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莲曲

 采莲，应该是古时最美的劳动之一。穿梭在碧绿的荷塘中，划船起歌，《采莲曲》应运而生。

《采莲曲》是古曲名。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劳动生活情态。

在汉代时，就有《江南》这样优美的采莲诗。

到了唐代，王昌龄、李白、白居易三位大诗人，都写过《采莲曲》，雅趣非常，各有千秋，可称是唐诗中最有名的三首《采莲曲》，你来评判一下，谁写得最好呢？


采莲曲
唐代：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
闻歌始觉有人来。

在王昌龄的《采莲曲》中，采莲女和荷塘完美的融为一体，荷叶和罗裙一色，让人眼花缭乱，芙蓉人面，一样娇俏可爱。

在那一片绿荷红莲丛中，采莲少女的绿罗裙已经融入田田荷叶之中，几乎分不清孰为荷叶，孰为罗裙；而少女的脸庞则与鲜艳的荷花相互照映，人花难辨。

在池塘中，我们已经分不清哪是荷花，哪是采莲女，此时，听到歌声，才知道，有人过来了。

多么自然而灵动，明·钟惺《唐诗归》：从“乱”字、“看”字、“闻”字、“觉”字、耳、目、心三处参错说出情来，若直作衣服容貌相夸示，则失之远矣。

王昌龄的《采莲曲》，自然清新，如一幅清新的画作，读完之后，脑中就有了画面。


采莲曲 
唐代：李白
若耶溪边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
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

李白写采莲女的美丽，没有直接着墨，还是用反衬的方法来写。美丽可人的采莲女只是悠闲的采着莲，却引得旁边一众男子下马驻足观看。

夏天的若耶溪畔，美丽的采莲女笑语吟吟地采着莲子。阳光照耀着采莲女的新妆，风吹起，吹起衣袖，空气中都飘荡着香味。

那岸上是谁家出来游乐的男子，三三两两，似隐非隐的在垂杨下。身边的紫骝马不断嘶叫，身旁的落花纷飞，见了此美景美人，怎能不叫人踟蹰，空令人感伤。

男子被采莲女吸引，久久不去，像极了《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的那句：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首诗写得绮丽但不艳情，可见李白的功底。



采莲曲
唐代：白居易
菱叶萦波荷飐风，
荷花深处小船通。
逢郎欲语低头笑，
碧玉搔头落水中。

李白和王昌龄已经将采莲女的美丽风情写得那么可爱美好了，白居易还能怎么写呢？

尤为珍贵的是，白居易是那么细腻，他用轻盈的笔触写采莲女遇见心上人的情态和羞涩，令人忍俊不禁。

采莲姑娘碰见自己的心上人，想跟他打招呼又怕人笑话。便低头羞涩微笑，一不留神，头上的玉簪掉落水中。



“欲语低头笑”既表现了少女的无限喜悦，又表现了少女初恋时的羞涩难为情。

“碧玉搔头落水中”又进一步暗示了少女“低头笑”的激动神态。诗人抓住人物的神情和细节精心刻画，一个欲语还休、含羞带笑的姑娘宛然出现在读者眼前。

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善于体会人情，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纵观这三首《采莲曲》，王昌龄巧妙地将采莲女与荷叶荷花“融”为一体，若隐若形，别具一格，令人遐想。

而李白用反衬的手法来写采莲曲的美丽，那岸边徘徊不去的青年男子，不就是被采莲女的美丽情态所吸引吗？

白居易则更细腻，他截取了采莲女的一个画面，却将她的美丽、可爱情态，表露无遗，令人浮想联翩。

每一首《采莲曲》都有一个或一群美妙的女子，读完，真让人憧憬爱情。

同是《采莲曲》，王昌龄、李白、白居易都能写得各有特色，景美，语绝，情意悠长。这就相当于，同一个题目，三个人各写了一首名作，后世传唱不绝。后人不得不感慨他们的高妙才华了。

春苗-1975年，李秀明主演

 

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2005年1月，《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大陆初版时，我在前言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

相隔五年，此书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时，八旗文化出版社将书名改为《抉择：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突出了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剧变之际做出抉择这一主题。六十年前的那一刻，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去、留之间的抉择。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代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部分，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28位人文组院士的35.7%。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廷黻、顾毓秀、萧公权、董作宾、李济等或赴美国，或去台湾，钱穆则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毫无疑问，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其中甚至包括早就洞穿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储安平。因此，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时还要发出这样的感叹：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

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

其实，夏衍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乃是基于各不相同的理由，并不是如此简单。毫无疑问，对于数量更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去留之际的抉择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更多的还是家庭的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2日的日记说，他当时如果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 "史学家吴相湘回忆1948年11月25日前后的北平之行，"其时，北平学术界人士，大多不甚恐慌。我曾与北大师友多所接触，交换对时局意见。他们都曾经抗战八年在西南的流离转徙，好不容易重回故都，分配到宿舍，为时不过半年，真可说喘息甫定；并且年纪又大了，实在不敢想像再来一次'疲于奔命'的逃难生活。何况当时金元券发行引起物价上涨，更使人不敢想及未来，惟有听之天命。"国学大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也说："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与1937年外敌入侵、"流徙西南天地间"不同，这一次是内战定局、政权更迭，要流徙到前途未卜的台湾岛上或者异国他乡，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何况，在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心目中，"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而且共产党未必比国民党更坏。本着这样一种"与人为善之心"，加上许多其他的种种因素，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也就在常理之中了。等到思想改造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陶行知、批胡风……一波接一波，直到铺天盖地、几乎无人能够幸免的反右运动大旗招展，知识分子全军覆没，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9年前夜，美学家朱光潜、政治学家张佛泉、植物学家胡先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到了抉择之际，签名的16个人中既有选择出走的，如张佛泉、毛子水等，也有选择留下的，如朱光潜、胡先驌等。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即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自述抗战之后的愿望本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这篇检讨彻底否定了一年前自己签名同意的《中国的出路》，1950年他开始研究马列主义，1951年10月，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路易·哈拉普著）由他翻译出版。他的检讨和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是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依然首当其冲，成为北大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1957年朱光潜对罗隆基的批判也是众所周知的，到了1960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在垂暮之年为自己当初的"顾虑、胆怯，不诚实"而羞愧。然而，他的出路并没有因为自我检讨、积极改造而改变。

与他一样选择留下并且受过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金岳霖、贺麟等人都曾极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1949年后的新环境。贺麟1946年发表《学术与政治》一文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为了保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当一个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时代降临后，他却未能守住这一诺言，反而放弃了学术的尊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迅速败下阵来，说了大量违心话。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哲学家金岳霖，1949年后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但是，他自身的命运没有因此而好到哪里去，那已经是一个丧失了"不说话的自由"的时代。选择了出走的胡适在海外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查后，沉痛地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吴宓苦恋一生的毛彦文偶然在美国读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上面登载着许多大陆著名学者的坦白书，吴宓的检讨说自己一向用纯文学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毛彦文气得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

即使如此，吴宓、朱光潜、金岳霖等人也未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他们虽侥幸逃过了反右一劫，却几乎无人逃得过"文革"的网罗，有北大学生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朱光潜那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与吴宓临终时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就是1949年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根株浮沧海"，选择出走的胡适、钱穆、毛子水们同样有着内心永远的伤痛，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漂浮在异乡、孤岛的苦痛始终伴随着他们的余生。1949年后，假如没有台湾、香港，一切更是不堪设想。两岸三地，三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六十年来的历史演变，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是上帝对中国的恩待。

渡情-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

 

中国网络审查制度远非“防火墙”般简单

 

中参馆ChinaFile 是亚洲协会旗下的在线杂志。其使命是促进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并进行细致入微的公众讨论。该出版物刊载原创报道、分析、摄影和视频，内容涵盖政治、文化、环境和技术等广泛主题。中参馆ChinaFile经常关注那些未被广泛报道的话题，并与记者、学者和其他专家合作。

6月30日，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网络杂志《中参馆》 (ChinaFile) 发布了一份深度调查报告，详细剖析了中国网络审查机制的演变、现状及其对全球互联网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密、动态且适应性极强的多层次管控体系，将中国的网络审查仅仅理解为一道“防火墙”已远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该报告由中参馆资深调查编辑杰西卡·巴特克 (Jessica Batke) 和美国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劳拉·埃德尔森 (Laura Edelson) 共同完成。

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网络审查制度称为“锁网” (The Locknet)，并表示其影响力正日益超越国界，向全球互联网渗透。报告将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比作一个复杂的水利工程，因为它不仅仅像“水坝”一样简单地拦截信息，而是像水闸、运河和灌溉系统一样精密地引导和调控信息。报告形容这是一个“贯穿线上与线下世界”的庞大机器。

报告指出，传统上我们认为防火墙是“一堵墙”，会完全封禁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网站，但这只是“水坝”的功能。作者在文中举例，中国的“信息水利工程”常见手段还有“节流” (Throttling) 等功能。对于一些未被完全封锁但不受欢迎的外国网站，比如某些学术数据库、技术论坛或小众新闻网站，审查系统并不会直接切断访问，而是会大幅度降低用户访问这些网站时的网络速度。这种体验就像一个水闸被拧得很小，水流变得断断续续、极其缓慢。用户会感觉网页加载极慢、图片无法显示、视频频繁缓冲。这种持续的糟糕体验会极大地消磨用户的耐心，使其最终主动放弃访问，转而寻求国内的替代信源。

当国内发生某个突发的负面公共事件或丑闻，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时，审查系统除了使用传统删帖、封号的“堵水”手段外，更会启动“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和“漫灌”机制。

“泄洪”指的是，审查系统会有意地将大量无关的、娱乐性的内容（如明星八卦、搞笑视频）推上热搜榜，瞬间占据公众的注意力。这就像打开泄洪闸，用巨大的、无害的水流（信息流）来冲击整个河道。同时，官方媒体和大量“爱国”博主会协同行动，进行“正能量”的“漫灌”，发布大量关于国家成就、民族自豪感的内容，主动设置议程。在这一系列操作下，原有的负面舆情就像一股小小的“污水”，很快就被海量的、官方引导的“清水”所稀释、冲散，并被推到信息流的下游，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堵”，而是主动地、大规模地重塑整个舆论场的“水文环境”。

