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问题的学者廉思曾在2010年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书中显示：研究生以上学历“蚁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本科学历也从31.9%上升到49.8%，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步提升。
“以前总觉得研究生应该挺厉害了，一心想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随便问一些人，里面就有好几个研究生。股市不景气，基金、证券公司几乎都不招人”。
记者采访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广东省教育厅于10月25日发布的信息表明：2012年各层次的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初次就业率最低为90.09%，已经持续七年不如专科生。
而在一周前，一条《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视频被众多网站论坛纷纷转发而成为热点话题。视频主人公是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今年研究生毕业后，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回到村里种地。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很多网友在评论中感叹“知识难改命运”。
其实，苗卫芳的遭遇不是孤例。2009年11月26日，上海某名校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她在自杀时曾对母亲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改变。”
硕士为何成“硕蚁”？这背后的社会问题正引发深思。
硕士一毕业就失业？
为了节约开支，王瑞一直都在广州城中村租房，与她同住的还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硕士。这位硕士毕业后也是四处碰壁，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不得不在一家小药企推销产品。
把门锁上，提着行李的王瑞，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曾经与人合租住了3年，位于广州石牌城中村昏暗的屋子，不禁感慨万千，今天她告别这里也意味着告别广州这个大都市。回首过去3年走过的路，一幕幕犹如昨天发生一般清晰：三年前她信心满满地来到广州，然而在大都市的角落，她曾经成了“硕蚁”！
不错，王瑞是硕士，毕业于四川的一所名牌大学的金融系。硕士，曾是高学历的一种标志，“蚁族”，让人想到的是低学历的人群。而如今，这两个原本不搭的词汇却合成了一个词，被网友戏称为“硕蚁”。王瑞是怎样成为“硕蚁”的呢？
王瑞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可毕业后却为找工作犯了愁。她很想在成都的银行就业，但很快她的希望就破灭了，她来自四川的一座边远小城，“在成都没有关系，连银行的门都进不了”。
2009年，王瑞只身到广州，“广州是大都市，发展机会更大，如果银行不行，各种基金、证券公司还有一大把。”这是王瑞来广州的初衷。
起初，怀着雄心壮志的王瑞来到广州。白天，她游走在人才市场的招聘会中，晚上有空就在网上搜索招聘信息，投简历。“广州这个大都市研究生想找份工作应该是容易的，关键是要找一份好工作。”她单纯地认为。
一个月后，王瑞终于等来了一家银行的考试通知。当她欣喜地赶到考场，这才发现，虽然广州的银行是公开招聘，但却成了各大名校的“比武场”，职位百里挑一。王瑞忐忑地参加了笔试，焦虑地等待着结果……
“没想到竟然笔试就落榜了。”王瑞一打听，才知道入围的都是研究生，还有好几个博士，甚至海归。
“以前总觉得研究生应该挺厉害了，一心想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随便问一些人，里面就有好几个研究生。”王瑞告诉记者，在那之后虽然也有过几次应聘经历，但都不了了之。“股市不景气，基金、证券公司几乎都不招人”。
“以前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后来只希望能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接下来的事情以后再说。”王瑞无奈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里找了个会计的工作，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勉强能维持一个月的开销。
为了节约开支，她一直都在广州城中村租房，跟她同住的还有3个年轻人。她没有想到，与她同住的还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硕士。这位叫刘俊的硕士毕业后也是四处碰壁，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不得不在一家小药企推销产品。
“硕蚁”情况或将日趋严峻
“本科毕业的时候看到就业挺困难，就想着读个研究生，一方面缓解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给自己镀镀金。”
其实，近年来，王瑞们的困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率先研究“蚁族”问题的学者廉思曾在2010年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书中显示，廉思和他的团队在全国“蚁族”存在数量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做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807份。与之前一次调查相比，变化最大的是研究生以上学历“蚁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本科学历也从31.9%上升到49.8%，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步提升。
学者廉思认为，这几年，随着考研人数逐年增加，“硕蚁”情况日趋严峻。同时，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在递增。去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140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虽没让人挤破头，但同样让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
“本科毕业的时候看到就业挺困难，就想着读个研究生，一方面缓解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给自己镀镀金。”王瑞告诉记者。廉思调查也显示，这些“硕蚁”大部分是本科就业困难，没想到几年后就业仍然成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蚁族”的年龄与学历向上延伸的趋势值得反思与警醒。
如今王瑞打算离开打拼了3年的广州，回老家发展。“我也不知道父母是否能接受这个现实，但做‘硕蚁’也太可悲了”。然而来自农村的刘俊却说，自己没有退路，咬咬牙在这个大都市生存下来，也许将来会有希望。不过他也心灰意冷地对记者说，靠知识改变命运真的很难啊。
