更多的快速存储器留给v4；而代价可想而知，就是进一步削减了留给v6的空间。要是早用v6取代v4，IP地址够用的话，现在就不会出现地址碎片化、路由表过大的问题了嘛！不过考虑到ie6顽强生存了13年到现在没有消失，连百利无一害的纯软件更新都做不到，好像也不应该对人类抱太大希望才对。

事实上，想想之前人们还以为内存640k就足够，两位数字存储年份就足够，32位储存秒数就足够，现在又一个想当然的上限被突破带来了麻烦，简直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嘛。

当然，早晚有一天IPv6也会用光，那时候嘛……

一个台商关于中日韩台美的观点

首先，他提到日本。
他说他一直劝日本的另两位老板，赶紧将某部份产移转来台湾，把资金投入台湾。因为他说：「日本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日本物价高昂，是日本这个国家无法提振的主因。之前的野田内阁和菅直人，早已经打算透过让日币贬值来挽救日本经济。无奈碰上三一一地震，打乱了布局，而自民党虽然烂，但一旦这个党下台了，那股长期运作日本的势力就难以主宰。
三一一后，日本国内反核声浪巨大。经济复兴需要能源，所以日本政府一定会先让民间感受到缺电压力，接着再让核电厂运转。 。 。
接着上台的安倍，本来第一招也是让日币贬值以挽救经济。这也是当初安倍晋三来台湾时，李登辉教他的方法。 。 。但无奈中国扩军野心太大，逼着安倍不得不把重心移转到修改安保条约，让自卫队变成国家军队的路上走。 。 。又要搞经济，又要和中国搞军事竞争以求自保，日本将会走的很辛苦。
日本要有活路，就是让经济先崩盘，让高物价的日本社会，先返回苦日子的年代，然后再一步步让人民过平凡日子，让人民在饿不死的状况下，慢慢感受经济缓缓恢复的日子。日本这个国家，总体资产，都控制在政府和大财阀的手里，人民本身不是真正的拥有者。
所以台商劝日本股东，在日本经济未定前，将资产移来台湾投资。进可攻中国，退亦可利用台日的裙带关系在台湾获利，甚至进攻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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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提到南韩。
他提到刚跟中国大陆签订FTA的韩国。
他说，韩国死定了。
我问他为什么？我说，签了FTA韩国，等于打开了通往中国大陆的黄金路，而且会取代台湾超过百分之三以上的外销，有啥不好？
他说：「韩国的资金，主要控制在以三星为主的超级大财阀手里。三星的手机销售面临中国小米机的竞争，未来只会往下降，不会往上升。物极必反是必然的 道理。对一个以电子三C为主要外销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是韩国最大的竞争敌手。三星以为跟中国签了FTA，就可以透过中国市场来挽救市占率，恐怕只会是短 多长空。」
本来跟中国签FTA是商机无限的，就跟台湾跟大陆要签服贸是一样的美景无限。只可惜中国这个国家是头超级哥吉拉，磁吸效应太巨大，就算是美国咸蛋超人来跟中国哥吉拉签任何经贸协议，都有没顶的危险，更何况是其它国家？
南韩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所以他们的三星、LG和影视传媒等等外销将会有活路和未来，但却无法阻止与中国仅隔一道黄海和渤海的中国大量倾销韩国的苦果。
所以他说：到头来，韩国试图透过和中国更紧密结合，以脱离和美国依存的企图，到头来还是得回到进入和美国经贸整合的老路去。美国人会等着你来求我…就像美国算准了台湾是经贸的孤儿，对你台湾予取予求一样。
美国人要韩国、日本、台湾帮他们挡中国，方法已经有所调整。背地里支持日本修改安保条约，让自卫队变正常军队，明的是帮他们挡中国，暗的又能卖军火，岂不稳赚不赔？
韩国想脱美亲中，只可惜上头有个金胖子天天在射飞弹，对面又有头哥吉拉，到头来一样要跟美国求援。三星的势头已经过了，接下来就是苹果和小米的天下了。
至于台湾，美国人更诈。他们不像北京，得花一大堆钱来控制国民党政府和台湾财团。人家国务院捏着马英九的绿卡底牌，就能操控整个台湾政府。怎么样都是赢家。
至于韩国的钱，跟日本一样，主要控制在财阀手里，也不在人民手中。所以韩国人以后将会更苦。因为主导整个FTA决策的，是以三星为主的财阀为主的 人，隔山打牛在政府上。当然北京对韩国的经贸早就了然于心，他们善于利用挑起日、韩的矛盾，逼使韩国脱离美日同盟的企图，以杜绝未来如果大陆要攻打台湾 时，美日台韩这个同盟可以崩裂掉一角，少掉一个阻力。这是很深远的计策。而恰巧韩国经济到了物极必反的临界点，当然就顺水推舟，把球作给韩国来打。