报告表示：“审查机制的隐蔽性，让用户难以判断他们所接触的信息是否完整，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参馆发现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悄然潜入全球互联网”。这意味着，即使是身处中国境外的国际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中国审查指令的影响。比如，报告将输出“自带审查”的技术产品比喻成“出口内置过滤器的净水器”。

报告举例称，一些国际公司可能会在他们的产品中，整合已经过中国审查标准“过滤”的大型语言模型，从而将审查效应扩散至全球。报告中引述专家观点表示：“国际互联网用户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中国审查法令的约束，即使他们在中国境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司会复制这种审查制度，例如，将经过审查的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到其产品中，然后这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此外，中参馆还对中国当局和科技公司影响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行为提出警告，报告将其比作“重塑全球河流的河道规则”。报告称：“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渗透。”中国政府和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正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旨在推动他们所倡导的“新IP”等网络底层架构标准。报告警告，这些新标准提案往往在“提升效率”和“加强网络安全”的名义下，嵌入了有利于国家进行集中化控制和监控的设计。比如，某些新架构可能更容易追踪到每一个数据包的源头，从而削弱用户的匿名性。

该机构警告称，如果这些由中国主导的标准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纳，那就相当于重塑了全球互联网这条“大河”的“河道规则”。未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就会变得更“亲审查”、更“不亲隐私”。这种渗透方式不针对具体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互联网的“水文地质”，使其更容易被任何希望进行大规模监控和审查的政府所利用，从而对全球所有用户的自由构成潜在威胁。

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中国数字时代》不能一一报道报告中的惊人发现，但这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中国审查制度比作一个“水利工程”，其复杂性颠覆了我们对“防火墙”的传统认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它不仅揭示了“锁网”系统内部的运作逻辑，也对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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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中國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昨貼歷數當代美國總統，漏掉了一個小布什，今天網見他跟奧巴馬出來說話，於是扯上話頭聊聊他與九一一，老布什與這個兒子構成一個「布什王朝」，但是小布什委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任上遭遇九一一恐攻，當時他正訪問一個學校，秘書過來跟他耳語，他神色鎮定，嗣後發動兩場反恐戰爭，進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軍損失慘重，卻並未一舉解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反美反西方威脅，反而令中東廢墟化，不過，布什家族值得議論的話題是——

一、南方保守党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看邓小平一针见血："他属于《旧约全书》那种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价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板布什总统，却给这位"六四屠夫"发去一封含情脉脉的长信。6月3日晚，军队开始进攻北京，布什即去电邓，但没有找到人；也有一种说法，邓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国会强烈声浪的冲击，要求总统立即同北京断交，召回驻华大使，并采取总统所能做到的最严厉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从北京发来电文："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长信给邓，信中充满了感情与恭敬措辞，表示他本人不愿介入中国内政，并尊重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差别。布什表示愿意作为朋友般展开谈判解决纷争。

随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贝格访问北京，并煞费苦心，为了瞒住媒体，对通信和专机作了严格保密措施，两人自带报务员，乘坐经过伪装的C-141，像一架商用运输机，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个小时直飞北京，7月1日到达。他们向邓小平解释布什所受到的压力，要求邓合作，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并非永久性的。邓小平的态度是我才不勒你们那一套呢，极其强硬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却别有深意地发表了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举杯祝酒的照片，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中，就说布什跟北京屠杀学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价。当年布什还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机给中国。

然而肉食者之间也是要掐的。舆论说布什有一招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邓小平输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蛮頇，但是美国也不能跟你玩这一套野蛮的。

德州佬是要帮四川佬还是要坑他，全凭你怎么看，但是这种纯粹的肉食者"友情"显然被美化了，老布什乃是用"六四绿卡"，说服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给中共，而往后三十年，西方慷慨给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便始之于此，所以四川佬最终忽悠了德州佬，也要等三十年后，才由川普彭斯出来惊呼"我们上当了！"这都是大历史，我在这里却想讲一点私人的小历史。

八九年2月26日布什在长城饭店举行总统告别宴会，一个选错了时间、地点、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即将卸任的洛德大使，有一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邀请名单，我也在那上面。那天傍晚，我坐辆小车往北京东郊赶去，沿途只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我也不断被警察拦住："出示你的邀请函！"越接近那个饭店，拦截得越频繁。我虽然一一过关，并最终落坐宴会席，同桌的还有当年"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李泽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疯狂的拦截对象，只有一个方励之，仿佛一个国家的整部机器在阻截一个人。这幅景观，文革中都没有出现过的，真是大开眼界。后来读老方的回忆文字，才知道"当局采用的五大对策"：一是戒严截车，二是"最高特工"拦路阻截，三是"停摆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护送"到记者招待会。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这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测试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边界，展现了中共初级的国际交往和外交礼仪的水準，也包括其社会监督控制技术——中共当年真是"小儿科"，社会监控技术也有一个"现代化"过程，也是经济不"起飞"就没钱去卖的。在另一端，这个事件也测试了中国异见者的承受力、公民社会的虚实。我觉得，后者其实更重要。一个极权社会的蛻化，必定导因於异见阵营的成长。当方励之几乎还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时候，你也別指望这个体制会收敛、社会能改善。

方励之后来跟我描绘过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堵截"。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也是对八〇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今天，"荒野的感觉"，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份子、访民、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讲大白话，北京一场学潮，对四川佬来说是一场"暴乱"，对德州佬来说，也不过遥远一点，乃是"东方"什么地方的一场"骚乱"，然而两者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死不死人和死了多少人。可是，"东方"的含义正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这是在中国做了几年大使的老布什比任何人都明白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尼克松甚至在6月3日晚北京屠城之际急电布什，叫他别急于弄坏双方关系，要从长观察。他们都属于"南方保守派"。

二、「九一一」抒懷

九一一，究竟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拐點」，還是東西中美盛衰點？

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和傅莉，我们俩一人一台电脑正上网，不知是八点几分，我正在读New York Times的网页，傅莉在那台电脑上叫道："快来看，飞机撞上世贸大楼了……"，我还以为是什么"恶搞"，过去一看真有一张照片，这才打开电视……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两座大楼皆坍塌，世界末日的景象。美国价值观受到空前挑战，而美国人在此之前一直是我行我素、藐视威胁的，这几乎成为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但他们为此遭致惨重伤亡，也许因此而使得二战后极为自信而脆弱的"婴儿潮"一代及其子女，从此成熟起来，而美国由此前进一步？

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是很难过数千无辜而又无忧无虑的美国人顷刻消失了，留下他们亲友的情感触角，仿佛被骤然撕裂，鲜红的伤口不知道疼，多少人就是不肯相信被埋在瓦砾中的亲人已经死掉，有个姑娘在楼塌前一分钟给旧金山的丈夫留话，那边的人都还在梦里，那小伙子一早醒来听了留话就往纽约赶，可是所有航班都停了，不知道他两天之后怎么就赶到了纽约，半小时后就一脸憔悴地出现在电视上，哭诉他的妻子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女人。还有一个父亲捧着女儿的照片在瓦砾堆附近失魂般游荡着，记者一过去他就说："她没死，我一定能找到她……"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父亲好几次，我想他是疯了，但我更想到我自己当年，我差不多半年不会哭。整个美国都在shock之中，我知道那种shock是什么。

这场灾难，并无多少值得争论的地方，恐怖分子不等于就是伊斯兰信仰、文化、族群，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至于美国如何对付他们，能不能成功，那也是没人知道的事情。西方文明就是这样，它一直面对着、开拓着未知的领域，千禧年讨论的时候，有何可以总结的？报刊杂志上大谈一个话题：探险，这是他们当初殖民人家的初衷，也是他们今日飞向宇宙的动力，他们过得太好，让别人嫉妒，非要恐怖他们一下，他们只有对付，别无退路。

美国故事总是独一无二的。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二九年，美国陷入最严重经济大萧条，都说是罗斯福救了美国，更多人则相信是二战爆发，美国成了全球军火库，才从谷底脱困。

整个二十世纪美国是幸运儿，冷战、苏联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古巴危机、波斯湾战争，美国永远是乐土，美元总是强势货币；后来日本从战后崛起，日本人跑来纽约买了洛克斐勒大楼，但是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美国再次走向高峰，又买回洛克斐勒大楼。

电视上说元凶本拉登躲在阿富汗，我惊讶地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男主持人跟一群小学生谈话，一个男孩说："我想是我们制造了本拉登，我们制造武器再卖给他们……"，这是何等令人刮目的教育，跟中国的民族主义洗脑一比就知道了。

冷战留下一个恶魔，但是冷战已经成了一个难缠话题，反西方的话语和思路，似乎只纠缠一个"西方原罪"或"帝国主义"的极端说词，不及其余，但其实历史昭示要复杂得多，文明的意义更含蓄地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选择，历史并非盲目或只剩冷酷，如二战起因可远溯一战，无疑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后果，并非德国日耳曼一族之罪，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说亦非虚言，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却赋予盟国一方巨大的正义性，连斯大林这样的恶魔，战前早已对俄国人屠杀成性，却照样可以"反法西斯"而塑成其历史正义的一面，所以尽管美国中情局制造了本拉登，但后者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一如山本五十六对珍珠港的袭击，捧手将巨大历史正义性送给他们的敌人，而自己沦为恶魔，历史性地输掉，同理亦为，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可以轻易将平庸者造就成伟人。因为正义性常常是历史的动力、塑造力。

Nobody can change us 是这几天人人的口头禅，God bless American 的歌声到处飘荡，美国再次陷入"珍珠港心结"的含义是：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正义感，we will bring them to the justice, 小布什说此话时底气十足，他上台以来一直十分笨拙，却在危机面前颇显大将风度，justice在此不止是审判的意思，更主要的是正义，我们最不懂西欧文明的东西，就是这个justice。