有专家说，这种想法在“硕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关注。否则，读书无用就会真的成为现实，届时，教育价值就会流失，促进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将会闭塞，阶层分化与不公平感随之蔓延，这将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知识改变命运“压力山大”
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
记者采访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当初刚刚踏上社会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太高，总想着自己是研究生，应该找一份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刘俊说，到了现实生活中，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刘俊和大多数“硕蚁”一样都低下了头，从最低层的推销工作干起。
他们的这种状况也与廉思根据他的团队调查的情况一样：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而他们在找工作过程中更注重的就是待遇，他们也愿意从事高强度、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只要能够给予较高的待遇。但是随着“蚁族”的增多，较高待遇的工作也不容易找了。
然而，传统世俗的观点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对于一穷二白的家庭，一个研究生承载了家里想要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
刘俊告诉记者，他家在江西农村，家里为了他上大学省吃俭用，希望他毕业能成为大城市的医生。本科毕业时大城市医院根本就进不去，只能考硕士，但是他硕士毕业后发现家乡地级市医都进不去了，如果回县级医院或者乡镇医院，药理专业用不上且待遇低，自己接受不了家里人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只好“漂”在广州，虽然赚钱只够自己生活，但父母常在乡亲面前炫耀自己儿子是在广州大医药公司做经理，也非常有面子。
“苗卫芳的父亲之所以自杀，也是这种面子思想害的，望子成龙的认识误区让他们认为上了硕士就应该有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罗明忠教授分析，苗卫芳父子所规划的人生之路是：大城市生活，特别能赚钱的工作，要出人头地，但常常事与愿违。
事实上，读研究生如同读小学、念中学、上大学一样，不过是储备知识、打实基础、练就本领的过程，就业成才还要靠胜任实践和适应社会的现实能力。“从苗卫芳的求职经历看，其就业目标只定位于‘铁饭碗’这种挑剔择业的心态正是其就业悲剧的根源所在。”罗明忠说。
他认为，退一步讲，即便是“研究生种地”，也并非简单意义的“回到原点”。“在猪肉价格飞涨的那些日子里，不是曾有大学教授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养猪吗？即便是果真‘种地’，同样可以搞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华农的很多毕业生都从农村最基层干起，现在有不少人成为镇长、县长。”
知识转化为能力技能才能改变命运
市人社局副局长何士林：
曾几何时，“知识就是力量”鼓舞了多少寒门学子发奋读书，跳出农门，即便在包分配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的今天，“高学历”仍然是农村娃改变现状的人生梦想。但是，上学不等于就业，“高学历”不代表有能力，这是人们不得不直面的社会现实。
“我笃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只有社会需求量大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何士林说。
他认为，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对于中国整体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好事，然而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却充满困惑。因为学校固定的培养模式、家长的观念意识、学生的自我定位、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保障力度等，都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定位。“社会是不需要大量的‘历史学硕士’，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厅长、处长，但需要许许多多掌握了技能的人才。但很多人认为读了硕士，厅长、处长的位子就等着我了。”
何士林分析，目前的学校教育偏重于教学生“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却疏于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得好”，使学生们难以养成知识的创新能力。
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教人以社会需要的一技之长。然而现行的教育有时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教育与读书划等号，读书与考试划等号，高分与成才划等号。教育沦为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的灌输。死读书，读死书，让这些“硕蚁”只有知识的累积，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很难在社会和工作中有大的作为。“美国大学生创业率达20%，而中国大学生仅为1%。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学校没有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知识没有转化为能力。”何士林表示。
何士林认为，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情况下，研究生教育还是应该保持精英化，不能过大扩招，“大学就不了业读硕士，硕士就不了业再读博士，但社会需要多少博士呢？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还误人子弟”。
他建议研究生，要有关于人生设计、生涯规划的知识与素养的积累，在学习大量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学会一门技能。
■周刊速评
反思“硕蚁”现象
随着研究生的扩招，“硕蚁”正成为一种带有趋势性的现象。我们看到不仅农村孩子读了硕士找不到理想工作又不愿意回家乡，最后成了“硕蚁”一族，也有不少城市学生拿到硕士文凭高不成低不就，干脆宅在家里，成为啃老的“硕蚁”。
在中国，读硕士往往被解读为通往更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然而我们看在以年均增长20%多速度扩招之后，虚幻的梦想破灭了。
不仅广东省高校研究生就业持续七年低迷。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科研机构发表信息，指出中国研究生的就业出现困境，46.3%的文科毕业生学非所用，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中国的研究生整个招生与培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然众多研究生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无谓地消耗，国家的教育经费被白白浪费。