但长远来看，韩国恐将步上经济完全受制于中国的苦果。因为中国要的不仅只是经贸获利，更深远的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未来透过影视传媒，中资掌控韩国，也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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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提到中国。
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江泽民是雍正，胡锦涛是乾隆，然后习近平是嘉庆。世人只见乾隆盛世，却没注意到康熙、雍正两朝打下的国本，在好大喜功的乾隆手里败掉。
当年若没有发生8*8，今昔今日的中国将会是超级强国。不过那个历史的临界点，中国拐弯了。拐弯后再回来的中国，从咸蛋超人变成了哥吉拉…。
中国大陆的资产，根本不在中国大陆！而是早就洗到海外去了！
我问这何以见得？他说：你问问台商就晓得了。你从中国政府如何抽台商、外资的的税，就可以知道政府多缺钱！不断的建设，钱从哪来？不从人民身上榨，不从台商和外资身上抽，政府哪来的钱建设？
一尾拥有十几亿鳞片的超级大神龙，要摇摆的神灵活现，要铺的出举世钦羡的场面，难道不用钱吗？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一个视贪污为常态的国家，从人民到政府都习以为常的这种制度，哪个人有了钱不想移转到海外？不想从中私有？在中国，光是土地就不是私有制的，你干嘛不把资金挪到海外去买终生拥有制的房地产？
他说：中国人，拥有钱的很多很多。但政府是捧着一锅热腾腾的麻辣火锅在走栈道。泡沫化是会泡沫化，但政府就是不能让它泡沫化，所以你只能在投资里大赚钱，然后赶紧移转资产，否则就别当最后那头羊。
中国政府真的不简单。捧着麻辣锅还在走栈道，但人家就是有这个本事这么搞，相较之下，其它国家真的很逊。
他说，未来外资、台商只会愈来愈苦，因为国家敛税以救国是既定方针，你是肥羊就免不了被抽税，奉劝那些一心把幻想投射到中国大陆的台湾人，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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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提到台湾。
他说，太阳花学运救了台湾一命。但就算你服了大还丹，救得了一时，也得赶快再就医，否则也是死路一条。
他说：「本来北京以为透过服贸和掌控国民党这些政客和台湾的财团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台湾并掉。只是北京没料到会有学生出来抗衡，而打乱了这盘棋。」
「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群学生，救了台湾人一命！」韩国去当了台湾的替死鬼。
另外，高雄前镇区大气爆，也打乱了国民党在高雄搞自经区的布局。因为国民党在高雄自经区的布局和大陆玩的那一套，比服贸还大。任谁也没料到会出这种事…
但是台湾救得了一时，活不了一世。因为市场不在你这里、资金比人少、人才又外流、年轻人又没实力…不用多久，也一样会饿死。
况且，他提及，台湾的资金，其实政府没有真正拥有。真正拥有的资产在民间。上至财团，下至个人，台湾人的资产是实，而不是虚。以这种资产结构来说，台湾人比日本、比韩国和中国大陆来说都好一些。
不过正因为台湾太小，又被大国家挤着玩，挤着往前走。所以要活下去，只能赶紧转型和策略整合，否则也是死定了。
他说，台湾未来只有四种人。
一种就是经营者，跨国作生意、管理。第二种叫被上面这种人派到各地去管理的的次级中阶。第三种叫贱民。也就是你不想离开台湾，但只能领22K，甚至 连22K都会被外劳取代的贱民。第四种叫不想离开台湾，只能当「总裁」，小本生意，从管理、经营、销售到搬运工都一手包办的自营商。其它全部都会被外劳取 代。
所以，他说，年轻人赶快出国去吧！要不就赶紧整合你手头的人脉、资源，结成策略同盟，深耕本土，然后放眼世界，别再想领22K了。因为这些发给你薪水的公司，未来五年到十年，恐怕都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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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说再过一年左右，他要把生产线移回来台湾。还好他的公司不是污染性工业，返台有望…阿弥陀佛！
他说，说到底，还是台湾人比较好。只不过他建构的亚洲市场，从日本、中国到南亚，以台湾为根据地，也是最好的地理位置。
然后他说：别轻视外劳…因为你极有可能未来也得到人家的国家去作生意，讨生活。北从日本、西向中国，南至南亚诸国，奉劝台湾人都要把它们当成是你的国家和市场。
自己的国家自己要爱惜，不要放弃希望和机会.