然而，西方生活方式未被改變嗎？

二〇一一至一四年，我在歐洲、南亞、台北、北美飛來飛去，深有感觸的一点是，西方生活方式难道未被顛覆吗？伊斯蘭恐怖攻擊雖未得逞，但令西方舒適的生活有限化，安檢已成常規，每次進出機場皆須掃描身體行李、去下腰帶、脫掉鞋子、拿出電腦手機，瑣碎不堪，卻人人習以為常，而這一套通行全球，未聞有任何飛機被炸毀空中，亦屬奇蹟。

安全課題由地方性、區域性轉為全球流動性，恐怖威脅施加於全球任何個人，等於綁架全人類，這是世紀魔王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未能做到的，西方價值核心個人至上亦在最基本層面受到挑戰，這還不是生活方式被顛覆嗎？反恐除了訴諸武力別無他途，也陷入以暴易暴弔詭，至今看不到解決之道，基督教文明可謂觸底。

美国发动摧毁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等的讨伐战争，将中东伊斯兰世界原本脆弱落后的结构化为沙漠，谁知中东难民却可以横渡地中海涌向欧洲，又令原本已被福利主义拖累的欧陆再被难民危机困扰——欧陆老牌帝国经两次大战已淬炼出"人道精神"，不忍坐视自己的前殖民地糜烂，更不忍拒难民于国门之外，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它们的小弟弟美利坚图谋的"新欧洲"也化为乌有。

自两千年起，小布什又当了两届总统，美国隐然有了一个"布什王朝"，已经出现垄断政坛的世家现象，但民主政治底下民意只喜欢这类"太子党"，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老百姓认为政治这门专业也得让"专家"来做，只有政治世家才能成专家嘛。布什家族是典型的商人阶层，小布什也搞过石油，他上台一定是富人当道，而南方保守政治的信仰，国内经济政策上主张大幅减税、小政府、少管制、低品质政府服务，鼓励资本主义和私人财富充份扩张，不怕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他们觉得缴纳高税不应救济穷人，而是应该用于美国为了全球市场发展军备。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是以全球为市场维持美国一地的高消费，对华政策就是要中共合作，乖乖提供市场和廉价劳力，成为第二个南美，而尼克松、基辛格的联中抗俄已经过时，须转变为中国成美国的投资场所，变成第二个日本，这种战略设计也说，自近代以来中国跟美国是仇恨最少的两个国家，中美结盟对美国最有利，但是中国的民主化呢？天晓得。

右翼当道八年，引出一部《华氏911》，美国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麦克摩尔，质疑布什家族跟沙特王室、乃至本拉登家族的暧昧关系，出兵伊拉克发战争财，暗示布什政府催化911的"阴谋阳谋"，上映第一个周末拿下全美票房冠军，摘取了嘎纳"金棕榈"奖，但是有人则点出，它是替真正祸首本拉登和沙特王室开脱。把美国言论自由发挥到极致的这位"民粹"艺术家，一贯的风格是煽情和娱乐反讽，由此在中文语境里获得"美国骨灰级左派愤青、资深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头衔，他的忧国忧民倾向，令他的作品越来越滑向政治宣传片。

我也看过一部"美国右翼"纪录片，颇令人惊骇。那是二〇〇八年奥巴马竞选时，HBO电影频道里播出的，有人专门拍摄宾州、俄亥俄、印第安纳、威斯康辛等中西部大州保守派的声音，上镜头的清一色白人基督徒，国内政策上反福利、反社会主义、反同性恋和堕胎；国际政策反共反纳粹，新近又加上一个反恐（反回教），所谓"右翼"的含义便在此，于是在镜头里，奥巴马成为一个多重交叉的左翼目标：因主张福利和社会主义而成"马克思"，又因主张缓和跟回教的关系及撤军而成"本拉登"，不知为何又称他"纳粹"？美国右翼明显有些"反智"倾向（讨厌哈佛以及芝加哥——黑人政治大本营？）、僵化、非黑即白、意识形态至上，实在跟共产党很相似，其优越感来自基督教之上帝"神授"，与共产主义者自命有"神圣使命"一样。

2009年八月盛夏，我们还住在德拉瓦州，太太傅莉牙疼，竟是假牙下面的残留牙根感染，我只好带她往北去宾夕法尼亚界内找牙医，顶在我们州头上的那个宾州县份叫Chester，几英里便进入那里，沿途竟是大片的牧场，美轮美奂的绿草坪一望无际，还有童话般的木栅栏和英俊的马匹。宾州南缘这一块并非农田，而是富庶的养马居民，怪不得宾州一向都是保守共和党的大本营，这些殷实农民也都是最基本教义派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环境，蓝天绿茵静谧，跟都市里的快速拥挤紧张，不啻两重天，太舒适丰裕了也不能没有上帝，只是跟贫民窟里的人不是一个上帝罢了。到了这种地界，你也才会理解那些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保守派。我们来此已七年，竟未北上几步逛逛这片牧场仙境！

然而，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太平洋那一端正在發生什麼。

三、「機遇」：伊斯蘭、東歐與金融風暴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

然而此刻美国的对华政策，又正中鄧小平下懷，其潜台词，是尼克松的一句话：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是"仰息自由市场的人们"。这句话要翻译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场」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动力，这几乎如同资本离不开利润一样。

这里可以做一个比拟式的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羅斯福令美国的制造业，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这种规模，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尽数被东方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拿走。

東方陰謀得以成功，其實也是藉助了西方的誤區，問題是這種誤區，即綏靖主義至今還在主導白宮：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度出席G20峰会后，立即到越南访问，他不否认这一印太之旅与中国有关，但称不寻求孤立或围堵中国。（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

還有一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堂而皇之写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时间指21世纪头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战略设计根据，正是前一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北京大喜过望，觉得天赐良机，但是读者不要忘記，邓小平在"苏东波"大坍塌后，還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二策，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到两千年后的江泽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时也只能"松口气"，不敢想得太多。这世界上有一个政权，将西方的危机看成自己的"机遇"，不止幸灾乐祸于其他两种文明的厮杀，还觉得自己有机可乘，这种投机心态来自一个古老文明，匪夷所思。

这世界上有一个政权，将西方的危机看成自己的"机遇"，不止幸灾乐祸于其他两种文明的厮杀，还觉得自己有机可乘，这种投机心态如果来自一个古老文明之内，则它也在衰亡中是无疑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写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时间指21世纪头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战略设计根据，正是前一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北京大喜过望，觉得天赐良机，可是撑死了只敢算计二十年而已，短视依旧。为何如此？读者不妨回去查看第二章《师夷》，邓小平在"苏东波"大坍塌后，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二策，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所以到两千年后的江泽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时也只能"松口气"，不敢想得太多。美苏两个霸主，中国都曾与之周旋，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玩了半个世纪的"小三"，从中赚一点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而已，未曾有过"坐大"的念头，这次也是谨慎徐图罢了。

四、資本主義衰老

美国人有"地狱十年"之说，从2000年至2009年，掐指算算重大事件有几桩：2001年"互联网泡沫"、"911"纽约双塔遭恐怖攻击、出兵阿伊劳师无功、2005年飓风造成新奥尔良大水灾、2006年两房次贷危机、2007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底特律汽车工业破产等等，除了天灾人祸之外，基本症状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相去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只有十年而已，所以两厢皆难免爆发危机，很难说跟制度有关，也难说孰者为优，早晚只有十年之差，不足为凭。究竟什么使得这个世界乱了套，或者人类社会有周期性的崩解机制？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西方优于共产党者仅一权力制衡，但是金融危机显示它对于高端金融行为并无制衡，其危害之重不轻于极权制度的独裁弊端，党魁与金融寡头皆为私人，人性不完美且离恶不远，自由经济的优越还剩多少？

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格林斯潘用了"海啸"一词，可见剧烈，美国制度根基摇撼，西方各资本主义大国皆临时抱佛脚，采用国家干预手段，连一向反对干预的格氏，这次也赞成干预了，岂非"资本主义要靠社会主义来挽救"？别忘了邓小平恰好是"共产主义靠资本主义来挽救"的，真是"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柏林墙坍塌引发共产体制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把马列主义送进坟墓，那么这次西方的骨牌效应是什么？美国霸主地位终结，接下来是一个怎样的多级格局的世界，难以窥见，但这无疑西方文明的一次衰微，难道会有其他文明来替补，当今可知除了伊斯兰跟西方作殊死抗争之外，未见有东山再起者，而伊斯兰又属垂死挣扎，真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2011年八月第二周股市震荡，四天超过400点的跌涨，历史罕见。伦敦则是数千名青少年在街头流窜，纵火焚车、洗劫店铺，却无任何诉求，似乎受"阿拉伯之春"的感染而宣泄愤怒——"茉莉花革命"没在中国发生，倒是闹到欧洲来了，岂不荒诞？基本的症结还在经济衰退而生活拮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再次破灭。十八世纪以来他们就必须靠海外市场才能维持富裕，两次大战皆为争夺海外势力范围，战后则主要靠海外能源供给，酿出"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高福利西方社会也会动乱，民主制度与此无补，而没有海外市场和廉价产品，西方也会贫富不均，这一切，才是东方那个中国专制得以维系的诀窍。人口膨胀和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之一；衰老欧陆英伦，则是福利主义不堪负荷，这些对于极权体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由此而令自由社会竞争力下降，并延长专制社会的寿命，乃是后"苏东波"时代的新鲜看点。

五、堅船利炮

中國近代孱弱，第一次讀懂的西典，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從此強國弱民；今天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

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 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苏晓康：论美国的几位总统

 

美利堅這群將帥征戰歐陸太平洋，翦滅德日狂魔，卻輕忽於蘇俄孵卵下、暗伏黃土高原避過日寇的土共，二战後期，马歇尔到中国斡旋，希望国共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希望阻止毛泽东派兵跨過鸭绿江；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节制在南越的参与，这一切统统落空了。