我国硕士培养目标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论文写作，基本上失去了实践的机会。只是10年前我国的研究生人数还很少，一般研究生毕业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或成为国家公务员。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大跃进，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经相当于10年前本科生的规模，造成研究生做不成研究，而公务员考试“独木桥”淘汰又率高。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研究生的类别有多种，主要是学术型与职业型明确分工，每个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人都有一个明确清晰的个人定位。虽然我国借鉴了他们是职业型研究生培养制度，出现了MBA、法律硕士这种新型的培养学位，但在富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之下，我们的MBA、法律硕士成为学术性研究生的调剂与补充，很多考生在没有实力考上企业管理与法学这些学术型研究生时，不得已花更多的钱读这些门槛更低的专业。而像MPA、教育硕士这些非脱产型的职业型研究生就成为一些高校文科院系创收的主要手段，职业型研究生基本丧失了职业特性，所以研究生就业路非常窄。
一位专家曾说，我们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根本没有做科研。理工科院系由于专业的特点，研究生可以帮导师打个下手，说难听些就是廉价劳动力，而文科的研究生连做廉价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完全处于没有科研可做又失业的状态，除了上与本科生形式相同的课程外就是放羊，大把的时间在网游与韩剧中度过。而大多数人只知道读了研究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本科生们盲目报考研究生。
而那些刻苦的研究生也是做着大致相同、观点陈旧的论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学到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转化为能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时，学到的知识是得不到更大的回报的。
微软公司原全球副总裁、谷歌中国创始人、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认为：“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时候，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时候。学校除了要培养高智商人才之外，还必须培养人品好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及做事能力。否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成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
由苗卫芳毕业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厄来看，他是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可忧虑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许多多只知道写论文的硕士在步入社会之后共同面临的问题。
知识是理性的结晶，理性可以认知世界、改变世界。人们经过后天学习及实践所形成的那些品质，交往能力、表现能力、处理事物的能力，但我们很多硕士读了出来整个人都呆了，这些能力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没有强大的竞争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以前总觉得研究生应该挺厉害了，一心想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随便问一些人，里面就有好几个研究生。股市不景气，基金、证券公司几乎都不招人”。
记者采访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广东省教育厅于10月25日发布的信息表明：2012年各层次的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初次就业率最低为90.09%，已经持续七年不如专科生。
而在一周前，一条《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视频被众多网站论坛纷纷转发而成为热点话题。视频主人公是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今年研究生毕业后，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回到村里种地。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很多网友在评论中感叹“知识难改命运”。
其实，苗卫芳的遭遇不是孤例。2009年11月26日，上海某名校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她在自杀时曾对母亲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改变。”
硕士为何成“硕蚁”？这背后的社会问题正引发深思。
硕士一毕业就失业？
为了节约开支，王瑞一直都在广州城中村租房，与她同住的还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硕士。这位硕士毕业后也是四处碰壁，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不得不在一家小药企推销产品。
把门锁上，提着行李的王瑞，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看曾经与人合租住了3年，位于广州石牌城中村昏暗的屋子，不禁感慨万千，今天她告别这里也意味着告别广州这个大都市。回首过去3年走过的路，一幕幕犹如昨天发生一般清晰：三年前她信心满满地来到广州，然而在大都市的角落，她曾经成了“硕蚁”！
不错，王瑞是硕士，毕业于四川的一所名牌大学的金融系。硕士，曾是高学历的一种标志，“蚁族”，让人想到的是低学历的人群。而如今，这两个原本不搭的词汇却合成了一个词，被网友戏称为“硕蚁”。王瑞是怎样成为“硕蚁”的呢？
王瑞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可毕业后却为找工作犯了愁。她很想在成都的银行就业，但很快她的希望就破灭了，她来自四川的一座边远小城，“在成都没有关系，连银行的门都进不了”。
2009年，王瑞只身到广州，“广州是大都市，发展机会更大，如果银行不行，各种基金、证券公司还有一大把。”这是王瑞来广州的初衷。
起初，怀着雄心壮志的王瑞来到广州。白天，她游走在人才市场的招聘会中，晚上有空就在网上搜索招聘信息，投简历。“广州这个大都市研究生想找份工作应该是容易的，关键是要找一份好工作。”她单纯地认为。
一个月后，王瑞终于等来了一家银行的考试通知。当她欣喜地赶到考场，这才发现，虽然广州的银行是公开招聘，但却成了各大名校的“比武场”，职位百里挑一。王瑞忐忑地参加了笔试，焦虑地等待着结果……
“没想到竟然笔试就落榜了。”王瑞一打听，才知道入围的都是研究生，还有好几个博士，甚至海归。
“以前总觉得研究生应该挺厉害了，一心想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随便问一些人，里面就有好几个研究生。”王瑞告诉记者，在那之后虽然也有过几次应聘经历，但都不了了之。“股市不景气，基金、证券公司几乎都不招人”。