读书输掉命运：甘肃省会宁县的疯狂教育样本

编者按：
在甘肃会宁同时发生着两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农村代课教师面临最后的清退，他们在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转瞬生计无着。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会宁的过去与现在正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困局的典型缩影。我们将目光投向这里因教育破产的农村家庭与被清退的代课教师，记录他们曾经的希望和如今的挣扎，并寄望以全社会的关注为此吊诡困局求解。
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
这意味着，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啥时才是个头啊？”2009年1月12日，一场大雪过后，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叹命运无常。
王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所在的甘肃——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尤其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又因贫穷而兴盛。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 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 “拐点”。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一个西部穷县的教育样本
从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跨越黄河天险，打通沟壑山河和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繁华散尽，黄土覆盖表里万物。
会宁县就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
农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墙壁像裂柿子般触目，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土，一孔土窑剥落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一只黑驴在墙外嗷嗷大叫，这里将毫无生气。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民间一种特有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紧箍咒般让他难过。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应该又是光荣的——他是三个大学生的父亲。“很意外？”王清源吧嗒着旱烟向来访者比划，“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 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惊人的大学生出产率让会宁教育拥有与“贫穷”不相伯仲的显赫名声。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几乎相当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王清源的幼年时代是在长辈们“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会宁自古不经商。”王说。
这样古风洋溢的人生信条得益于这里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战乱的历史。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读文化，崇文传统兴 盛，科举传统得以延续和浸染。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就连没读过书的农民看到有字的纸条都捡起放好，以免玷污圣贤。“文革”期 间，“ 苦甲天下”的会宁成了知青下放的热门地点，三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把这里汇聚成一个学术高地。“会宁人把他们请到学校，而非牛棚。”会宁 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他们带来山外的世界和现代文明，延续了会宁的教育血脉。”时至今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仍记得他的知青老师在贫瘠的田野上拉小提 琴时给他带来的感动。
逆势上扬的会宁教育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回报。此时期走出农门的甘肃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 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直至1990年代末，不同乡镇的会宁人自我介绍时，还会用老家当地出过的著名学者来作注脚，并引以为 豪。“会宁人就喜欢说两个事。”王清源说，“一是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孩子考上大学。”
而汹涌的民间热情也不断提示地方执政者——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
2002年到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历史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已近2亿元。这相当于维持一所重点高校运转的费用，以及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
截止到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3年又蹿升至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
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 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 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狭窄的农门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车，例如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从这里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过两座大山。
村子38户人家散布在一条狭长的沟谷里，连年干旱让这里的地表植物仅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杨树和榆树。但乐观的人们仍养起家禽，建起院子并画上漂亮的图案。
生存是用高额代价换来的。现在的乱庄是一个由小孩、老人和孤独的妇女组成的村子。几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们用劳力换来廉价的报酬，滋润着行将枯竭的家园。
武志霞的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个老人，他们守着几亩瘦田和数十棵奄奄一息的杨树度日。“这里没有事情可做。”武志霞的公公刘登芳说，“除了等死，待在这里将毫无意义。”
大约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
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暂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
这些聚生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正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