若回眸二战以来中美关系之演变，頗令人蹉跎，我简单列了一条线：

罗斯福（亲华）、史迪威（恶蒋）、马歇尔（融共）、麦克阿瑟（挺蒋）、尼克松基辛格（熊猫派）。

讲两个历史细节，有时候人事关系和人的性格成为历史造因，超越那些更宏观和决定性的形势或力量对比。

芭芭拉·塔奇曼那本著名的史迪威传记，透露中国遭遇"共祸"的根源，实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崩解，使罗斯福失去寄望中国（国民党）成为美国战胜日本的辅佐力量（主要是陪美国消耗兵力），转而在雅尔塔请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此乃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决定性因素，苏军占领东北，毛泽东派林彪出兵关外，国民党就输定了。蒋史公案，则中美制度差异之大，两人性格缺点皆被放大，又使两种制度的缺点亦被放大，此为毛泽东这枭雄得逞之诀窍，而一个"醋性子乔"（Vinegar Joe）的性格，亦为中国几亿人一个世纪灾难的偶然造因。

金钟讲了一个故事：毛周1944年曾密謀會見羅斯福總統而不得，近三十年後，變成無惡不作、眾叛親離的一堆臭狗矢，卻接到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美國大總統送上門來。必有詭異。原來1969年有一場核武危機被利用。該年3月，中蘇在邊界珍寶島（達曼斯基島）發生武裝衝突。這無人小島，主權未定，多年來由蘇方巡邏看守，並無衝突。文革是反蘇高潮，毛決定在珍寶島動武，搞一場對蘇「反擊戰」，雙方交火幾次，出動國防軍，使用新武器。蘇軍陣亡58人傷94人。事件震動莫斯科高層，軍方主張使用「外科手術式」核武，打擊中共核基地，「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方將此計劃告知有核合作的美國。基辛格尼克森獲悉，商定阻止蘇用核武，並通知中共，做一單不顧國格的大交易。

一、肯尼迪

這位東岸新英格蘭資本集團孕育的英俊後生，口才極佳，十足魅力型領袖，世界進入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的領袖都不到七十歲，肯尼迪才四十五歲，赫魯曉夫六十八歲，兩個人都脾氣火爆，在古巴這個小島差點引爆核戰。

然而據說他想結束越戰，遭來殺身之禍——川普曾下令解密肯尼迪、罗伯特、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机密檔案，"所有事情都会被揭露"，他说，之前他当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公布了部分文件，但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劝他不要公布更多信息。他说蓬佩奥可能知道什么，他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尊重他们。

故事线是这样的，肯尼迪被刺杀之后，美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高院首席法官命名，叫沃伦委员会。沃伦委员会当时调查结果是唯一凶手是李·哈维·奥斯瓦德。

號稱好萊塢頭牌男星、兩度稱帝奧斯卡的湯姆．漢克斯（Tom Hanks）非常渴望介入這個美國歷史上最神秘的暗殺，「它也許是美國螢幕上最具爭議的電視劇」，它好比美國歷史裡一條噴火猛龍，就是因為它與越戰有關？

二零一三年秋《帕克蘭醫院》一上院線我就去看了。原來漢克斯在這部電影裡，再現了肯尼迪遇刺後送進醫院搶救過程的現場，熒幕上的鏡頭非常血腥，肯尼迪頭部中槍，屍體放上手術床，整個腦子都掉出來了，是最嚇人的一個鏡頭，這裡面最慘烈的承受者，是肯尼迪之妻杰奎琳，難怪美國人民長久地崇拜她，那是西方文明的一種惻隱之心，對受難者的不忍。

影片多次詮釋死者的尊嚴問題，其中也包括那個刺客嫌疑犯。此人被刺殺後也送到帕克蘭醫院來搶救，埋葬時竟無教會肯接納，甚至幾無神父肯為他做葬禮儀式。這個巨大的謀殺案至今沒有找到兇手，因而其政治、社會學、文化的解讀，長久是美國的一門顯學。

二、尼克松

接下來尼克松上台，美国人喜欢他从草根崛起的个性和直率，在美国有很高的欢迎程度，但媒体不喜欢他。

尼克松很快就知道了真相，有一天他找来CIA局长，说我知道是谁杀了肯尼迪，并且暗示了就是CIA，CIA局长陷入很长时间的沉默。

尼克松就没当回事儿，他以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深层政府，以CIA+FBI为代表展开了对尼克松的报复，也就是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是因为有五个窃贼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被抓后发现身上有大量美元和窃听器，调查后他们承认目的是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而背后的主谋则是尼克松。

其实真相是，五个窃贼中有四个都是CIA的特工。事件曝光后，FBI在华盛顿邮报安排了一个自己人进去，让他负责写水门事件调查报告。之后FBI副局长亲自给他喂了很多消息，于是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调查报告就此出炉。

美国对华政策的潜台词，是尼克松的一句话：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是"仰息自由市场的人们"。这句话要翻译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场"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动力，这几乎如同资本离不开利润一样。

这里可以做一个比拟式的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羅斯福令美国的制造业，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这种规模，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尽数被东方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拿走。

尼克松之後，還有卡特、里根兩任總統，一左一右，而里根居功厥偉，扳倒宿敵蘇共。

三、喬治布什

所谓"新保守主义"，绝对离不开石油，这是美国右翼的特征。九〇年代初，有位国防部次长沃尔福威茨，研制出"美国第一"路线图：一、控制全球能源和战略资源；二、压制所有潜在对手（包括以法德为代表的"旧欧洲"和联合国一类超主权组织）；三、通过控制战略资源，扶植"新欧洲"、"新中东"。他跟迪克•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并称"三大右王"，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照剧本演绎，"911"突如其来，倒也给了他们大干一场的机会。

民主党则是左翼，大政府、福利养穷人、开放移民，后来又弄了一个"全民医保"，这种政策在欧洲已经搞得经济萎靡，美国民主党就更是离了中国市场玩儿不转。

邓小平与老布什玩那个"六四绿卡"游戏，谁胜谁负？今天的一个猜测是，当年拿了"六四绿卡"又返回中国的这批留学生，对"中国崛起"起了何等的作用，是一个绝好的课题，可惜未见有人研究。

邓小平其实只有一个谋略：经济救党。他在后毛时代，救毛的合法性丧失，才搞"改革开放"、"白猫黑猫"那一套；"六四"屠杀后，他要再救一次合法性，还是经济这一套，他哪里知道老布什克林顿会迎奉他，拉他进世贸，他就知道有救了，什么也不需要改，所以他才敢对李光耀说"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然而，陈云比邓小平看得更深，依然忧虑"合法性"，才有"子弟接班"的战略出笼，说明他并不觉得"经济可以救党"，这是今天习近平的合法性来源，弔诡地反映了"太子党"恰恰没有"合法性"安全感，这又是习近平色厉内荏的根源。

後來福特成为了尼克松的副总统，而福特正好是沃伦委员会成员，负责调查肯尼迪的遇刺，现在公开的信息显示，他一直在扮演FBI眼线，给FBI透露沃伦委员会调查进展。

所以很快尼克松被逼辞职后，福特就变成了美国总统，从此深层政府再也不担心刺杀肯尼迪秘密被曝光了。

美国现在最大的网红记者Tucker Carlson曾揭秘说：非选举的官僚体系掌握了华盛顿，摧毁那些选举的人，美国的民主成为了笑话。

四、克林頓

也是一個獨立日，從傍晚開始，爆竹轟鳴，一直炸到深夜，倏忽骤停，万籁俱寂，一个规矩极大的社会。寂静里我却在想，美国是老成还是稚嫩？邓小平與老布什克林顿，後來拜登與习近平，誰玩儿誰？

"笨蛋，是经济！"

这是1992年贴在克林顿竞选总部墙上的一句标语。

无疑，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克林顿八年"、乃至往后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主轴，以致后来终于有一个商业大亨胜选入主白宫。

进而，"笨蛋，是经济！"何尝不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要害，并且在后来的全球化时代也成为国际外交关系的要害？

再进一步，克林顿的"笨蛋，是经济！"，其实正中邓小平下怀，而成为中共及邓后两代继承者的政策主轴，只不过修改成"笨蛋，是贸易！"，北京几十年一贯制，并且大获全胜；

最后，在争夺市场、攫取利润掩盖下的政治博弈上，究竟谁是笨蛋，是中国还是美国？也就是说，三十年后，谁在讪笑而谁大呼上当？

五、奧巴馬

2009年1月20日，欧巴马登上历史舞台，我在《鬼推磨》中寫道：

『华盛顿方尖碑广场上云集了两三百万美国人，前来观看他的就职典礼，他们何能甘心美国的衰落呢？这个国家还那么年青，她的国力还那么强盛，而环视周遭又哪里出现了替代者？这个黑白混血儿确乎是气度不凡，演讲情词并茂，剩下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弔詭的是，欧巴马雖能在美國造出他的奇理斯玛（Charisma）神话，充分动员了至少两种文化／种族心理，一是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满足感，一是白人的救赎满足感；当然还可以包括第三种，即所有有色人种的成功感，Yes， We can乃是最具涵盖性的一个口号，然而，它不免是一個幼稚的左派泡沫，全民福利、控抢、全球暖化，却媾合华尔街；医保普及，却令受保者和国家双方都不堪负荷；大搞「社会主义」之際，卻聽任華爾街集體瞎搞。欧巴马撤军阿伊、放纵中国在南海扩张，令中共坐大，美國再次遭遇強敵，則是一個重大戰略失誤。有一則秘聞稱，副總統拜登的兒子亨特，在白宫说服欧巴马允许中国在南海珊瑚礁筑岛，顯示民主党与中共沆瀣一气，而克林顿夫妇引北京入最惠进世贸，乃是中国崛起的金钥匙，到底把美国搞穷搞糟了。這股勢力，最進被美國民眾冠以「沼澤」（swamp）之稱，还有一个别称「深层政府」（Deep State Swamp）。他们要找一个人来「抽干」沼泽，无疑他不能在「沼泽」里，必须是一个「局外人」，或稱「政治素人」。

