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潮的产生根源于时代，自然也就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归于消亡——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速”是也。“民族主义”当然也不例外。
所谓民族主义，一般讲是指将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云：“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可谓民族主义的滥觞。
客观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大于民权时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对有关国家的自立自强，还是起到过推动作用的。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从而建立自己与其他民族飞区别，也因此为确定本民族基本范畴奠定基础，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的共同性——这些，都是一个民族所以称为一个民族的基本要件。因此，当这一思潮十七世纪在英国成型后，即迅速扩展到欧洲、美洲，到了二十世纪,则遍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就其发源地英国而言，因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英国在市民阶级和王权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初步完成民族统一，建立了君主专制国。其间，王权的巩固是这一进展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构建的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当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英国由封建专制君主国逐渐演变为近代民族国家，从此英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制的国家，由此诞生了英国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典型地显示了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形成的统一的市场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对于民族意识的激发作用,其政治思想表现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随后，法国在其启蒙运动中把反对封建专制王权和争取“民主”、“共和”以及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相结合，这成为了在民族主义理论上的突出特征。德国则在中世纪的分裂专制后形成造成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才转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形成了成熟的政治民族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德意志由军事国家普鲁士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这使得德意志民族主义带上了浓厚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色彩,从而使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的特点。从以上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在近代国家的诞生和完成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凝结人心形成共识，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正面作用。
然而，时移世转，当初在国家统一民族自强的响亮口号下高高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在二战之后，尤其是在欧洲统一后，却走进了它日暮途穷的衰落岁月，“谁知万顷繁华地，如今半成瓦砾堆”——谁为之？孰令至之？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厘定。
就理论而言，民族主义的落败首先根植于西方文化中深刻的基督教思想。一部西方文化史，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基督教思想史。而按《圣经》观点，人类若以上帝为父，人类即为兄弟，平等而且自由，谁也不得奴役、压迫、专政、剥削谁，谁也不应该做“代表”让他人拥戴。世界无核心。有之，也只能是以个人为中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天地是上帝的天地，宇宙是天父的宇宙，天下为公，是自然的事。而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新教，更是将这一基督教精神拔高到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就提出“两个国度”即政教分离的原则，核心在于主张政教分离，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宗教自由，从而为这种基督教精神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马丁·路德金在其《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中有所谓“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不言而喻。’我
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从前奴隶的后嗣将能够和奴隶主的后嗣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
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绿洲，充满自由和正义。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今
天，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
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立。今天，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的道路变成坦途，那圣光披露，普照天地。”正是这种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试想：在这种思想主导线，怎么可能有那种将“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民族主义”的存在空间？
其次，民族主义与西方现代社会“人权高于主权”的基本认同背道而驰。“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始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此书中，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
概念。他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产生的，人们只是把人的自然权利转让给整个社会而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因此人民在国家中仍是自由的，
国家的主权只能属于人民。人民主权的原则是：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国家由人民主权者构成，人民主权者才能行使主权；人民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代表
人民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人民主权是不可代表的。同时，人民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的，因为人民主权是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灵魂。中国的启蒙
思想家胡适所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就是对这种“人权高于主权”思想的通俗化表达。在这一思想的狙击之下，那种靠弘扬民族利益强调国家尊严并以此来打压个人空间和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然只能落荒而逃。
从实践上看，民族主义的衰落与首先被“资本无国界”的事实粉碎。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以资本流动为代表的兼并浪潮风起云涌。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兼并规模的世界纪录一次又一次被刷新。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也不讳言，他指出人类之间由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他因此举例“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
成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
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其次，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结果也使得民族主义风光不再。现在公认的结论是：两次世界大战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由于民族主义要求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
忠诚，当这种要求被野心家用来建立具有法权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就极易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从而祸害国家，引起战争。二次大战的祸首希特勒就是
典型例子。当时，德国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败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使得德国不仅割地赔款，还遭受了极为严厉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德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德国人正是在极度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外交屈辱的
困境中，孕育了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这样的时代背景，为时刻声称代表着人民最大利益、代表着国家发展方向的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而打着振兴
民族强盛国家旗号的希特勒就是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纳粹党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一跃成为国会内第一大政党。在1932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议席从12席增至230席。1932年11月，在德国民众和议会的普遍呼声中，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并于次年上台执政，纳粹党也成为执政党，从而为二战爆发奠定基础。
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共识，我们最终看到2003年7月，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欧盟的盟旗、盟歌、铭言与庆典日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根据宪法草案：欧盟的盟旗仍为现行的蓝底和12颗黄星图案，盟歌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铭言为“多元一体”，
5月9日为“欧洲日”，民族主义因此在欧洲宣告式微。
遗憾的是，比西方国家发展晚半拍的中国却至今有人将别人扔进历史垃圾桶的民族主义视若珍宝——这倒令人不禁想起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分子最后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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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屡屡用“民族主义”煽动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不过在互联网时代，这一伎俩已被人识破，所以已经不好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