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最近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华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10天），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并允许在这些过境区域跨区流动。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加强开放的最新象征。
过境免签政策是中国实行的单边开放战略的一部分。所谓单边开放，是与对等开放、互惠开放、条约开放相对应的一种开放形式，也即无论对方是否对己开放，一国或经济体都单方面、主动向对方扩大开放。中国官方把它解释为在没有国际条约和承诺约束下，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兼顾与世界良性互动需要，结合不同行业和领域特点，有节奏、有范围、有层次地主动开放，故称单边开放为自主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40多年前实行的开放实质上也是一种单边开放，但官方过去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从不把它说成单边开放。因为如果称之为单边开放，在政治上是要冒风险的，意味着中国和对方具有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处于弱势地位，至少在经贸上是如此。但早期的中国对外开放，限制还是颇多，尤其在体现国家主权的签证方面，是万万不可单边放开签证的，必须对方同时也要对中国实行免签。
中国经济再开放余地大
此轮中国单边开放，最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17、2018年，即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时，但那时只是少数学者提出了这个想法，在学界尚未成共识，更未被官方接受，作为政策动议。不过在疫情期间，尤其在疫情放开后，有关单边开放的讨论多了起来，渐成政策话语，主要是因为三年疫情官方极其严格的隔离措施，造成经济一落千丈，也对外国人来华设置了人为障碍，致使来华外国人剧减，导致依赖外国人的旅游观光、留学、文化艺术交流和商务往来几乎是毁灭性打击。这种情况在疫情防控放开后，并未有多少好转，经济没有如预期的恢复正常增长，反一路加速下滑。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街头，洋面孔没见到几个，像北京三里屯、上海新天地这些过去在华外国人扎推的场域，疫情后很少见到外国人聚集了。
这里面当然还有美中竞争和对抗加剧的影响之故。拜登政府的制华相比特朗普，有过之无不及，包括美资在内的西方资本和企业大量撤出中国市场，导致外国人对华商务往来的减少。而为防阻美国遏制，中国当局也加强了所谓的安全能力建设，出台了多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升级了对包括经济和技术安全在内的安全警戒和审查，给外国舆论造成一种去中国会有很大人身安全的风险印象，致使很多人包括一般民众不敢来华。
经济迟迟不见改善，尤其失业的增多和收入与财富的减少，让社会怨声载道，进一步冲击中共的统治基础；在另一方面，美国对华围堵的强化，特别是在技术、供应链以及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叙事上，极力塑造排华的“新全球化”，亦让中国切实感受到在地缘政治上被美国和西方孤立的危险。要打破这种危局，使经济走出困境，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唯有继续改革开放。然而，改革受制于现实政治的集权化，所能推进的空间非常有限，但中国经济再开放的余地则很大。虽然中国并未关闭开放大门，可由于前述因素，中国的开放在中共二十大前的几年，事实上是停滞的。而要重启开放，就须有力度更大的措施，特别是有一些象征性很强的举措，这便是中国单方免签政策出台的背景由来。
对单边开放的设想很美好
由此可见，中国的单边开放是迫于外界压力所致，尽管当局没有承认这一点，而把它说成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主动开放。但中国学者对此诚实得多，他们担忧如果中国只注重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有可能成为另一苏联，这让很多学者向当局建言须再举开放大旗。为说服当局接受单边开放，一些学者还以英美为例，指它们也曾实行过对外单边开放，集聚了全球高端的人才、优质的资本。如美国，它的发展和维持世界霸权的能力，与其拥有的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直接相关。美国在二战后在这些领域实行的单边开放政策，让美国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故想不发展都难。
主张单边开放的中国学者认为，单边开放能够有效化解美国推行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两极化，并让这种“两极化”演变成美国的“自我孤立主义”，为中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单边开放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的单边开放，还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品，能够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和国际秩序。单边开放能让中国在国际层面将更好吸引生产要素，并避免美国的盟友和其他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因为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让市场配置资源。尤其面对特朗普二次回归对中国的关税威胁，单边开放还是回击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好武器，用个别中国学者的话说，对特朗普的关税战，中国可以选择不跟随，而是通过对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开放，通过完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用时间来逐渐摧毁美国的极端主义。
现有开放举措还不是高标准开放
单边开放的这些观念，为当局吸纳，变成了政策。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了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中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从最近两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广度来看，确有很大进展，如外资在制造业长期存在的准入限制被清零，金融领域外资可以设立独资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医疗等过去不让外资染指的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开放，包括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等。
然而，中国这些提升外资的控股水平和扩大开放领域的举措，是否就是当局所指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否和学者主张的单边开放内容一致，还是要打个问号的。根据力主单边开放的当局智囊郑永年的说法，中国要实行的单边对外开放，指的是包括制度、规则、规制和标准在内的对外开放，且只有制度和规则等的高水平开放，才是单边开放的最重要内容。郑曾表示，中国可根据自身需求，系统分析梳理中欧投资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可以优先实施的内容进行试点，先做起来。众所周知，这三个协定，尤其后两者，是当局正在极力争取加入的。
当局在对外开放上会不会按照郑的设想走到这一步甚至更远，不知道，但以此衡量，现在推进的这套单边开放恐怕还算不上高标准。虽然当局也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然而，一来是这些方面的规则、规制等和上述三个协定要求的制度和规则等有一定差距；二来是向国际高标准看齐，不能仅局限在自贸区和自贸港，还需把它推向全国，否则，它就并非全面的单边开放。
单边开放先天不足，难解内需萎靡
对中国来说，还有一关键的现实问题须解决，或许才能让单边开放起到学者所希望达到的化解美国围堵压力和提振经济的作用，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做大做强中国的内需市场尤其消费市场，否则单边开放也救不了中国经济。因为单边开放的本质是利用市场力量来和世界进行捆绑，中国学者引为经验的英美当年的单边开放，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们各自的市场规模都足够大，让全世界优质的人才、技术和资本能够在这个市场得到足够多的回报。可反观中国，内需市场迟迟起不来，才不得不出此单边开放之策。中国内需市场不能随经济成长而同步壮大的原因，在于发展模式着眼于中共的统治及与此有关联的利益集团对利益的攫取，而不利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单边开放并未从根子上触动该发展模式。
乐观点说，当局如今推行的单边开放或许能局部改善中国经济状况，部分对冲美国围堵压力，但恐怕无法做到以开放促改革，而做不到这点，就难以从根本上解中国经济之困局。中国的开放与改革，本质上是要联动在一起的，若分开，两者的关联性不大，即有开放无改革，开放本身是无法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制度体系问题。开放过程中的很多高标准的规则、规制，背后都涉及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问题，后者如果不改，经济的规则和规制也是改不动的，或者要改也是浅层次的。正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单边开放具有先天不足。那些主张单边开放的学者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