於是接下来便有「2016年美国大选成两个恶棍的争夺」，特朗普只是一个张狂的商人，希拉蕊才是阴险的政客，与好莱坞华尔街沆瀣一气，代表美国正宗资本主义，大选第二场辩论特朗普笨嘴拙舌，希拉蕊则颇显老辣辩才，媒体也倾向她，民调却说特朗普占上风，细想之下，原来希拉蕊雄辩「政治正确」那一套，已是年轻选民和「红脖子」们（the red necks）不要听的（相反他们更欣赏特朗普的粗鄙），而希拉蕊引述蜜雪尔的话居然成败笔，这才看到美国隐蔽的「种族立场」，欧巴马魅力尽失被大众抛弃，希拉蕊和她的竞选团队未能把脉这个这个隐晦的民意（情绪），可能输掉这场选举。西方制度强于人，人性缺陷被制度过滤净化，乃是此制度特色中比分权功能更大的优点。

難道「制度淨化人性缺陷」，也是一個神話嗎？美國迎來一位「憨大」總統，偏偏性格毛病極多，特朗普確乎承諾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主攻华盛顿建制派和全球化（华盛顿、北京、华尔街），造反资本主义，引来华尔街、大媒體和好莱坞的聯手圍剿、口诛笔伐，弄到只有一個推特可用，搞了四年「推特治國」。美國經濟在他治下可圈可點，但是他應對瘟疫，一敗塗地，就在於他的性格。特朗普夫婦十月二日中招，雖迅速復原，卻已於競選投下陰影，因為他的防疫政策失敗在先，而他本人拒絕相信專家意見而視病毒於不顧，恰在證實左翼精英對他的詬病，大選情勢下，國民何敢將全國安危置於其手掌？這位地產商坐進白宮後弱項一再敗露，但是我更擔憂他敗給民主黨，令美國再給四年綏靖北京，恐難翻身矣！

沼澤似欲畢其功於一役，終結特朗普這廝，竟傾巢出動，他先被民主黨舞弊奪走選票（拜登曲線），接下來民主黨大佬麥康奈爾出面拋棄他，再接連被三權分立的最高法院、國防部等拒絕，最後連他的副總統彭斯也背叛了他，於是他只剩下一條路：號召人民，他也只能用推特號召，說2020年大选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号召支持者不要放弃，「1月6日华盛顿见，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信息」。

他绝对想不到后来出现的失控，「和平抗議」總會被「少數暴徒」演成一場暴亂，而遭到全世界譴責，好像三十年前的「八九學運」又在華府重演，遠在北京偷笑的，已非鄧小平了。

六、川普、拜登

2023年7月4日，又是一個美國獨立日，但是這個最年輕、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好像已經搖搖欲墜——不像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珍珠港偷襲」，這次來自東方的兩個怪物：廉價勞力和數字幽靈，前者分裂了他們的價值觀，後者顛覆了他們的選舉，令美國內部深刻分裂，美國（包括整個西方）只有一個通靈寶玉：選舉，搞壞了她，什麼自由、市場、法制，統統是銀樣蠟槍頭，像我這樣的新移民，也剛剛有了選票，卻忍痛看它快要成一張廢紙了。

『在全球几个月来的高度关注下，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活动，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号登场了。无论结局如何，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都应该会在美国历史上被记上一重筆。《河殇》撰稿人，流亡美国的作家苏晓康先生在分析美国大选时指出，他从大选中看到的是美国左右阵营的「文化战争」，宗教的影子也越来越突出；从国际政治上看，他认为特朗普在四年前当选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局势布局是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实际上，从多个层面来看，这场选举都非常特别。无论是民众投票创下新高，还是白热化的竞争，再加上新冠疫情肆虐让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居全球最之首的国家的背景，特朗普都未能幸免，他在染疫隔离入院治疗一周后迅速返回热烈参加竞选造势活动的支持者中。而反观他的对手，拜登团队的竞选策略似乎是以静制动，主要原因世人皆知，虽然今年两位竞争白宫主人的主要候选人是拜登和特朗普，但是如果可以将美国选民分成两个阵营的话，很显然并非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美国传统大党，而更是热烈支持特朗普和极度厌恶特朗普的两大派别，很多人投给拜登就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并非支持拜登的竞选纲领。所以，有分析将这场选举戏称为「对特朗普的全民公投」。

『「政治素人」特朗普的四年执政被反对人士指责为严重地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同时也撕裂了美国，激化了种族冲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特朗普的四年执政和2020年选举是一个历史拐点。』

自從二〇二〇年春天病毒蔓延以來，坊間一直流傳著「十月驚奇」的說法，誰知到了深秋，這個「驚奇」原來是美國大選，拜登代表民主黨挑戰現任總統特朗普。十一月三日，法广主持人艾米采访我，『苏晓康看美国大选：美国社会分裂原因非常深刻』，前面引的文字，是法广这次节目的导言，這次访問我谈了對特朗普和拜登兩個人的看法，以及美國社會被左右撕裂的深刻背景：

法广：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四年前「出乎预料」地登上了美国政权的最高峰，但他四年执政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您如何看特朗普这个人物的出现，以及在美国的政局和政坛上所带来的影响？

苏晓康：四年前，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时候，结果出来就让媒体和民调公司全都跌破眼镜，因为结果与预测完全相反。这里有一个大家都没有分析到的因素：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正是这些人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现在的基本看法就是这样，因为那些人所在的选区和所在的州都是关键性的摇摆州。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30年来的所谓「全球化」。

我们过去讲「全球化」指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国家进入了世界，进入了西方的眼里。但实际上，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中国三十年的崛起的原因基本上就是让美国的资本进入了中国，让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产品。而后果，就是把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和市场全部抢走了。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中产阶级的失业潮因此而来。

究其原因，造成这个结果的基本就是这些年以来在白宫里面的掌权人，包括柯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但是美国的两个大党都要和中国做生意! 在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说采取「韬光养晦」策略，要江泽民和美国做生意，邓小平初衷是为了挽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的，这一点美国人根本就不懂。柯林顿也非常得意，他和江泽民签署了两个很重要的决议：让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也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而促进了中国的崛起。那是谁干的呢？就是克林顿。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共这个集权政府是通过列宁式的集权方式来输出廉价劳动力。这也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从18世纪的西方工业革命到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美国崛起都没有发生过类似局面。只有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其老大哥苏联的政权在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竞争过程中的野心——苏联就是因为计划经济落后输给了美国，但是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垮掉，还拿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使用的是廉价劳动力：在非常低的工资、没有福利也没有人权的保障的情况下，让由大量农民工组成的中国工人劳动，产品都是卖到美国和西方国家。

这样一种「全球化」恶果极其严重，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赤贫化。美国主要的传统产业的地区，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严格讲并不是很富裕的。但是基本上来讲，一个丈夫出去工作可以养活一家人，靠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靠的就是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这并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保障的，而是由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所保证的，因为他不给中国的农民工涨工资。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已经上升，中国也就没有多少市场了，现在欧美的市场都跑到了东南亚。但是，这是三十年来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在一个极权的制度下对西方的一种剥夺。

这种剥夺的局面要形成需要两种因素。一个是中国的极权制度，另一个需要西方的华尔街、白宫和政府愿意和中国作交易才能实现，包括我刚才讲的美国那几个总统。所以到了2016年的那场大选时，美国中西部的老百姓就把特朗普这样一个地产商和亿万富翁送进了白宫。

那么特朗普在竞选当中能够赢得这些选票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承诺要帮美国人从中共手中要回美国在30年中失去的利益，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贸易战。贸易战也让习近平焦头烂额，也让中国的经济受很大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并没有想推翻或者结束中共这个政权，他的目的就是要帮美国要回这三十年之内失去的东西。

法广：特朗普在四年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了白宫，但或许也打开了让西方世界看到问题所在的窗口。在四年之内可能没有完全解决他希望解决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今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出来的美国总统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吗？

苏晓康： 拜登完全就不是特朗普的路线。拜登就是要延续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路线，他本身就是奥巴马的副总统。而民主党的方针，就是要延续克林顿当年和江泽民谈判好的两边做生意政策，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和美国做生意来维持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我想如果拜登上台，他还是会继续走这样的路，因为中国这30年来资本主义基本成型。目前廉价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但老板都还是中国的。美国如果要维持和中国原来那样的全球化关系，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

但是如果特朗普上台就完全不一样了，特朗普就是要把已经搬到中国去的产业通通拿回美国来，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全球化当然有问题，但是全球化按照价格的规律来走，也符合市场规律。现在真的很难讲如何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这两个总统的选举如果要维持美国的市场和经济的话，当然就要决定是否还要继续维持30年来的全球化发展方式。我想拜登就是要继续延续这样的方式，但特朗普并不会同意。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背后有一场，我称之为美国的「文化战争」，也是左右两翼的斗争。特朗普代表右翼，右翼是中西部的中产阶级，也是美国的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反对的是左翼中，包括民主党和奥巴马这样的政治家以及好莱坞现在的价值观念所代表的新价值观，包括同性恋婚姻，变性合法等等。

我认为这个现象在美国走得特别激进。从人权运动和民权法案以來，大家就尊重所有人的选择，不论什么价值观念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是这种非常超前的价值观如果要让全社会接受，自然就会产生反抗的力量，这些东西都造成了美国现在的左右争执。

我认为左倾很超前，但没有社会基础，主要涉及到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纽约的年轻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非常热衷于新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中西部却是非常广泛的普通农民，他们都是基督徒，在观念上就比不上东西两岸先进和超前。这也是美国在政治上出现不同的总统和政治领袖的原因，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地理上的因素。30年以来，中国的全球化主要影响了美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的生计，他们甚至在政治上找不到能够代表他们的领袖。

而价值观念上的文化战争冲突也有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911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震动，也唤醒了已经在这么多年来正在沉睡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意识，现在中西部的基督教徒既反对伊斯兰的极端倾向也反对左派的超前的价值观念，他们两边都反对，所以美国的分裂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

（以上為採訪部分）

美国意识形态左右大战，左倾福利、平均、平权而激进（如变性人等），右翼则是中西部信教民众，守持基督教伦理底线，却内藏「白人至上」价值，但是双方对冲，却受来自东方的某种因素介入，咸信中共的渗透，我则觉得更简单，乃是中国廉价劳力，在一個壞制度的統御之下，所向無敵，其實就是我說的「鬼推磨」。