“以前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后来只希望能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接下来的事情以后再说。”王瑞无奈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里找了个会计的工作，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勉强能维持一个月的开销。
为了节约开支，她一直都在广州城中村租房，跟她同住的还有3个年轻人。她没有想到，与她同住的还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硕士。这位叫刘俊的硕士毕业后也是四处碰壁，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不得不在一家小药企推销产品。
“硕蚁”情况或将日趋严峻
“本科毕业的时候看到就业挺困难，就想着读个研究生，一方面缓解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给自己镀镀金。”
其实，近年来，王瑞们的困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率先研究“蚁族”问题的学者廉思曾在2010年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书中显示，廉思和他的团队在全国“蚁族”存在数量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做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807份。与之前一次调查相比，变化最大的是研究生以上学历“蚁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本科学历也从31.9%上升到49.8%，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步提升。
学者廉思认为，这几年，随着考研人数逐年增加，“硕蚁”情况日趋严峻。同时，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在递增。去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140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虽没让人挤破头，但同样让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
“本科毕业的时候看到就业挺困难，就想着读个研究生，一方面缓解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给自己镀镀金。”王瑞告诉记者。廉思调查也显示，这些“硕蚁”大部分是本科就业困难，没想到几年后就业仍然成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蚁族”的年龄与学历向上延伸的趋势值得反思与警醒。
如今王瑞打算离开打拼了3年的广州，回老家发展。“我也不知道父母是否能接受这个现实，但做‘硕蚁’也太可悲了”。然而来自农村的刘俊却说，自己没有退路，咬咬牙在这个大都市生存下来，也许将来会有希望。不过他也心灰意冷地对记者说，靠知识改变命运真的很难啊。
有专家说，这种想法在“硕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关注。否则，读书无用就会真的成为现实，届时，教育价值就会流失，促进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将会闭塞，阶层分化与不公平感随之蔓延，这将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知识改变命运“压力山大”
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
记者采访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当初刚刚踏上社会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太高，总想着自己是研究生，应该找一份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刘俊说，到了现实生活中，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刘俊和大多数“硕蚁”一样都低下了头，从最低层的推销工作干起。
他们的这种状况也与廉思根据他的团队调查的情况一样：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而他们在找工作过程中更注重的就是待遇，他们也愿意从事高强度、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只要能够给予较高的待遇。但是随着“蚁族”的增多，较高待遇的工作也不容易找了。
然而，传统世俗的观点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对于一穷二白的家庭，一个研究生承载了家里想要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
刘俊告诉记者，他家在江西农村，家里为了他上大学省吃俭用，希望他毕业能成为大城市的医生。本科毕业时大城市医院根本就进不去，只能考硕士，但是他硕士毕业后发现家乡地级市医都进不去了，如果回县级医院或者乡镇医院，药理专业用不上且待遇低，自己接受不了家里人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只好“漂”在广州，虽然赚钱只够自己生活，但父母常在乡亲面前炫耀自己儿子是在广州大医药公司做经理，也非常有面子。
“苗卫芳的父亲之所以自杀，也是这种面子思想害的，望子成龙的认识误区让他们认为上了硕士就应该有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罗明忠教授分析，苗卫芳父子所规划的人生之路是：大城市生活，特别能赚钱的工作，要出人头地，但常常事与愿违。
事实上，读研究生如同读小学、念中学、上大学一样，不过是储备知识、打实基础、练就本领的过程，就业成才还要靠胜任实践和适应社会的现实能力。“从苗卫芳的求职经历看，其就业目标只定位于‘铁饭碗’这种挑剔择业的心态正是其就业悲剧的根源所在。”罗明忠说。
他认为，退一步讲，即便是“研究生种地”，也并非简单意义的“回到原点”。“在猪肉价格飞涨的那些日子里，不是曾有大学教授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养猪吗？即便是果真‘种地’，同样可以搞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华农的很多毕业生都从农村最基层干起，现在有不少人成为镇长、县长。”
知识转化为能力技能才能改变命运
市人社局副局长何士林：
曾几何时，“知识就是力量”鼓舞了多少寒门学子发奋读书，跳出农门，即便在包分配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的今天，“高学历”仍然是农村娃改变现状的人生梦想。但是，上学不等于就业，“高学历”不代表有能力，这是人们不得不直面的社会现实。
“我笃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只有社会需求量大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何士林说。
