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融资市场，有一类特殊企业保持了低成本融资的神话，这就是央企群体。它们虽然是企业，但实际上享受着准主权信用，因此能够以低成本长期融资。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与央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信贷共生”关系——央企因为其身份而轻易获得大量低成本信贷，而银行也因为向央企融资“省事”、且背靠国家而乐于向其大量授信。
如今，这种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
让我们看看中钢集团的例子。自2014年9月中钢集团爆出贷款逾期以来，缺乏造血机制的中钢集团融资困难，现在已濒临破产边缘。据了解，从2014年12月开始，国务院让银监会法规部协调召开中钢债务会议，中国银行等牵头成立债委会，就如何处理中钢债务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几方分歧过大，进展胶着不前。根据债委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740多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信托、金融租赁公司。据了解，在2014年底债委会统计的740亿中钢债务中，包括中行约120亿元、工行约110亿元、交行约90亿元、农行近90亿元、国开行近80亿元、进出口银行65亿元、光大银行近40亿元、盛京银行13亿元。四个多月过去，中钢已委派相关机构进行审计，集团是否资不抵债已有第三方判断，但整体债务重组方案还未成型。
对于任何处于巨额债务压力下的企业，破产重组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可能性之一。不过在中钢的债务处置方案中，破产居然已早早被排除在外。据接近中钢集团高层的内部人士透露，“集团债务重组的进展是，目前排除了破产方式，正在做重组协议，计划上半年就把债务协议签下来。”债权银行称，目前债务协议仍以银行借新还旧为主，但是否所有债权方都同意，还需再观望。据称，中钢及相关部门希望银行能够消债，但遭到了来自农行等债权行的坚决反对，农行在2014年已将对中钢的50亿元贷款直接划为了不良贷款。现在中钢只能靠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维持运转，反过来挤占了银行大量的有效信贷资金，风险只是不断积聚后延。
中钢与银行的博弈是近年来央企债务危机的缩影。实际上，除了中钢集团外，中国东方航空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港中旅集团和中国国旅集团等一批中字头的央企都在2014年出现了不良贷款或者关注类贷款的情况，引发了商业银行的高度警惕。
中钢集团的案例显示，央企的债务恶化正在把国有银行拖下水，由于政府不可能无限度地为如此巨额的债务买单，由央企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钢债务事件给国内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过去被视为零风险或者低风险、贷款政治风险很小的央企，现在开始纷纷成为巨额不良资产的制造者。有银行业人士反省，中钢债务问题银行也有责任，正是银行过去的不审慎放贷造成了中钢的盲目扩张，也为企业如今的困境埋下伏笔。据《财新》报道，2014年9月，就在中钢暴露出贷款逾期时，一些银行已经在内部开始预警央企违约风险，指出部分央企的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突出，包括煤炭、航运、纺织服装、批发贸易、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一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高层称，银行对央企现在是爱恨交加，银行往往“迷信”央企，从而无节制地放贷，但随着央企违约风险升高，银行很难对其用市场化的方式处置化解，不得不吞下苦果。
从去年开始，一些银行逐渐开始走出迷信央企的误区。有银行界人士称，总行要求，分行审贷人员要坚决摒弃央企客户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错误观念，必须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真实融资需求、还款能力等方面入手，进行授信方案的评价和决策。”据透露，总行要求对于具有央企集团背景，但偏离集团主营范围，或第一还款来源不充分的企业，不应予以授信。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钢集团债务危机可能成为国内银行业与央企关系的分水岭，过去央企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共生”关系被打破，央企在融资领域的无风险神话地位也彻底打碎了。无论是按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还是按新常态下中国政府的信用扩张能力和财政能力，央企的信贷特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从目前信息看，对于中钢债务处置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还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希望通过银行和政府兜底的办法，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操作，能在中钢不破产的前提下将债务违约风险延续到今后解决。但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这种习惯性的拖延式兜底的做法虽然暂缓了坏账问题马上“爆炸”，但债务风险并未根除，只是延续到了未来，而且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更大的负作用在于，由于央企债务被行政干预兜底，市场化融资、市场处理不良贷款的机制将无法建立。这实际上是延续了系统性的错误机制。
一些国有银行高管对此也感到不能容忍。央行原副行长、现农行董事长刘士余（农行对中钢有90亿信贷）就表示，对于央企等大型企业的债务重组问题，应通过《破产法》等法律程序来解决。“现在一些非常大型的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债权人还是企业本身，都寄希望于政府来牵头行政和解。”政府牵头进行行政重组，在债权人之间达成协议，在中国特定体制下是非常高效的做法。但“一旦政府牵头重组，无论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都会形成一个共同的希望——政府多付出一点代价。”由于企业会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解决就业、增加GDP，政府往往选择无责任地进行第三方资产注入，来盘活债务，这会导致政府滥用资源，酝酿更大的风险。他强调，如果不能用《破产法》来高效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政府非常被动，银行非常被动，企业也非常被动。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央企与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信贷共生”关系正在破裂，央企的信用神话已经打破，涉事的央企对此可能不太适应，但这对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来说则是一件大好事。中国的所有银行们，都要用新的市场化标准来一视同仁地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是用企业所有制这一畸形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