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是绞缠着医疗艰辛的另外一种故事

我在朋友圈里刷了一遍，没有一篇转发的帖子。那天也只有寥寥几个帖子。发酵几天之后，她上过微博热搜，网上各种蹭流量的帖子甚嚣尘上。

但是迄今为止，在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之中，都没有她的真实姓名，她的故事模糊难辨，只能在她的小红书账号中依稀重构。人们的关注点，是她有一套房子，200万存款，以及她每一步都走错了的人生。

在她漫长、痛楚而孤独的死亡之后，她幻化成了一个教训：不重视自己的身体，抠门不舍得花钱，怯懦怕事。连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

她的小红书账号，至今只有1.3万粉丝，6.9万获赞与收藏。虽然在最后的几个帖子里甚至有几万的评论，但是可以说，她只是悄悄走掉的另外一个生命，给人们留下的不过是警醒而已。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断言：一个普通人，潦草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可是一切，为何会如此发生？

01
在有限的资料中，尤其是来自于她和网友之间的互动，重构一下她在舆论中极其匮乏信息的一生。

1982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知在哪里上的大学，在武汉的体制内工作，父母尚在，母亲70多岁，至少有一个妹妹。

十多年前，单位体检中发现卵巢有一个囊肿，此后每年体检中都有发现。医生说一个腹腔镜手术就能解决，但是怕花钱，怕麻烦家人，没有做。十多年没有任何行动。

2023年7月B超发现增大。依然没有重视，当天回去上班。

2023年11月，脚骨折，怕扣工资，继续上班。腹部已经肿胀，但以为只是长胖了。

2024年3月，再次检查，发现了16cm的包块，怀疑卵巢癌。开始搜寻资料，发现最好的医生在上海和北京。但是怕去外地医院麻烦，医药费单位不报销，于是选择武汉的三甲医院。

这时候，还不是最晚期，只要手术切干净，预后就会挺好的。

她积极配合治疗，也很乐观。接受了手术，接受了4次化疗，没有做放疗，认为用处不大。

结束化疗后三天，她回去上班。一个半月后，腹痛一周去看急诊，转移复发了。因为没切干净，医生没有做评估，直接加了化疗，所以无法做二次手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为了省钱，她参加了免费的用药小组，并且进了两次，每次都要重新检查，长时间耽误治疗，病灶不断生长转移。

今年2月份开始，用药已经无效，只是不断进展。她的帖子里，都是疼，肚子疼死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6月20日，她留下了最后一个帖子，“我今晚就要走了”。全文是：昨晚灌肠之后，去大厕时肠穿孔了，我今晚就要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许多人在询问她的情况。6月23日，有病友贴出微信对话：我是XX兰的妹妹，我姐凌晨三点左右走了，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爱与支持，在此告知一下。

病友说，最后三天，生不如死。

对了，她的微信名字叫：阳光米兰。

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如此漫长而痛楚，但是她的生命却结束得如此潦草而简单。在这些天里，再没有任何信息更新了：她的家人，医院，或者同事。

而自媒体和机构媒体在意难平的是：一个43岁的独身女子，以一己之力，给自己买了房子，还有200万存款，从旧帖上还可以判断她大约还有一辆车。为什么她要如此刻薄对待自己？

在她的帖子里，反反复复地出现，怕麻烦，省钱。

在一次做心电图的检查中，她记录了一个细节。她受到一个态度恶劣的护士“像驱赶一群奴隶”的对待。她出来后拍了照，护士抢过她的手机，删了照片，说“你去投诉我啊，我叫李xiaoqing”。

她说，当然我不敢投诉，我怕她是关系户，怕我再去医院看病给我使绊子，可能连命都没了。这已经是2025年4月9日了。 一直到今年1月16日，她才发出了一声感叹：治疗不能省钱。

她说，工作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本打算退休可以享受下生活，可能也用不到了。几年来心心念念要去看的演唱会，今年开了好几场，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去看了。

她其实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家人淡漠的恐惧，单位扣钱的恐惧，投诉无门的恐惧，退休之后的恐惧，靶向药太贵但是没有作用的恐惧，医疗费报销不了的恐惧。

从十多年前发现卵巢囊肿之后的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恐惧来概括。没人陪，花钱太多，单位惩罚，没有未来。

她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不重视。她一开始就很紧张，在从囊肿发展到癌症再到治疗，每一步她都掌握、了解并且采取措施。

但是她每一步都采取了最谨小慎微，最省钱，最便捷的方式，并且完全遵照医生和医院的指示。她没有任何一步进行质疑，冒险或反抗，因为每一步她都因为恐惧而退缩。

连在死亡的门口，她都客客气气，谨小慎微。

为什么一直到今年1月她才感叹不能省钱，因为只有到了这一步，她才能够确认，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再也没有更大的恐惧了，钱在未来已经没用了。

她并不是死于对自己的疏忽、认知的愚昧，或者省钱到抠门。她是死于恐惧：在恐惧未来的压迫之下，她不敢越雷池半步。

02
可是，我们都有来自于金钱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为什么她会谨慎到如此的极端？

“小米悠悠”的账号一共只有34个帖子。她迟至2024年1月12日才开始总结忏悔自己的治疗过程，而在此前，她在小红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透明。

5月1日她的帖子说肚子疼得厉害，离她的生命终结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她的父亲远在山东老家没有过来，妹妹去参加老公哥哥的婚礼，“就剩我和妈妈在医院里煎熬，人类的悲喜果然真是不相通的。妈妈70多岁了，好多事情也不懂，每天都会哭。”

她比我们多数人都不幸得多。原生家庭冷漠而悠远，在已经必死的道路之上，只有年迈的老母亲在她的身边哭泣，家里的亲人也并没有多么在意。

她已经43岁了，在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男友或丈夫的痕迹。在一个（未经证实）已经被删掉的贴图中，她说，可能跟小时候的阴影有点关系。她一直被村里的一个大叔猥亵。感觉父母多多少少应该知道的，但是也没啥用。甚至在上了初中之后，父亲还责怪他对这位大叔不礼貌，来家里不打招呼。

她说出这件事，只是一个阴影，没有愤怒，委屈，呐喊，就如同在描述旁人的事情一样。她说隔壁姐姐也是如此。

她所生长的环境如此恶劣，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是犯罪的行为，她只是默然承受，甚至认同了它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她因此而断绝了通往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但她却并没有把这当成是一件自己家乡或者整个社会的病态和罪恶，而只是一件应该自己咽下的苦果。

她2024年9月发的帖子说，被当地医院坑惨了。手术有残留，没有进行评估，做二次减瘤术，导致痛失二次手术的机会。

但她也只是抱怨。就像不敢反抗那个抢夺她的手机的护士一样，她不敢反抗医生。她没有发起任何针对医院手术的诉讼，要求赔偿，或者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她只是抱怨接下来的治疗昂贵而无用。

她大概也会认为，如果得罪人，接下来人家不给她治疗怎么办？或者她一个父亲不疼，妹妹不爱的单身女子，反抗有什么用呢？

她默默地咽下了所有医疗失败的苦果。

03
她参加了免费用药的实验小组，没有人告诉她这会耽误她的治疗，没有人给她更好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手术方案。

她只是默默地在粉丝寥寥的小红书上自怨自艾，接受一些病友的安慰和建议。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她怎么能不谨慎，把自己的钱计算到极其精细的地步呢？她的家庭帮不了她，似乎她的单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她的医生也并没有给她最佳的选择。她自生自灭。

蔡澜逝世｜ 交往61女友，风流一辈子

 

（香港27日综合电）被喻为“风流才子”的蔡澜曾在中国节目《十三邀」中表示，年轻时交过61位女朋友，感情生活多姿多采，他还分享追女心得：“交女朋友要练习，不是说马上就交到，怎么练习呢？丑的照杀，杀久了以后，你就成了专家，那漂亮的跟着来了。”

在交女朋友这方面，长相平平的蔡澜可从没输过，他公开自己交往过61个女朋友，遍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也有女明星，可谓是风流了一辈子。

蔡澜曾在过往的访问中透露，年轻时是一只“无脚雀仔”，曾一年结交一个女朋友。在母亲催婚下才成家立室，蔡澜表示每个女朋友他都同样喜欢：“我叫我妈自己选媳妇，但我娶了她之后，母亲不准跟她吵架。”最后蔡母选择台湾的女友，正是结婚数十年的太太张琼文。

蔡澜虽然风流，但对太太非常好：“婚姻是一种诺言，婚后我从来没有出轨，如果我不能给安全感太太，我没资格和她结婚。”

妻子张琼文“会做，懂吃，不管他”

与蔡澜一样同为电影监制的张琼文，是个女强人。蔡澜称自己的太太“会做，懂吃，不管我”。

结婚这么多年，蔡澜的艳遇一段接着一段，对此张琼文从不过问，从不干涉。澜曾经在拍摄《志云饭局》时说过，张琼文是很好的妻子，“我妈沒选错”。

蔡澜坚持“丁克”不要孩子，张琼文也同意。选择不生育，他坦言：“一点后悔都没有”。蔡澜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长大，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我哥哥和弟弟都有小朋友，所以不必我来生了。生来干什么？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要做来干什么？这个想法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名字有“澜”幸未经历风浪

活到这把年纪，蔡澜感慨自己很幸运，尽管名字中有一“澜”字，人生却没有经历太大的风浪。

有次，蔡澜在国外旅行，坐飞机遇到气旋一直往下降，持续了5分钟。坐在他旁边的澳洲大汉吓得腿软手抖，蔡澜神态自若地坐着，陌生人问他：“你死过吗？”

蔡澜回答：“不不不，我活过。”

这些年，总有出版社让蔡澜写回忆录，他都拒绝了，“我死都不肯写”。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的回忆录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那么多缺点不敢写出来，都在说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的人。