他认为，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对于中国整体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好事，然而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却充满困惑。因为学校固定的培养模式、家长的观念意识、学生的自我定位、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保障力度等，都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定位。“社会是不需要大量的‘历史学硕士’，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厅长、处长，但需要许许多多掌握了技能的人才。但很多人认为读了硕士，厅长、处长的位子就等着我了。”
何士林分析，目前的学校教育偏重于教学生“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却疏于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得好”，使学生们难以养成知识的创新能力。
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教人以社会需要的一技之长。然而现行的教育有时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教育与读书划等号，读书与考试划等号，高分与成才划等号。教育沦为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的灌输。死读书，读死书，让这些“硕蚁”只有知识的累积，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很难在社会和工作中有大的作为。“美国大学生创业率达20%，而中国大学生仅为1%。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学校没有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知识没有转化为能力。”何士林表示。
何士林认为，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情况下，研究生教育还是应该保持精英化，不能过大扩招，“大学就不了业读硕士，硕士就不了业再读博士，但社会需要多少博士呢？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还误人子弟”。
他建议研究生，要有关于人生设计、生涯规划的知识与素养的积累，在学习大量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学会一门技能。
■周刊速评
反思“硕蚁”现象
随着研究生的扩招，“硕蚁”正成为一种带有趋势性的现象。我们看到不仅农村孩子读了硕士找不到理想工作又不愿意回家乡，最后成了“硕蚁”一族，也有不少城市学生拿到硕士文凭高不成低不就，干脆宅在家里，成为啃老的“硕蚁”。
在中国，读硕士往往被解读为通往更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然而我们看在以年均增长20%多速度扩招之后，虚幻的梦想破灭了。
不仅广东省高校研究生就业持续七年低迷。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科研机构发表信息，指出中国研究生的就业出现困境，46.3%的文科毕业生学非所用，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中国的研究生整个招生与培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然众多研究生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无谓地消耗，国家的教育经费被白白浪费。
我国硕士培养目标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论文写作，基本上失去了实践的机会。只是10年前我国的研究生人数还很少，一般研究生毕业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或成为国家公务员。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大跃进，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经相当于10年前本科生的规模，造成研究生做不成研究，而公务员考试“独木桥”淘汰又率高。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研究生的类别有多种，主要是学术型与职业型明确分工，每个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人都有一个明确清晰的个人定位。虽然我国借鉴了他们是职业型研究生培养制度，出现了MBA、法律硕士这种新型的培养学位，但在富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之下，我们的MBA、法律硕士成为学术性研究生的调剂与补充，很多考生在没有实力考上企业管理与法学这些学术型研究生时，不得已花更多的钱读这些门槛更低的专业。而像MPA、教育硕士这些非脱产型的职业型研究生就成为一些高校文科院系创收的主要手段，职业型研究生基本丧失了职业特性，所以研究生就业路非常窄。
一位专家曾说，我们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根本没有做科研。理工科院系由于专业的特点，研究生可以帮导师打个下手，说难听些就是廉价劳动力，而文科的研究生连做廉价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完全处于没有科研可做又失业的状态，除了上与本科生形式相同的课程外就是放羊，大把的时间在网游与韩剧中度过。而大多数人只知道读了研究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本科生们盲目报考研究生。
而那些刻苦的研究生也是做着大致相同、观点陈旧的论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学到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转化为能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时，学到的知识是得不到更大的回报的。
微软公司原全球副总裁、谷歌中国创始人、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认为：“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时候，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时候。学校除了要培养高智商人才之外，还必须培养人品好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及做事能力。否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成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
由苗卫芳毕业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厄来看，他是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可忧虑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许多多只知道写论文的硕士在步入社会之后共同面临的问题。
知识是理性的结晶，理性可以认知世界、改变世界。人们经过后天学习及实践所形成的那些品质，交往能力、表现能力、处理事物的能力，但我们很多硕士读了出来整个人都呆了，这些能力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没有强大的竞争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