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被放大的“神话”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 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
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
当王博士还是一个温和害羞的农村青年时，两家时有来往。“每次见他都是捧着一本书。”王清源说，“天黑了就点清油（一种菜籽油）灯继续看。”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 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 了。”
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198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
有一次王银邦回乡探亲。王清源带着孩子挤在对方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王清源说，“那谈吐举止，哪还像当年那个一起捡驴粪蛋的乡下小子呢？”随后一次到邻镇赶集，王清源因“博士远亲”的身份而招来羡慕，他更确信他和家庭的未来所在。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 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 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
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脆弱的赌注
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
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红灯频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功德圆满——商业贷款已提前耗完，无力顾及小儿子王卓，后者不得不又贷了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以维持学业。
钱成了这个家庭压倒性的话题。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由于长期受劳累、焦虑等心理困扰，王清 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头痛，严重时还直打哆嗦。王清源怕到大医院花钱，就带她到村诊所抓了些土方，但剧痛却未见好转，还很快转移到四肢。4个月后 的一天晚上，老伴在突然喊了一声“痛”之后，就在炕上咽了气。
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荒废了田地，卖了牛羊，整天窝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有乡亲见他可怜，就送他一台只放得出雪花图像的旧电视解闷。“后来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王说。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 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 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压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凑合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 2003 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对方每月只给他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扭头走了，最后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
“我甚至不敢告诉父亲。”王威说，“他一直以为我们会当公务员。”善意的谎言不断增加着他的愧疚感。“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王清源告诫孩子，房子可以暂时不修，但债总归要还，本金腾不出来，起码利息得按时，不然在担保人面前丢不起这老脸……
一再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在近半年时间里，王卓拿着简历在各类招聘场里抵抗汹涌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他又放下通信工程毕业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
如此蹉跎，债务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债电话如冤魂不散。王清源最后对两个儿子说：“钱我还不起了，你们哥俩看着办吧。”
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但并不是惟一的，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绝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坚守者和牺牲者
越来越多的人依然在尽力忽略风险，不断加入到陪读群体中来。2009年末，蔚然成风的会宁陪读现象被媒体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在会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那些连高中都读不了的学生。”柴所指的这个群体与民间团体“会宁学子共济会”所致力服务的“高考牺牲者”不谋而合。
失衡的现实引发弱势力量的撤退。30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大学生下降一半，外界评论这源于“教育起点不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牺牲者”退出或倒下于高考战场，他们将可能是未来“因教返贫”群体的主力。
“会宁状元县是在很多牺牲者的基础上走出来的。” 会宁学子共济会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会宁的教育失败在于：让很多失败者或牺牲者没机会读书。”
目前，这个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一定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位负责人说。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开一个籽瓜，腐败的瓤化成一摊粘液喷泄而出。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于是给三个子女都轮流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说最挂心的小儿子已背负“信誉恶名”离开兰州时，却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他甚至向记者提出“帮儿子找份工作”来作为继续接受采访的条件。
“你能想象我的处境吗？”王清源摩挲着粗糙的手掌，“我连锄头都拿不动了，干看着娃儿遭罪。”
而另一边，兰州郊区一个破败的工业区里，王威放下父亲的电话后，也在内疚中变得心神不宁。他虽然有工作，但吝啬的老板却拒绝给他销售提成，还吓唬说不想干了就走，排队等这份工作的人还很多。
王威开始感叹尊严沦丧，但沉重的债务剥夺了他谈判的资本。他只好选择接受，然后等待那个永远不知何时降临的“更好的机会”。
而陪读母亲武志霞最近则为女儿消极的复习状态而忧心忡忡。女儿说“今年怕是考不上了”。
说这话时，窗外的小巷因为孩子们的放学而变得热闹起来。这些形状各异的院子日复一日地繁盛着，容纳各式希望，也见证落魄的逃离。胜出者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身份晋升，而失败者则前功尽弃，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渊。
喧嚣之中，武志霞有点生气地说：“在会宁，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复读到考上为止”。
（王清源、王威、王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