如果有一天，蔡澜决定写真实的回忆录，他称“要等让我写的人都死掉了，就可以写了”。

列出“死前必吃”菜单

爱吃会吃的蔡澜，还列出了“死前必吃”清单，有各种菜式：炭烧响螺、猪油捞饭、四川麻婆豆腐、削法国黑松露做欧姆蛋、反沙芋、印度咖哩螃蟹、法国白芦笋……

蔡澜称，如果吃完这天下美食，就没人怕死了。

gslb.me提供免费的智能 DNS 服务

gslb.me提供免费的智能 DNS 服务，支持各种常见解析类型。免费版还支持一些高级功能，DNS平衡和GeoDNS地理解析、防火墙等。可以添加自己的域名，也可以直接使用自带的免费二级域名。有六种后缀可选，格式是glsb加不同后缀，形如：xyz.gslb.biz 等。

gslb.me注册简单，只需邮箱就能注册，无需手机号、信用卡。

网址：https://www.gslb.me/

点击右上角登陆，登录框旁边有注册按钮。注册后邮箱全名就算用户名，登陆密码是一个随机字符串，会通过电子邮件发到注册邮箱。注册过程比较简单，默认英语页面看不懂可以通过自带翻译功能的浏览器来访问。

如下图所示，右键添加域名，图中间最上面add record添加记录值，保存。
添加解析记录。

地理解析

gslb.me免费版还支持GeoDNS（地理DNS），这在cloudns是一个收费功能。

    GeoDNS（地理DNS）是一种基于用户地理位置进行智能域名解析的DNS服务‌，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将用户请求路由至最近的服务器节点，降低网络延迟并提升访问速度。‌‌例如：欧洲用户访问某网站时，可能被解析至法兰克福数据中心；亚洲用户则被指向新加坡节点。‌‌

下面简单说一下在gslb.me免费版如何使用GeoDNS功能。
1.添加域名

和上面类似，首先添加一个域名。下面用自带的免费二级域名作为示例。自己的域名不想改ns可以用自带的免费的二级域名先设好，用自己的域名cname过来。
添加geo域名

自己填一个名字添加。

Smart Balancing一项要选择Georouting，拉到最下面点击保存。
2.添加ip

如下图，右键点击域名，选择add traget 来添加ip。把 Checks Available里面的两项都加入到右侧。拉到最下面保存。

如图所示，上面已经添加了两个ip（免费版只能添加2个）。
3.添加分地理解析规则

回到第一步添加域名的那张图，点击 Setup Georouting 进入设置页面。

下面的例子设置的是已经设置好的两条规则：

    内地访客解析到1.1.1.1
    其他所有的访客解析到8.8.8.8

添加地理规则添加地理规则

点击 Add country-based rule ，给规则取一个名字（如上图右上角的cn、all）。然后选中相应的国家、地区，点下面的加号添加进去，然后把第二框相应的ip添加到第三框。同样再添加一条，全选上面剩余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添加进去。

上图已经添加了两条，图上显示是第二条。添加完毕点击右上角 Save all rules 保存。保存之后页面顶部出现 Commit 1 objects ，点击它进行提交。右下角出现绿子提交成功。

通过在线ping工具已经可以看到，已经按照我们设定的规则运行。

上面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需要的童鞋还可以根据ISP、ANS、就近原则等规则进行组合。
其他功能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如负载均衡、跳转、防火墙等功能。

详见帮助：https://www.gslb.me/howtos/

千年宿敌：波斯与犹太

摘要：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皇帝释放犹太"巴比伦之囚",由此拉开了波斯人和犹太人交往的帷幕,并且奠定了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基础。即使在漫长的犹太人流散时期,波斯统治者对其辖下犹太人也基本采取宽容政策。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成为波斯人和犹太人占主体的唯一国家。巴列维国王时期伊以之间建立了较为默契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1979年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以国家关系和波斯—犹太民族关系均陷入严重对峙,并一直持续至今。

原标题：《波斯与犹太：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波斯人和犹太人是中东地区两大古老民族， 在漫长遥远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古时的融洽和巴列维国王时期 (1941年一1979年）的默契，也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僵持。本文拟以时间为主线，以民族和国家为载体，对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两大民族为主体的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做一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探寻二者关系发展的特点。

一、波斯人解放犹太“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原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 最初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游牧的人”。根据 《圣经•旧约》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原来居住在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帝国附近，后来迁移到迦南（巴勒斯坦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 纪，犹太人就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统一的王国，但是不到一个世纪王国就分裂了。公元前 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大军攻陷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王国的政治之都耶路撒冷， 不仅毁掉了犹太人的宗教象征所罗门圣殿，还把 王室成员、祭司、工匠等数万名犹太人掳往巴比 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正是犹太人历史上这一 悲惨遭遇，拉开了他们与波斯人关系的序幕。

早在3500多年前，波斯人就出现在今伊朗地区，正如怀有强烈波斯民族主义情感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所言“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新兴的雅利安族人与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其他部族相汇合，成为我们的老祖先。” [1] (P.13)波斯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业绩卓著。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皇帝缔造了波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一公元前330年），即古代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国。仰仗雄厚的实力，居鲁士皇帝大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攻打新巴比伦王国时，居鲁士受到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的支持和策应，因此当他于公元前538年灭 掉新巴比伦王国后，立即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将巴比伦人掠夺来的5000多件物品归还给犹太人。此后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得以陆续返回巴 勒斯坦，并且在波斯人的帮助下在耶路撒冷重建了他们的宗教圣殿。居鲁士皇帝对“巴比伦之囚”的解放，深深赢得了犹太人的感激和友谊，为此后中东地区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

与漫长流散期间遭遇的种种苦难相比，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时期的生活可以用“平和”来形容。波斯统治者执行较为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境内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 一些犹太人还上升到宫廷显赫位置[2]。

(一）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政治管理

波斯帝国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国家治理，特别是行政运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行省制度就是其创新之一。大流士一世把全国划分为多个行省，每个行省设一名省长。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先后生活在阿巴拉哈拉和撒玛利亚两个行省管辖之下的犹地亚地区，犹地亚“主要由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组 成” [3 ]( p. 119)。在政治上，犹地亚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和行省的双重控制，尽管如此，犹地亚对波斯帝国一直是非常忠诚的。比如在公元前448年，阿巴拉哈拉行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大起义，犹地亚就没有涉入其中。也正是在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为了削弱阿巴拉哈拉行省的力量，波斯统治者把犹地亚并入了撒玛利亚行省。

犹地亚的地位在公元前445年改革后发生了 重大变化。改革后它在政治上争取到了独立自治行省的地位，这就使得它从此直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的统辖，而不再受行省一级的牵制和盘剥， 犹地亚所承担的赋税自然也就大为减少。这一时期犹地亚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一时之间，犹地亚经济呈现出繁荣之景象，一些犹太人也发展成为土地所有者、商人、承包商、收租人等[4] (p. 110)。犹地亚的独立自治行省地位一直持续到波 斯帝国灭亡。这充分说明了犹太人在波斯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表明波斯人对异族特别是犹太人的包容。

(二）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宗教宽容政策

总体而言，波斯帝国对被征服地区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在公元前538年攻陷巴比伦之后，居鲁士皇帝对两河流域的宗教予以恢复。感受到波斯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态度，犹太人遂向波斯统 治者提出在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宗教圣殿的请求[5 ] (P.306)。怀着宽容之心的居鲁士皇帝爽快地答应了犹太人的请求，颁布赦令允许“巴比伦之囚”回 到故乡并重建他们的宗教圣殿。借此敕令，犹太人多年来回归巴勒斯坦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正是由于居鲁士皇帝的这一敕令对犹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以犹太人经常把这一敕令与20世 纪初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贝尔福宣言》相提并论[6] (p.70)。此后在波斯人的帮助下， 犹太人最终在公元前515年（一说516年）完成了耶路撒冷犹太教宗教圣殿的重建。

在居鲁士皇帝释放“巴比伦之囚”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返回了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些犹太人宁愿继续生活在巴比伦，而且犹太社团还 逐渐从巴比伦扩展到波斯帝国的其它地方，他们 也受到波斯人的宽容对待。总而言之，在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不仅得以重返巴勒斯坦，再次拥有 了自己的家园；重建宗教圣殿，再次拥有了自己的 精神寄托；而且还在政治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自 治，在经济上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既然享受到如此之多的发展便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面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强力征服时，为何很多犹 太人拒绝投降“因为他们不想背叛对大流士（波斯帝国）的忠诚” [7] (p.200)。

三、历史变迁中的波斯人和犹太人

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统帅的希腊军队所灭，直至20世纪前期，波斯人虽 然在不同时期又建立了几个统一且独立的王朝， 但是他们也曾经多次遭受异族人的统治，和流散中的犹太人一样成为他国的臣民，这使得犹太人 和波斯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特点。

从公元前330年直至公元前129年，伊朗历史进入了所谓“希腊化”时期，先前处于波斯帝国统辖之下的犹太人也与波斯人一道成为希腊人的臣民。自然，由于共同沦落为被征服之民，所以这一时期的波斯一犹太关系也就乏善可陈。为了摆脱希腊人的统治，不管是波斯人还是犹太人，都进行了艰苦的反抗。经过持续的斗争，波斯人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了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中称其为“安息”），并且在该王国带领下于公元前129年结束了希腊人对波斯的统治。而犹太人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马卡比王国”此后犹太人和波斯人又陷入了与罗马人的激烈斗争之中。对犹太人而言，罗马帝国是一个梦魇，在接连反抗失败并遭惨烈镇压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最终于公元2世纪前期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流散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犹太人来到伊朗。

公元224年，伊朗建立了在其历史上十分有名的萨珊王朝，直至651年被阿拉伯人所灭，这个王朝始终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力量，与（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构成了萨珊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主题。在这一时期，波斯人再次对犹太人敞开了宽容的胸怀。因为这时犹太人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基督教宗教迫害，作为非基督教地区，而且历史 上又有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的传统，所以伊朗自然成为流散中的犹太人的一个可靠选择，再加上人口的自身繁衍，这些因素导致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的犹太人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之势。

不过，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公元651年阿拉伯人灭掉了萨珊王朝，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伊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一 部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波斯人信奉的最重要的宗教。伊朗历史上的这一变化，对其境内存在的 很多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剥夺了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二等公民。在阿拉伯人的统治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地方割据，伊朗又被蒙古人所征服，波斯人和居住在伊朗的犹太人再 次沦入外族人的统治之下，直至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年一1736年）建立，波斯人才又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

但是对伊朗境内的犹太人来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在最初并不是一个福音。因为该王朝奉伊 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在很长时期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认为是不纯洁的信仰者，因此该王朝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以此作为享有豁免人头税等权利的必备条件。此外萨法维王朝还关闭了犹太教堂。尽管犹太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虔诚地信仰犹太教，所以这一时期他们实际上过着表面的穆斯林和内心的犹太教徒的双重宗教生活。直到1661年，萨法维王朝才颁布法令，宣布犹太人享有公开并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生活又逐步归于平静。

进入20世纪以后，犹太人在伊朗的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伊朗1906年宪法授予了犹太人在议会中拥有一名代表的权 利。在巴列维王朝（1925年一1979年）时期，伊朗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给予犹太人宗教自由，希伯来语被纳入到犹太学校的课程体系中，犹太报纸也被允许出版，犹太人甚至可以到政府中任职等等。不过，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和国际社会反犹主义的加剧，相当亲德的礼萨国王也相应调整了对 犹太人的政策，这使得伊朗犹太人遇到了一些发展障碍。

四、伊朗和以色列：国家关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 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均是波斯人和犹太人分别占主体的唯一国家，所以此后在考虑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波斯一犹太的民族关系更多地让位于伊朗一以色列的国家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特点鲜明的两大时期：一是巴列维国王(1941年一1979年在位）时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后（1979年至今）的僵持。

(一）巴列维国王时期伊以关系默契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伊朗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双边关系，这既是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恶劣的周边环境和与美国的亲近关系使然，也受到各自现实利益需求的推动。

1. 伊以接近的国际环境

以色列建国后，其周边环境非常恶劣。在它建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受到来自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军事进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以色列又先后数次和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可以想象，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新生的以色列国家会承受多么严峻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伊朗与阿拉伯人也是多有恩怨，其地区处境也不甚理想。这样，以色列和伊朗均处于心怀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都面临着扩展外交空间、摆脱地区孤立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加强联系就成为其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可取选择。

再者，虽然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等一系列行动中苏联的表现也让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非常满意，但是睿智的以色列决策者仍然在建国后不久就确立了亲美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伊朗饱受英、俄（苏）两大强国的持续蹂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盟国和轴心国皆对地缘战略价值巨大的伊朗虎视眈眈，结果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联手武装占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巴列维”或“巴列维国王”。国家和家庭的惨痛经历促使巴列维国王认真思索伊朗今后的对外战略，在1953年伊朗发生了美国策划的政变之后，权力失而复得的巴列维国王在外交上就完全倒向了美国。这样，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伙伴，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的接近又具备了较为强大的外部推力。

2.以色列发展与伊朗关系的主要诉求

以色列建国后，吸纳更多的犹太人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阿以冲突的加剧，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或迫害，特别是伊拉克犹太人，人数较多且遭受的磨难较重，帮助这些犹太人移居自己的祖国自然成为以色列决策者的坚定使命。因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长的边界，所以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力度，寻求伊朗的帮助以“解救”伊拉克犹太人， 就构成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征[8]。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本身也拥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与伊朗加强联系也有维护伊朗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像一些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所受到的那样的歧视和迫害，所以在1948年到1977年间，只有4. 5 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仍 然继续留在伊朗生活[9]。

以色列主动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另一因素，是希望获取伊朗石油。虽然中东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地区，但是那里盛产石油的国家除伊朗外几乎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于石油缺口较大且深陷阿以武装冲突中的以色列而言，获取中东石油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和犹太人有较好关系记录的伊朗。早 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此后以色列一直积极与伊朗探讨双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甚至在对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 ~ 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的，1976年这一比例则是75% [10]。来自伊朗的石油对深处困境的以色列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3.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主要诉求

国际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利益价值的互相交换。在伊朗帮助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同样可以向伊朗提供巴列维国王所渴求的东西。虽然巴列维在1941年就登基为王，但是直到1953年政变后，他才成为美国并不十分得力的地区盟友，而此 时，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早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 一大鲜明主题。为了改变获取美国援助不力的现实，巴列维国王着重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希望通过此举，可以使美国犹太人向华盛顿政府施压，以推动美国执行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这一迂回战术，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伊以关系的良好发展。

获取军事和特工等业务培训是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另一考虑。巴列维国王是一个非常崇尚军事力量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情报机构建设的领导者，而以色列恰好在军事、情报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伊以两国在这些领 域中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至1961年，以色列已经为伊朗培训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而且从这一年起，以色列军队中包括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多次造访伊朗，当然也有很多伊朗高级军官访问过以色列[11](pp.43 ~44)。伊朗的情报机构建设同样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 ”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得到闻名于世的以色列摩萨德的人员培训和信息提供[12] (p.165)。总而言之，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和以色列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而且都和美国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各取所需，进行了长时期的默契交往，两国政府间 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融洽的时期。

(二）霍梅尼及其后伊以关系的僵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国王失去了政权，以色列也随之失去了与伊朗的默契交往，因为1979年以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以 色列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一再强调：“对待以色列的正确 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在伊斯兰国家心脏的这一毒瘤受到列强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13]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着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凌驾于三权之上，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 权罢免总统。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会演化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伊朗一以色列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现政权仍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且积极支持一些激进势力反对以色列。对于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们深切期待的巴以和平进程，伊朗的态度也不甚积极，认为这并不能给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只有把以色列彻底赶出巴勒斯坦，才是问题最佳的和唯一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尽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曾经进行过秘密武器交易，尽管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强硬外交稍有缓和，但是当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以色列还是迅速地把伊朗定性为地区不稳定因素，认为伊朗要趁伊拉克惨败之际追求地区霸权，认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事反以色列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加强了对抗伊朗的力度。以色列不仅逐步强化了与土耳其的军事关系，在1996年签署了让伊朗人大为恼火的《土以军事协议》，而且还一再鼓动美国向伊朗施压， 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和《达马托法》出炉的过程中，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 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更为频繁地指责伊朗支持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要求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特别是在2005年较为激进的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 后，随着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言论的出炉以及伊朗核危机的加剧，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逐步升级。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见到伊以关系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迹象。

五、波斯-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以色列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纵观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有几个特点尤为突出：

一是就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波斯一犹太 民族关系而言，体现更多的是波斯人对犹太人的宽容的统治政策，相比之下，犹太人处于双方关系发展中较为被动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两个民族的 不同发展轨迹使然。公元前538年，波斯人以犹 太人解放者的姿态拉开了二者关系的序幕，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雄踞西亚大地的波斯帝国对犹 太人的统治以及犹太人对此的反应构成了波斯一 犹太民族关系的主轴，二者关系的这一特征也表现在此后伊朗各独立王朝统治时期，比如萨珊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但 是在这几个时期以外，波斯人和处于充满苦难的‘大流散”之中的犹太人一样，也基本丧失了独立 和主权，他们先后生活在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和英、俄（苏）的统治、管辖或侵略之下，这种皆为他人臣民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波斯一犹太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自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极为有限了。

二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特别是在1970年代 以前，以色列在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当以色列完成了建国 的民族夙愿之后，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承认成为其外交工作重点事项之一。为了赢得伊朗的外 交承认，以色列甚至通过美国情报人员行贿伊朗有关官员[14] (p.86)。经过不懈的努力，以色列终 于在1950年3月赢得了伊朗事实上的承认[15]。此后以色列一再呼吁两国建立正常和公开的外交关系。196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写信 给巴列维国王，他在信中直言“以色列和伊朗面 临的紧迫形势需要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但是时下两国间的秘密交往限制了 双边关系的发展。” [16 ](p.58)为了巩固和加强与 伊朗的关系，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梅厄、贝京、达扬、佩雷斯和拉宾等都曾访问过德黑兰，这在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显得尤为 引人注意，也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对伊朗的高度重 视。与以色列相比较，伊朗巴列维国王在发展与 以色列关系方面表现得特别谨慎，这主要是因为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阿以冲突异常严重的 情况下，很多国内穆斯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均不 认同伊朗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进行交 往，认为这是对伊斯兰事业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直至巴列维政权倒台，伊朗和以色列两国都一直 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只是保持着较为默 契的秘密交往。而且，即使巴列维国王在伊以关 系上如此低调，他仍然遭到国内外伊斯兰势力的猛烈抨击，正如后来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 维政权的霍梅尼所言，巴列维国王是犹太复国主 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人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反动 政府的帮凶[17] (p.341)。事实上，巴列维政权对 以色列的承认也是1960年埃及与伊朗断交的一个直接推动因素。面对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对， 巴列维政权在发展与以色列关系时采取低调姿态 也是非常易于理解的。

三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 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显然受到巴勒斯坦 和耶路撒冷问题的严重影响。自19世纪末叶犹太复国主义者掀起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运 动后，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一宗教圣 地就成为世界各地伊斯兰势力共同关注的焦点， 此后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不断加剧以及以色列完全占领耶路撒冷，伊斯兰势力对犹太人 和以色列的憎恶也日甚一日。作为20世纪最著 名的伊斯兰主义者之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 造者霍梅尼对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自然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霍梅尼坚定地认为“耶路撒冷属 于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压迫者，以色列 欺凌他们。因此，我们是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大家应起来消灭以色列，让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从根本上来讲，解放耶路撒冷、铲除以色 列这株毒木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耶路撒冷的问 题并非仅仅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 国家的问题，同时也不仅仅是今天穆斯林面对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穆斯林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 须面对的问题。” [18] 了解霍梅尼的上述观点，再考虑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对伊朗仍然有着无可质疑的巨大影响力的现实，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执行相当激烈 的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了。

四是以色列国际处境的改善不但减少了它对 伊朗的需求，而且加剧了它与伊朗的对抗。事实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取胜后，以色列已经基本摆脱了为生存而战的紧迫局面，之后阿拉 伯国家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或对抗国力迅速 窜升的以色列了。发展至今，以色列已经在阿以冲突中占据了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积极主动性。不仅如此， 在“阿拉伯威胁”日益消失的形势下，自1979年以来一直执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从而大力宣扬所谓的 “伊朗威胁论”，一再鼓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声言要炸毁伊朗的核设施，这使得伊以关系改善的曙光更加难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